［摘 要］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情”往往被“知”（逻辑抑或理性）所专揽，将“努斯”“理念”“绝对精神”等概念作为更基本的哲学范畴。然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情”往往以“性”为限度，以“本体”“天道”“道德理性”等概念作为更基本的哲学范畴。方东美的生命本体哲学以其上下双回向的蓝图，破解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来的挑战。在上下双回向的蓝图中，既有提升受原始评价性态度影响的生命精神的上回向要求，亦有落实掌握评价性真理的实践精神的下回向央浼。因之，关于方东美“情境”关系的辨析可以很好地回应进化论揭穿论证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方东美；情境；生命本体哲学；进化揭穿论证
西方哲学传统往往强调“理”对“情”的绝对统摄地位，常将“情”从理性认知活动中摒弃排除。中国哲学传统历来重视感性的情感活动中存有的特定的“理”的问题，亦即“情理圆融”抑或“以情调理”的问题。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知之者”“好之者”与“乐之者”的三者关系中，可见孔子的“情理圆融”的思想倾向。墨子曰：“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蠡测墨子之言论，其更是将“爱”之“情”当作治国之良方。庄子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庄子·天运》）。庄子认为圣人不啻顺应自然之规律，亦应洞达万物之情。然而儒道墨并非“仁义统一”抑或“情理圆融”的肇始者，而是承袭了中国远古以来的流风遗韵。
· 2014—2018年，完成其他厂房建设，包括六氟化铀生产车间、公用事业设施、四氟化铀贮存车间，流出物处理车间；
方东美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其所建立的生命本体哲学有着进化论的色彩，因而，亟须回应Street的进化揭穿论证所带来的挑战，以证成其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对方东美“情”与“境”之关系的考察，其人生历程的三层结构能较好地回应Street反价值实在论的进化揭穿论证。方东美的生命本体哲学并未郁结于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和形而上的理念世界，而是从形而中的生活世界出发，意在对生命价值进行肯定。方东美将“生命”视为自己哲学的根本范畴，以“生命”为本体至真之境，并认为“生命”这种“新颖的现象”[8]（p136）自身就有价值。“生命的领域里没有一件东西是无意义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意义。”[8]（p26）“凡能增加我们的生命力，拓展我们的生命欲，使之美化者，都是良好的现象。”[8]（p149）方东美认为诗人和哲人受到了三种近代科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致命的打击，但依然坚信罪的意识应当被至诚明的良知意识所克服。方东美可以接受Street所言进化过程会影响人类原态度（proto-attitude）的讲法，但拒绝接受她的结论：把评价性真理的内容完全化约成人类原态度的演化。“漫把人性裂为原始的质素，遂谓人性只是这些质素，真所谓‘后儒以理杀人……死矣，更无可救矣’！”[8]（p154）方东美肯定评价性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也认定评价性真理的内容与原态度有关，但并不依赖于人类原态度。
一、Street进化揭穿论证
2006年Sharon Street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上发表的《价值实在论者之达尔文式困境》（A Darwinian Dilemma for Realist Theories of Value），在进化伦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再次映现了东西方关于“性情”与“知情”的两个范式之争。根据进化论的观点，生物有机体把生存和繁衍作为重要的使命，而我们的评价判断系统亦受到直接抑或间接的进化力量的影响。为此，价值实在论者需要解释评价性真理为何具有如此“绝对”的地位。进化揭穿论证试图表明，进化力量对人类评价性判断的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有独立于立场的“评价性真理”或“道德真理”的存在，因而，对“价值”或“道德”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Street进化揭穿论证包括一个前提，两个视角，三个异议。达尔文困境的前提是：自然选择的力量对人类评价判断的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认为在塑造人类价值的内容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即自然选择的力量），这样我们的评价判断系统就完全被进化的影响所浸透。Street认为达尔文式的选择性压力对人类评价判断内容的影响最好被理解为间接的。最合理的情况是自然选择对她所说的“更基本的评价倾向”（more basic evaluative tendencies）有着巨大的直接影响，而这些基本的评价倾向反过来又对我们的评价判断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其他的因果条件也可以对我们的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生物。因此，Street认为人类道德判断的内容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间接影响，不过仍然是巨大的），在自然选择的力量下，我们的道德判断系统充满进化的影响。
Street试图通过揭示评价性判断在进化起源上的非循真性来否认评价性判断对应于评价性真理的可能性。而在方东美上下双回向的蓝图中，既有提升受原始评价性态度影响的生命精神的上回向要求，亦有落实掌握评价性真理的实践精神的下回向央浼。方东美认为道德真理可以与人类原始的评价态度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这种情况只是处在第三组（高贵人、神性人、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中。方东美认为道德真理也可以符合人类原始的评价态度，但这种情况只是处在第一组（自然人、活动人、理智人）中，所以道德真理依然可以独立于人类的态度。
敏感设备的敏感程度与电压暂降的影响密切相关。不同的用电设备或负荷对于同一电压暂降的耐受程度不同，因此不同的设备应当采用不同的敏感曲线。不同的敏感曲线由制造业的垄断联盟所规定，各大公司常采用的曲线有：ITIC曲线、SEMIF47曲线、接触器类设备敏感曲线、变频驱动类设备敏感曲线[12，25]。
文章从纸张干燥机理与过程建模、模型传热与传质系数的确定方法、纸张干燥过程智能模拟技术，这3个方面介绍了纸张干燥过程建模与智能模拟技术的研究进展。造纸前辈们在纸张干燥机理模型以及基于机理模型的模拟软件开发方面，取得了众多重要成果，但若以助力造纸工业转型升级并实现智能制造作为远大目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深入研究、完善。
Street在最后列举了三个可能的反对意见：价值自然主义的异议、副产品假说异议和独立性价值真理异议。关于价值自然主义者的异议，Street认为价值自然主义者同样会面临达尔文困境。副产品假说认为人类掌握道德真理的能力并不是出于自身的选择，而是基于其他能力（如道德理性）的增长，然而，Street认为副产品假说同样面临达尔文两难困境。在否定的视角下，道德理性能够准确地把握实在论者假设的那种道德真理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肯定的视角下，实在论者又难以解说道德理性如何独立地掌握道德真理。关于“痛苦”的恶作为一种独立性道德真理，实在论者认为痛苦本身即是一种评价事实，不受我们所有评价态度的影响。关于“痛苦”的恶作为一种独立性道德真理，Street认为会面临“痛苦困境”。如果将疼痛定义为感觉加上对感觉的未经考虑的评价反应，那么这种情况将再次回到前面提到的适应性假说困境。因此，Street最终回到了反实在论的立场，即认为道德真理受到了进化力量直接抑或间接的影响。面对Street所带来的挑战，相继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刘纪璐教授通过建立一种二层架构的方法回应进化揭穿论证所带来的挑战。她将人类的原始的评价性倾向解释为进化适应的结果，而将循真性赋予特殊的道德专家。这种二层架构的回应方式，同时含摄了“适应性”（普通人的原态度）和“循真性”（圣人的认知提升）①笔者认为刘纪璐教授的二层次的建构不构成对Street论证的真正挑战。一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建构造成了一种人格的割裂和真空带，既在原态度人和圣人之间的割裂和真空，现实中有大量的境界不同的普通人，他们有时候为善有时为恶。另一方面，达尔文挑战主要是针对非自然主义的价值实在论，而不是自然主义的价值实在论。刘纪璐教授以儒家自然主义的价值实在论来回应达尔文挑战，并无说服力。。徐向东教授通过对适应（adaptation）和适应性（adaptiveness）加以区分，来回应乔伊斯等人。例如，具有“适应性”的行为（有助于人类生存和繁殖的行为），我们不一定能够“适应”②徐向东教授通过对适应（adaptation）和适应性（adaptiveness）的区分，确立了道德规范和我们服从它们的理由之间的实践上的必然联系，而不是一种逻辑上或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张子夏博士后认为“基础主义解决方案”“第三因解决方案”“同罪论证解决方案”三种方案都有瑕疵，他通过对“第三因解决方案”的修正以回应进化揭穿论证的挑战。他认为达尔文式困境的核心挑战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要求实在论者解决“反事实巧合”问题③张子夏博士后以“提及物种”的方式来解决“反事实巧合”问题。首先笔者认为“提及物种”方案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其次，笔者认为张子夏修正后的“第三因解决方案”应归于Street所说的“副产品（能力C）方案”，同样面临达尔文困境。而且，笔者认为“反事实巧合”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对进化揭穿论证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因为，在偶然或者普遍的情况下，人类进化历史都可以恰好为我们装备真评价性判断，我们依然没有理由相信有独立于立场的“评价性真理”或“道德真理”的存在。。
二、“性情”与“知情”
中国哲学传统中关于“性情”问题的解决进路，为应对Street所带来的挑战提供了丰富了智识资源。方东美希冀通过中国哲学传统中“性情之辨”问题的进路，破解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中国哲学传统历来重视感性的情感活动中存有的特定的“理”的问题，亦即“情理圆融”抑或“以情调理”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情”往往被“知”（逻辑抑或理性）所专揽，以“努斯”“理念”“绝对精神”等概念作为更基本的哲学范畴。然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情”往往以“性”为限度，以“本体”“天道”“道德理性”等概念作为更基本的哲学范畴。新儒家中方东美、梁漱溟、朱谦之等人以生命哲学中的“性”挑战“知”的主导地位，这为达尔文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
“性”与“情”之纠葛在先秦诸子中已有映现，亦常在“阴阳”“本末”“未发已发”中进行展开讨论。先秦儒学中已有“性”与“情”的相关概念，至汉代儒学出现了“性善情恶”与“性体情用”两说，至宋明儒学发展为“性情之辨”的问题。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性情之辩”建基于融贯型思维模式之上，意即在人性整体中思考与忖量“情”的问题。先秦诸子不啻肯定“情”的存在之必要性，同时，“情”的“负价值”亦在与“性”的纠葛中被点化为“非价值”抑或“正价值”。
我们过去的公民教育是：不要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拣好的说就是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错了，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不光是说这个国家好叫爱国，指出这个国家和政府运作过程中的毛病也是爱国，一定程度上讲是更爱国。——崔永元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容纳这种声音，让这种声音发出来。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可见，孔子所言之“仁”亦是肇始于“亲亲之情”的“孝悌”。孟子又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里孟子所言“亲亲”与“敬长”亦是“亲亲之情”的“孝悌”。荀子亦将“性情”直接关涉人之利欲，借由“虚壹而静”的“养心、诚心、治心”的理路，以达“大清明”之状态。北宋的张载说：“心统性情者也。”[1]（p374）这里“心”所统的对象即“性”与“情”。随后朱熹以“心兼性情”与“心主性情”进一步完善了“心统性情”。在朱子那里从未发已发的角度论“性情”，仁义礼智之性是未发，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是已发。朱子认为“性”无形影可以摸索，惟“情”乃可得而见。因而，朱子以已发之“情”论证未发之“性”，即以四端之情的已发呈现仁义礼智之性的实在。可见，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关于“情”的讨论常在“性情之辩”中进行把握，进而就遏抑了“知情”问题可能带来理论困境。
然而“知”与“情”之纠葛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却是源远流长的问题，并常对“情”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知”与“情”之纠葛在古希腊已有讨论，认为“知”主导并规定着“情”。在此种理性主义框架之下，绵延的生命成了可以用科学计量的对象。柏拉图认为“激情”具有肉身性，若无“知”的规范与主导很容易陷入虚假的世界。亚里士多德同样指出，“我们说一个人被感情‘感动’，可是对于德性与恶，我们则不说他被‘感动’”[7]（p46）。以人性中“知”的部分主导人性中“情”的部分，此种“分离主义”的思维模式更是加剧了两者的隔膜与紧张。尽管，休谟、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等人重新审视“知”与“情”的关系，然而“知”（知性、逻辑、理性）的主导地位始终并未曾撼动。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性情”问题是以“和谐”“融贯”为特征。正因为如此，方东美认为只有以“机体主义”的融贯型思维模式，才能解决西方哲学中的“知情”问题。
三、“创造情感”与“绝美境域”
在衡“情”度“理”之中，不仅毗连了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亦打通了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同时，使得“情感”和“理智”成了一个和谐的连续体。“知识诚可以对镜照理、考核智符，但仅凭理智，不能生情，情亏而理亦不得不支离灭裂、渐就枯萎矣。”儒家的忠恕，道家的慈惠，墨家的兼爱，皆是在衡“情”度“理”中展开。方东美借由衡“情”度“理”，消解西方认识论中“情感”与“理智”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方东美这个结合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包含内在潜能与人格提升的道德架构，有力的回应了由科学的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然而，囿于时（传统与现代）空（中西方）的限制，在方东美所构建的生命本体哲学体系中依然缺乏认知系统的整全考量，即怠忽了“理性”在道德判断中所应有的地位。
而受自然选择力量影响的评价性判断的内容和实在论者言及的独立性评价真理之间，要么是肯定的视角，要么是否定的视角。首先，我们采取否定的视角，即认为受自然选择力量影响的评价性判断的内容和实在论者的独立性评价真理之间没有关系。此时就像我们出发到百慕大群岛，让船的航向由风和潮汐决定，而风和潮汐的推动与我们想去的地方无关。这就会产生难以置信的道德虚无主义倾向：我们的道德判断几乎都是偏离轨道的，因为我们的道德判断系统被揭示为受到了自然选择力量的巨大影响。然而，可能有人会反对得出道德虚无主义倾向的结论，认为我们的道德判断系统还受到理性思考的影响。但是Street认为理性反思必须从一定的评价立场出发，必须在一定的评价前提下进行，必须把一些固定的、暂时的评价性判断作为其他评价性判断的参考。然而这些立场、前提、原始评价，同样受到了浸透和污染。因此，根据Street的论断，我们大多数的道德判断很可能仍然是错误的。其次，如果采取困境的肯定视角，那就是声称自然选择的运作与实在论者所假定的独立性评价真理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系，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循真性关系。我们可以获得真正的道德判断内容，因为我们具有跟踪道德真理的能力。然而Street认为循真性假说（tracking account）和其他有竞争的科学假说相比并没有优势，比如适应性假说（adaptive link account）。为什么我们倾向于判断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而不是毫无价值的？诸如此等问题适应性都假说都能给出很好的答案，而循真性除了重申这些道德判断是正确的以外，并没有增加我们对为什么我们拥有它们的理解。根据Street的论断，我们看到无论道德判断的内容与实在论者言及的独立性道德真理之间采取何种视角，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有独立于立场的“评价性真理”或“道德真理”的存在。
方东美认为“境”的认识是哲学重要的心理起因和历史起因。方东美将人类知识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神话、常识、真理（科学与哲学）。由神话到理性，主观上利进人生，客观上推进了哲学。在方东美设计的理想文化的蓝图中，“以物质世界为基础，以生命世界为上层，以心灵世界为较上层”[10]（p14），然后去追求更高的意义、价值和理想。因之，“境”的认识和“情”的蕴发，是人类获得系统概念与说明（评价性真理）的必要结合。
境的认识是僵滞无序的，仍无法感悟创进的宇宙和活跃的人生，亦不能实现生命精神的超拔。方东美认为所谓的大思想家贵于以同情了解的精神，来把握他所接触的现实世界。情是由“感”而生的，见是一种重要的感。囿于“闻见之知”的限制，应当讲求知识的提升以及价值的精进，才能实现生命的理想。价值上的忖量离不开“情”的蕴发。方东美所说的“情”是在广义上的，即除去冷酷的理智活动以外都是情，并非局限于道德情感：“我们所谓情，乃是指那些人生的欲望、人生的冲动、人生的要求。”[8]（p22）方东美的“情”是充实立体的，亦有着不同层次的境界，激劝人类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慰勉人类向更高层次的境界追进。
（一）境的认识
事理上的把握离不开对“境”的认识。方东美将邵雍称为“笑”的哲学家，而将程颐称为“哭”的哲学家，正是因为前者能够正视和接纳现实世界而心境开朗乐观。正是基于“境”的认识，我们才能避苦就乐与避繁就简，在纷乱的世界里探寻整秩的伦脊和线索，在烦琐纷变的事物中安放自由的心灵。方东美在演讲中多次提及李白《赠僧崖公》中的诗句“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意即强调基于“境”的认识，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基础。方东美认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正是以耳目口鼻的“闻见之知”为起点，逐渐提升为“德性之知”，从而把生命活动提升至道德世界之中。“即物而穷其理”是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正当而重要的发展方式，而“‘理’不是“天理”，而是‘物理’”[9]（p213）。
（二）情的蕴发
身材削瘦的女生建议选择宽大的毛衣，可以增添整体饱满感。如果身材本身是瘦的，但可能会有点小肚子的女生，也不必发愁，选择一款宽大的毛衣，就可以很好地遮盖小肚子了；瘦小又肩窄的女生也适合宽大的毛衣，可以增加肩膀的厚度，不会看起来很弱小，并且宽大的版型也更保暖。另外，穿宽大的毛衣可以露出小细腿，不仅保暖更显瘦。
（三）理（境）是情的符号
境的认识属于理的层面，讨论“情”与“境”的关系，即是讨论“情”与“理”的关系。“情”与“境”是个连续体，因而“情”与“理”亦是个连续体。方东美认为“正心”“尽性”“诚意”与“致知”是属于“理”的生活，而“存心”“养性”“达情”与“遂欲”是属于“情”的生活，而“情”与“理”的生活交融互摄，进而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道德人格。“境之中有情，境之外有情。”[8]（p15）情中有境，才能察觉事物的脉络与线索，进而穷物之理。境中有情，才能敬生、达生、乐生，进而尽人之性。若理非自情出，必将失之正鹄。近代欧洲悲剧的哲学正是因其“情”与“理”异趣，遂物我参差，趋于虚无。而希腊初期精粹的哲学思想，即“情”之所钟与“理”之所注，因而可以体合生命之径向。
人生的欲望、冲动与要求等方面的错乱，同时亦会映现在事物的质相、结构与逻辑之上。方东美认为宇宙中没有孤立的系统，任何变化必然会在其他系统里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即“同情的感召”。生命的创进须以“境的认识”为其基础，而“境的认识”又处处彰显着人类生命欲的色彩。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历来是一套机体主义思想模式的生命哲学，特别注重生命的情趣。可见，“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在方东美的生命本体哲学体系中并非是对等的关系，而是强调“情的蕴发”的优越性和支配性。“情”是实现生命不断创进的内在动力，亦是忖量价值的重要标准，慰勉人类生命地位、生命成就、生命价值的不断提升。“境的认识”为人类价值判断提供依据和手段，而“情的蕴发”才能使人类精神生活拾级而登。
与柏拉图回忆说不同，中国先哲是以“忘”训“知”，希冀以“理”为起点拾级而登，以其所忘界辅其能忘界。对价值理想的向往和注重，使得肉体与灵魂之间，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间，以及真、善、美之间得以赓续连贯。“境”认识与“情”的蕴发所结合的思维模式，使得人与一切万有交融互摄，形成了一个旁通统贯的系统。“情”的问题历来备受中国哲学家所关注和争论，在中国古代的心本体和理本体中就有显现，在中国近代的“科玄论战”之中讨论的尤为激烈，然而各家始终未能有效的解决“情感”和“理智”之间的矛盾。诚意致知可以达“理”，达情节欲可以养“生”。方东美坚信罪的意识应当而且可以被至诚明的良知意识所克服，认为西方人的性恶论不过是囿于宗教原罪说，亦认为以荀子为代表的“情恶论”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方东美认为宋儒的思想固执于把握理性，无论是思辨的理性、超越的理性、神圣理性、自然理性抑或是人类理性，其生命情调势必是萎缩性的。
冯友兰先生讲评价性真理受制于“道德底理性”与“理智底理性”的双重规定，进而怠忽了“情”的积极意义：“情与理遇，即如冰雪与日光遇，不期融化而自然融化。”[6]（p412）熊十力先生讲评价性真理执着于道德本心的探求，而怠忽于真、善、美的统一：“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除此以外，几乎皆是科学的领域。”[5]（p14）朱谦之先生讲评价性真理依赖于人类由进化影响而形成的原始评价态度：“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浑然亲长一体的，就是浑然天地万物一体的‘真情之流’。”[4]（p118）梁漱溟先生讲评价性真理仍然偏执于道德情感：“‘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3]（p455）基于西方哲学的系统训练和深刻认识，汲取中国哲学传统中关于“性情”问题的智识资源，方东美宏阔的背景视域使其得以突破狭隘的“卫道”因循，有力的回应了Street等人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四、感性、知性抑或理性
方东美首提“创造情感（creative emotion）”[9]（p68）一词，希冀借由“创造情感”将“负价值”点化为“非价值”以至“正价值”，并将罪恶的世界转化成为纯美之境域。与传统儒家更关心价值论和本体论问题不同，方东美亦关心认识论的问题。根据道德心理学家基斯·斯坦诺维奇（Keith E.Stanovich）双认知系统理论模型，人类存在两个认知系统，即系统1（System 1）和系统2（System 2）。系统1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快速的、非自主性的认知系统。系统1是无意识的推理，即推理过程并不在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呈现。而系统2是有意识的推理，即推理过程在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呈现。系统2是人类所独有的、慢速的、自主性的认知系统。极富先见的是，在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未曾片面的否定理智的方式，也并不偏执本能的方式，而是主张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态度，这就进一步的为Street提出的达尔文式困境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
方东美的生命本体哲学的最终旨归就是养“情”的问题，而方东美的“情”又不仅仅是儒家的“道德情感”，而且是一种“感性”和“知性”之情，遗憾的是怠忽了“理性”之情。方东美始终把情感生命的提升看作首位，认为“哲学意境内有胜情，无情者止于哲学法门之外”[11]（p110）。方东美心中的人生历程有九个层次，由低而高依次是：第一组的三项是自然人、活动人、理智人；第二组的三项是艺术人、道德人、宗教人；第三组的三项是高贵人、神性人、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
蠡测方东美的三组九层人生历程，从第一层“自然人”到第九层的“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情”的因素所占比例逐渐的递增。第一组可谓“无情组”，第二组可谓“有情组”，第三组可谓“至情组”。高贵人、神性人以及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所呈现更多的是超越性和无限性，而不是神性和宗教性。而最高层的“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与其说是“正式的皈依佛教”，不如说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和一种“至情”的生命形态。方东美所强调的是一种泛神论的神，“实乃以理性解说之哲学上的神”[11]（p280）。“知天”是为了更好的“尽心”，“事天”是为了更好的“存心”。因而，可见逐渐的“养情”，进而使人生无限的提升成为可能。
方东美认为，“到达真理的那一条路就不是平常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而是综合性、直觉性的智慧”[12]（p540）。方东美以“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或“玄之又玄的奥秘”，说解人生历程的最高峰。这个词的拉丁文“Deus absconditus”，有“被隐藏起来的”和“绝非人类的语言及理智所能衡度”之意。可见，方东美所说的人生历程的顶峰，借由“感性”和“知性”即可以通达。方东美先生所言之“情”可能由于缺乏对理性知识的高度关注而受到指责。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方东美先生肯定了评价性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也认定评价性真理的内容并不依赖于由进化影响而形成的原始评价态度。
五、结语
1.3.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感冒消炎片20片，精密称定，研细，称取约0.5 g，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0.5%甲酸溶液100 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30min，冷却，再称定重量，以0.5%甲酸溶液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2mL置10mL量瓶中，精密加入内标溶液1 mL，加0.5%甲酸溶液定容，摇匀，0.22μm微孔滤膜过滤，得供试品溶液。
学生译文：In order to suit the need for future work,students must grasp some skills.
我们提出将单层的荧光颗粒修饰在凝胶基底的表面，代替了传统的将多层荧光颗粒三维分布于凝胶基底内部的方法。采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荧光模式，沿Z轴方向由下而上寻找荧光颗粒的最下层，然后间隔0.4μm逐层扫描至荧光颗粒的最上层。同一时刻，共采集8层荧光图像作为三维散斑图像，Z方向深度降低到3.2μm，远远低于传统方法(几十微米)[20,28]，有效地降低了光毒性对细胞的伤害。由于细胞迁移会引起荧光颗粒沿Z轴方向的运动，因此，为了得到全场荧光颗粒的位置信息，沿Z方向采集的范围大于荧光颗粒本身的直径。
Street认为进化过程塑造了人类的评价态度，而如果我们有一套不同的评价态度，我们就会有一套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根据方东美的三组九个人生历程来看，即使我们有一套不同的评价态度，由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引导，也并不会产生另一套价值判断。Street指出价值实在论无法避免用我们现有的价值观来鉴定价值真理。然而，方东美的生命本体哲学的优势在于价值的客观性不是建立于人类现有的价值判断上。具体来说，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价值的客观性是建立于现在和未来具有较高境界的人类社会。从人类个体的发展来说，价值的客观性是建立于高贵人、神性人以及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中的人。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在人类的现有价值判断中寻找绝对性的道德法则或是普遍性道德真理。即使我们现在并未寻找到绝对性的道德法则和道德真理，道德真理与价值的存在仍然是客观真实的。
在方东美的生命本体哲学中，将“生命”视为第三种“新颖的现象”[8]（p136）。基于“情境”关系之独特见解，方东美形成的三组九个人生历程可以很好地回应进化揭穿论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以捍卫“价值”抑或“道德”之地位。笔者将方东美的三组人生历程，分别称之为“无情组”“有情组”和“至情组”，以回应Street所谓的达尔文两难困境。
第一组（无情组：自然人、活动人、理智人）：无情组可以用Street所言的“适应性”进行解说。自然是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人类原始态度必然受进化力量的影响。此时，我们追寻的并不是“真理”，追寻的只是对于生存的“有用”。此时的“真”不是真正的“真”。—般人与生俱有的原始评价性态度可以被视作是进化适应的结果，但这种原态度本身具有善的内在潜能。我们“必先根据科学认清人类所寄托的客观环境是些什么，然后才能欣赏人生之意义与价值”[8]（p24），但是此时的价值真理并不只是自然进化而来的原始评价态度的总和，因为，还要受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导向。在“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追寻的人需要理性的反思和道德专家的指引，以提升自身的人生境界。
第二组（有情组：艺术人、道德人、宗教人）：有情组是由“适应性”向“循真性”的过渡。方东美认为人们应“尽量使自己不为兽性所掩，不限于自然人”[11]（p225），唯此才是真正的理性。既要根植于现实世界，亦当追求腾冲超拔的理想胜境。这种过渡解释亦很好地说明了反事实巧合，即为什么评价性判断恰好对应了评价性真理。在Street进化揭穿论证中，其本人也为“反事实巧合”预留了理论空间。她并没有否认其他力量塑造我们评价性判断内容的可能，“许多其他力量根本不是进化的，而是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或其他类型的”[13]（p114）。
第三组（至情组：高贵人、神性人、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至情组可以用Street所言的“循真性”进行解说。生命时时参悟着宇宙的奥秘，拥有“自证慧”与“共命慧”，创造着生命之奇迹，追寻着天道之真理，向往着无上理境之极诣。方东美所言的“高度心理学”，即是对人类具有创造崇高价值潜能的充分肯定。部分评价性判断可以抵达真理的彼岸，因为真理掌握在少数的高贵人、神性人、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此时坚持了价值实在论者的主张，即认为独立性价值真理并不会受制于由人类自然进化发展出来的原始评价性态度，但又由于并未和第一组原始评价性态度彻底的决裂，所以亦不会导致普遍怀疑论。“掌握独立的评价真理的任务大概需要高度专业化、复杂的能力，以及和评价性真理极其协调的能力。”[13]（p143）集“诗人、圣贤、先知”于一体的天才也和其他人一样，有着相同的原始评价性态度和欲望，但是天才能够感知天理，天才并没有创造或建构天理。
归约言之，关于方东美“情境”关系的辨析可以很好地回应进化论揭穿论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Sharon Street提出的达尔文式困境仅片面的采取“科学”的视角理解现有的世界，然而远不足以解说人类生命的厚实。“苏格拉底之大错在以知识之唯一标准判断宇宙之真相、分析社会之构造、计量人生之美德。”[11]（p118）如伯格森所指出的那样，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两种（理智——科学的方式以及本能——直觉的方式）。可贵的是，方东美并未片面的否定理智的方式，也并不偏执本能的方式，而是主张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态度。本能受阻而产生意识（理智），因而，生命得益于两者的互补。本能与智力之间的轇轕、互补，最终推进了生物的生存与繁衍。科学性和分析性语言所描绘的世界与人类现实中富厚的世界之间存有很大的张力。因此，方东美强调：“物质科学因为要符合求简律，遂用分析的眼光，硬将生命丰富的内容约成数量齐等的方式，这简直是吞没生命，不是解说生命啊！”[8]（p137）西方哲学的系统训练和深刻认识、中国哲学传统中关于“性情”问题的智识资源，是方东美结合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包含内在潜能与人格提升的道德架构之所以能够回应Street的达尔文困境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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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2.007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2-004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明互鉴下的圣经犹太伦理与先秦儒家伦理比较研究”（15BZJ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亚州（1990—），男，河南商丘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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