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讲义》成书于刘克庄任崇政殿说书时。在解经过程中，他根据自身史学素养，吸收朱熹理学思想，结合现实政治，使该书呈现出以史解《论》、以经解《论》、借鉴朱学和解《论》为谏的特色，体现了对宗朱学派《论语》研究的开拓，也反映了南宋学术“遍参”的风气。
关键词：刘克庄；《论语讲义》；解经特色；时代意义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人，南宋著名文学家。《论语讲义》是其淳祐十一年（1251）任崇政殿说书时为宋理宗讲《论语》而作[1]，颇为独到。然学界一直对此书鲜有论及，这实为刘克庄研究乃至宋代《论语》学研究中的一种遗憾。因此，分析此书解经特色并探究其时代意义，则很有必要。
一、刘克庄《论语讲义》的解经特色
刘克庄《论语讲义》涉及《阳货》、《微子》、《子张》三篇，现存十九章，其中《微子篇》“齐人归女乐”章仅存部分讲义，前有阙文。虽然此书篇幅不长，但已充分体现了刘氏解经的特色，主要包括以史解《论》、以经解《论》、借鉴朱学和解《论》为谏四个方面。
（一）以史解《论》
“以史解《论》”，指用史实解释、印证《论语》经义。刘克庄在当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2]4884。虽然他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他曾任史事、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其诗、文、词咏史用典中体现出的史学根柢也为当时文人所瞩目[3]。这就为他“以史解《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刘克庄注重“知人论世”，结合人物思想和历史背景解《论》。如《阳货篇》“子之武城”章，他说：“臣于此章见周衰，为政者稍已趋于功利，夫子厌之，故一闻弦歌之声，莞尔而笑。按武城之政初无赫赫可纪，然能使弦歌之声达于四境，气象如此，可谓贤矣。”[2]2213周衰之时，礼崩乐坏，诸侯以利相攻伐，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对这种情况自是深恶痛绝。及至武城，闻弦歌，知子游以礼乐为教，欣喜过望，“莞尔而笑”。表面上是因子游“以大道治小邑”，但实质上是对他行礼乐之道的成果喜不自胜，乃至开起了玩笑。刘氏之说从时代背景和孔子思想出发，既符史实，又合情理。
其次，刘克庄注重以史实作为经义之例证，将经义化抽象为具体。如“六言六弊”章[2]2215：
臣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以君言之，徐偃王以仁失国是也。‘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以君言之，周穆王知足以知车辙马足之所至而不足以知《祈招》之诗是也。‘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以君言之，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以至于败是也……‘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以君言之，楚灵王能问鼎，而不能救乾溪之败是也。‘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以士言之，灌夫骂座，宽饶酒狂是也，以君言之，夷吾以愎谏败，主父以胡服死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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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克庄用史的方式也很有特色。《论语讲义》中用史之处较多，密度较大。据笔者统计，该书至少有近五十处用史，且分布也较集中。如上述“六言六弊”一章，用史就有八处之多。因为用史的数量多，密度大，所以该书在征引史事时具有凝练化的特征。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章，刘克庄用“牝鸡之晨”、“长门之赋”、“割袖之恩”等八事来解释女子和小人的“不孙”与“怨”，每件史事都概括为四字短语，简洁凝练一如诗文用典。
首先，以《论语》章节互证的方式解《论》。如《阳货篇》“巧言令色”章，刘克庄云：“臣以为‘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当与‘刚毅木讷近仁’一章并观。盖木讷者必不能巧言，刚毅者必不能令色。以刚而讷者为近仁，则巧而令者不仁甚矣。”[2]2216他将两章相互发明，以“巧言”与“木讷”、“刚毅”与“令色”对举，以“人伪”与“纯乎天理”的仁者内质相比，突出了“仁”与“不仁”各自的内涵。再如“年四十而见恶焉”章，刘氏亦云：“臣按此章当与‘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一章并观。盖人之少也，乃血气方刚未定之时，言行未必皆合理而中节，及四十则可以不惑矣、强仕矣。苟践此境而无闻焉，见恶焉，其亦不足畏已，其终于此已。”[2]2217以这两章互证，参以“四十而不惑”之说，可知年至四十仍“见恶”、“无闻”，与“无惑”相去甚远，难再有进境。故“无善可称”，亦“不足畏已”。
刘氏以众多史实印证何为“六言六蔽”。其中徐偃王事见《后汉书·东夷传》，他在位时行仁政，修文德，减武备。但在诸侯混战的乱世，只“好仁”而不学保国之术，终将落得“失国”的下场。周穆王、楚灵王事同出《左传·昭公十二年》，周穆王欲周行天下，其智足以知车马所至之处，但其学不足以知《祈招》劝谏之意。楚灵王好勇，大肆攻伐别国，但也因此众叛亲离，乾溪之败后自缢而死。宋襄公事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他死守“不重伤、不禽二毛”的信条，迂腐不化，最终大败。灌夫骂座出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宽饶酒狂出于《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列传》，二人性情刚烈，灌夫因此被杀，盖宽饶也被目为“醒狂”。夷吾、主父之事分见《史记》之《晋世家》与《赵世家》。夷吾为晋惠公，主父为赵武灵王，两位君主刚愎自用，不听劝谏，最终一败一死。刘氏以这些史实为例，强调“学”的重要性。虽或不免曲解，但也避免了空谈义理之弊。
（二）以经解《论》
“以经解《论》”，指援引儒家经典的观点、理论等来疏解《论语》。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经”也包含秦以后的儒家经典。以经解《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论》解《论》，二是引其他儒家经典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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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解《论》”指利用《论语》自身的章节与事例互相解释、印证。《论语讲义》中“以《论》解《论》”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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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论语》之事解《论》。如《阳货篇》“阳货欲见孔子”章，刘克庄云：“当时闇诸侯或欲以季孟之间待子，或待子而为政，子皆未尝峻拒。盖天下之恶未至于虎者，固圣人之所不绝，惟虎也义不可与之交际。”[2]2213其中“以季孟之间待子”见《微子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4]184“待子而为政”见《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4]142刘氏以此二事说明孔子对待其他诸侯的邀约“未尝峻拒”，但对阳货则欲避之不见，可见其恶至于不可交，为阐明孔子“若不绝恶而有深绝之意”的微言打下基础。
刘克庄又常借其他儒家经典来阐明经义。这既包括引证先秦儒家经典，又包括后世儒家著作。他在解释“乡原”之义时引《孟子》解《论》：“乡原之义，孟子谓其阉然媚于世，又曰众皆悦之。”[2]2216孟子之言见于《孟子·尽心下》，刘氏抓住孟子对“乡原”定义的两个核心要素——“阉然媚于世”与“众皆悦之”，进而说：“以夫子之圣而不能使叔孙、武叔、阳虎之类皆悦己，而原人能使一乡之人翕然称善，伪孰甚焉。”[2]2216从而将“乡原”与“人伪”联系起来加以批判。
《论语讲义》是刘克庄为理宗讲《论语》而作。但理宗并非明主。《宋史·本纪第四十五》云：“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9]888-889由此可知理宗亲佞远贤，纵欲享乐，无心政事。而刘氏平素直言敢谏，恰逢其任崇政殿说书，职责在“掌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9]3815，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进谏的好时机。特殊的接受对象和刘氏心忧君国、直言敢谏的品质促成了该书“解《论》为谏”的特色。刘克庄对理宗劝谏的内容不外观人、用人之法，以图使理宗重用贤臣，疏远谗佞，振兴国家，这也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刘氏在其后还引隋儒王通之言阐明“仁”的含义——“王通有言：‘生以救时，死以明道’，同以仁称，不亦宜乎？”[2]2218王通此言出自《中说·周公第四》：“或问荀彧、荀攸。子曰：‘皆贤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8]虽然王通说的是三国时曹操的谋臣荀彧和荀攸，但微子、箕子全身远祸，有救时之能；比干直言忠谏，明道而死，用这句话来形容“殷之三仁”似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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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鉴朱学
南宋是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刘克庄生活的时代，宋理宗对理学极为推崇。《宋史·本纪第四十五》云：“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9]889因此，淳祐年间，理学几乎独尊天下，朱学也因之显赫，“通天下读朱文公之书，尊文公之道”[2]2414。在此背景下，刘克庄师从南宋硕儒真德秀——“西山还里，公以师事，自此学问益新矣。”[2]4880同时他亦与魏了翁、黄干等理学家交往。魏了翁受朱熹影响极深，黄干更是朱子高足，真德秀亦属朱子再传弟子。因此刘克庄本人对朱熹十分崇敬，其《侍讲朱公复谥议》等文对其大加称颂。此外，刘克庄《论语讲义》是为酷爱理学的理宗赵昀而作，因此不论主观与客观，他在解《论》时借鉴朱学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该书对朱学的借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征引朱熹《论语集注》，二是接受朱熹理学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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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讲义》篇幅不长，但征引《论语集注》之处甚多，据笔者统计，十九章中有十三章引用《论语集注》。其引用既有文字训诂，又有对经义的阐述。
刘克庄对《论语集注》中的文字训诂基本持赞成态度。如《阳货篇》“阳货欲见孔子”章，“朱氏曰：‘将者，且然而未必之辞也。’”他评论道：“深得夫子本旨。”[2]2213“六言六弊”章，“朱氏云：‘绞，急切也。’”[2]2215其后仅以《泰伯篇》的“直而无礼则绞”进行补充说明。但也偶有不同意见，如《微子篇》“周公谓鲁公”章，“朱氏云：‘施，陆氏本作弛，言遗弃也。’”紧接着他提出己见：“臣谓不薄其所厚也。”[2]2222语义较遗弃为轻。
刘氏常引《论语集注》来解释经义，有解释本章主旨的，如《阳货篇》“年四十而见恶”章，“朱氏曰：‘勉人及时迁善改过也’，苏氏曰：‘此亦有为而言，不知其为谁’。”[2]2217-2218有阐述经义的致用之道的，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朱氏曰：‘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蓄之，则无二者之患尽之矣。’”[2]2217还有对其引申发挥的，如“佛肸召”章，“朱氏谓：‘坚白不足而欲自试于磨涅，其不磷缁者几希。’”[2]2214刘氏在此基础上认为只有孔子一人能至此境，不及孔子者，只能是“扬雄仕莽”或“荀彧附操”了。
《论语讲义》还接受了朱熹理学的本体论。朱熹认为世界的本原和发展的动力是“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10]1，而“理”实质上是封建伦常纲纪。刘氏在书中亦秉持此说。如《阳货篇》“予欲无言”章，“四时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盖天理流行发见，非谆谆然命之也。”[2]2217朱熹认为“理欲相对”，“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10]224刘克庄亦将“天理”与“人伪”对举，如“巧言令色”章，“臣谓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一毫人伪之谓仁……皆人伪也，其去天理远矣。”[2]2216其中“谝言”、“长舌”、“足恭”、“谄笑”均为人后天习得，而非与生俱来之“天理”。这些“人伪”，背后都是“人欲”的体现。
刘克庄在朱熹“天理”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说：“夫子亦学者之天也，其妙道精义，流行发见，盖有在于六经之外者，当时颜子止受用一‘仁’字，曾子止受用一‘孝’字，而为大贤……”[2]2217刘氏创造性地将孔子视为“学者之天”，则孔子之“妙道精义”实质上即是“天理”，这便将“仁”、“孝”等儒家伦常与“天理”从“学”的角度合理地联系起来，并在朱熹的基础上有所拓展。
（四）解《论》为谏
刘克庄又引《诗》、《书》、《易》等经解《论》，如《阳货篇》“巧言令色”章，“巧言在《书》为‘谝言’，在《诗》为‘长舌’”[2]2216刘氏以《秦誓》中的“惟截截善谝言”[5]和《瞻卬》中的“妇有长舌”[6]印证“巧言”的内涵，毋须多言，其义自现。《微子篇》首章，刘氏在分析“殷之三仁”时说：“读《易》至《明夷》，然后知箕子养晦之意，否则彝伦斁矣。”[2]2218其中“明夷”为《易》之卦，《彖》曰：“‘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爻辞曰：“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7]箕子为纣诸父，纣无道，但因同姓不忍弃去，只得佯狂以自晦其明，乃免杀身之祸。殷亡后，武王来访，他才再显其智，授武王《洪范·九畴》。刘氏以易理证经义，表现出他对经典通达的理解。
《子张篇》“执德不弘”章，刘克庄释曰：“臣按此章论学者行己之要，亦人君观人之法。德谓足于己者，道为达于天下者。执谓夹持固守，信谓真知力践。然执之不弘，未免浅心狭量，不能尊贤容众；信之不笃，未免先传后倦，无以任重致远。斯人也，德度力量，有所限止。”[2]2223这实际上是他向皇帝间接地指明了观人的标准——执德而弘，信道而笃。只有这样的臣子才能“尊贤容众”、“ 任重致远”。之后他又举出皋陶、伊尹的例子佐证前述观点，这样才能令国家达到“唐虞三代”那样的治世。
《微子篇》“周公谓鲁公”章，刘克庄在解释“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时说：“臣谓疑则勿用，用则勿疑，既使其居大臣之位矣，若荣其身而不行其道，丰其禄而不尽其材，名曰用，而实未尝用也。”[2]2222这是刘氏借解经之机委婉地向皇帝进谏用人之法——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且既用必尽其材。
1.2.4 给药方案 从造模结束的第2天开始给药，杆努尽烟高、低剂量组分别按8 g/kg、2 g/kg(按生药计)进行灌胃，阳性治疗对照组以桂龙咳喘宁1 g/kg灌胃，正常对照组及模型组灌以等量的生理盐水，每日1次，连续给药28 d。
在指明观人、用人之法外，刘克庄更是劝谏理宗要亲贤远佞。如《阳货篇》“子之武城”章，他在最后说道：“自武城、单父之后，汉有卓茂、刘方，唐有元德秀，庶几其遗风。近时南面百里者，但闻笞扑，寂无弦歌，徒知催科，乌识抚字！圣明在上，傥味孔门之言，采汉唐之事，择其间学爱者、能抚字者嘉奖而尊宠之，则子贱、子游之徒出矣。”[2]2214这实际上是刘氏从批判统治阶层只知道滥用刑罚剥削、压榨人民，而不知教化与爱民的现象入手，进而劝谏皇帝以“孔门之言”、“ 汉唐之事”为法，尊宠能行教化、爱民如子的好官，这样像“子贱”、“子游”那样的贤人才会出现，社稷才能稳固。
对赤铁矿磁化产品使用扫描电镜拍照，如图7所示。赤铁矿表面明显分布有较多的形状不规则的颗粒，且颗粒间存在团聚现象[6]。
二、刘克庄《论语讲义》的时代意义
刘克庄《论语讲义》的解经特色不仅与他的修养、经历、政治环境等因素有关，更是当时学术、思想的综合体现。虽然该书在经学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但在南宋《论语》学中仍有一定的地位和时代意义。
（一）对宗朱学派《论语》研究的开拓
南宋《论语》研究著作数目众多，解经模式以阐述义理为主。这些作品大致分属朱学、心学、湖湘学派与事功学派。朱熹的《论语》研究集前人大成，师从朱熹的弟子门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宗朱学派。刘克庄师承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又在出仕时与黄干等一众朱门高弟交游，加之《论语讲义》中借鉴朱学甚多，故该书应属宗朱学派的《论语》研究著作。
宗朱学派的《论语》研究著作主要有陈淳《论语讲义》、真德秀《论语集编》、蔡节《论语集说》、黄震《读论语》及赵顺孙《论语纂疏》等，除真氏著作大量引证湖湘学派张栻之说并有所评论外，其余诸家均谨守朱学门户，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贯通解释，略有发明罢了。刘克庄虽也借鉴朱学，但对其重义理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2]2581因此他注重经世致用以补救空言义理之病，以经、史解《论》，进而解《论》为谏。尤其是书中以大量的后世人物和史实向理宗进谏观人、用人之法。秦汉之赵高、叔孙通、卓茂、扬雄、周灌夫、盖宽饶、江充；三国之荀彧、荀攸；隋唐之虞世基、裴矩、刘方、元德秀、李训诸人诸事均见其中，合经世致用与阐明义理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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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经世致用的重视实际与事功学派相合。刘克庄本人与事功学派渊源甚深，其祖父与叔祖均两度为官温州，与永嘉事功学派关系密切。刘氏本人更私淑该派集大成者叶适，师其文章——“少时已诵水心铭”[2]724。学其文，慕其人，自然受其学影响。叶适治学主张经史结合，提倡事功。其《习学记言》卷十三《论语》具有“经史结合以解论”和“推崇事功之学”的特色[11]。尤其是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问题与刘氏解经注重知人论世颇多相通之处。如解释“先进于礼乐”一章时，叶适云：“然周道既衰，上下驰骋于兵刑功利之末，故先进于礼乐，世所谓野人；先之以兵刑功利而后进之以礼乐，世所谓君子也。”[12]所不同者，刘氏在《论语讲义》中未对理学提出质疑，其思想也未达到叶适“事功与德性、践行相统一”思想的高度。由此观之，该书虽羽翼朱学，但又吸收事功学派思想，体现出融合二派的努力，这也是对宗朱学派《论语》研究的开拓。
（二）对南宋学术“遍参”之风的体现
“遍参”是南宋学术风气的一大特点。就《论语》学来说，心学派杨简《论<论语>》对二程与张载进行批驳；湖湘学派张栻《癸巳论语解》引证程朱理学的同时也推崇经济之学。尤其是朱熹《论语集注》以二程之学为主，遍采张载、范祖禹、苏轼等众家之说，对何晏《论语集解》、陆德明《论语音义》亦有所继承，是集大成的《论语》研究著作。就整体学术而言，这种“遍参”之风的突出代表是吕祖谦和叶适。吕祖谦素以学术胸怀开阔见称，前人评其“似欲合永嘉、紫阳而一之。”[13]叶适则体现了欲集学术大成的努力。黄震即认为：“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14]但叶适在批判心学与功利之学的同时，却并未提及朱熹，没能调和朱学与事功之学的矛盾，虽有“集大成”之意而未逮。
刘克庄曾自云：“诸方善知识,亦颇遍参。”[2]3134可见他对南宋学术亦采取“遍参”的态度，因而“对试图融合事功学与义理之学的叶适表现出深度的认同理解与全面的推崇”。[15]《论语讲义》虽未明言欲合永嘉、紫阳之学，但以经、史解《论》、借鉴朱学、解《论》为谏的特色实际上将二者熔于一炉，合其两长，各去所短，在前人融合朱学与事功之学的想法上更进一步，也是南宋“遍参”的学术风气在此书中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刘克庄《论语讲义》具有以史解《论》、以经解《论》、借鉴朱学和解《论》为谏的特色，体现了对宗朱学派《论语》研究的开拓，也反映了南宋学术的“遍参”之风。其所体现的解经特色和时代意义对于研究刘克庄乃至南宋《论语》学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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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pochal Significance of Liu Kezhuang's Lunyu Jiangyi
CHEN Hongzh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Lunyu Jiangyi was written in the period when Liu Kezhuang was appointed to the Chongzhengdian. In the process of exegesis , based on his own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s, he absorbed the thoughts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nd combined with the realistic politics，so that made the book have the interpre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fucian classic concepts, drawing on Zhu Xi’s theory and admonishment. Lunyu Jiangyi embo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analects of the Zong Zhu School and also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Biancan”of the Southern Dynasty's academic.
Key words：Liu Kezhuang; Lunyu Jiangyi; interpretive characteristics; epoch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标号：1672-2094（2019）04-0093-06
收稿日期：2019-05-06
作者简介：陈鸿喆（1995-），男，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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