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环境审美模式的当代建构应在深入考察环境审美模式历史形态的基础上，寻求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伦理参与要求的适度满足和科学知识的有效介入。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必须在环境审美过程中建立起审美与生活的内在关系的同时，保持适度的审美心理距离。生态学视野的引入能有效实现环境审美中伦理要求的适度满足。科学知识的有效介入必须辩证地认识到科学知识与环境审美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在审美态度的引领下，突出科学知识对环境审美的深化功能。
关键词：环境审美模式；当代建构；审美态度；伦理参与；科学知识
关于环境审美的主要模式，卡尔松曾将其划分为非认知模式与认知模式两大阵营，并认为非认知模式在实现非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聚焦方面有显著建树，而认知模式在实现环境审美过程中的严肃性、客观性与伦理参与方面有其理论优势。但作为认知模式的提出者，卡尔松也认为，在当代环境审美模式的建构过程中，没有必要在非认知模式与认知模式之间进行二选一的抉择，最好的选择是将二者的理论主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模式。他在《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要求》一文中，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深入地考察了环境美学产生后形成的环境审美模式，指出了这些环境审美模式各自的优劣之处，并在其中隐约透露出环境审美模式当代建构的思路。 沿着卡尔松给环境审美模式指引的方向，为了实现一种严肃而深刻的环境审美，环境审美模式的当代建构必须在梳理与考察环境审美模式历史形态的基础上，寻求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伦理参与要求的适度满足和适度科学知识的有效参与。
3.3.1 收入 本研究显示，收入越高，则婚姻质量得分越高。夫妻双方的收入是保证家庭生活质量的条件之一，他与夫妻的精神与物质生活质量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包括子女教育经费在内的生活支出也日益增加，而医务人员工资收入的增长却十分缓慢，这可能是造成护士家庭对收入满意度不高的原因，从而也影响了婚姻质量。
一、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
如何在环境审美中生成一种合理的审美态度，应当成为当代环境审美模式建构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环境审美过程中，审美体验的完美形成有赖于身体的全方位参与，有赖于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感知联觉，一旦脱离了审美态度的合理引导，这种感知联觉将蜕化为纯粹功利性的体验。
1.2.2 体位护理:在病人康复期间,为病人提供合理的体位进行休息,避免病人出现危险,据临床资料表明,良好的体位有利于消除肌肉痉挛、修复体内的受损神经,加快大脑神经元的恢复,缓解病人出现的症状,促进病人恢复,从而更好的提高治疗效果。在护理的过程中,纠正病人错误的体位,指导卧床的病人取右侧卧位,有助于降低心脏负荷,加强回心血流量。
作为环境美学的开创者，赫伯恩曾经预见性地关注过审美态度合理生成的重要性。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遗忘》中，赫伯恩认为想象、情感、科学知识都会参与到自然(环境)审美的过程之中，但是他认为，为了实现一种严肃的环境审美，科学知识的参与显得更为重要。这种观念极大地促成了卡尔松在环境审美模式建构中对科学知识的关注。但当我们重新审视赫伯恩的这种思想时，我们会发现，赫伯恩与卡尔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完全排除想象与情感在环境审美中的作用。在赫伯恩看来，科学知识的缺席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环境的审美体验，情感与想象的合理运用同样也能实现环境审美。
到20世纪末期，环境美学家开始自觉地引入伦理学观念来进行环境审美模式的建构，环境美学将责任作为环境审美的基础，从而出现了一种从美到责任的当代转向。1998年，斋藤百合子(Yuriko Saito)发表的论文《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开始了这种转向。这种转向的外在表征在于从美到责任的转向，即在环境美学中引入伦理学的视角，从而使伦理学成为环境美学向深层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实现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但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从责任到美，经由美与责任的结合促成由善求美。
随着环境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卡尔松提出的认知模式由于过度强调科学知识在环境审美中的作用，从而导致其忽视了审美态度生成的重要性。赫伯恩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认知模式的极端性，为了克服这种极端性，他在《景观与形而上学的想象》中提出了形而上学想象模式。在这种模式的理论阐述中，赫伯恩没有轻易地推翻他早年的结论，但他更偏重于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在他看来，科学知识在环境审美中的参与，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自然(环境)对象的审美本质。但他也认为，科学知识的参与会阻碍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对象感知丰富性的形成。基于此，形而上学的想象模式集中于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通过形而上学的想象，可以拉近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从而建构一种合理的审美态度。
赫伯恩对于环境审美模式的理论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为理想的环境审美模式的建构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思路。但由于自环境美学产生之后形成的非认知模式与认知模式专注于对审美无功利的批判，从而抑制了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就卡尔松的认知模式而言，由于他对客观性的强调，导致了他对于主观性的审美态度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而伯林特的非认知模式，由于太过于强调与审美无功利划清界限，因此虽然他强调参与，但这种参与更多强调的是感性身体对环境的参与，它消泯了物理意义上的距离，但不能促成合理的心理距离的形成，因而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审美态度。
当前世界正在不断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供应粮食。食品加工过程和供应过程仍在推动着当前的粮食供应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具有特定技术和社会生态特征的城市区域系统中，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将是食品供应和分配系统。在对以城乡结构一体化为重点的服务业体系进行系统的了解后，综合考虑系统生物物理边界和社会目标，可以对逆城市化下粮食供求体系变化趋势进行总体趋势上的分析。
苏家门口，贴着喜字。苏婷婷搀着杰克走进新房，杰克推开苏婷婷：不用你搀我，我没醉！杰克走到床边，苏婷婷手里的包一斜，红包落到床上。杰克接着把包倾囊而倒，红包全都倒在了床上。他惊讶地：哇，这么多红包！杰克将红包打开，又惊讶地：哇，这么多钱！杰克随即将红包一个个打开，然后杰克恍然地说道：我明白了，咱爸为何举行婚礼，这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其实，在环境审美中，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建基于以下两个条件的满足：一是在环境审美过程中建立起审美与生活的内在关系，忽视和弱化环境的日常生活性会造成环境审美经验获得的表层化，环境审美可以通过整合环境的日常生活性而使环境的美感得到深化。二是在环境审美过程中保持适度的审美心理距离。
非认知模式与认知模式之所以在环境审美中没能建构起一种合理的审美态度，并不在于其没有关注审美与生活的内在关联。他认为，而在于其对适度审美心理距离的忽视。基于对西方传统审美无功利思想的反叛，以伯林特与卡尔松为代表的环境美学研究者极力建立环境审美与生活的关系，他们在理论上十分认可尼采恢复审美与生活内在关联性的观点。通过对康德与司汤达关于美的定义的对比，尼采认为为了实现人生的幸福，应当实现美与生活的内在关联。他认为，作为理论家的康德将美界定为“不含私利的享受”，而作为真正的观察家与艺术实践者的司汤达则将美定义为“对于幸福的许诺”，这就在肯定美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同时否定了康德在界定美时所极力强调的审美无利害[1](P81-82)。在尼采看来，审美无利害理论强行斩断了美与日常生活及功利的联系，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审美欣赏，而当美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联系在一起时，美学才能实现“对于幸福的许诺”的最终使命。
在审美态度合理生成与伦理要求的适度满足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科学知识在环境审美中的作用，从而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环境审美模式。
关于科学知识在环境审美中的作用，赫伯恩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遗忘》一文中，赫伯恩指出，我们对于对象为何物、具有何种性质这些“知识”会增强我们对自然的欣赏。也正由于有了这种过渡，我们更能协调我们的自然审美观与科学上的最新发现。“由于科学上的最新发现(正如肯尼斯·克拉克爵士所说的)：‘我们所能看见的那舒适的、可感觉到的自然再不能满足我们的想象了。’”当然，知识的作用不仅能扩充我们的想象，而且能正确引导我们在新的时代背下对自然进行审美。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遗忘》中，赫伯恩假设了在两种不同情境下的自然(环境)审美：一种情境是我们仅仅从表面上去玩味积云的外表与洗涤篮的相似性，而另一种情境则不关注这种相似性，而是关注决定云块的结构与外在形式的云块内部的骚动与云块内外的旋风[10](P58)。他认为前一种审美是肤浅的，而后一种审美是严肃的，因此后一种经验比前一种经验更加深入，而且也更符合自然的真实。赫伯恩在此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卡尔松在提出其环境审美模式的过程中，为了论证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设置了两种情境，一种情境是欣赏者对所欣赏的自然对象只具备基本的常识，另一种情境是欣赏者掌握了自然对象的相关科学知识，这两种情境的设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科学知识只是常识的合理拓展，即与常识相比较，科学知识更为精致化与系统化。这个前提的设置是卡尔松为了有效地说明只具备常识而不具备科学知识也可以进行环境审美的美学事实。但这两种情境存在一种从常识描述到科学描述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但不会造成从审美欣赏到非审美欣赏的位移，相反还可以促成环境审美从浅层到深刻的变化。在卡尔松看来，较之前一种情境中的环境审美，后一种情境中的环境审美必然会更加深刻，因为科学知识能深化与提高对环境的审美欣赏。通过这两种情境的设置，卡尔松力图说明科学知识不仅能保证我们实现一种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而且也是深化和丰富自然审美欣赏的有效途径。从形式关注到科学知识的应用，表明人类对自然的审美在不断地深化与提升[11](P226)。卡尔松在环境审美中强调科学知识的观点不仅受到了如布雷迪、卡罗尔等学者的有力批驳，同时也遭到了赫伯恩的批评。赫伯恩为了避免在环境审美中排除情感与想象的危险，他批评了卡尔松对其他体验方式排斥的倾向，从而强调了环境审美中情感与想象的重要性。
因此，在关注美学与生活和功利的关联性的同时，为了促成审美态度的生成，环境审美应保持适度的审美心理距离，并且这种心理距离太远与太近都无法促成审美态度的形成。对于环境美学来说，由于其在本质上较关注环境审美与生活的内在关联，因此不可能与审美对象形成太远的心理距离，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审美与生活的关系的同时防止心理距离的消失。在环境审美中，心理距离的消失正如布洛所言：“丧失距离往往是由于‘距离太近’而不会是由于‘距离太远’。”[4](P101)日常生活向审美的合理渗透，有利于环境审美过程中保持适度的审美心理距离，但如果当日常生活的功利性向审美无限侵蚀的时候，审美心理距离就会最终消隐。因此，适度的审美心理距离可以理解为“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4] (P100)。基于此，在环境审美模式的当代建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注重身体对环境审美的直接参与，另一方面更要考虑如何缩小心理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环境审美的过程中既要适度地利用功利性的因素，但又不能过度关注环境的功利性，从而导致审美心理距离的消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功利性进行融合与超越，以形成适度的审美心理距离，进而促成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
黑水虻幼虫在水产饲料方面也有较多的应用研究。胡俊茹等采用等氮等脂方法，将黑水虻幼虫粉按照不同的比例替代黄颡鱼幼鱼日粮中的鱼粉，结果发现：当替代量小于30%时，黄颡鱼幼鱼增重量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而且血清中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尿素和三酰甘油的含量均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林启训等为了代替鱼粉，将黑水虻幼虫粉用于泥鳅饲料中，研究发现，当添加9%～11%的黑水虻幼虫粉，泥鳅的摄食状态和成活率与对照组相近[17]。
二、伦理参与要求的适度满足
在康德的美学体系中，审美无利害观念的确立促使其认为纯粹的审美情感是不涉及任何的概念与欲念的，而伦理学背景下产生的责任意识必然会涉及概念和欲念，因而对于审美对象而言，责任意识的存在不可能产生纯粹的审美情感，真正的审美活动应拒绝这种责任意识的形成。但是，在环境美学的视野中，这种对审美对象的责任成为促进环境审美生成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而当生态学视角引入环境之后，这种责任的内涵明确为对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关怀。瑟帕玛认为，人类的行动(当然也包括人类的审美行为)应当有伦理学的参与限制：“地球不只是人类使用，也不只是人类的居住地，动物和植物甚至还有自然构造物也有它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能受到损害。”[7](P149)在此，瑟帕玛所指人类行为对象的权利更多的指向其生命价值展现的权力，因而，在环境审美中，我们应关怀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自由呈现。基于此，瑟帕玛坚持环境审美应建立一种生态原则，当一个环境系统的进程呈现出连续与自足的状态时，它就应当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系统，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生命价值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各种生命价值的和谐运作中，一种审美的价值也就得到了生成[7](P180)。因此，在生态学思想的影响下，瑟帕玛强调了审美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内在协调性，这就意识味着我们在进行环境审美时，必须确定其合理的限度，保持环境审美与环境生命价值的内在一致性。在环境审美中，我们不能认可对生命价值的破坏，当我们在环境中可以将任何事物(甚至包括奥斯维辛的尸体堆)都可以从表层进行形式与颜色的考察时，这样的审美认知已经脱离了生命价值给予环境审美的边界限定，从而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审美行为。因此，当审美的目标伤害或危及到生命价值时，一种不计后果的审美体系就会出现，而真正的环境审美应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7](P161)。
那段时间，妻子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从现在起我要对自个好一点。怎样对自个好一点呢？就是上街想买什么买什么，就是在家少干家务活或不干家务活。比如说洗衣服，过去她是内衣不能跟外衣一块洗，更是不能放洗衣机里一块洗。内衣单独上手洗，外衣多了才放洗衣机里洗。现在顾不上这样区分，上超市买一瓶洗衣消毒液，不管内衣外衣，一齐塞洗衣机里，“哗啦啦”地搅动开。妻子说，我过去傻，上手洗衣服，衣服没见多干净，一双手倒变成老太太的手。
为解决填埋场内渗沥液的四处扩散，需对垃圾堆体四周进行垂直阻隔，从而阻断渗沥液与地下水的直接联系，然而，渗沥液具有腐蚀性，传统刚性垂直防渗墙极易受到腐蚀，在效果上很难达到 10-7cm/s的水平［6］。
随着生态学思想在环境美学中的进一步运用，环境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美学也成为环境美学在新世纪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伯林特在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上梳理了环境美学发展的逻辑秩序：环境——美学——环境美学——生态学美学。生态学美学正成为新世纪环境美学发展的重要维度。在生态学美学视野中，环境系统被理解为生态学概念，在此意义上，作为审美对象的环境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内涵，将环境理解为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人类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要素，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要素，都相互依存、彼此互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平衡与平衡的持续[6]。环境审美模式的当代建构应顺应这种生态学美学的发展方向，从而促成伦理向审美的合理渗入。
在卡尔松看来，伦理参与要求在现有的环境审美模式中并没有很好的得到满足，以非认知模式为例，它似乎支持伦理参与，但它强调身体参与而带来的主观性削弱了一种强有力伦理立场的可能性。伦理参与的要求即使为身体与感官的参与所促进，但当这种伦理评估仅仅作为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时，仍然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基于此，伦理参与的要求在参与模式中很难真正实现。而从以他自己为代表的认知模式来看，虽然环境模式对科学知识的强调可以产生对环境更具关切的反应，从而为伦理判断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可能催生一种参与式的强有力的伦理立场，但环境模式没有促成自身刻意去实现伦理参与的要求。而且，科学知识的中立性促进了环境模式在伦理上的中立性。因此，卡尔松认为，环境模式在伦理参与方面是否成功，就其表现来说还很难确定[5](P281-302)。
在此，瑟帕玛强调了生态责任与环境审美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他并没有关注在现实中生态责任与环境审美之间的矛盾，而赫伯恩与伯林特对这两者关系的认知显得更为辩证。赫伯恩认为，当将生态责任纳入对自然环境的审美活动中时，我们更多考虑是自然正在遭受由人类所造成的酸雨与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这种考虑会由人类的生态损害进一步拓展为关心所有行星在未来都有可能被我们人类改变甚至毁灭，这种基于生态责任而产生的道德紧迫感最终会破坏环境的审美欣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然环境拥有一种审美品质，因而仍然是美学关注的适当对象[8](P26-44)。阿诺德·伯林特同样也承认在现实中生态责任与环境审美是存在一定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存在清晰地表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欲求与提供更多住所和速成景观之间的冲突，然而他认为这种冲突只是伦理与审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伯林特更加敏锐地认识到，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是可以互相支撑的。他不仅认识到我们对审美对象的生态责任有利于环境审美价值的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的审美价值能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而且由环境而生的审美兴趣能够达成伦理的目的。通过对环境审美体验的深入分析，伯林特认为积极的环境审美体验不仅能促进我们形成一种积极而优良的情感，而且可以降低个体身心疾病与社会病的发生机率[9](P20-21)。因此，在考察伦理与审美关系时不能以偏概全，应充分意识到伦理与审美是可以相互促进的。由此可见，生态学视野的引入能有效地实现环境审美中伦理要求的适度满足，从而有效地促进环境审美模式的当代建构。
三、科学知识的有效介入
按布拉萨的观点，作为内在者的常住居民能从常住环境中获得一种完满的审美经验，而对于作为外在者的旅游者，这种完满的审美经验则很难获得[2](P58-59)。这就意味着旅游者虽然也能获得环境的审美经验，但这种经验只停滞于对环境外观的体验上，而要获得深刻的环境审美体验，必须建基于对环境的深入了解之上。因此，布拉萨虽然建立了环境审美与生活的内在关系，但他关注的重点在于体验者对于环境的了解。他并没有关注到内在者对于深刻的环境审美经验的获得必须形成于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之中。因此，布拉萨的观点并没有正确地审视在环境审美中如何处理与协调两者的关系，也就无法阻止功利向审美的无限渗入。
而在建立审美与生活和功利之间关联的过程中，为了审美态度的有效建构，我们应限制功利向审美的无限渗入。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他观看河水的感觉：“现在，我掌握了河水的语言……得到了对它有用的掌握，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失去了那些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回复的东西。所有的雅致、优美和诗情画意都从这条壮丽的河流中消失了！”[3]。中国古诗《舟还长沙》则这样描写“湖”与“家”的关系：“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在这两个案例中，当体验者以一种新鲜的眼光观照生活环境时，马克·吐温看到的是充满雅致、优美和诗情画意的河流风光，日落、漩涡和漂浮的原木都给予他一种审美体验，郭六芳看到的是平常平淡无奇的生活环境竟是一幅优美的画卷。当体验者完全沉浸于生活即“掌握了河水的语言”时，密西西比河上阳光、原木、斜影、漩涡都成了有用的生存工具。当体验者纠结于日常生活的纷扰时，家乡又呈现为平淡无奇，诗意的审美体验终被功利的生存经验所替代。这两个案例表明对环境的了解与熟悉不是环境审美经验生成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这种了解只会造成功利向审美的无限渗透，最终功利的生存经验取代了诗意的审美体验。
但是，对卡尔松的批驳是基于人们对前现代自然(环境)审美的历史事实，因为在前现代时期，有太多的审美事实证明了没有科学知识的参与依然能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正如伯林特所言，各种历史的、本土的、科学的知识都能在环境欣赏中产生重要的影响，知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审美经验，因为它本身属于审美相关量。但基于审美的历史事实，他同时认为知识在审美中并不具有像卡尔松所强调的核心地位，也不是必不可少的[12]。
但我们不能忽视历史事实的另外一个方面，科学的进步会促进审美对象的扩展与审美经验的丰富，科尔松(Nicolson)在其《山之朦胧，山之荣耀：无限美学的发展》中提出了科学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他认为，艺术史并不能对自然审美提供完善描述，为了实现无限美学的成长，科学必须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观点极大地由中世纪以后的自然审美得到说明。在中世纪，基督教与自然审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互相对立的力量，到了17世纪，随着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了解逐渐深入，人们开始欣赏天空与星夜，崇高的概念在审美欣赏中拥有一席之地，惊奇与敬畏之情不只出现在对神圣事物的体验中，同时也成了看似无限的自然界的审美反映。正因为如此，罗曼耐克(victor romanenko)才认为：“现实的景观……在19世纪达到繁荣阶段，……其发展与自然科学所有领域的进步确实相关，特别是地理学、生理学和地质学。”[13]进入当代后，与环境审美相关的科学基本不再是地理学与地质学，生物学与生态学及与它们相关的科学成为推动环境审美的重要动力，众多的学者尽力推进生物学和生态学与环境审美的内在融合。艾略特(Elliot)认为，经由生态学，我们对自然世界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的理解开辟了一个新的价值领域。罗尔斯顿在谈论“野生价值”时，坚持这种价值通常是艺术的与审美的，他也同时认为，“环境科学”促使我们不只是以敬畏之情来理解生态系统，而更要在爱、尊重与欣赏中理解它。正是基于上述情况，米克尔(Meeker)认为，当美学理论与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所阐释的自然及其进程概念互相融合时，美学理论在界定美时可能会变得更为成功[14](P86)。尤其是生态学知识的引入，人们在生态环境中发现了前人曾视而不见的美。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卡尔松认为传统的自然审美是肤浅与琐碎的。为了保证环境审美经验的深刻性，实现如赫伯恩与卡尔松所言的严肃的环境审美，在环境审美的过程中，必须实现适度科学知识的有效参与。
我们可能认为没有科学知识一样也可以审美，但美是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适度的科学知识能保证我们的环境审美与时俱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环境，也成为了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这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审美领域，而为了在这种审美领域中获取丰富的审美经验，我们不得不对网络的基本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从而从这种虚拟的环境中得到丰富的审美体验。同时，为了进行正确而合适的环境审美，必要的科学知识(尤其是生态学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意识到美丽的日落大部分颜色是因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充斥而形成的，这会削弱我们大部分的审美体验。当我们意识到一种外来植物或动物正在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时，我们很难对它们进行审美。当我们意识到雾霾的危害时，我们很难欣赏雾霾中的城市景观。生态学知识的参与能有效地加深我们对环境的审美。
进而言之，在环境审美中，自然科学知识的适度参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丰富和充实环境审美体验，而且能更有效地促成环境问题的实际解决。中国古代环境审美所提出的“仰观俯察”“以玄对山水”虽然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等环境审美方式，可以有助于人们形成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和丰富的环境审美体验。但是，一旦面对城市环境规划、自然景观保护、消除各类污染这样一些具体而又现实的问题时,中国古代的环境审美方式很难给予建设性的意见。而建基于了解环境对象相关知识的环境审美模式能促进我们对于环境的认知，从而进行积极的干预，有效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环境问题。
适度的科学知识确实有利于我们的环境审美，在科学知识的参与中，我们可以超越环境的表层之美，促使环境审美感知更加深刻准确，从而获取更为厚实丰富的审美体验。但这种科学知识都是作为环境审美的前提与背景而出现的，单纯的科学家的科学认知活动不能与审美欣赏活动相提并论，只有当他面对自然与环境时以审美者的身份出现，这种认知活动才可能成为审美的助力，否则他所获得的科学知识不仅无助于审美，反而成为审美的巨大障碍。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环境审美，也为了避免科学知识的参与成为审美的负能量，审美情境中科学知识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审美态度的导引下，科学知识才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审美情感与想象力，促成环境审美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在环境审美模式的当代建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关注审美态度的合理生成、伦理参与要求的适度满足与适度科学知识的有效介入。当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为了保证环境审美的严肃性与深刻性，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思想在深度与广度上也能扩充与加深环境审美模式建构的思路。在此，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思路，至于理想的环境审美模式的真正实现，这一切都取决于环境美学的未来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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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爱德华·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A].牛耕,译.美学译文(2)[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艾伦·卡尔松：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要求[A].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C].薛富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刘悦笛:当代“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关系.专题: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开化新闻网:http://khnews.zjol.com.cn/khnews/system/more/55071803/0000/55071803_00000001.shtml(访问时间：2018-09-07，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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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纳德·赫伯恩.美学的论据和理论：基于哲学的理解和误解[A].阿诺德·伯林特: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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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玉:再次对话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J].鄱阳湖学刊,2013,(3).
[13]艾伦·卡尔松:自然与肯定美学[C].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论文选[A].薛富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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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9)03-0005-05
收稿日期：2018-12-29
作者简介：陈国雄(1977-)，男，湖南新化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史与环境美学；易融(1993-)，女，湖南娄底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中的中国环境美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11YBA330)。
(责任编辑 乔学杰)
标签：环境论文; 美学论文; 卡尔论文; 模式论文; 伯恩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美学与现实社会生活论文;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中的中国环境美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11YBA330)论文;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