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照护链研究中，那些不再从事家庭照料工作的女性雇主一般被视为照料的“流向方”、链条上的获益者，与自身经历能够细致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不平等的女性受雇者相比，她们的受关注程度极低。然而，照料女性化的现实，让很多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疲惫奔波在职业与家庭照料之间，雇佣照料对她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必然诉求，这在“二孩政策”全面实施的中国大陆尤其如此。若从关怀伦理的视角看，家庭照料受雇者是关怀提供者，这些城市中产阶层女性雇主是关怀需求者，二者事实上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意义。通过对中国大陆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深度访谈，我们既能明白她们为何那么需要雇佣照料，又能明白她们如何在实践中主动改写雇佣照料关系，从而使得照护链有了从流失剥削链转向互惠关怀网的可能。
关键词：全球照护链；照料流失；关怀伦理；关怀互惠；城市中产阶层女性
一、引 言
电影《找到你》中，李捷聘请孙芳照顾自己的幼女。李捷是都市律师，她自认为、也被视为属于城市中产阶层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地位分层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个体主观阶层认同既基于其事实上所拥有的物质经济利益，也基于其它非物质因素。(可参见胡荣、沈珊《客观事实与主观分化: 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分析》，《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这意味着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孙芳则来自农村贫困地区。抛开情节的复杂性与冲突性，这两位女性所呈现的最表层关系，即雇佣照料关系典型地反映了照护链概念的主要关注内容：属于社会低阶层的贫困女性离开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和/或需要照料的老人，去照顾中上阶层女性的孩子和/或家庭，以换取薪酬养活自己及家庭。
因过于注重其源起背景，即全球化带来的(女性)照料劳动者人口流动现象，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大多照护链研究试图通过描述女性个体跨国跨地域为他人家庭提供照料的经历，来反映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女性个体从自己家庭到他人家庭这一照料场所的转移，被大多照护链研究者称为“照料流失”：原本属于受雇者自己家人的照料流向了雇主家庭。但若从关怀伦理的视域看，我们会发现大多照护链研究忽视了链条上此环节的另一大主体，即照料劳动的女性雇主。在关怀伦理理念中，受雇者与雇主还各自拥有另一种互相关联的身份：受雇者是关怀、照料的提供者，而雇主家庭则是关怀、照料的需求者、接受者。大多做了母亲的职场女性疲惫奔波在有酬社会劳动与无酬家务劳动之间，她们中的很多人对雇佣他人照料家务与孩子有着迫切需求，这在“二孩政策”全面实施的当下中国尤为突出。
在理论批判与现实需要共在的情形下，中国大陆情境下的照护链研究既应该承认照料受雇者因经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而承受的诸多艰难，也应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性地探讨照料雇佣者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当看向这些女性雇主时，我们应该问的是，她们为什么那么需要雇佣照料？难道她们就真如大多照护链研究所明指或暗示的，仅仅是关怀“流向”的那一方、链条上的获益者？如果加上女性雇主的视角与需求，照护链还会是单向的“照料流失”么？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发问，如果从关怀伦理的视野重新评估照护链，后者能否呈现出更值得肯定的内容？
本研究将聚焦中国大陆地区实践雇佣照料的女性雇主，聆听她们对女性照料、雇佣照料、工作、家庭、自身等的看法，同时从关怀伦理的角度审视照护链，以探察后者更为丰富的内容。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照护链研究局限性及其批判
照护链脱胎于全球照护链，后者是阿利·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 Hochschild)在瑞慈•萨拉则日·帕瑞娜斯(Rhacel Salazar Parreas)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帕瑞娜斯在研究跨国菲律宾保姆的时候，用照料的国际转移(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caretaking)来形容菲律宾母亲飞往世界富裕国家或地区照顾别人孩子，而她们的孩子则要么交给家里其他人、要么雇佣更贫困的菲律宾女性来照料的现象[注]Rhacel Salazar Parreas,ServantsofGlobalization:MigrationandDomesticWork，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9.。霍赫希尔德发现用全球照护链的概念来描述此现象更生动，她指出其常见的一个形式为：(1)贫困家庭的长女负责照顾自己弟兄姐妹，(2)她的母亲则去照顾跨国保姆的孩子，(3)而这些跨国保姆们又在富裕国家为其他家庭提供照料。霍赫希尔德把全球照护链定义为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由一系列或有偿或无偿照料工作所构成的联系[注]Arlie Russel Hochschild, “Global Care Chains and Emotional Surplus Value”, In Will Hutton, Anthony Giddens (eds)，OntheEdge:LivingwithGlobalCapit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0, pp.120-146. 。全球照护链也被她看作照料流失(care drain)——原本属于自己孩子及其他家人的照料，因女性照料场所的转移而流失了[注]Arlie Russel Hochschild, “Love and Gold”, In Barbara Ehrenerich, Arlie Russel Hochschild (eds)，GlobalWoman:Nannies,MaidsandSexWorkersintheNewEconom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pp.34-46.。
一是制定健康河湖标准。深入研究健康河湖的概念和内涵，结合湖北省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特点，建立一套科学规范、操作性强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不同的河湖类型，提出不同的健康指标，形成湖北省健康河湖标准体系。
(二)中国情境下照护链研究的入口
与西方及港台相比，学界围绕照护链概念对中国大陆地区雇佣照料现象的探讨却寥寥无几。这极有可能是因照护链研究多在跨国背景下展开，而当前中国大陆的雇佣照料现象很少涉及跨国，所以正如尼古拉·耶茨等批判的，它被学界忽视了。中国大陆目前至少有2500万家政工作人员，其中女性占95%以上，她们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或城市下岗工人[注]佟新：《照料劳动与性别化的劳动政体》，《江苏社会科学》 2017年第3期。。这意味着大陆照护链现象极其常见且清晰：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及老人互相或单向照顾，而他们的母亲(女儿/儿媳)前往城市地区为其它家庭提供照料服务。
在为数甚少的研究中，除严海蓉、葛婷婷(Arianne M. Gaetano)的英文著作稍有关联外，中文文献中刘军奎、佟新亦有所触碰。严海蓉、葛婷婷呼应西方学界对照护链研究源起背景的关注，即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人口的流动现象，更多地从女性个体经历来观察、分析中国城乡结构及关系，而对照料活动本身的讨论不多[注]Arianne M. Gaetano, OuttoWork:Migration,Gender,andtheChangingLivesofRuralWomeninContemporary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Yan Hairong, NewMasters,NewServants:Migration,Development,andWomenWorkersin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刘军奎虽提到了进京保姆们无法顾及自己家庭的困境，他更多的担忧在于保姆热带来的农村资源流失问题[注]刘军奎：《进京保姆:一种特殊的女性劳动力转移模式——基于 L 村的个案分析》，《西北人口》2010年第1期。。这三个人均没使用照护链的概念。佟新《照料劳动与性别化的劳动政体》一文可被视为是从经济与社会框架下对中国照料劳动的宏观概括与指导，他既说明了中国雇佣照料的必要性，也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他提及了照护链，不过使用的是“全球保姆链”的说法，而这恰好是照护链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在不同区域内转移的照料者，不仅是女性也有男性；而照料劳动，不仅有照顾他人与清洁等，还有其它。
通过今天对恋爱的认识，我想对大家说：对于高中生，爱情就像是一件太过昂贵的奢侈品，给不起，也要不起。我们不要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一种错误的感情！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看到过太多的遗憾，作为大家的班主任，我不希望这些遗憾在大家身上重现。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上，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为自己的人生而拼搏，为自己未来的“心上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你们真的要爱，至少要先创造出爱的资本。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的爱真的经得起考验的话，就把它暂时存在心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至此，我们既了解了学界对照护链研究的反思与批判，也明白交错着性别与阶层因素的雇佣照料在大陆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但从照护链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却甚少。这提醒我们应该在充分考虑中国具体情境的前提下批判性地运用照护链概念。这样我们既可以避免简单地将在照护链研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受雇者经验描述法移植到中国大陆情境里，还可以充分挖掘大陆地区照护链实践的独特内容，从而丰富、扩展已有研究。
从当前世界范围看，家庭照料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之一。社会中绝大多数个体，尤其儿童、老年人与病弱者，日常生活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照料。而家庭照料大多情况下由女性承担，这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注]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起的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报告”(1990、2000、2010)为此提供了清晰的数据。。可女性参与有薪酬的工作也是必要的，这不仅关系到她们个人的发展与选择，也关系到社会整体的利益。因而，城市中产阶层的很多职场女性为了缓解有酬工作与无酬家务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选择雇佣他人进行家务照料，正如电影《找到你》中的李捷那样。她们是照护链上的另一大主体。
然而这个群体在照护链研究中可见度很低，即使有对她们的研究与访谈，也围绕着她们的雇佣对象及其中的雇佣关系。正如前述内容所言，照护链研究将大量探讨放在了跨国的(女性)家务劳动受雇者身上，然而，也正如前述批判所指出的，这种聚焦让它少有契机与关怀伦理所强调的关怀互惠性及人与人的互相依赖关系等产生互动。就关怀伦理而言，照护链下的受雇者成为了关怀提供者，而雇佣者成为了关怀者接受者，二者不再仅仅是社会、经济框架下的雇佣关系，还是伦理视野中的关怀互惠关系。关怀伦理既能看到作为关怀提供者的孙芳们的劳动，也能看到作为受关怀者的李捷们对关怀(雇佣照料)的强烈需求，更能看到照护链的关注核心，即雇佣照料(关怀劳动)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正因如此，关怀伦理呼吁社会建立良好的关怀关系。良好的关怀关系既期待关怀提供者同时具备关心的态度与照料的行为，又期待关怀接受者能积极回应关怀提供者，更要求这二者间具有平等的关系。
以上可见，农民健康可行能力既注重政策针对性，又注重政策整体性，将问题应对与发展有机结合，将外部扶持与自身能动作用的发挥有机结合，是一种现实性与发展性兼顾的“标本兼治”政策选择，更加有利于全面系统的实现健康扶贫目标。
公允价值也称之为公允市价或公允价格。其主要是双方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明确的相关价格。公允价值计量是参照公平交易原则，由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一种金额计量方式。虽然公允价值必须公平交易，但若无法证明交易存在不公正性，其市场交易价格也称为公允价值。但计量价值并不是市场上所达成，且其主观价值判断有失公正，那么其不能视为公允价值，所以其价值信息必须具备可比性和有效性。
关怀伦理对受关怀者的同样重视、对关怀关系的强调，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大多数照护链研究是如何忽视照料劳动环节中的女性雇佣者的。似乎在照护链研究这里，她们仅仅是关怀、照料所“流向”的那一方。然而，情况就这么简单么？显然不是。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她们如此地需要雇佣家务劳动者？她们在照护链上，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更重要的，当从关怀伦理视角看向照护链上的她们时，照护链还是照料流失么？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实证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对9位雇佣保姆照顾自己5岁以下孩子的职场女性的半结构深度访谈，一类是对两位全职妈妈张嘉与王懿(均为化名)的非结构深度访谈。作为对前者的补充，后者更进一步说明了工作对女性的重要性。张嘉30岁，孩子1岁7个月，先后雇佣保姆计6人；王懿也30岁，孩子4岁3个月，目前在幼儿园大班就读，她无保姆雇佣史。9位职场女性年龄在28-38岁之间，除李华因在攻读硕士学位阶段生育了第一胎，现在大孩8岁外，其余女性的孩子年龄集中在6个月到4岁多。在6个月到4岁多的孩子中，上幼儿园的有两名，一名三岁半、另一名四岁多一点，其他孩子均完全依赖家庭抚养。此年龄段孩子对他人照料的需求程度极高，这对其家庭花在照料上的时间与精力均提出了要求。那些做了母亲且返回职场的女性，因通常被视为照料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此阶段面临的冲突与压力更明显。
本研究受访者均自我认同为中产阶层，均有着本科或以上学历，均来自国内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包括太原、上海、北京、广州、济南等。这种跨地域的访谈不但不会影响研究结果，反而会让研究结果及建议更具有普遍性。首先，有研究表明，与人们主观阶层认同呈正相关的因素有受教育程度、消费观念与生活休闲方式，而城乡户籍的二元分割及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无显著影响。[注]胡荣、沈珊：《客观事实与主观分化: 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分析》，《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其次，人们会通过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来表明自己的阶层身份[注]周葆华：《新媒体使用与主观阶层认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新闻大学》2010年第2期。，互联网的普及与深入又促进了此行为。第三，北京、上海的职场女性(母亲)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也是西安、太原的职场女性(母亲)的苦恼。在深入具体情境处理不同细节时，有必要先分析她们各自困境所具有的基础共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受访者家中的保姆均来自农村地区。
为了巩固学生对这个结论的认识与理解，继续追问：如果这条线往上或往下移一下（课件演示），这两个图形发生什么变化了？周长呢？
对这11位受访者的访谈均围绕其对家庭照料、雇佣照料、工作、自身等的态度展开。半结构性深度访谈在2018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完成，访谈对象为笔者的微信朋友或为微信朋友所推荐，访谈方式多为微信语音或电话；大多访谈分两次完成，具体时间分别在9月中下旬及10月中旬，每次时长1到2小时；个别研究对象因谈及的问题较多，访谈次数与时间相应增加。非结构深度访谈均在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完成，对张嘉的访谈时长总计约为7小时，对王懿的约为4小时。
表1
9位半结构深度访谈受访者及其所雇佣保姆基本信息
年龄子女保姆情况是否同住姓名数量年龄(岁)历史雇佣数雇佣时长(年)年龄子女个数年龄杨卓3424和111502均成年是李华3828和242两位30+,两位40+(30+a)2均约10岁(30+b)210和4(40+a)216和17(40+b)不知不知是赵琦281222均50均225-30否孙瑞3110.510.5492均成年是刘瑾2810.520.548和40(48)225和17(40)123是梁宇331127-8约40和45(～40)2未知是(45)2已婚;高三否朱擎3323.5和130.5均约40(40a)1未知(40b)2青少年(40c)1未知是周允33143333-40一般1-2一般-13是叶述311121均50+(50+a)133(50+b)未知未知是
四、她们：雇佣照料的需求者
(一)职业是自我构成的重要部分
受访者及其丈夫均为八零九零后。他们既受到了传统观念下性别分工的影响，也亲身经历着性别观念的进步。因而这些爸爸们中，虽有人认同并践行“男人不做家务”这种落后观念，进而直接导致了夫职/父职的缺位，但更多人积极参与家庭劳动。这些丈夫对照料家务与孩子的态度，说明了他们在朝着“好丈夫、好爸爸”这种正在形成中的新规范靠拢。不过，因既有的社会规范要求男性在工作上投入更多，他们也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所以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自结婚后，张嘉就停止了工作，丈夫在一家知名企业做管理。一开始她觉得生活很好，可以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越到后来，她焦虑感越强，越想早点去工作。虽然默认丈夫工作能力强，但她还是有种不服气在，“凭什么是我在家里带娃，他在外面工作？”她更有一些焦虑感来自周围的其他主妇们，她们锻炼身体、收拾打扮自己，“是为了老公还是为了自己？”她担心自己社会能力的退步，“我只沉浸在带娃的世界里，娃娃成长了，我自己失去了那种沟通、交往、表达的能力，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成长。”同时，尽管明白自己对家庭的贡献，但她依旧挥不去“丈夫在养家”的恐慌感。有时候她会自我安慰，“其实我并不觉得是他在养我，结婚的时候，我自己就带过来了几十万，算下来现在都没花完吧！”可越这样表达，越能反映她的焦虑。
这间屋子很拥挤，靠窗的地方放着一只小碳炉，后面是八仙桌，是餐桌也是书桌，上面放着电饭煲和茶具等，八仙桌后面是一张单人床，此刻夏天就坐在这张单人床上。
王懿则毫不掩饰这种恐慌。婚后怀孕，她便选择全职在家。“(2015-2016年)家里呆了两年，急！我不想呆着了，创业吧！开了个(摄影)工作室，就把两岁的孩子送了幼儿园。试了一下自己才知道，现在想想自己也挺狠心的，两岁孩子送幼儿园经常尿湿裤子，病了也得去。我干的那(工作)又是周末节假日陪不了孩子。最后干得也不开心，没有拼劲儿了。家里也乱套了，我老公经常上着班就被幼儿园喊过去送裤子啥的，我觉得还是孩子重要，我在家了我老公工作也踏实。然后孩子三岁多了我就又啥也不干了！”现在提到自己状态时，是“依旧很急”,“想自己挣钱啊！花得爽，不然总觉得在花人家的钱，花得多了就有点惭愧”。当然她也知道，“现在雇个好保姆比我工资还高呢吧？但感觉真不如自己挣的。我发现我们这种全职妈妈都会觉得是没办法才当了全职妈妈，但上班的妈妈也觉得没办法，必须上(班)才能养家”。
(二)夫职/父职主动或被动缺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近现代以来，虽然因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有更多男性逐渐参与到家务照料中，但女性仍是主要操持者。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主要数据报告》，“女性承担家庭中‘大部分’和‘全部’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照料孩子生活等家务的比例均高于72.0%，而男性均低于16.0% ”；“女性承担‘辅导孩子功课’和‘照料老人’主要责任的占45.2% 和39.7%，分别比男性高28.2和22.9个百分点”[注]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主要数据报告》，2010年。。更有学者通过分析2000年和2010年两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发现同一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在10年间发生了倒退，如今人们更加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了[注]徐琪：《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3期。。本研究受访者均明确拒绝此观念，认为家务劳动至少是夫妻两个人的事。在具体现实中，除赵琦与叶述遭遇“甩手掌柜”外，其他受访者的丈夫均积极参与家务劳动、照顾小孩。
本文用Radfrac模块在表1的模拟条件下，考察了乙二醇、N,N-二甲基甲酰胺（DMF）、糠醛和环丁砜4种萃取剂对异丙醇-环己烷体系的分离效果，模拟结果见表2。
不过，丈夫对家庭照料的参与并不能解决职场女性在工作-家庭间的冲突，因为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冲突。这四年里，杨卓丈夫一下班就往家里赶，在工作上，他投入不了额外的时间，也没指望升职加薪。两个人供养两套房，房贷更多地是由杨卓婆婆还，丈夫部分薪水用来还房贷，更多的部分用来养家，而杨卓的工资则刚好是他们付给保姆的薪水。“他也会抱怨说自己没有应酬。”不过，这个抱怨指向事情本身而非杨卓。在很累的时候，丈夫会跟她商量：“我不干了！家是休息的地方，我们可以脏乱一点，你也可以那样。”朱擎丈夫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很多，“人家优秀共产党员，思想觉悟高着呢”！有次，他连续工作一个月没休过一天假。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很想带孩子，也没有办法做到。另一受访人周允认为，就家务与工作的冲突而言，“男女反而是平等的”，因为“时间是固定的，给了工作就给不了孩子。……我看到幼儿园好多没有老人帮忙的，就是爸爸请一天假、妈妈请一天的(接送)。”
1.2.2.3 以方案的多版本呈现模式提高目视提醒效应以保证皮肤护理方案执行到位的可行性 将可行性皮肤护理方案制作成多个版本，护士随身携带便携式卡片版本，电子版本置于护士站工作电脑桌面滚动播出，B2纸质版本张贴于病区走廊目视可见处，通过上述呈现方式时刻警示与指引护理人员规范全面地落实皮肤护理方案。
在女方全职照料家务与孩子的情况下，男方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作为全职主妇的张嘉，早在孩子出生前就跟丈夫达成了协议：周一到周五她带孩子，丈夫上班，周六日由丈夫带孩子，她休假；周一到周五晚上丈夫回家，也应该带带孩子。但时不时地加班或工作应酬，总是打破张嘉丈夫在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在约好要聊天(访谈)的某周末早晨，打通微信语音后她气呼呼：“今天聊不了了！我得带着孩子去早教班！明明该他带孩子，结果昨晚给他们同事送行，喝到十二点多才回来！现在睡着踢都踢不醒，气死我了！”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始，西方女性主义领域对工作-家庭冲突进行了丰富讨论[注]Naomi Gerstel, Dan Clawso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Work and Families”, QualitativeSociology, Vol. 23, No. 4, 2000, pp.375-378.。其讨论对象不仅仅是处于不同阶层、不同族裔及不同生活状态的女性，也包括男性及男女性别差异的对比。国内学界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职业女性，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因而不再赘述[注]张琪、张琳：《青年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其平衡机制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4期。，但对全职家庭主妇、男性等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既补充了全职主妇对工作态度(本小节)，也探察了她们丈夫可能面临的困境(下一小节)。对于职场女性来说，虽有人因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精力而对工作产生愧疚感，但工作总是在手的，这让她们很难体会到没有工作时自己对工作会产生怎样的态度。因此，两位全职主妇对家庭、自我、工作的看法，是对此缺失的重要补充。
在提出全球照护链概念时，霍赫希尔德便特意指出：首先，虽然通常来说全球照护链由女性组成，但也包括男性；其次，照护链不仅有全球的，也有一国之内的、甚至地方的。不过，诸多学者对照护链概念的使用，往往总是拘于女性照料工作的跨国及跨地区分配及此分配带来的“照料流失”，研究对象也因之局限为具有跨国背景的女性照料者及因女性的规模性跨国照料而在当地“生产”的其他照料者。审视诸多学者在照护链视角下的研究内容，便会清楚发现此局限性。此局限性给照护链研究所带来的问题，已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尼古拉·耶茨(Nicola Yeates)回顾了自己及其他学者在全球照护链方面的研究后，指出研究者在运用照护链深刻阐释照料的跨国际化本质的同时，也因研究的倾向性而将照护链概念放置在了困局之中。这其中包括，研究者过于聚焦女性照料者、强调母亲照料的重要性，将女性照料的转移称为“照料流失”，这加固了人们家庭、社会照料女性化的观念；研究者的分析集中在跨国的照料转移上，却忽视了发生在一国之内不同地区间的照料转移。[注]Nicola Yeates, “Global Care Chains: A State of the Art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Care Transnationalization Research”, GlobalNetworks, Vol. 12, No. 2, 2012, pp.135-154. 阮明、罗伯特·萨若热蒂及琼·特朗托 (Minh T. N. Nguyen，Roberta Zavoretti，Joan Tronto)在吸收尼古拉·耶茨批判的基础上，从关怀伦理视角审视全球照护链研究。他们认为，大量相关研究倾轧在对护理及家务劳动的经验性探讨上，通过揭露受雇者与雇佣者之间的不平等，来批判全球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平等。这让全球照护链与关怀伦理领域构成了平行而非互相对话的关系。关怀伦理强调人们的互相依赖及关怀(照料)的互惠性，而当前照护链研究则有将关怀变成单向道的嫌疑：它仅仅从受雇者流向了雇佣者。事实上，全球照护链可以从与关怀伦理领域的互动中看到更丰富的内容[注]Minh T. N. Nguyen, Roberta Zavoretti, Joan Tronto, “Beyond the Global Care Chain: Boundaries, Institutions and Ethics of Care”, EthicsandSocialWelfare, Vol. 11, No. 3, 2017, pp.199-212.。
(三)隔代照料有难题
“祖父母照料是新世纪多元化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重要形态之一。”[注]宋璐、冯雪：《隔代抚养：以祖父母为视角的分析框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众多已有研究发现，祖父母照料能够使扩展家庭中的各代均受益[注]宋璐、李亮、李树茁：《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不过，祖父母能否照料孙辈、能否照料好，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的。
高分子链在空间的形貌是高分子柔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高分子链的基本特征之一.如何运用数学模型来了解高分子链在空间的形貌和基本尺寸,是高分子物理学的基本内容.
在所有受访人中，张嘉跟笔者接触最多、随时联系，有天她突然发来信息，“我最近特别的，咋说呢，觉得有种不知道啥的东西约束着我。不知真假的东西。比如母乳，不懂自己当时为啥要那么坚持，现在想来觉得很傻，再选一次我就不母乳了！怀孕之前看的书都是让女人母乳两年，提倡母乳，真是被洗脑了。还有孩子不到三岁要自己带，也是傻！” 李华则反思了女性与生育的关系，“说实话生育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人都觉得不划算，那我们的人类就灭绝了。于是我们的文化就一直在给我们灌输这些母性啊什么的，也许我也是被洗脑了吧？”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划算时，她回答说，“比如说生孩子付出的经济上的、体力上的成本。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养儿能防老，但事实上真正能给我们养老的并不多，养孩子更多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再具体一点，生孩子对我们女性身体的索取也算啊。”但她也承认孩子带给她的快乐：“可是孩子在你面前的时候，那种爱真的是存在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根据上海市妇联公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自“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以来，用人单位对女性的隐性歧视更加严重。如此看来，“女性回家”不再是社会上一些人的呼吁，它快要成为为形势所逼的事实。然而，女性与职业是互相依赖、互相需求的关系：从前文可以看出，职业对很多女性而言重要无比，是她们自我构成的重要部分；同时，“女性作为生产者、消费者、管理者和投资者的价值日益凸显，女性是经济繁荣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注]刘亚枚、张永英、杨玉静、石鑫：《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妇女发展和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5期。。如果女性被迫“回家”，那于女性、于家庭、于社会都是极大的损失。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工作与家庭照料上，面临冲突的不止是女性，也有男性，且隔代照料也有着诸多麻烦与困扰。可儿童对照料的需要是既定的，这就在客观上对雇佣照料及其它照料方式提出了要求。
五、她们：照护链上的主动者
在《全球照护链与情感剩余价值》(GlobalCareChainsandEmotionalSurplusValue)一文中，霍赫希尔德试图阐释一个完整的照护链条：第三世界国家最底层家庭的儿童可能由长姐或祖母等照料，作为家庭支柱(之一)的母亲前去照顾本国较高阶层人家的孩子以赚取薪酬；而第三世界中产阶层或稍低于中产阶层家庭的母亲们则前往第一世界国家，去照顾那里中产阶层及以上家庭的孩子们；第一世界中产阶层的母亲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公共关系、市场推广、人力资源居多，她们总在帮助他人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这些职场女性把对孩子、家庭的情感转移到了工作上。那照料的环环流失也清楚呈现：属于第三世界低阶层家庭的照料流向了本国中产阶层家庭，而属于第三世界中产阶层家庭的照料则流向了第一世界中产及以上家庭，属于第一世界中产家庭的照料又流向了公司。在这样的阐释里，全球照护链是一个对照料的层层剥削链。霍赫希尔德指出，位居一些照护链顶端的是公司管理者。
如果将霍赫希尔德列出的链条放置在中国情境下，那将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女性把自己需要照顾的人留给其他(家里)人，去照顾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而中产阶层的职业女性们，又将自己的情感劳动贡献给了工作单位。照料的流动方向自然也很清楚。在霍赫希尔德的阐释下，中产阶层职场女性似乎更多是无奈、被动的形象：因为正好处于照护链的“那个”环节，她们既是底层女性照料的“流向方”——有人“替”她们照料家务、照顾孩子了，因而她们“解放”了；也是情感劳动的“流出方”——其中很多人从事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工作，在公司里对他人付出情感，却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
与霍赫希尔德流露的悲观相反，本研究受访者很少认为工作在剥削其情感劳动[注]当然，资本体系的剥削、她们没有认识到的其它原因等需要非常复杂的讨论，这不是本文的讨论内容。，相反，她们期望在工作中体会自我的其它价值。她们认为过于强调女性对家庭、孩子的重要性，事实上剥夺了女性对工作、自我应有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积极主动地重新定义着雇佣关系，从访谈中可以看出，雇佣他人照料家务与孩子不是“解放”自己，而是互相之间的合作、帮忙、理解与体谅。这就为照护链从单向流动、环环剥削到双向互惠、彼此赋权的转向开辟了空间。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主角，负责毕业生的统筹分配；而当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毕业生流向，指导毕业生到基层、老少边穷地区就业；规范就业市场的运营机制；制定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包括户籍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等；提供各种创业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投入创业浪潮中。因而，政府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主角”变成了“配角”，实现了由行政导向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化[3]。
(一)反思、反抗密集母职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莎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密集母职的概念，以概括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好妈妈认知”：好妈妈应是孩子最重要的照顾者，她应将自己大量时间、精力、金钱、情感劳动投入到抚育孩子身上，而她自身的需求则可淡化[注]Sharon Hays, TheCulturalContradictionsof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在中国社会，因长期低生育率及激烈的竞争环境，孩子对家庭来说变得“昂贵”，密集母职实践也随之流行了起来。这在城市家庭，尤其中产阶层那最为明显：孩子的成长关系到家庭未来代际阶层的流动，出于对阶层差异的认知、对代际朝下流动的焦虑，做了母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实践密集母职，会在育儿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注]陈蒙：《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8第2期。
本研究所有受访者均在育儿上投入巨大，她们有人的确是出于“培育优质宝宝”的考虑，也有人是因为看其他母亲都那么做，怕自己做不好，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不过，在倾力付出的同时，她们中也有人反思甚至反抗密集母职话语。叶述就认为，身为人母，“照顾家庭的家务事还是能放手找阿姨啊，找公婆啊，或者别的帮手，真的是会帮大忙的。……自己的事情同样重要”。梁宇直接说，“哪有一天到晚都要陪着孩子的啊，你看看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成了啥样儿？带孩子也不能那么带吧？”
在向日葵菌核病的防治上，由于向日葵菌核病的抗病育种进展缓慢，目前还没有抗病品种和高效耐病品种，主要采用化学防治措施。化学防治使用的药剂主要有多菌灵、速克灵和菌核净，但向日葵植株过于高大，田间用药十分困难，药剂对土壤中菌核抑制效果有限而且化学防治不仅容易污染环境，也常因菌核病产生抗药性而不能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3]。生物防治是目前植物病害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多集中于拮抗菌的分离、筛选、分类、生物学特性以及拮抗机制、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并应用于生产实际具有良好的防效，因此生物防治是当前控制菌核病较为提倡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保证生物防治的关键所在是筛选高效和活性稳定的拮抗菌株。
首先，并非所有祖父母都有照料孙辈的条件。本研究受访者中有3位在照料孩子上无法获得双方父母的帮助，后者要么还未退休，要么因地理上相距甚远而不方便前来照顾。其次，一些有时间的祖父母，则有着意愿或能力上的勉强。自刘瑾生产后，公公婆婆就搬到刘瑾那。可是刘瑾婆婆不会做饭，公公也不太会，“婆婆专心工作，公公不爱在家吃饭，孩子(刘瑾丈夫)上学之后在学校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请了保姆，那做饭的任务就在刘瑾与她丈夫身上。朱擎遇到的情况则是丈夫家庭无力帮忙，而她父亲受不了她对照顾孩子的精细要求，于是总抱怨。“给孩子洗衣服啥就是我爸的。每次洗完之后，我跟你说，他都是哀声连连，你知道那种埋怨吗？哎呀，太累了，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不想管了。不是我一个人，我发现身边朋友的老人也是。就是他们可能想表达累，但是在咱们听来就是，总说就会有种反感。还会说，哎呀，老了，应该去享受退休的生活，现在在这儿像牛似的。他说多了大家就不高兴了。”她跟自己母亲也不时发生争执，这时她母亲就会用拒绝帮她带孩子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第三，照顾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这对祖父母们构成了挑战。正如朱擎所说，“带孩子很累，还会遇到晚上熬夜的情况，家里老人受不了” 。第四，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两代人在育儿理念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很多受访者均提到自己与上一辈育儿理念的冲突。这使得她们一边希望自己父母或公婆帮忙带娃，一边又有着在父母辈面前不敢说的担忧。朱擎跟自己母亲的大部分争执，就在如何育儿上。她认为自己已经在竭力克制纠正母亲行为的冲动了：“你如果反对的话，她会非常不高兴，而且她心里想你用着我，你还挑我。就是这种。他们不会觉得谁说得对，就对孩子怎么做，不会这样。每个老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刘瑾也直接表达说：“长辈年纪偏大，养育孩子经验也跟不上时代。”
(二)主动改写雇佣照料关系
1. 认可与被认可关系：保姆是专业人士
正如第二部分所指出的，因重视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人口流动的现象，强调对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照护链研究在探讨雇佣关系时，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雇佣关系的支配性与剥削性上。当然，这是雇佣照料关系的大部分实情，笔者一位长期雇佣保姆的朋友(非受访人)，就小心翼翼又不好意思地表达过雇佣关系的不对等：“唉，你知道么，其实她们很多时候是不跟雇主家庭一起吃饭的，她们在厨房吃。”但除了大量照护链研究所呈现的雇主家庭对受雇者的支配、剥削关系外，还有三种雇佣关系值得关注：一是市场原则下专业性的认可与被认可关系；二是依赖、接受关怀(雇主)与被依赖、给出关怀(受雇者)的关系；三是糅合了中国式人情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这正是本研究受访人所反应的雇佣关系，且她们在形塑此类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
本研究大多受访者非常认可保姆的专业性，尤其是在请过月嫂或育儿嫂之后。周允指出：“她们的职业考试很难的，我看过。”朱擎感慨说，自己曾经向阿姨请教一个应对婴儿情绪的问题，没料到阿姨送过来一本全英文的书籍[注]阿姨自己不懂英文，但很清楚这本书有用。。她用专业能力衡量可等同于员工的保姆，保姆也可以用员工的视角来决定是否要留在公司(朱擎家)。“家里人(可能)因为孩子、琐事产生隔阂，处于情绪化时就不会体恤你，(在带孩子上)帮你一把了。但是阿姨只领工资的，她不会随便情绪化，有情绪我们就解除劳动关系了。”所以当一位保姆因“无法忍受我的高要求，就主动离开”后，她表示完全理解，“人家(保姆)是看钱来的，发现活太累时，人家可以不干”。拥有自己公司的孙瑞与保姆践行“合作式管理”：保姆是一种职业，妈妈也是一种职业，她与保姆互相合作，各自发挥专业能力，照顾好孩子就行；只要这个保姆是专业的，那她就可以胜任其职位，只要她能胜任，就应该给予她充分的信任。在白天上班时，她与丈夫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当与月嫂产生育儿分歧时，刘瑾绝不会“拿身份压”月嫂，而是与之进行专业上的交流探讨，以找到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当时我们家孩子湿疹了，然后我家阿姨坚持说那不是湿疹，我从网上查资料、对比症状给她看。……(最终)给孩子买了药抹了药，后来就好了。”
2. 依赖与被依赖关系：产妇离不开保姆
月嫂对刘瑾帮助很大，“因为我是剖宫产嘛，然后刚生下宝宝的十五天里边，需要恢复手术的伤口，所以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主要就是喂奶、喂奶、喂奶！然后那保姆在家里就需要做很多事情，主要是照顾小孩儿，给小孩儿洗澡、抚触，以及他的吃喝拉撒。在喂奶的时候，她抱过来让你喂奶就好，其它的事情都是由她来解决”。刘瑾指出，产妇们很是依赖月嫂。虽然丈夫及其他家里人已经给了很大的支持，但初为人母的她还是经历了各种委屈与焦虑的情绪，而月嫂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她这种情绪。“一天二十四小时被绑定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产后抑郁怎么来的？……拖着伤口喂奶，睡眠剥夺，被婆婆和亲妈念叨，还会被怀疑奶多奶少质量好不好。当然我们家人没有后面两项，对我挺好的，我没有产后抑郁。(要知道)没有人关心自己，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妈妈们是超级委屈的。月嫂照顾孩子，也会照顾产妇，这就是我觉得产妇会依赖月嫂的原因之一。我们家阿姨当时每晚会给我准备一盆艾叶泡的洗脚水，我现在还是很感动。”而当月嫂的悉心照料结束后，妈妈们可能会经历手足无措，刘瑾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后期得过乳腺炎，我去医院的时候碰见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就说，她得乳腺炎就是因为他们家月嫂阿姨离开了，她心里很没底儿”。朱擎也非常依赖保姆。家里曾有育儿嫂照顾小宝，她专心照顾大宝，“小宝宝睡得特别好，不作不闹，一到三个小时一吃奶。然后她就来叫我，我就喂奶。……她帮你干活，这样你的体力不用消耗很大，心情上就愉悦。”
3、中国式人情关系：互相体谅相处长久
雇主与保姆间的人情关系，在杨卓这里体现得最明显。杨卓觉得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要讲感情：“我老公认为谁出来都不容易，就各自都宽容一下。给她的工资一直涨，前面涨到了3300，上周又涨了，3600元26天。她周五回家，周日早上五点会从她家过来，我会给她留早饭。秋收或过年，我会给她吃的让她带家里去，她来的时候也会带土产品，虽然不值钱但是人家的心意。前段时间她孩子来这里住，住了五六天，工资一分不差我照给。这都是互相的，我对她孩子好，她对我孩子好。”与保姆的这种互相体谅，换来了保姆长久照顾她家的决定，“我不能说我雇了她，就要让她一分钟不能歇，我说感谢她的支持、她的坚持。如果要人家待下去，你必须要坚定人家信心。当然一开始大家互不熟悉，就走一步说一步。现在她孩子考大学考得离我们很近，为的是离她妈妈近一点，因为她觉得我们家可以。(那孩子)专科三年，最起码能呆到2020年吧！”梁宇家里的保姆是她的远方亲戚，大家知根知底，因而更多地把雇佣关系看作熟人间的互相帮忙。
六、照护链：从剥削流失链到关怀互惠链的可能
受访者与保姆的三种具体相处方式，将关怀伦理所期望的人们之间互信、互助、互惠、互相赋权的内容赋予了照护链，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们为他人提供照料、关心，进而形成关怀互惠关系的可能性。关怀互惠关系启示人们去期待一个远好于当下的(全球)社会关系。在此关系下，互相平等的人们在互相依赖中各自获得更真实的自由。用弗吉尼亚·赫尔德的话来说，“无力育儿或对此无兴趣的母亲可以做其它工作，那些具有更好技能和更多了解的人，可以专为帮助儿童茁壮成长而得到报酬”[注][美] 弗吉尼亚·赫尔德：《关怀伦理学》，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7页。 。良好关怀关系下平等的互相照料是我们应期待的理想，而照护链研究所担忧、批判的雇佣照料提供者与接受者间深刻的结构性不平等却是现实。如今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现实走向理想，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如何从剥削流失链转向关怀互惠关系。
关怀伦理注重情境的特殊性，因而从全球范围内一概而论意义不大。再者，即使在理论上找到可行的答案，也难以适用于不同的具体情境里。每个具体情境均有其具体的改变方式，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种转向的入口。
首先是重新期待雇佣-照料关系。它不应再是延续了北美地区白人中产家庭与有色人种“女佣”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新富与“菲佣”、“印佣”的那种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甚至主与仆的关系，而是如本研究受访者所呈现的那样，它可以成为非专业人士(母亲在家庭照料方面)与专业人士(照料者)的合作、受照料者(雇主家庭)对照料者的依赖及依赖关系中受照料者对照料者的赋权，与糅合了中国式人情的互相体谅与理解。
其次是重新评估关怀、照料行为本身。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照料的女性化，二是照料活动的被贬低。正因为照料的女性化，女性在职场与家庭间的冲突才显得那么尖锐，且雇佣照料本身也呈现出一种女性剥削女性的表象。事实上，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应平等地参与关怀、照料活动；而且，关怀活动本身具有极大的道德重量，男性更应该在关怀照料过程中锻炼自己感受及回应他人需求的道德能力，因为此能力一直被所谓的“男性气质”排除在外。而照料活动的被贬低，则让照料显得边缘、不值得被重视，因而成为了一些群体无奈之下才会从事的工作。但事实上，照料、关怀活动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没有照料与关怀，连人类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因而，照料活动应该得到其应有的重视，照料工作也应该得到合理的报酬。这样的话，一些照料工作者才不会主动或被动地频繁更换雇主，如表1所显示的那样；也会有更多的人进入照料、关怀行业，这不会挤压社会低阶层人群的选择，反而随着关怀活动价值的被认可，他们会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第三，这也是最为基本的，若要将流失剥削链真正反转为关怀互惠关系，那照料与关怀就不能再单向流动及单线条存在，而应是多向的、网状的。这意味着照护链将邀请其它各方参与自身之中。受邀者不止是照护链上所涉及的个体及家庭，更有政府及社会机构。正如第二点所建议的，当直接照料工作应有的薪酬与其它价值获得承认时，照料工作从事者也将获得他们应得的保障，这既包括产假、生育津贴等，也包括职业晋升渠道与退休保障，更包括对照料者自己家人的关怀与照顾。就重视照料者家庭而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就业城市为其子女提供教育与医疗保障等，均能实际有效地完善关怀互惠网络。这些机制的建立健全，让直接照料者在其它向度成为了受关怀者，而这正是关怀伦理所期望的，正如费奥纳·罗宾森(Fiona Robinson)所说，接受与给出关怀(实际上一直)是互相依赖的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注]Fiona Robinson, “Care, Gender and Global Social Justice: Towards an Moral Framework for Ethical Globalization”,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June 2005. 。这些关怀机制、关怀关系的建立过程，就是流失剥削链的被瓦解、被摧毁过程。此过程在当前全球范围内极难推进，但中国社会却有条件使之成为事实。
刘寒冰[20]通过含水率和冻融次数对压实黏质土试样力学特性的影响规律研究，研究发现：随着冻融次数和含水率的增加，压实黏质土的应力-应变曲线由应变软化型向应变硬化型转变，试样的破坏形式逐渐由脆性破坏转为塑性破坏；压实黏质土的极限强度、弹性模量和黏聚力均随冻融次数的增加而呈衰减趋势，内摩擦角与冻融次数的关系并无规律可循，各力学参数均在经历 8 次冻融循环后基本趋于稳定；含水率对压实黏质土的力学性质影响显著，极限强度、弹性模量、黏聚力和内摩擦角均随含水率的增加大幅减小。
总而言之，(全球)照护链本身是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或一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关系的反映，但它也有可能成为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进而引导社会建立良好关怀关系的实践场所。它从流失剥削链向关怀互惠网的转向，又对社会关系、人们的认知及实践提出了改变的要求。这将是一个多方促成的过程。
FromCareDraintoCareReciprocity：China’sReshapingofGlobalCareChainResearch
Mao Jianping
Abstract: Within the global care chain analytical framework, care work female employers with bare domestic work burden are usually seen as care recipients and the beneficiaries from the chain, compared with female care workers whose own experiences show the inequaliti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t great length, those care work female employers are placed far less concern. However, with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that care work is women’s work, many middle-class women have to struggle between the paid workforce and unpaid housework, which creates their strong needs for hiring in-home help. This situation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China since “Two-child policy” has been nationally implemented. Viewing from the theory of Care Ethics, the care workers are also care givers, the care work employers are actually care demanders, the latter should also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middle-class women, we would understand why those women are in such strong needs for hiring in-home help and how they actively change the care work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that enable a possible space for care chain to transfer from care drain to care reciprocity.
Keywords: (Global) Care Chain; Care Drain; Care Ethics; Reciprocal Care; Middle-class Women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5-0084-11
作者简介：毛建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241)
收稿日期：2018-02-28
(责任编辑：潇湘子 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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