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术界运用现代政治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已近百年，检视贯穿其中的政治概念与理论话语，是分析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概念检视的结果表明，贯穿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的政治概念解释停留在常识水平上，在含义上不完整，在准确性上似是而非，只有少数著作贯穿了专业化的政治概念解释。贯穿了常识性政治概念解释的著作，较为关注具有当下舆论价值的话题与问题，梳理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话语具有经世指向。贯穿专业性政治概念解释的著作，较为关注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原始性及完整性，梳理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话语注重完整知识的呈现，具有一定的启蒙特质。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 学术省思 概念检视 话语梳理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梁启超第一次在北京法政学校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1922年算起，[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序》，《饮冰室合集》第29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7649页。已有近百年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在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及理论建构上都依赖于西方政治学。一些研究和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可讲，因而所谓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就无从谈起了。萧公权先生《问学谏往录》曾论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这种尴尬。[注]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如果严格按照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概念界定和政治理论形态，那么中国的政治思想内容，不仅确实很难被装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容器中，而且也很难找出一个具有完整政治理论的政治思想家。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却还是开始了它的冒险旅程，以西释中：首先是参照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及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寻找和解释关于政治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等，而后是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逻辑，梳理收集到的有关文献，呈现出一个又一个关于政治的理论体系，并将这些理论体系按照历史顺序排列起来。
各种各样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著述大多按照上述方式展开，也有些学者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古典概念来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但未成为主流，影响也相当有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工作在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脱离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体系与方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依托西方政治概念与理论对本土政治理论的概念检视和话语梳理。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对中国本土政治理论进行概念检视和话语梳理，大体有两个基本类型：第一个类型侧重在中国本土政治理论资源中寻找现代西方政治中的标配性概念、命题与理论逻辑，如公民、共和、民主、自由、儒家宪政、地方自治、议会政治、责任内阁等，其用意是在中国本土政治理论资源中找出一个纯而又纯的自己的现代政治理论，以指导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其理论具有鲜明的经世指向。[注]葛荃主编：《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页。第二个类型侧重于中国本土政治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及相应的政治解释，试图在理论上还原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各种政治理论问题，找到提问和解答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核心范畴与主要命题，呈现本土政治思想家提问和解答政治问题的完整逻辑，其用意是呈现作为时代共性与民族共性的政治知识体系、政治推理体系、政治思维方式及政治文化形态，[注]张师伟：《阐发政治的民族共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主旨揭示》，《文史哲》2010年第6期。以解决如何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传统之累中走出来，其理论具有强烈的启蒙特质。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谱系选择与知识背景
虽然中国传统时代关于政治的诸多论述客观地存在于典籍中，并且在理论形态上也颇为完整，但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展现为一种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作为学科化知识体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只能是运用西方学科分类方法将知识分门别类进行学科化整理的结果。即便如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能如同西方政治思想史一样自然地成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西方政治学界所谓政治思想史只是指西方政治思想史。在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时代并无专门论述政治问题的理论，“古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或者说中国人并不认为政治与一般性的社会事务有何根本区别”。[注]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序言”，第2、3页。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既不存在一个特定的政治领域，以区别于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也不存在西方那样的诸多专门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也确实没有关于政治现象的专门思考，并且也确实没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那样的政治学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产生与西方政治学对应的思想体系”。[注]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序言”，第2、3页。如果严格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与逻辑来检视、梳理中国传统理论资源，中国就确实是既无西方那样的政治问题，也无西方那样的政治概念与政治理论。但中国学者在从西方接受其政治学概念及理论逻辑时，却并没有拘泥于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概念照搬和逻辑照抄，而是在译介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进行了必要的话语转换。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化知识体系的构造，就是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民主、民族、民权、自由、平等、共和、宪政等，作为西方各国富强的政治要素被中国学者所看重，并以这些已经传播开来的关键概念为基础，搜集中国传统理论资源，试图在中国传统理论资源中找到与民主、民族、民权、自由及平等、共和、宪政等相类似的概念，并将其梳理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谱系。《中国民约精义》就是以民主、民权概念为依托，梳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结果。[注]陈旭麓：《陈旭麓文集——浮想偶存》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9～210页。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传入中国，既带来了比较规范的学科化概念用语，也带来了分析和解释中国政治的学科逻辑，将这种学科逻辑用之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整理与解释，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所具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质量与风格，在根本上决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著述上可能达到的学科水平。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构造的概念体系选择，在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具体内容，而概念体系选择的不同首先取决于建构者知识背景的不同。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体系的构造结果，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治理论的内容，因为不论如何，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都不能被构造成西方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的克隆物，两者的不同显而易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构造所依仗的政治学知识背景。不同的政治学知识背景必然会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构造上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如果被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下进行建构，它就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用于呈现普遍的历史规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应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逻辑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其最基本的政治理论逻辑就是强调政治思想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和阶级斗争“行动指导的原理”。[注]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页。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还可以放在西方政治学概念与理论的视野下进行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建构为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用来展示中国传统中的政治学。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基本要素，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也有，这是百年来学者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的基本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在中国人向西方进行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的《古议院考》就以为西方流行之议院亦存在于中国古代，虽然中国古代无议院之名，但却有议院之实。[注]梁启超：《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94～96页。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弥漫的复古情结更将这种推理方式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有些研究者不仅试图在中国古典的政治话语理论中找到典型的西方政治概念，如公民、民主、自由、共和、宪政等；而且试图在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找到诸如西方人民主权、人人平等、权利保障等命题；甚至还试图在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发掘出一个完全没有西方影响的纯粹中国的现代化政治话语。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构造的概念体系选择固然有知识背景不同的原因，但也受到建构者主观意图的决定性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并不是诞生在一个持久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而恰恰是诞生在一个风雨飘摇国破山河碎的救亡环境中，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被创造出来的直接动机就是救亡。在清帝国经历一次又一次内外危机而日益衰朽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注意到了西方各国在政治上的根本优势，并开始留意西方政治知识体系，开议院的呼声开始出现于朝野，西方的政体知识也开始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关注。康有为将西方政体知识镶嵌在儒学知识谱系中，形成了一种土洋结合的政治新理论，开启了中国政治理论发展的崭新阶段。自此以后，一方面，中国社会在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选择上的快速西化，催生了一种批判旧文化和推崇新文化的启蒙心态，试图清除旧的政治文化，以确立和巩固新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的建构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并承担起了批评旧政治文化的使命。甲午战争后严复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内容上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遥相呼应，提倡“西学”，批判“中学”。[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7页。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革新，虽然没有隔断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政治保守主义的内容。在晚清的大多数时刻，政治保守主义都以翼教为目的，坚决反对在政治上向西方学习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等，异常执着地维护着自西汉以来就享有权威地位的“三纲五常”。[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82页。但在“三纲五常”终于零落成泥碾作尘之后，政治保守主义就换了一种方式来继续维护中国传统的诸多政治命题，努力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发现一套纯粹中国的现代政治话语来。姚中秋主张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要“抛弃历史主义”，“打破古今之别”，“激活、转变、发皇先人之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予以新生转进”，“参与中国现代秩序之构建的事业”。[注]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
中国在知识分类上引入西方学科体系以受舆论影响为主，报纸在引领救亡舆论话题的同时，也引领了当时的西学东渐运动。西方的学科体系或者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举办的报纸逐渐在中国本土传播了它的大致形态，或者是通过国外尤其是日本报纸舆论以大致而不精确的形态影响了谋求救亡图存的中国留学生。虽然西方学科体系中的任何一门科学都没有在清末民初得到准确的概念译介和完整的理论介绍，但中国的舆论领域又无可置疑地表现出西方学科体系的大致轮廓。这在某种程度显示西方学科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有了一定广度，但具体到任何一门学科却又在深度和精确性上过于差强人意。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前提的政治学知识在清末民初的近20年间，几乎就停留在报纸舆论传播所造成的常识水平上。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才因系统学习了政治学专业知识的留学生归来而稍有改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学生在西方所学的政治学专业知识虽然概念准确、理论形态完整、研究方法科学，但是西方的政治学专业知识中却并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成知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的建构及理论研究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学知识不足及知识水平不高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依赖的基本政治概念及主要理论命题，一是主要受报纸舆论影响，停留在常识水平上，一些关键概念和核心命题的理解与解释，“喜作比附之谈”，在认识上似是而非，“如以孟子具有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有民选制度，以秦政为法制”；[注]汪荣祖：《中国政治思想史·增订版弁言》，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弁言”，第3页。二是缺乏政治学专业知识的完整性与严谨性。许多学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是发现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民主、自由、议会及责任内阁、人民主权、地方自治等，他们的结论往往是在不具有充分且完整的政治知识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是不可靠的。萨孟武在日本接受了政治学的学科训练，具有完整的政治知识体系，因而能够正确地区别中国传统民本与现代民主，“民主不但要for the people，还要by the people，民本则只有for the people”，[注]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0页。这个结论具有基于政治学原理的坚实可靠性。李存山等强调黄宗羲已经开启了从民本到民主的进程，[注]李存山：《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兼评所谓“民本的极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其结论仍是立足于当代政治常识，从而在结论上显得政治学理论依据不足。
二、中国本土理论资源的西方政治概念找寻与理论推演
有的研究者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寻找现代政治关键概念与核心命题的同类项，以提高民族自信，提振民族精神。严复等特别看重自由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将自由作为国家富强贫弱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将自由作为激发个体活力以提升群体竞争力的关键点，他在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有限论述中，就特别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自由思想资源。[注]张师伟：《中国传统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相遇——严复自由话语建构的过渡性特征》，《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当然，就概念的精准含义来看，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自由”与从“liberty”翻译来的“自由”基本上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胡适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也存在着与西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相似或相同的关键词的观点或立场，他在晚年时还孜孜以求地发掘和发扬中国古典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用“由自”来解释“自由”，突出不受约束的意思。[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16页。尽管胡适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非常坚定，对自由、平等、权利等政治关键词的理解，也与英美社会主流的自由意识相当接近，但是他以西方现代以平等权利为载体的“自由”，来理解中国传统的主体意志自由，就未免对中国传统自由进行了过度解释。有的研究者则站在更高的历史哲学和人类的视野下，从寻找体现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角度，试图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找到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政治关键概念与核心命题的某种萌芽，以说明中国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也可以按照历史规律，发展出自己的现代政治关键概念与核心命题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虽然在实践中被西方入侵打断了，但中国历史中所体现的普遍历史规律却与西方历史的规律相同，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中西方社会，应该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概念及命题，表现出相同的历史发展趋势。他们以这个历史哲学的认识为研究前提，以西方同时期政治概念与理论命题为参照，在中国发现和发掘它的同类项、相似物。这个思路可以归纳为在中国发现自己的现代路径，它强调从李贽到孙中山的一脉相承。[注][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林右崇译，中华书局，1997年，第9～48页。
今年26岁的程晓出生在川北小城江油，父母都是江油市郊区的小学教师，夫妻俩用工资供他上学，一家人挤在60平米的老宅里，生活很是拮据。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学科化的知识体系，既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可以丰富、发展和进一步完善既有政治学知识体系，并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积极建构；其存在又以一定形态的政治知识体系为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知识体系为前提，它就不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学科化发展。“从知识论的视角看，中国政治思想史认识的对象无疑属于政治学科,其认识结果也只能汇入政治学的知识溪流，镶嵌于政治知识的逻辑大厦上。”[注]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一种基于知识论视角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构及发展必须要先以一定的政治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为基本前提，否则它就不能获得学科化知识体系所必需的科学形式；但一定的政治概念体系及理论逻辑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视角和工具在发挥作用，而不能仅仅是作为中国政治思想概念解释和理论叙述的参照系，更不能试图把生动灵活的中国政治思想事实硬塞到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的容器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非仅仅是将思想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博物架上,而是要追求理解的贯通性和呈现的整体性”。[注]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贯通性理解与整体性呈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选择时，要特别注意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的科学性，既要在概念体系选择和理论逻辑选择的时候，高度关注所选择分析工具在学科思维上的完整性，也要在分析工具使用过程中，注意完整真实地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事实，研究“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注]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再版“弁言”。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主要是给研究者提供一种分析和看待政治现象的视角和方法。在这个视角和方法下，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一些特定政治问题得到了系统呈现，思想家们如何解答及在结果上解答得如何等思想事实，就浮现在了研究者及读者的面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体系及理论逻辑选择切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如果研究者基于政治现代化视角，以西方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或核心命题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参照系，或者只是用概念分析的方法，试图进行中西方概念的含义比较和格义解释，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寻找西方意识形态关键词或核心命题的同类项、相似项，或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发现一个西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替代物或等价物，那就很难获得基于政治学理论视域的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准确知识。
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媒介道德素养，加强思想形象方面的塑造。在辅导员工作中要达到公平、公开、公正、诚信、安全的网络道德标准。在现实与虚拟的道德相互碰撞时，始终坚持道德的规范，用新媒体的网络规范要求自身的行为，把价值观念作为思想工作者的主导系统，把思想品质作为思想工作者的制高点，心理素养作为基础，专业知识作为主要支撑。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开始孕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救亡图存，它一开始就以找到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为前提，并据此既进行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的批判，又试图在中国传统政治意识中找到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同类项。在深刻彻底批判旧政治、旧伦理、旧文化和渴望加快建立新政治、新伦理、新文化的氛围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必需的概念体系与理论逻辑选择，受到了救亡图存的决定性影响，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救亡情结，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资政范式。[注]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一种基于知识论视角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学者们不论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何种主义为参照系，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和著述，都不能从容地进行政治概念与理论等的审慎选择，并不能顾及所选择概念及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反而更多地或主要地接受了中国救亡图存思潮所关注的西方政治关键词和核心命题的决定性影响。严复是中国救亡运动中最早意识到民族危亡并最早意识到“自由”救亡价值的思想家。他认为中国要避免沦亡并达到富强必须要“行自由”，中国有与西方相同的“自由”，只是没有实行而已。[注]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以西方传来的民族概念及民族主义理论为前提，将现实中还比较混沌的民族概念及民族主义引入了历史领域，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反清的夷夏论者，并将夷夏论视野下的满汉对立解读成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同类物，以此来唤醒政治上的满汉对立意识，强化了社会上日渐流行起来的反满革命。“王船山的《黄书》既歌颂了黄帝的事功，又称颂了黄帝的美德，……对于辛亥革命前出现的尊黄思潮，起了酵母作用。”[注]王兴国：《王船山〈黄书〉与近代尊黄思潮的兴起》，《船山学刊》2013年第1期。
重德。基层腐败和黑恶势力猖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道德观念的缺失。贪腐官员、黑恶势力侵占农民利益，鱼肉乡里，丧失基本道德；乡民受小农观念制约，缺乏道德判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弱者无人扶助，正义无人伸张。树立公德意识，也是杜绝基层腐败现象，铲除农村黑恶势力的要义。
拈花湾小镇规划了主题商业街区、生态湿地区、度假物业区、论坛会议中心区、旅游综合服务区和高端禅修精品酒店区等功能区，形成了“五谷”（竹溪谷、银杏谷、禅心谷、鹿鸣谷、云门谷）、“一街”（香月花街）、“一堂”（胥山大禅堂）的功能格局。
中国的政治命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发生了根本转变，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已经结束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原先的救亡情结顺势变成了民族复兴的情结。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洪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认知，决定着人们对中西方政治概念、政治命题等的态度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初，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伴随着政治学及中外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恢复，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保守主义及文化民族主义强势回归，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相继盛行的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等证实了这一点。近40年来，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再一次成为一个时代性的激辩话题，其中赞成儒家文化具有现代价值，并致力于发掘儒家现代价值的学者，逐渐汇集成了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想潮流，并逐步由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而递进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否认儒学天然具有现代价值并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批判儒学的落后性的学者，则逐渐地汇集成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西化思潮。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西化论者，两者对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分析都缺乏学术上的专业性，他们几乎都还与民国时期的多数前辈学者一样，以常识性的政治概念与命题为前提，进行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似是而非的概念解释和理论分析。其中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基于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满腔热忱，往往在以西方政治概念与命题为参照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中，既错误地解读了儒学概念，往往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鹿”强指为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马”，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公民群体的存在，……这些公民就是君子”；[注]姚中秋等：《君子与公民:寻找中国文明脉络中的秩序主体》，《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又过度解释了儒学命题，有意无意地造成政治命题方面的鱼目混珠，如有的学者对儒家“三纲”进行重新解读，要“为‘三纲’正名”，完全丢掉了儒家“三纲”概念原先的具体政治内涵，转而强调儒家三纲的精神实质并非主张人们“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君权”，人们的服从不过是一种职业化的秩序与分工，提出“三纲”的服从与今天的“法官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服从相同。[注]方朝晖：《为“三纲”正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7～138页。保守主义研究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脱离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政治环境及历史语境，单纯地进行从西方政治概念到中国政治概念、从西方政治命题到中国政治命题的解释，貌似在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却只不过是在中国政治理论中进行着西方政治概念的找寻和理论推演。
三、中国传统政治问题、政治概念及理论的历史呈现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化知识的积累与演进，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和追求外，还应有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追求。如果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寄托于救亡经世的研究方式，它比照西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关键词和核心命题，搜集和整理中国传统中的同类项和相似物，表达其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主张，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功能就必须要首先超越意识形态的顽固立场与僵化方法，以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分析的视角和工具，以问题、命题和话题为线索，完整客观地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事实，将中国传统时代所积累的政治概念、命题、判断等，合乎理论逻辑、又合乎历史实际地呈现出来。刘泽华先生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既合乎历史的思想事实，又很好地呈现出了政治理论的贯通性。[注]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贯通性理解与整体性呈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这样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在概念体系与理论逻辑的选择上，不能追逐经舆论流行起来的西方政治关键词与核心命题，尤其不能将西方发展起来的政治学完整知识体系，简化为几个意识形态特质的关键词与核心命题，从而也不能在研究方法上停留于从西方现代概念到中国传统概念的格义分析，而必须要以掌握完整严谨的政治学知识为前提，用政治学的思考方式，跟着古人，回到政治思想现场，完整客观地呈现古人用以思考政治问题的概念与命题，分析古人在政治知识发展方面的成绩与局限，评价古人在当时及后世所发生的诸多影响等。作为知识追求取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政治学知识完整性及科学准确性的要求，要远高于作为舆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它必须要在研究中坚持政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特点，以政治学视角和历史学方法，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凡例》，新星出版社，2005年。在中国学术史上，知识追求取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于在国外受过完整政治学专业教育的学者，其主要代表是萧公权。萧公权留学于美国，以研究政治多元论获得博士学位，他对于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关键词与核心命题有准确深刻的掌握，他关于政治多元论的研究成果被纳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在伦敦出版。[注]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73～74页。他留学归来后，转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提出应以政治学观点和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并出版了产生广泛学术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只能来自于传统时代思想家们的政治思考。从学科化知识建构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描述思想家们进行政治思考的事实，呈现他们思考过的政治问题，理解和解释他们提出的政治概念、政治命题与政治判断，分析和评价他们在政治理论体系建构方面的具体成果。不过，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思考及其理论所得虽然包含着科学的客观规律，但客观规律的揭示却仍然需要一个科学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这个科学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就只能是政治学。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之所以强调政治学观点的运用，就是因为政治学之观点，既赋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发现政治问题、政治命题和政治判断的能力，又提供了研究者用以分析政治思想的学科化分析方法。同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建构还必须有历史方法的应用。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概念、命题等，都与特定的时代密不可分。与西方政治学家相比，中国传统的思想家所面对的具体政治问题迥然不同，而他们所能提出的政治概念、命题、判断等也必然存在差异。政治学观点和历史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运用，首先就是要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发现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具体政治问题，而不能以固定的政治问题强加于古人。其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运用政治学观点和历史方法还可以比较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解释思想家们提出的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在根本上避免过度解释和歪曲古人。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政治学的方法，避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政治学知识不足造成的诸多“比附之谈”，[注]汪荣祖：《中国政治思想史·增订版弁言》，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弁言”，第3页。并时时注意将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准确区别开来。他强调孔子思想中的“政”“不仅与近代学者所论者不同，且与古希腊柏拉图之说亦有区别”，孔子“政治之主要乃在化人”，而“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5、137页。“管子之‘依法治国’，乃‘人治’思想之一种”，“与欧洲法治思想设法权于君权之上者，则迥不相同也。”[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5、137页。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作为传统政治问题、政治概念与政治理论的历史呈现，就是要如萧公权那样运用政治学之观点，做到对历史上政治问题的客观真实的呈现，对政治思想家所提政治概念的准确理解，以及对政治思想家们创造的政治理论的形态完整的梳理。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范式和学术传统，在根本上附属于政治学的学科范式和学术传统，虽然在政治学被取消期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著述还能不绝如缕，但它毕竟已经与民国时期的研究断了血脉，只能成为中国思想史学科内容的一部分。中国思想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确认的各种社会意识，既研究社会意识的内容，更研究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级主要思想家所表现的社会意识叙述清楚，分析其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评价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思想史的一部分，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思想代表所提出的政治意识，描述政治意识的内容，分析政治意识与社会阶级斗争间的关系，评价其理论地位。基于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根本上从属于一个范围广大、逻辑严谨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不过即使是在这个框架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并没有稳定而独立的学科地位，更没有形成在逻辑上自成一体的内容丰富和形态完整的学科化知识体系。中国的政治学科恢复之初，并没有恢复民国时期的学术话语和学术传统，只是恢复了其学科地位。因为遭遇了近30年的学术断裂，中国政治学界在恢复的时候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寻找支撑学科存在的必要概念体系与理论逻辑，并在这个概念与理论基础上继续丰富政治学概念体系，发展政治学理论逻辑，逐渐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深化和系统化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学学科知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工作与知识发展，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大体同步。因为政治学的概念体系与理论逻辑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较大，在以刚恢复存在的政治学观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过程中，就不仅出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与国家等概念体系来筛选中国历来之政治观念的方法，而且还出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原理，来分析中国各阶级关于国家政权的态度和观点的做法。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是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思想史学科恢复后的第一本通史著作。它一方面强调政治思想是关于国家政权的观点和主张，即“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政治思想，是各阶级和政治集团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紧紧抓住各阶级和政治集团关于国家政权的观点和理论”；[注]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21页。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政治思想是现实阶级斗争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其阶级性非常强烈和鲜明”。[注]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21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分析工具，只能是政治观点，并不需要以当代政治理论具体的概念、命题与判断等为容器来盛载古人的思想内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知识，要实现其对中国政治问题、政治概念与政治理论的历史呈现，就必须要在历史的视域下，运用政治学观点，发现思想家们思考的具体政治问题，收集思想家们使用或创造的诸多政治概念，分析思想家们运用政治概念进行政治思考的过程及结果，呈现思想家们解决问题的理论框架、完整答案与思考逻辑，评价他们在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和政治理论的发展方面的贡献、影响与不足等。刘泽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使用了历史学的方法，突出了对特定历史环境下具体政治问题、政治概念与政治命题等的内容分析，而在内容分析中又突出了政治学观点的运用。政治学观点的运用在刘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既不是表现为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任何一点与政治现代化似是而非的概念、命题等，也不是要将现代人的诸多政治问题强加于古人，而只是让他在中国历史中首先发现了作为强制权力的政治，而后又发现了与强制权力密切相关的各种具体政治概念与政治命题等，并梳理出了传统政治理论的王权主义逻辑。[注]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3～271页。刘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问题及政治理论的过程中还拓展了当代中国社会对政治的基本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治概念的内涵，并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内容。如刘泽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认为政治应包含非阶级性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阶级性定义政治的限制，深化和细化了当时政治学的核心含义，并反过来丰富了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内容。[注]刘泽华：《“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洗耳斋文稿》，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62页。刘先生以历史学的研究为立足点，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既做了大量的专业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也进行了充分的考实性认识工作，让思想家以原作者的身份发言，充分呈现作为历史事实的政治概念、政治命题、政治判断和理论形态等的具体内涵，完整而不残缺，准确而不扭曲。[注]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再版“弁言”。透过刘先生的研究成果，人们不仅可以清晰地把握住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具体事实，如古人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思考和解决了哪些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了哪些政治概念、命题、判断与理论体系，以及古人提出的政治概念、命题、判断与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如何，而且还可以从刘先生所呈现的诸多思想事实中清晰准确地把握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一以贯之的主题和主旨。中国传统政治问题、政治概念及理论的历史呈现，达到这个程度，才算是完成了一项合乎中国历史规律又合乎政治学之学科目的的知识构造工作。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2-0012-08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化研究”(15BZZ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4)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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