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核心观点，是其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良知就是“心之本体”，良知能使我们见父知孝，知孝自然也就会尽孝，尽孝要格物，而格物也是在良知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尽孝还要做到知行合一，只有当知与行相符合的时候，行孝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孝。本文将讨论的是王阳明“致良知”中的孝道观对现代社会“孝道”理论的建立。
关键词：孝道观 致良知 知行合一 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独特的伦理表征，历朝历代有无数的儒学家们极力阐述和弘扬“孝”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形成以及国民思想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孝”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有些重要的人生和学问选择都是由孝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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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良知——孝道观的理论依据
王阳明自幼时就形成了“成圣”的人格理想，他曾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1]P1126，他终极一生的思想努力都是为了解决如何成圣这个问题的。“致良知”是王阳明整个心学体系中的核心观点，王阳明在吸取了孟子首创的“良知”概念基础之上，发展了“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虚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2]P1070，同时还将“良知”这一概念提升到了价值本体的地位。在王阳明的理论中，良知不仅是伦理道德的本原，也是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终极依据。
何为“良知”？王阳明曾解释说到“良知者，心之本体”[3]P169，“良知”就是“心”本身的存在物。这也是王阳明“心学”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王阳明所论述的“心”，并非是指物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心脏”，指的是人与宇宙、与自然、与社会以及具有人性关怀的道德理念、秩序、规范和境界。然而关于王阳明孝道的理解，如果不能把握住“心学”或“良知”的本质特征，从纯自然学的角度来分析“良知”生成宇宙和自然秩序的意义，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对王阳明“心学”体系的误解。随后王阳明提出“心即理”[3]P16的观点，认为天理是内在于人们的心中的，而不是外在于人心的理存在，这是区别于朱熹的心外求理的做法。王阳明认为，孝顺父母就是心外无物，穷尽孝顺的天理，孝的理不是在于天上而是存在与个人的心中。因为“理”来源于“心”，如果没有了“心”，那么也就没有“理”可言了，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心”只能是唯一的，所以“心”即是“理”，而孝亲、尊亲也就是最高的“理”，最高的道德原则。
在王阳明看来，“孝”不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的道德法则，同时也是“良知”的呈现，“良知”就是孝最基础的呈现，所以离开了“良知”也就不能再谈孝了。
二.“知行合一”的孝道观
所以，不管是行而不知还是知而不行，在王阳明看来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行孝。王阳明认为，人与父母相处的时候自然就知道怎么样去行孝了，但是有些人并不会遵从良知的指引，而是选择一味的去遵守某些外在的规范，甚至有些人去仿造别人的做法，这样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就是希望能告诫别人，行孝时要遵从本心的指引，不能盲目的去行孝。其次，王阳明还指出“知行合一”应当立即去除不善在脑海中的观念，避免不善的观念转化为不善的行为，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孝也应该是如此，当心中哪怕只有不孝的一个念想，一定要立即将其去除，不能让不孝的念想停留在观念的层次，如果我们将不孝的念想置之不理，这不孝的念想就有可能在不为人知的时候转化为不孝的行为。
本项目组在此次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怎样提升药品集中配送过程中的药品查对准确性、怎样减少药品在转运过程中的破损以提高药品配送的质量。
良知是孝的本原，孝是良知的发用，但是仅仅靠良知自身是不能发出孝的，只有当良知与物相感的时候才能发出孝，所以孝是伴随着物而产生的，从而也就表明良知与物都成为了相互感通的必备条件，这便不难发现，孝是良知与物相结合后发出的德的表现。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达到致良知的主要途径，而孝道则是良知的一种呈现，所以知行合一也就是达到孝道的最主要方法。孝可以称作是“知”，而知的其中是蕴含了行的冲动，这也就是知行合一的表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5]P155。王阳明表明，知而不行的原因在于由于个人的私欲阻隔了知与行之间的本然联系，如果想达到知与行的统一，就必须要清除私欲对知的遮蔽，这便要求做到格物。只有通过格物的功夫，才能够除去私欲对心的遮蔽，所以知孝也就必然要去行孝。知行合一的实现，标志着“物”获得孝之理，所以王阳明认为只有知行合一才能算是真正的孝道。
青海汉话受到德都方言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语音方面，而且在词汇方面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是吸收了不少蒙古语词，其中，有一些借词已经成为青海汉话的基本词汇，被广泛运用于日常言语交际之中，甚至有的已经成为青海汉话的构词语素，具有了构造新词的能力。例如：青海汉话的“阿蒙”一词是德都蒙古语的“”yamar[jamar]，表示“什么、怎么”义，由此构成了“阿蒙做”(怎么做)、“阿蒙价”(怎么能)、“阿蒙个”(怎么样地)、“阿蒙了”(干什么、怎么样)、“阿蒙办”(怎么办)几个德都方言借词。现撷取几个比较典型的蒙古语借词与德都方言做一对比：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是对传统的儒家所提出的心性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王阳明的由“孝”所阐发出的心学体系正体现了其坚定不移地追求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心”，更是期望“致良知”学说能普惠天下，从而实现自己国泰民安、天下大同的人文情怀。王阳明在沿袭儒家“道统”的基础之上，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诠释、发挥及儒学本体论建构的哲学审思和理论推进有积极的价值。
王阳明将知与行看作是相互包含、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同样，“孝”是源于心的本体，由“良知”所发，顺着这个逻辑关系，王阳明所说的“孝”就是“应当”，是一切道德建构的依据。这也就表明孝道将道德规范与道德实践的整合到了一起，人的道德品质、社会道德规范都是由“孝”而生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都是以“孝”作为出发点。
三.孝道观的现代意义
王阳明认为在祭祖、事亲、侍疾等行孝的过程中，是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的，因为只有在懂得了孝的知识的基础之上，身体力行的付出孝的行为，做到知行合一的时候，才能算是真正的行孝。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事意即无事物诶。”[1]P52孝是“事亲”之理，而“事亲”被王阳明称为“物”，这里的“物”并不是指存在与世界中的实在之物，而是指那些依赖于人的存在、对人有意义的事。这同时也表明了，物是不能离开心而存在的。良知作为至善的道德本体，在不同的情形中就会展现出其相对应的理，就比如遇父知孝、遇兄知悌、遇友知信等等。良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随着物而产生相对感应，这也就使得良知与物形成了事亲相感，两者融为一体。
实验组学生基本知识考核分数高于对照组（见表2）。图1显示，实验组其他7项岗位胜任力中一般护理技术、关爱、恪尽职守的平均分都达到良好，7个项目中伦理素养的平均分最低，和得分为良好的项目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其实，知行关系其实是中国哲学史上很早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的存在。“知行合一”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既是针对王阳明生活时代的社会弊病的治病良方，也能够解决当今时代的社会问题。有许多人虽然是有孝心的，但是却不去实际行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就是要告诫这些人，不去行孝就不是真的有孝心。他强调行孝的重要性，因为道德根本是实践的，不能实践的道德意识是没有意的。
道德品质是一定社会或阶级集团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是人们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所不断追求并逐步形成的，通过人们自身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道德倾向和特征[4]P413。在儒家看来，“仁”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最高的理想境地，而王阳明则发展了这样的学说，认为一个具有“仁”这样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孝道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王阳明继承与发扬了先秦儒家“仁”为“孝”的思想观念，固然他认为在教育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对孝的教育，更是应该把孝作为人是否能成“仁”的重要衡量标准。
王阳明之所以强调孝道观，是因为王阳明认为孝道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关键。同时，王阳明还指出在行孝的时候，不是只在于丰富父母物质需求，应当还要重视他们精神上的满足。如今，现代社会中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等现象普遍，很多的年轻人在行孝的过程中，往往不懂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孝，甚至有很多只是口头上说，行为上却做不到。还会有人在利益的面前，将孝当作是一种工具，这样的现象不仅是从动机上看还是从行为上看都是不孝的，这与王阳明所说的孝道精神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4年发布的《关于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的公告》、CTFA和中国香化协会2010年版的《国际化妆品原料标准中文名称目录》都将蛋白酶作为化妆品原料，未见它外用不安全的报道。
王阳明的孝道观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都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虽然时代在变化，现代这回的社会形态与传统社会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中国不管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对孝的追求都是恒古不变的。为了使孝道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和王阳明所处的时代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论证孝的正当性，并为行孝提供方法以及解决在行孝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王阳明对传统儒家孝道的继承，不仅体现在他强调孝是养亲、尊亲，也体现在孝是珍爱身体、保重生命。不仅如此，他还说尽孝不应去计较结果如何，对待得失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安于天命。面对现代社会孝道缺失的现象，王阳明其心学理论体系中的孝道观，可以成为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孝道路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王阳明以“致良知”倡导他的孝道观，良知使我们见父知孝，所以良知中蕴含着走向孝的冲动。此外，尽孝要格物，而格物也是在良知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尽孝还必须做到知行合一，既然良知使我们见父知孝，知孝自然也就能够行孝了，所以行和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只有当我们做到知行合一时，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孝。不仅如此，王阳明还践行“忠恕之道”，重视对孝的教化，他在对家族子弟的孝教育中，以家信的形式敦促家族子弟行孝；在兴办教育之时，他意识到了孝时启蒙教育的重点，固然提出了“孝悌”的教育知道思想。
孝在儒家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思想史也具有着其特有的一席之位。心学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王阳明的孝道是心学中的孝道。他心学体系中的道德观体系庞大精深，其所代表和维护的中华民族主流伦理道德精神的维度及蕴涵的真精神也是十分丰富，彰显着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影响和魅力。
参考文献
[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明)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4]魏英敏、王泽应.新伦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413.
[5](明)王阳明.致良知[M].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作者介绍：廖茹莹，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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