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近代以来面对社会格局的混乱、西方民主思想流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思想受到猛烈冲击。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成为近现代学者们批判抨击的焦点。李大钊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其传统文化观、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且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他用唯物史观分析批判儒家文化，“选择性批儒”的科学方法有益于我们正视传统文化，重新诠释传统文化中被潜藏的“优良基因”，增强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有机交融，实现传统文化“应时代性”的科学转化。
关键词：李大钊；儒学文化；孔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1]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过去中国影响最大的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的涤荡演变中几经沉浮，时废时兴，至今日，仍备受争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孕育一切创新文化的土壤，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对于今天新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有借鉴意义。
五四时期的中国，随剧烈的社会变革而来的是极端而激进的思想启蒙，加之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急剧的东西冲突下，首先接触到外来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向往并倡导科学、民主，将一切矛头直指“孔家店”，孔子成为近代中国积贫累弱的替罪羊。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数次“新文化运动”实质上都是对儒学文化进行价值再重估的文化批判运动。
在柳屯原油库油罐罐底介质条件下，罐底钢材具有明显的应力腐蚀敏感性，由于介质环境为弱酸性，结合试样裂纹可以推断其裂纹是氢致开裂引起的穿晶型应力腐蚀开裂。在阴极极化条件下，该材料——介质体系在自腐蚀电压的电位下断裂寿命最长，其应力腐蚀敏感性最小、抗拉强度最大、应变量也最大。所以在对油罐罐底进行阴极保护防腐时，应选择罐底钢材的自腐蚀电位Ecorr为最佳保护电位值。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文化面临的窘境
“文化繁荣时，人们难以对自己拥有的文化进行自我批判，文化自我批判往往发生在文化的衰落时。”[2]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最严峻的国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便开始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停滞不前且远远落后于西方，国民思想更是禁锢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抱守残缺。面对西方列强企图用坚船利炮“撬开”国门的重重危机，不同阶层的国民试图从器物与制度层面向西、向日学习，以期振兴中华，都以失败告终。伴随着政治局势的混乱与西方新思想的流入，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活动十分活跃，中国出现了新的“学术争鸣”局面。在寻求挽救民族危亡、振奋国民的道路上，有“新型”知识分子认识到真正能救中国的是进行一场由表及里的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于是，人们逐渐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掀起一股“反传统”之风，而儒家文化作为代表专制和愚昧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与当时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自然而然成为了反传统文化的攻击对象。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掀起了一场“打倒孔家店”的反儒学、反传统思潮运动。人们把中国社会的节节败落的窘境最终溯因于儒学封建思想对国人的禁锢，极力贬谪儒学，颠覆以往世人“崇儒”的历史观念，企图通过批判传统、解除思想束缚来唤醒国人自觉，共御外侮。以陈独秀、吴虞、鲁迅等先进精英分子为代表组成的反孔阵盟围绕“三纲五常”对儒家文化展开了猛烈抨击。尤其是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吴虞等人多次在上面言辞犀利发文指控封建家族制的弊端，更是将“反孔”推向高潮。当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流淌着批判精神的热血，但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3]，他们也认识到儒家文化的弊病，但不是简单地将一切旧账算在孔子头上——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在“区别对待”中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刻且理性的批判。
饱和量吸附测定：分别准确称取0.10 g分子筛原粉，加入原液体积为17、34、51、68、134、153 mL的烧杯中，调节溶液的pH值为4.66，磁力搅拌30 min，静置30 min测定上层清液中Pb2+的浓度，计算Pb2+离子的去除率与饱和吸附量。
二、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选择性批儒
（一）从传统文化中走来的李大钊
家族是中国传统等级社会关系中的最基本组成单位，家族中凝聚力的建构网络——血缘关系，是儒家伦理的建立基点，父母赋予子女生命，对子女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威，儒家利用血缘关系这一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天然联系，从这一角度创造出了“孝”。李大钊指出：“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儒家通过将政治伦理化，以论证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性，最终形成个人从属于家族，家族从属于国家的轻个体重集体的价值观[10]。
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被卷进现代性的时代浪潮中，李大钊便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大钊是近代以来首位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宣扬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先驱。他从传统中走来，又回过头来反思改造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大钊的一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从儒家文化到民主主义思想，再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这一生的思想变化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变化的“缩影”。对于儒学文化，不同于当时对东西方文化偏颇的“激进式”反孔，李大钊“选择性批儒”，他敬重孔子其人，肯定他的教育理念，但否定孔子伦理学说并批判儒家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之后，便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儒家思想、探究中国产生并信崇儒家文化的缘由，开启了运用唯物史观审视儒学的先河。
（二）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审视儒学
1．反击“尊孔复辟”逆流，抨击孔孟之道，要求个性解放
采用Y-UV254紫外光强分析仪间接分析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处理前后废水中不饱和芳香环、碳碳共轭双键结构的有机污染物含量。
首先，在自然因素上，中国是一面临海、三面陆地且光照丰富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国家，气候温和湿润，国内拥有大量可耕地，这样的自然条件，促就了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而形成了以农业为本的农耕文明国家。
辽宁省金秋医院骨一科医师张珑：骨质疏松的发生与骨骼重建破坏的平衡有关，钙剂只是骨骼重建的原材料，单纯补钙就好像盖房子时只会买材料，却不请建筑工师傅一样。
中新生代时期，特提斯洋壳和次洋壳依次向北运移，龙首山拱断带遭受强烈挤压，发生以垂直升降运动为主的构造变形，将龙首山拱断带切成菱形，形成菱形断块的构造格局。
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辩证分析了中国产生并尊崇儒家文化的原因。
李大钊和许多五四思想者一样批判儒学的纲常礼教，批判儒学专制、愚昧的落后思想，他严词抨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孔孟之道，认为其束缚了国人的自由，毒害了国人的思想，将国人教化成了只知道匍匐在“天子”脚下不思反抗的奴隶。他深刻指出：“汉兴，更承其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辨力之渊源，丧于无形。”[7]针对当时“尊孔复辟”悖于时代发展的逆流，李大钊等人发动了数次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其身后的儒学进行猛烈抨击，坚决反对康有为的“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的谬论妄言。他指出儒家的“三纲之说”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孔子是封建帝王专制的“意识形态符号”，将其载进宪法，实为“怪诞之事实”。另外，他还号召青年抵制“陈腐学说”、反对偶像崇拜，鼓励青年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找真理、崇拜真理。
2．辩证分析中国产生儒学思想的原因
其次，在社会环境上，古代农业由于技术条件尚不发达等原因，对气候、土壤依赖性强，受自然因素约束，人们受制于耕地，不得不在所耕地周边组成长期定居、流动性不强的农业家庭。由于农业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且男子相比女子而言，身体素质方面更具优势，自然成为田地农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所以形成了父系氏族的大家族制度。李大钊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8]家庭集合为家族，家族集合为宗族，宗族集合为社会、国家，形成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家国一体化政治格局[9]。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社会制度上表现为封建宗法制。
再次，李大钊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分析了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能够在不同阶段不断发展、变异，并长期发生影响且“不褪色”的原因。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2000余年，“因他是适应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孔子的思想适应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古代封建宗法制的产物。而儒家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每个不同阶段都根据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经济基础的崩塌也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倾覆，在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商品的大量入侵，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进而建基于此的大家族制度也随之渐渐没落。李大钊明确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必然对社会制度产生影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思想文化也必然随着基础的改变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4]。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身处战乱动荡的特殊历史时代，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波折变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暗淡动荡的晚清旧中国度过，他是以儒学思想为启蒙的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人[5]。由于双亲早亡，李大钊从幼年起便由祖父李如珍抚养教育。李如珍的教育对李大钊幼年时期的性格、兴趣以及“三观”的塑造都有极大的影响。在李如珍的指导下，李大钊的启蒙思想是传统的儒学思想，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在1895—1907年长达11年的时间里，李大钊接受的一直是旧式私塾教育。儒学文化伴随着李大钊的成长深深地镌刻在他的骨子里，不但对李大钊的行为方式的取向、人生观的形成、人生价值的确立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也成为他后来探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寻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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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大钊区分现实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
孔子被世人奉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人们眼中孔子与儒家等同无异，“打倒孔子”就等于批判儒学。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首创者”，在评说儒家文化时，他用辩证的眼光“选择性批儒”，把孔子本身与“孔学（儒学）”区别开来，分别对待。他区分了“现实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尊重孔子其人并肯定他的修身观、教育观，但否定他的伦理学说和封建专制统治思想，有选择性地批儒，开辟了研究儒学的新途径，为世人研究传统思想提供了科学严谨的新方法。“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11]在李大钊看来，孔子只是一位古代的先哲，仅是之于后世的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并且已经随着他的死亡而消亡，这就是实在的孔子。
而“历史的孔子”是活在世人的想象中，是统治者经过包装的保护封建君主专制的“代言人”，并且随着时代的迁移还不断“被加工”着。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孔子形象。汉唐时代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装后的儒法两家混合的有别于孔孟学说原始状态的儒学思想，这时候的孔子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孔子。宋明时代之于人们眼中，其是经过“二程”包装加之朱熹再次改造过的“异”孔子。为了迎合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需要，理学家们在杂糅儒、佛、道的基础上，把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对孔子及其思想又进行了一次看似改头换面的“大换血”，上升至理学层面。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经济的渐进萌芽，国民在政治上产生对民主的强烈追求，这一时期人们想象中的孔子，是经过清末民初封建守旧派们“藻饰”后，用之作为封建礼教和旧道德偶象，充当复辟封建统治的敲门砖的孔子。
三、李大钊“选择性批儒”之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借鉴意义
（一）谨慎科学对待传统文化
有别于五四时期多数学者情绪化的“全面反传统”，李大钊批判传统，但不是简单激进地盲目反传统。他反对的是封建统治者寄托在孔子身上的“圣人光环”，而不是孔子本身；他抵制的是儒家文化中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护，而不是全部的传统文化。正如他所说，“吾余之倍击孔子，非倍击孔子之本身。”[12]一方面，孔子作为专制主义统治的代言人，他的理论必然带有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和时代局限性。李大钊认为：“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足确为专制君主的利用资从为护符也。”[13]任何历史人物都离不开其时代背景，都会带有时代的“特色”，都必然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李大钊将“孔子”与“孔学”区别开来的研究方法是理性的、科学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清醒认识到孔子思想不等于儒学思想，儒学思想文化亦不全部简单地等同中国传统文化。孔子本身的思想只是被统治阶级粉饰过的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由于契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但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所以，不能因为批判儒家三纲五常、封建礼教而偏激盲目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时至今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伦理文化的看法容易走进“非黑即白”的歪曲方向。李大钊始终相信中华文明有着独特魅力，且对世界文明有着重要的贡献。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民族固有精华，虽有些思想带有封建伦理色彩，但还是有思想精华之所在。以儒家为例，孔子在教育与修身方面的论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对于他的伦理学说，我们则应该谨慎对待、加以扬弃。
（二）正视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一切现代文明、所有的文化创新都是孕育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母体中。实现文化创新，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都不能独立于传统文化而存在。李大钊认识到：“真正的文化传统是外现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内在文化心理结构，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随便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14]发展中国文化，绝不是简单地抛弃“过去”，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也无法与它彻底“绝缘”。李大钊始终兼具东西方文化素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出发去认识“传统”、批判儒学，既不保守，也不虚无。他提倡从“历史”出发去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不简单抛弃传统文化的一切内容，发扬传统文化中积极性的元素，为现代文化转型所利用。文化是一个决定国家是否能够顺利持久发展的软实力因素之一[15]。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精髓的沉淀，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有机交融，实现传统文化“应时代性”的科学转化，是我们必修的一课。李大钊“选择性批儒”的谨慎科学态度，有益于我们正视传统文化，重新诠释传统文化中被潜藏的“优良基因”，辩证分析传统文化的内在品质、发展状况，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实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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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ucian Cultural View of the Early Marxism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Taking Li Dazhao＇s＂Selective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as an Example
Cai Ruiqiong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17)
Abstract：Since modern times，in the face of the chaos of social pattern and the inflow of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especially traditional ethical thought，has been violently impacted.Among them，Confucian culture，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riticism by modern scholars.Li Dazhao is an early Marxist and communist in China.The formation of his traditional cultural view and ethical thought has a special background and is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perf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He us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e and criticize the Confucian culture.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f＂selective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is beneficial for us to face up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reinterpret the＂fine genes＂hidde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In addition，it helps to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and realize the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Keywords：Li Dazhao；Confucian culture；Confucius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070（2019）04-0023-04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蔡瑞琼（1993—），女，福建漳州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莫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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