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道德形态学视域下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为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构建了一种新的中国话语体系。此研究主要是围绕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方法、中国话语、中国难题、中国形态与中国问题等主题进行，尤其涉及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以及如何说中国话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问题。目前的研究尚缺乏对如何让生命伦理学说好中国话的回答，由此我们可以展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应该是如何让生命伦理学说好中国话，以及如何做的实践。
关键词：道德形态学；中国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因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期盼，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的崇高使命。”[2]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学研究是为构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而作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它反映了中国生命伦理现实、关照了中国生命伦理现实，对于解决中国生命伦理的现实问题，以及构建和增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因此，厘清道德形态学视域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现状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对于更好的构建和推动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意义重大。
一、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的前期学术谋划
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自2013年开始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其标志性象征是《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被立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截止2019年8月，通过对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的检索发现，以“生命伦理”为主题， 找到13000多条结果，可见对生命伦理的研究成果丰硕，且人数众多；但以“道德形态学”为主题，仅找到9条结果，其中8条作者都是田海平先生，可见田先生确为道德形态学研究的第一人。以“生命伦理”和“道德形态学”为主题，找到5条结果，4条作者为田海平先生，足见田先生确为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的第一人。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s’Spiritual Ecology inBreakfast of Champions Bai linmei&Li Sujie
毫无疑问，田先生有着异常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令人敬佩的学术前瞻性，在研究方法上明确地从事道德形态学的理论创新、学术谋划、方法创新和学术奠基；在话语体系方面，建立了一套以道德形态学为中心的独特的生命伦理学中国话语体系，开创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伦理研究的学术风格，逐步在实现其恢宏气派的学术谋划。
植物景观系统:建筑是校园景观的骨骼，植物则是校园景观的皮肉。植物景观设计应该以校园建筑为依托，充分考虑吉林省长春市的气候多样性，来丰富植物景观设计的层次和季节性。通过植物群落设计来延伸建筑空间，实现春看草、夏看花、秋看叶、冬看枝的四时季节性景观。做到季节色彩和植物色彩相映成趣，景致悠然。
早在2006年，田先生就发表了《走向“伦理思维”的道德哲学》《生命的“大同”与“大异”》，2008年的《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觉悟》、《“环境进入伦理”的两种道德哲学方案——对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实践哲学解读》、《关注现代技术展现的生命伦理意蕴》、《“环境进入伦理”与道德世界观的转变》等，2009年的《环境伦理的基本问题及其展现的哲学改变》、《从环境伦理争论中能开出哲学转变吗？》、《“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环境进入伦理”的两种道德哲学方案》等，2010年的《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环境伦理》，2011年的《生命伦理如何为后人类时代的道德辩护——以“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伦理为例进行的讨论》，2012年的《“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及其道德亲证》、《“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进行探究的构想》、《论生育伦理的中国难题与道德前景》等。这些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均可视为其《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的前期成果。即是说，田先生对道德形态学的研究有深厚的学术积淀、长久的学术自觉和长远的学术谋划，也为其后对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选择2015年6月—2018年5月在我院实习的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40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0名。实验组中男9例，女11例，年龄20～24岁，平均年龄（20.2±1.8）岁；对照组中男7例，女13例，年龄20～25岁，平均年龄（21.4±1.6）岁。两组实习生学历层次、教学经历、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由资历相同的2名临床主治医师进修带教与指导，具有可比性。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学关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问题，也就是说，要通过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的探索，对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和中国问题提供理论认识视角和对策分析框架。田海平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对此展开了论述，为我们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及其道德亲证》一文首次提到“道德形态学”一词。“我们可以提出一门关于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构想。”[4]虽然这只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关于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构想，但至少可以表明道德形态学已成作者重要的研究方向。
这一“专论”——《“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是笔者所能查阅到的最早在论文题名中用到“道德形态学”一词的文章。该文对“道德形态学”的一般规定作了说明。如若作者对道德形态学的一般规定所言不虚，那么他之前的关于环境伦理、对现代技术展现的生命伦理意蕴的关注等文章都应归于道德形态学研究之列。如果说用道德形态学对水伦理进行研究只是作者牛刀小试的话，那么用道德形态学对生命伦理的研究无疑又扩大了其研究范围。故而作者断言：“我们可以将之推广到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当代道德论争的一些重要的分支领域和前沿领域，……这一尝试在道德哲学上有方法论典范的意义”[5]。
话语体系建设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发挥，对于生命伦理学研究而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在当前学术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道德形态学视域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就是要让生命伦理学说好中国话。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对道德形态学视域下中国生命伦理的研究现状，即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方法和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研究进行说明，至于医疗生活史的道德形态演进、生命伦理的现代形态与医疗技术实践等课题的研究现状将撰文再谈①。
二、道德形态学：生命伦理研究的新方法论问题
田海平先生是第一个将“形态学”概念引入道德哲学，提出并奠定了“道德形态学”的理念、方法和原则的学者，在理论上给出了一个有关“道德形态学”的基本研究框架，而且“这是一个目光长远的研究框架”，为我们开启了一种“道德形态学”的“远见”。
其实，这条道路就是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构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要致力于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12]用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来丰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表达。然而，仅仅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还不足以构建起完整的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因为在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问题，特别是如何说和如何说好等问题。
道德形态学的要义在于，强调道德作为人类生活实践形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强调道德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和长远的文化历史背景，强调道德理论的理性形式和精神形式的区分，强调具体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区分与相应的应对方式。它要求生命伦理学研究要面向现实生活、面向人的伦理总体性。
从原理上来看，道德形态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相一致，它可以从中获得学理支援和科学性支持，研究伦理关系和道德现象的形态构成和形态演进可以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态过程出发，关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伦理总体和道德生态。主张以问题域还原和历史文化语境勘测为切入点，在理论层面突破生命伦理学碎片化、片段式的研究现状，对生命伦理学用道德形态学的解释原则对既有资源激进行重新整合，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生命伦理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因此，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贯彻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道德哲学论题上，道德形态学本质上是关于道德结构(道德世界的结构)的学说。研究道德之“形”的构成、道德之“态”的要素以及道德“形-态”的结构化过程，是其在汉语语境中的表达方式。进而从“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自觉地寻求一种形态学方法。其意义在于，将形态学方法引入了道德哲学的时空维度。即是说，这一时空维度离不开“古—今”对看的问题意识和“中—西”互镜的问题意识。有了这样一种元哲学意识的觉醒，在做具体的比较哲学项目时就不会迷失方向，而做某些范畴的比较哲学论题时也会富有远见。这一方法在本质上与“启蒙”密不可分。敞开将形态学方法引入道德哲学的时空维度，是比较哲学对道德哲学论题的意义所在，目的就是要从中拓展出一种具有启蒙效应的形态学“远见”。
该文作者认为中国比较哲学的研究备受指责的原因在于“缺乏远见”，其根源在于：一是有意无意地设定了“西学”的启蒙功能和普遍意义；二是认为“中学”是解决西方启蒙现代性之“蔽”的灵丹妙药。由此导致的后果可能就会使比较哲学要么落进“西化派”的窠臼而被西学话语权力主宰，要么陷入到“国粹派”的泥淖而为一种夜郎自大的文化偏至论的情绪所浸染。[7]因此，我们亟需在道德形态学方法指引下，在当前中国道德探究的文化政治和观念史批判中开启道德形态学的远见，以避免这种指责。
如果说在上篇所提的“第三条道路”只是被发现隐蔽在“应用论—建构论”之间，那么下篇则更加明确这条道路的存在，而且田先生还对其进行了展开、描述和构想。
田先生通过反思比较哲学开出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回应启蒙视角上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定义普遍性、如何避免误置视角、如何敞开一种形态学远见，进而得出结论：将作为比较哲学方法的道德形态学方法引入道德哲学，有助于拓展启蒙视野的广度。道德形态学方法的问题意识包括形态学的视角，开放总体性的理念，以及“比较性思维与伦理思维”相契合的思维方式，而比较性思维与伦理思维的契合方式则是理解道德形态学方法的关键。[8]
投放的鱼苗一定要到具有资质的生产厂家选择体质健壮的优质苗种，优质苗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鱼苗群体颜色相同、无死苗、鱼体光洁无拖泥；二是将鱼苗盛在容器内轻轻搅动，鱼苗能够逆水游泳；三是单个鱼苗离开水后剧烈挣扎，头尾能弯曲成圈状。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一文是对道德形态学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作者不满足于仅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域进行还原，还提出了如何在不同认知旨趣的道德形态学视域上对生命伦理进行研究，从而构建一种既立足于中国语境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伦理学的学术谋划②。进而，又从历史、逻辑和实践三个维度对中国生命伦理的认知旨趣进行了拓展[11]，这些拓展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学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为构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支撑。
此后，作者在对伦理思维又作了明确界定：“不以体系建构为鹄的，也不以同一性理论的论证为基准，它切入生活问题的细枝末节以彰显人类处境中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向度。这种思维进路，我称之为‘伦理思维’(Ethic Thought)。”[10]在重新审视伦理思维与道德哲学的关系后，论证了道德哲学的伦理思维进路的可能性。这一道德哲学的“可能”进路通过作者的论证又跨越到“构成”了当代道德哲学的基本伦理思维进路，由“可能”变成“现实”。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将伦理思维的作用范围扩大至生命伦理学，认为生命伦理学也“遵循”伦理思维，而且是一种存异思维。
不论是对西方启蒙视野的道德形态学问题的探讨，还是对比较哲学的元问题的研究，都是出于学者固有的学术情怀，也是其研究西学的学术责任，还是其道德形态学研究的学术谋划和学术奠基，但其旨归却是想对中国语境的道德哲学构建有所助益，想要推动中国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强大。正如作者所言：“为中国语境的道德哲学之理论谋划和学术构建提供理性和良知之支援。”[6]这样才能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了解关于生命伦理研究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利于推动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更好发展。
事实上，道德形态学方法有其特有的问题意识，即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凸显中国语境问题和展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谋划，是这一方法对于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所具有的双重意义。在此意义上，中国生命伦理学只有以一种“问题域还原”的视野并且自觉地摆脱西方话语之“影响的焦虑”，建立起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它才可能真实地回归并面向生命伦理的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
事实上，田先生早在2003年的文章中对伦理思维就有过相关论述。他首先对本体思维进行了批判，认为本体思维是一种“梦想型”的思维，关注“是其所是”的知性追问，这无疑遮蔽了“是其所应是”的生存领悟，要打破存在的自鸣得意，就要实现哲学思维路向的转折，从“是其所是”的本体思维转到“是其所应是”的伦理思维。生活高于且先于存在是伦理思维的出发点，它是一种关系思维，在人与存在的相与而非相对的向度运思，关注的是生活本身，探寻的是人在世界中的相与之道。伦理思维“将展开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向度，并召唤人们以一种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安居在大地上”[9]。也就是说，伦理思维更加关注人的生活，并且是有情感的人，有情感的生活。
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生命伦理学说好中国话
事实证明，作者的这一论断是正确且富有远见的。在研究过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之后，作者确实将道德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扩展到前文所提到的生命伦理领域，且有重大突破，即《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此后，田先生便开始围绕这一项目展开了深入研究，为我们逐步掀开罩在生命伦理头上的道德形态学面纱。
农村集体土地上不动产登记工作中，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主体不一致的情况很常见，突出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规划审批手续的建房人与土地审批手续的使用人不同；②土地使用权人与登记簿中房屋所有人不同；③房屋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人的主体不一致。
《生命的“大同”与“大异”》一文已有道德形态学的萌芽。作者断言“生命伦理学亟待拓展视野”。[3]这种视野在当时则是“伦理思维”的视野。伦理思维视域中生命伦理学的某种“纲领性的慧识或判断”无疑是其后以道德形态学视角对生命伦理进行研究的一个大纲。
在他看来，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与中国问题研究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所面对的双重生存危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国籍”危机和“球籍”危机。出于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他认为我们应当超越应用论的“生命伦理学在中国(Bioethics in China)”或者建构论的“生命伦理学中的中国理念(Chinese Idea in Bioethics)”的生存窘境，成就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国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状况为依据，区别于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独立理论体系的“中国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of China)”。
田先生将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概括为“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并强调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从而为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但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话语的学术脉络上受到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压迫，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与建构论文化信念之阐释之间的话语断裂，也割裂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形态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条超越“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和“在中国语境中重构的生命伦理学”的道路呢？田先生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生命伦理学应是“中国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of China)，且存在隐蔽在前两条道路中而与之并行不悖的第三条道路：通过创造性地融入形态学视角，以开出“第三条道路”。
作者描画了一副中国生命伦理学“第三条道路”总体性的图景，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了形态学视角的基本纲领。[12]这一基本纲领在其它文章中又得以进一步展开。中国生命伦理学迫切需要对“一般性话语”、“具体项目”以及两者的关联这三种认知旨趣进行问题域还原。而问题域的还原路径作者也明确指了出来：“由‘历史还原’展现其文化路向；由‘逻辑还原’凸显其原则进路；由‘实践还原’揭示其难题取向。”[13]我们要在探索与求解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和中国问题中，不断寻求认知旨趣之间的关联和过渡，进而用形态学整体观的方法对难题进行解答，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学问题”。
②上统是一套富含蜓类的碳酸盐岩，分北部浅色区和南部深色区。浅色区大致包括进德—新兴农场以北地区，由下至上分大埔组、黄龙组(C2h)及马平组(C2Pm)(下部)，与广西其他地区易于对比。深色区包括南部潭村—水龙一带，该区岩石一般色深、单层较薄、岩石致密、含少量泥质及大量硅质条带或结核，根据与南丹地区对比，统归为南丹组(C2Pn)。
三种认知旨趣中，只有在回归中国医疗实践和医疗生活之现实的意义上，一般性话语的理论诠释以及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才构成“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三个方面的主题拓展，即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难题治理。这一结论在他看来，只是一个预备性研究的指引和开放性研究的邀请。这一邀请在其后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上、下)中得到证实和入场。
用道德形态学方法探究“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其目的是将形态学视角引入道德哲学领域，在此基础之上用道德形态学的视域对生命伦理学进行研究。前两条道路会呈现出“应用论—建构论”的两歧难题，而这两歧难题又引出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从‘形态学’的整体论的视角上寻求对‘中国生命伦理学’进行一种融贯性的整体把握。”[12]因此，有必要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旨趣和问题范围进行拓展。也就是说，要通过发现“应用论—建构论”的两歧论争中隐蔽的融合趋势，找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即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进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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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妹妹打电话给我，说母亲病了，怀疑是癌症。我一下子不会说话了，站在大街上泪流满面。从那天起，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道德形态学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种理论创新，是一种面对道德和伦理多元化现实的应对方式，是打破理论与实践、一般性话语与具体项目之间隔阂的一种尝试，是试图打破中西伦理和道德范式的区分、试图跨越历史长度寻找到看待单个个别语境中的人的伦理实践和解决伦理难题的方法。这一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要求我们“目光长远”且富有“远见”：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语境互证的策略。[6]
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会产生在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方面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15]这就是生命伦理学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生命伦理学：“意识形态”还是“科学”》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此文依旧是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路向和话语体系的探讨，同时也是对中国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构建和前提反思的问题，这种构建和反思是当代思想经历的语言转向的延续，它涉及到生命伦理学如何、如何想以及如何做这三个方面的根本问题。[16]
显然，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应是“说中国话”的生命伦理学，那么中国生命伦理学又是如何说中国话的呢？田先生对此显得尤为重视，并且指出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而且重提该问题，也是对之前观点的总结与概述，显然重复是为了强调，其真正目的在于推进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7]作者还指出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基本价值诉求，具体而言就是四个“不能脱离”。③
熟练掌握机械设备的运转原理和加工性能，深刻领会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按规程操作机床设备，机床各传动部件及时注油润滑，工具妥善保管、保养，经常检测精度是否合格，设备出现异常应立即停机检修，严禁带病操作，正确理解图纸的技术和工艺要求，制定出正确的加工工艺后再进行有效的加工作业，按质按量完成交待的任务。
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弘扬和现代转化，从传统生命伦理的话语资源中“返本开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从中转化出具有现代价值和普遍意义的生命伦理话语。此外，还要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生命伦理学来消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暴力；另一方面，……以跨文化对话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对各种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15]也就是说，我们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话语资源和价值核心，还要形成一种“中西互镜”“古今对看”的形态学远见。
因此，理论创新以及如何进行理论创新是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增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在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生命伦理学。”[18]进而指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和而不同”的伟大智慧，并且将“和而不同”的伟大智慧，作为我们面对分歧时努力遵循的理论话语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在一个共识坍塌的世界重构生命伦理学。这就意味着在生命伦理学的世界研究中，我们可以为之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和而不同”是一种伟大智慧，也是一种实践智慧。
1) 针对数控机床误差耦合性的特点，首先通过提升小波分解机床误差原始数据，从而可以有效准确地进行误差预测；
关于实践智慧，它重点关注个人幸福、社会正义和人类事务的改善。其重心不在于给出事物“是什么”的解释，而是要探讨“应当如何”或“怎么做”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关切。“‘实践智慧’的出路在于‘智慧的实践’，它必须着眼于实践之善，回归个人幸福和社会发展，关切人类解放，以彰显其‘搁置理论、变革观念、造就社会和涵养人性’的建设性功能。”[19]
生命伦理学在实践取向上强调以实践智慧和道德决疑面向具体情境，以探索治理各种生命伦理学难题的“实践伦理”进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在现代医疗技术中有着显著表达，特别是其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法律难题。这些难题在研究路径上面临三大任务，即用跨学科、跨文化和实证的方法推动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作者认为，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实证调查，对生命伦理研究而言作用和地位尤为重要，将之称为“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后，作者指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形态构建方向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开展[20]，进而构建起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价值的生命伦理体系。
可见，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以及如何说中国话，不单是一个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问题，更关涉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价值的生命伦理体系。因此，让中国生命伦理学说好中国话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将是未来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四、结语
总之，道德形态学这一新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展开了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问题和中国形态的研究，也展现出日益明确的道德形态学理念的重要性及其在探索方法上的必要性与应用前景的广阔性。我们相信，对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必将有丰硕的成果出现，而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也令人非常期待，也将会大力推进中国形态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及应用研究，这对于推动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强大也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 关于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田海平先生的相关文章(不限于下列文章)：《身体伦理的形态视阈(待续)——从现代医疗技术看身体伦理的两种形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身体伦理的形态视阈(续完)——从现代医疗技术看身体伦理的两种形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大数据时代信息隐私面临的伦理挑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6期；《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及其挑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大数据时代的健康革命与伦理挑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大数据时代生命伦理展现价值维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日第2版；《大数据时代隐私伦理的论域拓展及基本问题》，《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3期；《“冷冻胚胎”的伦理属性及处置原则》，《伦理学研究》2015第2期；《论生育伦理的中国难题与道德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医疗公正的理论难题及其求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13日第2版 ；《诚意伦理是医患重构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6日第2版；《福柯的“目视”与医疗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30日第2版；《后人类主义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20日第2版；《机器时代的来临与生命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16日第2版；《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进行探究的构想》，《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关注现代技术展现的生命伦理意蕴》，《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1期。
由表16可知，企业的总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都不高，且增减幅度不大，表明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果不好、企业资产盈利能力弱且企业为股东创造的投资回报比较少。但企业的总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在2016～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近年来企业资产的盈利能力在增强，为股东创造的投资回报在增加，有逐步增强的趋势。
② 田海平先生将这一“谋划”定义为：“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念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并从原则-理论、问题-难题、政策-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无疑是中国语境的生命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无疑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学术谋划。”(参见田海平.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J]. 道德与文明，2013(1).)
③ 即：一是不能脱离我们的文化根本和精神家园；二是不能脱离生活实践；三是不能脱离医疗难题；四是不能脱离语境突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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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Bio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Morphology
LI Chao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Nanjing 211166,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morphology, the study of bioethics has constructed a new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At present, t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moral morphology of bioethics, Chinese discourse, Chinese difficult problems, Chinese form and Chinese issues, especial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bioethics that enables bioethics to use Chinese discourse. At present, there is no answer to how to make bioethics speak Chinese well, so we can look forward to how to make bioethics speak Chinese well and how to practice i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oral morphology; bioethics of China; discourse system
收稿日期：2019-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儒家生命伦理的情感逻辑研究”(19BZX1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13&ZD066)
作者简介：李 超(1983-)，河北石家庄人，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生命伦理。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9)10-0041-06
责任编辑：彭雷生
标签：中国论文; 形态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生命论文; 伦理论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儒家生命伦理的情感逻辑研究”(19BZX1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13&ZD066)论文; 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