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工理论一直是马克思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到《资本论》的完成，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经历了由人本学视域到资本视域、由自然逻辑到资本逻辑的过渡，同时这种过渡也蕴含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以及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过程。分工理论本身在这种过程中经由最初的与“异化”概念的置换到区分开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的不同，从而为科学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奠定了基础。厘清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发展脉络，不仅为研究其自身的哲学和经济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提供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照。
关键词：分工；人本学；唯物史观；社会分工；工场内部分工
“分工”这一理论并不是由马克思提出，甚至也不是由马克思最早对其进行探究。在分工的发展史上，国民经济学家斯密第一次用分工来解释经济现象，但是直到马克思开始，才明晰了不仅要从经济学路径解释分工，也要将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探索一种新的路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已经从自然逻辑入手，借由人本学初步阐释分工的内涵。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理论已经开始被马克思用来分析论述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有制、阶级等在内的各个方面，同时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以及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直到《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才真正地区分开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经由分工论述资产阶级社会，完成了由自然逻辑转换到资本逻辑的过渡，分工这一理论也在这时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全面化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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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逻辑的初始论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将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来论述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保存下来的四个部分，也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实际上，马克思真正对经济学感兴趣是在阅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对它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真正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1〕也正是那段时间，“从1843年秋起马克思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2〕而之后研究重点之一的分工，也穿插在文本中以及被单独作为一个片段提出并进行论述。
马克思是从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来进行论证的。在笔记Ⅰ中，马克思从工资、资本的利润以及地租开始，开宗明义地论述了当下工人的生存现状。在谈及工资时，马克思说道：“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3〕所以说分工的扩大，资本迅速积累，后果就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劳动，并且这种劳动是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由此马克思分析了三种社会状态：首先在社会处于衰落状态的时候，不用多加考虑就可以得知工人必定会受社会财富减少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境遇是最为惨重的；其次在社会财富正在增长的国家中，工资的提高给工人带来的影响就是过度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放弃自由，成为资本的奴隶，并且可能由于新的竞争导致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最后在社会财富处于顶点的时候，工资和资本利息都会降低到一个极低的状态，所以此时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超过工人需求量的那些人数必定会死亡。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社会财富处于何种状态，工人们的境遇都不会有丝毫改善。
由分工所导致的这三种社会状态下工人的现状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所标榜的有很大的出入。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分工提高了生产力，使生产劳动更为精细化，解决了更多工人的就业，同时增进了财富的积累。在他们看来，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诸如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得到补偿，并且“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纯产品只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4〕实际上，马克思的观点之所以与国民经济学家所标榜的有如此大的出入，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把靠劳动谋生的无产者当作工人来考察，同时正因为“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5〕工人只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须的东西，而在不劳动时——诸如繁衍人类——国民经济学家是不把工人当作人来考察的。所以说在分工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提高、资本的累积都是以工人的贫困为代价的，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竞争愈发激烈，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因此，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只看到了分工的积极因素，那么马克思此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分工仍旧包含了消极因素的存在。
马克思区分自然逻辑和资本逻辑，有着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两方面的指向。从理论价值方面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的不同，实际上是为了其论述在当时大工业时期的分工与以往分工的不同，从而进一步指向资本统治下的现实情境。在对两者进行了区分之后，马克思意识到大工业时期的分工与包括以往国民经济学家所论述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关于大工业，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所论述：“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21〕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工业时期与工场手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机器进入了生产过程中，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满足不了当下剧增的社会需求，也就是说机器由于其高效率、准确等特性取代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取代进一步就会引起机器分工取代工人在工场内部的分工。在原有的工场手工业中，资本家把生产过程细化成不同的部分对应着不同的工人，这些工人的能力和熟练水平不同，在一种劳动工具需要何种工人时，资本家就会指示相同水平的工人出任此生产活动。所以虽然这一时期工人仍然是处在资本的统治下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能动性的因素存在。而到了大工业时期，机器取代了工人，这种取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机器可以完成工人的相应工作，所以与一种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担任的职责相同的那些工人就会失业；另一方面留下来的工人不再以各自的技能分工，他们的分工只是用来操作不同的机器，也就是说工人的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机器的分工，机器成为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工人只不过是看管、使用机器。一言以蔽之，在大工业时期工人被资本统治的现象非但没有改变，甚至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多了机器这一中介，工人同时还要受到机器的支配。工人职业的固定性被取消了，因为在原来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过程必定需要具有相应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至少有一份可以用以维系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工作，而在大工业时期，只要会使用机器的工人都可以被资本家用来雇佣和辞退，这也是为什么女工和童工的数量愈发增多的原因。同时被取消的还有人的能动性，由于生产过程依附于机器，所以人们在这其中只需要完成机器所给他们的“指令”，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只体现着“机器理性”而与工人无关，工人的能动性被压制，只需要如机器一般机械性地劳作。也就是说，在机器主导的大工业的背景下，工人想要生存必须依附于资本，资本对人的统治性愈发激烈。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出场，而这种出场的初始论域，马克思是由分工入手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的。他提到：“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7〕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分工的水平也是不同的，同时分工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所有制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致的。由此，马克思考察了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首先是部落所有制时期，分工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的扩大，“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8〕随着部落的结合，城市的出现，分工日渐发达，这时对应的是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而到了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时期，随着城乡的分离，等级结构非常明显，“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9〕这样，马克思就借助分工阐明了人类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合乎规律的演变发展过程，初步论述了唯物史观。而谈及分工与阶级的关系时，由于社会分工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并产生了将这一支配权转化为所有权的可能性，所以一旦条件具备，在分工的社会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从而阶级也就应运而生，共同利益也便采取国家这种形式来达到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统治。因此，旧的分工和私有制必定会把人束缚在固定的活动领域和范围，使人时刻面对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能从私有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消除旧的分工带来的各种弊端，从而获得真正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用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的话说，马克思的思想重点实际上是在阐释：“建立共产主义的关键性因素是消除劳动分工。”〔10〕
二、过渡时期的分工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形成
当然，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和发展之中，因此，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也是有一定联系的。一方面工场内部分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任何事物都不会、也不可能是突然产生的，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外显，因此，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引起新的，也就是工场内部分工的出现；另一方面，两种分工在同一社会形态中共同存在。马克思论述道：“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18〕也就是说，社会分工不会随着工场内部分工的出现而消失，相反地，两者处在作用与反作用的联系之中，只要资本存在，那么这两种分工也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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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经历了由自然逻辑到资本逻辑的过渡，这种过渡也体现着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由哲学到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究其过渡的深层原因，也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三、资本逻辑下的分工理论
其二，唯物史观的形成到运用的过程暗含着自然逻辑到资本逻辑的过渡。从哲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真正形成了唯物史观，但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唯物史观就已经萌芽，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19〕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德法年鉴》时期，“他已经打开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门户……在哲学观点上，马克思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还裹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中”。〔20〕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处于唯物史观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所以分工理论在这一时期被借用来作为完成其唯物史观的工具性的理论，因此，只看到了社会分工的一面。而到了《资本论》时期，唯物史观早已被马克思在多本著作中加以论述，《资本论》只是唯物史观具体运用过程的集中体现，所以此时的分工理论就不再是“工具理论”，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手段，还要将其当作目的。在这种理论前提下，马克思指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到资本的逻辑内，区分开资本主义社会下特有的工场内部分工与一直存在的社会分工的不同。
《资本论》的问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最终完成的标志，其研究路径仍然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入手，也就是说借助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阐述其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完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样，在对分工理论的论述与区分中，《资本论》集中表现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批判的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经济批判的社会维度；二是现代批判的历史维度。对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的区分也是在这双重批判的维度之下的。首先，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马克思论述道：“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6〕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所定义的人类五大社会形态还是在这时候的三大社会形态，社会分工在任何一种形态中都存在，但是工场内部分工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流通中才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次，两者存在的基础不同。社会分工存在的基础是交换：“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17〕如果每个人都只是生产自己的使用价值，或者是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是没有社会分工存在的，只有在交换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物品有了商品的属性，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还有了价值的存在，每个人也与他人有了社会联系，随着交换的扩大，社会分工也就产生了。而工场内部分工存在的基础是资本。在资本的统治下，资本家雇佣工人，工人的劳动在工场中只是作为商品生产过程、全部劳动的一部分存在。在这种分工下，局部工人不生产产品，所以自然也就无法独立存在。所以说，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不同，因此，必须对两者进行区分。
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仅仅只是从人本学、自然逻辑出发，借助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初步论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外化形式的分工以及如何扬弃异化、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那么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已经开始经由分工构建唯物史观，试图用分工这一理论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一理论也真正地作为其思想核心之一被正式地提出并进行阐述，或者可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已经开始经历了最初的由批判解释到个人建构的过程。
四、逻辑转换的内在原因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极力想要跳出原来的人本学视角下对分工的理解，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所论述的“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11〕这里“异化”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只是借用了当时德国哲学界流行的说法来说明自然形成的分工条件下社会活动的异己性，在论述时马克思不仅没有采取抽象的人本主义异化观，而且明确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层面来阐述消灭这种“异化”的理论和现实路径。但是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虽然在路径上发生了转变，究其理论深处仍然只是一种“异化”和“分工”的置换，或者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想要扬弃“劳动异化”，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变成了消灭“社会分工”，都是为了借助分工阐述当下工人的生存现状，从而寻找解放工人的现实途径，两者之间也只是由哲学转化到经济学的论域之上，其深层逻辑仍旧停留在“异化和异化的克服”。并且仅就对分工的理解上，此时马克思只是从自然和自愿形成两种角度入手，来理解不同条件下分工的形成，而关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分工的内容，譬如行会、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各自的分工有什么不同，仍旧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也就是说，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分工”的重要性，并且运用分工理论考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辩证关系，但是其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逻辑的维度，这一阶段的分工理论，也只是处于自然和资本逻辑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理论。
首先，从马克思对于现实的着眼点来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旨在强调整个社会中所有当下工人的异化的现实情境，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到具体的物质生产中，所以马克思只能看到社会分工的存在，并且他的所有将分工作为理论支点的论述都是代指“社会分工”。同时，在论述到异化的直接原因时马克思也明晰到是私有财产造成了异化而不是分工，分工是被马克思用来与交换同构进行阐述，或者可以说异化的直接原因不是分工，但是正是由于分工与交换的扩大导致了现实的工人的异化的扩大。因此，分工在这里只能是代指社会分工，所以这一路径的阐述马克思是不需要深入到资本的逻辑视域内的，只需要从自然逻辑入手，就可以为其理论进行佐证。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试图并成功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观”，但是现实基点仍旧是整个社会中工人的现状，所以无论是在论述分工与生产力、所有制、阶级之间的关系，还是在论述分工本身的发展脉络，其理论目标都是为了指向“消灭分工”，深层内涵即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思想，如上文所论述的仍旧停留在“异化与异化的置换”上，只是从扬弃“劳动异化”转变到消灭“社会分工”，所以这一时期的分工理论所代指的内涵也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是自然意义下的分工。而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深切地体会到，从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探究分工与当下的工人的生存现状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必须要深入到资本的逻辑视域中，深入到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因为，工人除了是生存在社会中，最为直接的也是存在于其生产活动中，所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才从整个社会的分工过渡到工场内部分工，这也才使得他可以明晰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的不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助分工，消解了原来的人本主义范式，并且使其成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之一，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尚未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具体过程，其‘分工’概念还带有抽象性”。〔12〕直到作为论战性质的《哲学的贫困》问世，马克思才开始消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泛分工论”弱点，尝试深入到资本生产的内在逻辑之中，通过分工洞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因此，他就诉诸理性、正义这类永恒的概念”，〔13〕所以在论述经济发展时只看到生产力的维度，而将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生产关系永恒化，正因如此，在研究分工时，蒲鲁东必然会从分开来工作的角度理解分工，而看不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分工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分工在他的视角内就只有社会分工的一种含义。马克思已经初步探察到了除了社会分工外，还有工场内部分工的存在：“整个社会的分工……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工场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式中是很不发达的。”〔14〕实际上，第一次意识到工场内部分工存在的是国民经济学家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斯密首先论述了扣针的制造的十种操作，随后话锋一转：“各个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15〕也就是说，斯密已经初步察觉到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两者的存在，但是在他那里，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社会分工只是工场内部分工的进一步放大。由于此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不足，所以他与斯密一样，都没有对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进行明确区分，而两者的这种区分，直到在后期的著作《资本论》中才得以实现。
五、逻辑区分的价值指向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已经经由法哲学批判转向了人本学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从人本学角度出发，借由“类本质”提出的异化劳动及其四个规定，也是分工的消极因素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是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在费尔巴哈看来，他的哲学与旧哲学完全不同，“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6〕一言以蔽之，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也与费尔巴哈一样，是强调人本身、强调自然的，因此，他的分工理论也是在以人本学为基础的自然的前提下提出的，所以这时候的马克思，根本不可能看到自然之外。按照马克思后期的提法，工场内部分工的存在，依其理论视域，只能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而在自然分工的背景下，分工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相互交往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并不是自身的联合状态下的社会力量，而是压迫着他们的异己的存在，所以分工也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由于马克思提出分工理论，诸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是为了通过“消灭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实的解放，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首先在资本中得到解放。所以他从自然逻辑过渡到资本逻辑，从开始的社会分工的视域到区分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不同，实际上是为了证明：其一，从自然逻辑层面提出的“消灭分工”无法透析到资本层面，这种寻求人的解放的途径只是表面的；其二，工场手工业分工下人的解放，虽然进入了资本的逻辑视域，但是只是从人的主体的维度入手探求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解放，而实际上资本统治下的工人的主体性已经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被抹杀了，所以必须深入到客体的维度，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入手，才能真正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从而引出人的解放的真正路径。
“米多，如果你爸妈看见你这么能干，一定会很自豪。”颜姨上前拥抱了一下米多，“之前你说去见一个异想天开的读者，见到了吗？”
Milano等[8]发现脱位次数和首次脱位年龄是关节盂骨性缺损的重要影响因素，当肩关节初次脱位时，会出现前下盂唇复合体的撕裂，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随着脱位的反复发生，肱骨头脱位的过程中反复磨损、牵拉前下盂唇复合体，导致该结构越来越松弛甚至吸收消失，而该结构的缺失可进一步增加肩关节再脱位的风险，两者相互作用，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从而导致复发性肩关节前脱位不易自愈，反复前脱位还会冲击牵拉前关节囊，造成前关节囊的过度松弛，更加重了脱位的风险且大多数病情呈脱位频发趋势。经常从事运动的年轻人群，脱位复发率高，反复脱位后关节慢性不稳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创伤性关节炎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同样，从现实价值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人民群众温饱都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党中央转变发展理念，作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蛋糕做大的决定，并通过在分配问题上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发展理念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分工，创造出了极大的生产力。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理念不适合现存的发展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党中央也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提出诸如“科学发展观”等多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理念。同样，除了从宏观方面提高分工的效率，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人文的进步，新兴职业喷涌而出，越来越多的职业分工出现，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分工也逐渐向专业化、精细化过渡。为了避免出现马克思所论述的个人屈服于分工和机器的情况，我们就更应该注意如何区分旧式分工与新式分工、自发分工与自愿分工，通过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准确把握我国现有分工的特点，让分工成为对人来说不仅是维持人的生存需要，也是自觉自愿、可以实现人的价值的分工。同时，由分工所产生的一系列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生态困境等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马克思分工理论与现实的中国国情相结合，立足于现实解决现存的各种问题。
当加载到9%rad(114.57 mm)，上角钢加劲肋焊缝裂缝继续增长，且梁上翼缘螺栓松动，且梁腹板屈曲明显，正向峰值荷载停止增加，并且由于作动器牵引绳长度限制，遂停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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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ature to Capital：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Marx's Division of Labor in Two Logic Perspectives
Sun Yang
Abstract：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areas of Marx’s research．From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to “The German Ideology”and finally to the completion of “Capital”，Marx’s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has gon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natural logic to the logic of capital，at the same time，this transition also contains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this process，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itself separates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from the partial work in the workshop through the initial replacement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bourgeois society．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it not only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its ow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 series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modern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division of labor， humanist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partial work in the workshop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6-0017-07
［作者简介］孙杨，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 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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