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脆弱的，民主不仅建立在坚实的制度之上，而且需要一个连贯、包容、不太不平等的社会。漠视这一事实，就为民粹主义和英国脱欧打开了大门。
大寻访机遇难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阅历。听了那么多的智慧、经验，怎么也能少走些弯路。认识了更多的同龄朋友，是件愉快的事。
1993年11月1日，欧盟正式成立。但是，欧盟自诞生开始，内部就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相当大比例的欧洲公民，尤其是那些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人，倾向于将欧洲视为一个抽象的单一经济市场，支持商业在欧洲的统一发展，但在政治上则拒绝将欧盟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体。
运输结构不断优化，珠江水运综合优势进一步突显。珠航局坚决落实国家关于推进运输结构调整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珠江水运成本低、运量大、低碳环保的优势，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服务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
2010年，希腊调整经济结构方案则让这部分人强化了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欧洲单一市场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鼓励欧洲各国为了本国人民的福祉相互竞争，以牺牲成本进行“社会倾销”。因而，这种单一的欧洲开放市场也促进了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移民，从而给高收入国家带来了不公平的劳动力竞争。换言之，欧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在客观上造成了高收入国家“补贴”低收入国家的“不公平”结果，导致了社会福利、就业岗位、经济收入等由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这种“不公平”的运作机制引发了欧洲国家尤其是高收入国家人民的不满情绪，特别是英国人民的这种不满，引发了一场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情况下，为了使自己不受社会批评，一些政治家开始转移矛盾，指责布鲁塞尔（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实际上，欧盟及其机构定期发布建议，支持更多的社会对话和对民主社会的更大保护。而“自由主义”英国模式长期以来一直将政治民主概念化，独立于社会正义，因此英国的政治领导人降低社会支出，削弱了福利国家的基础，而没有考虑到这可能对民主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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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福利制度社会政策，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得到了成功的实施，我们通常称之为“欧洲社会模式”。但在所有西欧区域组织的创始条约和文本中，“福利规定”和“社会保护”被边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的欧洲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已经决定摧毁工会抵抗，减少公共开支，降低劳动保护水平。撒切尔这样的政治家认为，过度的工会权力和社会支出抑制了经济活力，并应为经济危机负责。而且，这种质疑在欧洲从未停止过。例如，德国鄂尔多自由主义（German ordo-liberalism）一直在推动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将社会供给降到最低限度，以增强经济竞争力。
法国和英国提出了在欧洲范围内制定社会法规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应该是在整个欧洲层面的，以确保各国之间公平一致。
在冷战时期，两种相互竞争的“良好社会”模式——社会民主模式和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之间的竞争，对西欧和东欧国家不断增加的社会支出起到了重要作用——两种社会模式都不断增加社会支出，以证明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但是，苏联解体和西方共产党的长期衰落，削弱了这种“良性竞争”的态势。
英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福利制度社会政策根据“三项原则”制定。劳动法寻求保护工人免受虐待剥削；社会保险或援助法，旨在防止依靠工资生存的工人陷入困境，在生病、伤残或失业时依赖公共援助渡过难关；19纪末的几项立法措施试图规范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就业关系。
（三）谋划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管理区和农场实行内部政企分开、人员分开、资产分开、核算分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管理模式。将管理区作为市政府的直属机构，管理区域内的社会行政事务；农场注册登记成为独立法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经营农场包括土地在内的国有资产。
1957年《欧洲共同体创始条约》中加入了“社会规定”，作为对法国等成员国的让步。此前，法国一直在游说加强社会政策的协调和融合，但如西德等一些政府反对更多的欧洲社会规管。
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晰。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不是二战后建立的。欧洲的福利制度社会政策起源于19世纪，这些社会政策被认为是对贫困大众的一种回应，是整合快速增长的工资性劳动者群体的一种手段。欧洲19世纪的社会法，不仅仅帮助和保护穷人，更与国家政治计划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英国，这些巨大的改革措施，是为了维护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秩序。
欧洲理事会1961年通过的社会宪章主张，应尽一切努力通过适当的机构和行动“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福祉”。但是，这一宪章的执行又一次留给了各国政府。欧洲的国际条约，首先旨在确立建立一个经济开放市场的条件，最终将确保更加繁荣和惠及所有人。然而，由各国政府决定的社会再分配水平，很容易与欧洲经济体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相矛盾。
1900年，国际劳工立法协会在巴黎召开会议，负责协调欧洲各国的政策。1919年，这个协会让位给了官方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成功制定了国际的（实际上是欧洲的）劳工和社会规范、国际公约和建议。但是，这些国际条例仍然需要在各国范围内得到批准，才能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政策。同时，各国在实施这些社会政策方面，仍然完全具有自主权。
在许多国际会议上，欧洲各国的代表积极宣传并推动了本国的社会福利解决方案。但是，由于负责实现这些社会政策措施的国家机构之间存在差异，使得欧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几乎不可能融合。
这些问题促成了英国在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52%的人支持脱欧。但支持脱欧的人，内心也存在着矛盾。通常，这些指责这种特殊的“欧洲社会模式”威胁国家福利的人，在面临经济压力时，却常常骄傲地携带着欧洲健康保险卡，在欧洲低收入国家获得更好、更有效的医疗保健。
2013年1月2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公投。2017年3月16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案，授权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上个财政年度，印度进口了约2200×104t伊朗原油，并计划在下个财政年度将进口量增加到3000×104t。然而，该消息人士向《经济时报》表示，印度将不得不把下个财年的原油进口量削减至1400～1500×104t之间。几个月前，印度炼油商开始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为获得豁免做准备。
2018年7月12日，英国发布脱欧白皮书。11月25日，欧盟除英国外的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草案。12月10日，欧洲法院又裁定，英国可单方面撤销脱欧决定。
2019年3月12日，英国议会就修改后的脱欧协议进行了再次投票表决，但该协议却没有通过。脱欧成为当前英国面临的一个社会困境。4月10日，欧盟各国达成一致，同意将脱欧日期延迟至10月31日。4月12日，英国前独立党党魁法拉奇宣布成立脱欧党。
脱欧仍在艰难推进当中，但英国的政治家们似乎忘记了民主是脆弱的。很难相信，离开欧盟以及它所提倡的“欧洲社会模式”，英国公民还能享受到他们所渴望的社会福利。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编辑 郭刚yuan377@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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