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莉:基于领导哲学的领导力提升问题论文

孙晓莉:基于领导哲学的领导力提升问题论文

摘 要:重视领导哲学,阐明领导活动现象背后的领导哲学问题,对于领导学研究和领导实践都大有裨益。本文基于对领导活动的本质性规定,来探讨领导者角色发挥的重点。基于价值论的价值领导、基于实践观的愿景领导以及基于系统论的战略领导对于领导者提升领导力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领导者学习好领导哲学,学会从领导哲学的角度来观察、反思领导活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领导工作的本质,能够从一定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领导具体工作,从而提升领导水平。

关键词:领导哲学;领导力;价值领导;愿景领导;战略领导

在我国,领导哲学的研究与领导科学的研究大体同时起步,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可以发现,1981年,李瑞英首次以“领导科学”作为篇名主题词发表了论文;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茅以升在同年的全国决策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提出“研究领导科学”的号召,标志着领导科学在中国破土而出。1981年至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以“领导科学”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多达5700多篇。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版的以“领导科学”或“领导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著作为600多部。除了文章著作等大量理论研究成果的面世,我国领导学的教学和应用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如设立领导科学相关的硕士和博士点,全国范围内现有以“领导学”或者“领导科学”为名的刊物多家,依托高校或者干部培训机构成立了为数众多的领导科学研究平台,全国范围内每年召开大量的学术会议,干部培训机构中普遍开设“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培训课程等。

他努力控制着方向,双臂因用力而筋肉暴起,宛如暴雨过后大树裸露出的虬结根须。与山峰的高度相比,山巅到山脚的长度,对于滑翔而言委实太短,他不得不用力向后拉动操纵杆,使自己的身体向前倾探,来将三角翼面的前端压得更低。

与领导科学研究的蓬勃兴盛相比而言,有关领导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要少得多。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领导哲学”为主题进行检索,从可见的1983年到2017年,共有相关文章344篇。第一篇标题中出现“领导哲学”的是王健刚的《现代领导者的哲学素养》,但真正意义上从学科角度谈到“领导哲学”的是1985年王健刚撰写的《领导科学体系》。1983年以来,年均发表的与领导哲学相关的理论文章一直在几篇到十几篇之间徘徊,2009、2010年略多一些,但也没有超过30篇。①目前可检索到的有关“领导哲学”研究从类型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理论研究,包括理论梳理、理论问题分析、理论研究述评,以及理论的实证分析等。第二类,经验研究,包括中国传统的领导哲学如儒家、道家、易学等;当代人物如毛泽东领导哲学、邓小平领导哲学;国外人物如马基雅维利领导哲学等。第三类,其他,包括会议综述、书评以及领导致辞等。中国大陆出版的以“领导哲学”为书名主题词的著作也屈指可数。

领导科学和领导哲学之间的这种不均衡发展状态,无论对于领导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领导实践的具体深化,都是不利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理论上来说,领导哲学和领导科学都是有关领导工作的理论形态。领导科学是对领导活动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如决策、用人、组织、协调、执行、团队建设等,而领导哲学则主要研究领导活动的一般规律、共同本质和运行机制。领导哲学实际上是在哲学和领导学之间的结合部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交叉学科一般有三种形式:线性交叉,即把某个学科的一般原理运用到另一个学科;结构性交叉,即把两个或以上的学科以新的形式结合而形成新的学科;约束性交叉,即围绕某个问题而展开的多个学科相互配合而形成新的学科。领导哲学属于第二种即结构性的交叉学科。它集中哲学和领导学这两门学科的部分知识与功能。从总体上看,领导哲学探讨的基本内容包括对领导活动性质的探讨和对领导规律的追寻。领导哲学和领导科学之间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领导科学的理论和科学领导的实践是领导哲学的基础,领导哲学则是领导活动中的问题在哲学上的升华。领导科学本身的深化研究离不开领导哲学的指导。第二,从实践上来说,领导工作的突出特点在于其综合性和复杂性。领导者需要是某一方面的专才,更需要是了解人和社会生活的通才,要驾驭和处理好这一切,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掌握和运用哲学的方法。[1]哲学并不提供对具体领导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功能上,在解决领导认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上具有普遍的作用。不管人们自觉与否,哲学所解决的认识问题和以此为指导的领导实践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指导领导实践的价值功效。

因此,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重视领导哲学,阐明领导活动现象背后的领导哲学问题,应成为当前领导学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学习好领导哲学,学会从领导哲学的角度来观察、反思领导活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领导工作的本质,能够从一定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领导具体工作,从而提升领导水平。本文侧重于从领导哲学层面探讨领导活动,进而提升领导力。

造成上消化道、下消化道(食管、胃十二指肠、结直肠)狭窄的病因主要为肿瘤、术后吻合口狭窄(良性狭窄/复发)、外压性狭窄及不明原因引起的狭窄。在102例单纯内镜检查中,共78例镜身可通过消化道狭窄处,上下消化道狭窄病变的鼻胃镜总通过率为76.47%。

本文基于对领导活动的本质性规定,来探讨领导者角色发挥的重点。“领导者做什么”以及“领导者怎么做”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去确定领导者的角色和领导者的功能。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有几件大事格外重要,那就是明使命、定方向和做对事。基于价值论的价值领导、基于实践观的愿景领导,以及基于系统论的战略领导在这几个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项目部专职安全员、相关管理人员、各施工生产单位专职安全员及作业班组兼职安全员参加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切实保证安全保证体系的运行。

一、基于价值论的价值领导

“价值”主要是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直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存在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对人的行动的规范。价值观代表了人们最基本的信念,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意义的选择。在一个组织中,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不是价值中立的。

所谓价值领导,就是领导者有意识地通过以身作则、舆论传播和引导、制度塑造等多种方式,运用核心价值观去引导、整合和规范组织成员的个体价值观,促使组织成员认同并奉行组织核心价值观,从而最终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价值领导与使命感、信念以及意志等主观因素紧密相关。

1.建构价值:用价值来引导人、激励人

1) 从通航净高尺度看,与桥梁净高相关。根据《运河通航标准》[10]规定,长三角地区二~四航道等级的水上过河建筑物通航净高尺度为7 m,对标大运河全线7 m以上净高桥梁,目前共计342座,占比85.3%(见表7),相比2006年发布《办法》前增长13个百分点,但仍有50座非标桥梁存在,主要分布在浙江内河四级航道,但按照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计划,桥梁改建后净高均为7 m。对于其余河段非标桥梁,或因沉降略微下降高度或可通过其他航道绕行,因此运河全线通航净高以7 m为限。

有的时候,工作没有见到成效之前,人们的思想认识很难统一,对于未来发展愿景可能存在诸多顾虑。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也是一种办法,让实践来引领人们的认识,在实践中强化人们对于未来愿景的认同。

b) 当在第一次绕线圈环行时,CW光束在B、b处,而CCW 光束在E、e处同时发生串扰,其相位差为lBdβ‖-lEeβ⊥,与主波列的相位差分别为lBdΔβ,lEeΔβ,则当三者均小于时,产生振幅型偏振误差,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采取简易计税方法,即应纳增值税税额=不含税销售额×税率。为了更好地分析“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现做以下前提假设:假设1,企业的应税销售额为R,成本为C且企业“营改增”前后销售额保持不变;假设2:“营改增”前后企业不存在混合销售及兼营行为,即“营改增”前企业就其应税行为缴纳营业税,“营改增”后企业就其应税行为缴纳增值税;假设3:企业不存在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仅就其销售收入、成本与相关税费计算其所得。表1为适用3%征收率的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情况,表2为“营改增”前后适用5%征收率的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变动情况。

从领导过程来说,建构价值包括但不局限于至少两个方面:一是想清楚价值,回答“为什么而存在”这个核心问题;二是说清楚价值,尽管提炼方式有所差异,但价值观一定要经过提炼,要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使命呈现出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内涵中的几个关键词,如富强、振兴、幸福等都是富有哲学价值论意味的词汇。而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必须”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又彰显了独特的价值理念,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爱国及改革创新的价值理念,以及民族团结的价值理念。[2]

要而言之,价值为本的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因为它明确了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增强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方向性,能够直接引发领导者与追随者的感情共鸣,激发出人的内在强烈动机。

2.弘扬价值:用价值衡量来评判领导工作

领导干部决策时,要考虑价值、支持和能力等多种要素,但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价值这一要素。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如何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项工作是否正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领导干部执行时,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要结合,关键是对下负责。因为,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出发,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这就要求一定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邓小平明确提出“领导就是服务”,这里隐含着几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第一,党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执政的合法性就在于“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第二,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是要满足人民这个价值主体的需要,所以要着眼于和着力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第三,执政党的政绩观集中体现在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满意不满意”。第四,能否有效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反对腐败是对执政党的重大政治考验和长期历史课题。[3]这就把党的宗旨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提高到党执政的领导哲学的高度。

领导者的行为不仅激活了其追随者的内在价值观,而且为其设立了一套恰当的规范,同时传达了组织最重要的价值观。实践证明,追随者通过观察领导者的行为与行为后果,在无形中可以起到教育教化的作用,追随者在适当的时机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因此,价值领导的成功与否,最终要取决于领导者自身是否持有明确的、崇高的价值观并真正在实践中践行。

3.示范价值:领导者用价值来带领人

领导者要充分发挥行为示范作用。“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求别人做的,领导者要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领导者要坚持不做。这样就会由行为而产生巨大的人格影响力,获得非权力影响力,从而有效塑造整个组织的行为。

领导者还要善于树立身边的典型。对于尊崇组织价值的行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表彰,而对于危害组织价值的行为,则要坚决地予以批评、惩处或者孤立。

(2)辅助课程讲授的网络教学平台设计。辅助课程教学在线教学平台将信息技术的探索与实际课堂相结合,创建了精确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它实现了信息技术软件辅助教学,高质量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和共享,增加了课堂信息量。实现了内部和外部沟通,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基于实践观的愿景领导

愿景,指的是有关组织未来发展要达到或实现的一种目标和图景。愿景与使命、信念和价值等概念既相互联系,同时又有所区别。在现代管理学的创始人德鲁克看来,使命回答的是“为什么”,即组织存在的理由;而愿景回答的是“到哪去”,即组织未来发展的方向。使命、信念、价值观等是人们建立愿景的理由和意义,它们共同塑成愿景的具体形态。所谓愿景领导,就是领导者提出令人振奋,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能够为追随者所认同的中长期目标,从而持续引领组织向前发展。

1.从现实出发,提炼形成愿景

唯物史观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56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他在《实践论》中系统论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生和展开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而认识一旦形成也会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实践与认识的这种辩证统一,决定了愿景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在对当前实践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需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做出新的调整。

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最初设想用于解决台湾问题,后逐步扩展为解决台湾、香港以及澳门问题的构想,这是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提出来的伟大愿景。邓小平认为,有十几亿人口的地区是社会主义,它是主体地区,可以容许小地区小范围实行资本主义。所以邓小平很明确地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5]101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根据对中国和世界的实践新认知提出来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内形势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首要表现在经济上,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当然,新常态反映和表现在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各领域。这一判断的提出也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判断。当今世界相互联系,都不是孤立的点,要谋得自身的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四个全面”战略体现了对未来中国发展愿景的一种设计,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依托。

2.超越现实,引导发展方向

愿景是人们在改造实践之前,在头脑中预定的活动结果,是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愿景不仅仅包含着主体对于自身需要的意识,也包含着对客体及其与主体关系的认识。由于外部实践的现存形式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对外部进行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在人的思维中进行的,在观念中建立起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新的统一。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换句话说,实践论思维方式强调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解释世界”。作为一种批判和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思维方式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启发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张力,保持一种实践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其根本旨趣在于合理地改变世界。马克思始终把人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考察人类历史,强调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人生活和活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又不断地通过实践来变革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存在,而且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存在。

愿景所关心的不是客体的现状如何,而是客体应当如何,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这对于愿景领导的启发意义在于,愿景领导一方面要立足于实践,另一方面还要能够超越实践,反过来影响和带动实践的发展。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谈及愿景领导时提出,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愿景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种是把现况拉向愿景,还有一种就是把愿景拉向现况,而第一种办法往往会产生巨大创造力。说到底,愿景领导在本质上是一种变革理论,如果没有变革,将未来愿景转化成为对今天现状的简单复制,那么愿景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引导意义。[6]

3.强化愿景输出,造就同心合力

愿景不能只是领导者或者领导班子拥有的,还要能够为组织成员理解、接受,才能够产生效果,带动组织发展。因此,领导者要有意识地通过多种方法,来强化组织的愿景,最终形成上下同心、左右同力的工作局面。

“破局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的。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曾经是战略重点的事物可能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战略部署的调整。战略重点和非重点的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战略思维活的灵魂。

从领导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来说,伴随着领导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价值领导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伯斯在探讨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的差异时提出,变革型领导通过让员工意识到其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和责任,从而能够激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使得下属超越短期的和个人的利益,因而领导效能更高。豪斯明确提出“以价值为基础的领导学”理论,认为这样一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领导,通过向组织和工作注入价值观,有助于唤醒下属对集体及其愿景的认同,从而导致下属自我功效和自我价值的提高。彼得·圣吉则指出,领导者的角色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领导者要发展愿景、价值观和最终目的或使命。它能促成组织发展出一个长期的方向以及学习的动机,引导组织成员不断厘清组织存在的理由。上述几位学者都在强调,通过价值领导的方式,将组织对成员的外在激励演化为组织成员自我的内在激励。这一现象的基本的发生学原理就是,人不仅仅追求自我利益,往往还具有更高级的行为动机。

三、基于系统论的战略领导

按照系统论的理解,事物内在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有机整体,构成了系统。把握系统论,有几个基本的要点:系统与要素之间在本质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但又不是简单的部分之和,整体大于部分;要在整体中理解部分;某一部分最优不一定对整体有利。系统论对于战略领导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从广义上来讲,凡是决定全局发展方向或长远目标的计谋和决策,人们都称它为战略。随着战略问题的拓展,战略领导的内涵也逐步突破了战争谋略,拓展为运用系统论的知识并遵循科学逻辑程序对事物进行本质和规律性认识的活动。系统论对于领导实践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集中精力抓好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全局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价值领导在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因为价值是人内心真正关心的,所以即使面对挫折,也能使人们坚韧不拔,产生克服困难的强大意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物质条件很差,红军战士的军营中却能响起“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的歌声,还能战必胜、攻必克;长征期间,红军战士在物资奇缺的境况下,走出了草地;抗战时期,我边区被经济、军事封锁,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就其根本而言,就是因为信仰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够凝聚人们的力量,能够战胜敌人、战胜困难。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有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一般性作用,有的起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战略领导能力就体现在领导干部善于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在处理问题时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分清楚问题的主次,而后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进而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2.格局和破局相结合,抓住关键局部

之所以要统筹兼顾,一方面是因为局部构成了全局。古人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全局的胜利要依靠各个局部的协调运作和共同努力。一般的局部尽管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但如果多数局部都失败了,全局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指挥全局的领导者在统揽全局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局部。[8]另一方面,是因为局部的重要性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如果不注意非战略重点的发展,准备不足,这些非战略重点会对全局的发展起一定的不利影响,并且当战略重点与非重点发生转化时,就抓不住机遇。所以,战略领导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

毛泽东在每一个时期,总是集中精力重点抓住一个主要问题加以研究解决,同时兼及其他。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再集中精力解决另一个主要问题,由此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还强调,掌握这种领导艺术的关键是“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7]901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确定“工作重心”和“中心工作”就是抓主要矛盾。同时,领导干部也要明确,事物自身以及事物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自身以及事物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组合。一旦事物的主要矛盾变化了,工作中的主要精力投入方向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格局是对事物整体认知,破局就是要找到影响全局发展的主要因素、关键变量和薄弱环节,就是要找到能够推动我们工作开展的“牛鼻子”。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9]175只有把影响全局的那些战略重点分析清楚了,才能据此确定战略布局、主攻方向和工作的着力点,制定战略措施,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没有重点,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0]513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要抓住重点。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必须突出重点、聚焦问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党中央明确提出以反‘四风’为突破口,以点带面,不搞面面俱到,打到了七寸。”[11]89

张双田[23]基于多孔介质和Syamlal-O′brien曳力双流体模型,研究了振动流化床内气固两相流场分布,用正交试验方法考察了表观气速、振动强度、分布板开孔率对床内气泡行为、床层压降及其波动、床层物料分布及物料流化的均匀性等流化质量的影响,建立了流化质量与影响因素的函数关系式,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适宜的分布板床层压降比为0.17,床层径向不均匀度与操作参数、分布板开孔率的关系式为

3.着眼全局制定方略,跳出局部有意忽略

一方面,全局高于局部、统率局部。全局由局部构成,但全局并不是局部的简单叠加和机械相加,而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部分、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局部的辩证统一。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全局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和走势。一言以蔽之,在战略实践中,整体比部分、全局比局部更为重要。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学生撰写毕业论文选题的指导,能够真正有助于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的提升,避免论文写作流于形式。首先应了解英语专业本科论文写作的现状。

实例中每块太阳能电池板额定输出电压为50V,串联后每组额定输出电压为300 V.如图6(a)(b)为采用该霍尔传感器结果,(c)(d)为未使用结果图.二者比对分析充分体现该检测系统采用霍尔传感器对电压、电流的测量精度高、波动范围小.同时经由CAN总线将数据结果几乎无延时地上传至上位机,可以实时观测电压、电流数据.而(c)(d)地延时就很长.进一步采用单片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知每一个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并对每块太阳能板进行编号,可以清楚地了解光伏发电系统每个电池板的工作状态.

从事物的整体来制定方略,就要求领导者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来观察、思考局部问题,自觉地养成这种思维习惯,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的最高利益。有些事情从局部看可为,但从全局看不可为;有些事情从局部看不可为,但从全局看可为。因此,当全局与局部在利益上发生冲突时,就要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绝不能为了谋取局部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强调:顾全大局是成熟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志。领导干部要“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势;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谋划当前浙江,切实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全党全国全省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2]20

另一方面,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不同。有的局部占据主要矛盾地位,有的局部占据次要矛盾地位,占据主要矛盾地位的局部发生变化,全局立即就受重大影响;占据次要矛盾地位的局部发生变化,全局可以不受重大影响。

4.着眼当前抓住机遇,放眼未来提前准备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而事物发展具有延续性。当前只是决策的出发点,而不是着眼点,更不是归宿。战略领导的前瞻性,就是领导者决策时,不仅要看到过去和现在,更要看到未来。要立足今天,总结昨天,预见明天。

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面对强大的敌人,有的人对革命持悲观态度,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消除党内的悲观情绪和错误思想,对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科学预见。他对引起中国革命及其高潮到来的各种矛盾作了分析,对各种革命力量和各种反革命力量作了正确的估计和预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针对“中国必败”的亡国论调,他以战争发展趋势为思维起点,从全局和时代特征上思考问题,写了《论持久战》,深刻地指出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持久战的前瞻预测判断,指出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对“中国必胜”作出了科学预见。

着眼当前,就是要把握可能会稍纵即逝的机遇和条件。邓小平十几次讲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1990年3月,邓小平指出: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5]354习近平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他要求,“搞经济,搞大农业,都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从时间上看得远一些,从空间上看得宽一些。在宏观战略指导下研究自己的微观战略,在全局发展战略基础上研究局部的发展战略”。[13]142

1.3.1 肉桂醛自乳化乳液体系的制备 采用自乳化法制备肉桂醛乳液,具体操作如下:取一定量的油相(肉桂醛、MCT)与表面活性剂吐温80于5 mL细菌瓶中,在室温下将其置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5 min, 混合均匀,即为有机相.另取适量的超纯水于50 mL烧杯中,搅拌条件下将有机相缓慢滴加至水相中,持续搅拌15 min, 转速为400 r/min. 如无特殊说明,所有乳液制备均在室温下进行,其中,有机相为10 wt%(肉桂醛∶MCT=1∶1),表面活性剂吐温80为7.5 wt%.后续实验,如无特殊说明,油相均为10 wt%, 且油相复配比为1∶1.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国,全方位参与世界分工,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上升期,开始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2001至2010年GDP年均增长10.5%,增速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9.3%、90年代的10.4%,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全面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总的说来,领导哲学不以解决领导活动中的实际问题为旨归,但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对于指导领导实践、提高领导力具有不同程度的价值和有效性。

2.1共调查1300人,有效完成调查1280人,有效调查率为98.5%,调查人群中均为农民,其中男的520人,女的7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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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Promotion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Leadership

SUN Xiaoli
(College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o pay attention to leadership philosophy and expound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of leadership behind the phenomena of leadership activities greatly benefits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leadership activ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in the playing of leadership role. Value lead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alues, vision lead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actice, and strategy lead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stem have strong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leaders to improve leadership.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leaders to study leadership philosophy well with the ability to observe and reflect leadership activitie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o better master the essence of leadership work, to consider leading detailed works from a higher and longer term vision, and therefore to improve leadership.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eadership; leadership; value leading; vision leading; strategy leading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4-0117-07

收稿日期:2018-09-25

作者简介:孙晓莉,女,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兼任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 孙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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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莉:基于领导哲学的领导力提升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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