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纳粹大屠杀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奥斯维辛,代际创伤,禁忌,见证
纳粹大屠杀论文文献综述
黄文凯,谢雨君[1]（2019）在《家庭罗曼史的“幽灵”——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代际创伤》一文中研究指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以文学书写方式见证家族前辈们的劫后余生,展现了大屠杀对幸存者以及后代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对幸存者后代而言,如何重建真实、连贯的家庭罗曼史都显得困难重重,他们在代际创伤的罅隙中重建历史的真实和见证纳粹大屠杀的后遗症,开创了家庭罗曼史书写的"幽灵兄长"叙事模式。(本文来源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6期）
房春光[2]（2018）在《见证的文学,文学的见证——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在施害者研究中的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施害者研究:拘泥于单一纬度下自二战结束以来,对纳粹施害者的研究日益成为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备受瞩目的焦点之一。然而,以往学界所关注对象一直都是诸如"办公室施害者"这样的间接施害者。这就导致了对直接施害者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历史学者汉斯·莫姆森就曾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对于中层施害者的研究,往往因缺乏相关的生平资料来源而搁浅。同样,下层普通的施害者到底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参与到这一历史浩劫之(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文摘》期刊2018年12期）
楼天雄[3]（2018）在《生存危机与道德困境:纳粹大屠杀期间的梵蒂冈》一文中研究指出梵蒂冈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反应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在"二战"期间,教廷从未公开谴责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这一史实被后人称作"庇护十二世的沉默",构成了相关争议的源头。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于该课题的研究有了全新进展,逐步摆脱了单纯的是非之争,揭示出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通过评述叁部代表性着作,本文予以总结:大屠杀期间的梵蒂冈处于"生存危机"与"道德困境"的二元张力之中,必须以此为前提方可深入理解教廷的"沉默动机"。(本文来源于《世界宗教文化》期刊2018年06期）
房春光[4]（2018）在《见证的文学,文学的见证——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在施害者研究中的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跨学科视野下的纳粹施害者研究,目前主要聚焦于对官方历史档案和施害者文献的分析解读,归根到底是对施害者形象自我塑造的探讨。由于大屠杀受害者文学在这一研究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纳粹施害者在他们的文本中留下的历史映照几乎无人触及。在梳理现有研究脉络和探寻问题根源的基础上,本文从大屠杀幸存者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构建出发,揭示见证者对历史事件的身体在场和情感记忆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取代性,既让他们的文学证言区别于其他作家群体笔下的大屠杀书写,又使得他们对历史真实的主观见证和以往学界中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求证相得益彰,从而有力地补充并丰富了当前对施害者的研究。(本文来源于《外国文学评论》期刊2018年03期）
马维先[5]（2018）在《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一文中研究指出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员经过十几年大量研究后指出,"卡廷事件"的真凶不是苏联而是纳粹德国。证人是在纳粹利诱刑讯下作证的,唯一的关键证人逃脱纳粹魔掌后也明确否认了自己的供词;"国际医学委员会"掘尸检验报告是德国人起草的,检验者是在纳粹威胁下签字的;波兰军人尸体掩埋码放整齐、死者名单和掘尸检验高度重合,这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做事的特点;行刑子弹和绳子是德国生产的;戈培尔在日记中称要"利用这枚炸弹""让欧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这些证据表明,"卡廷事件"是纳粹德国为嫁祸于苏联而精细策划的一个伪造事件。(本文来源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期刊2018年08期）
阿利·曼宁,利昂·马科维茨,王月,宁一中[6]（2017）在《纳粹大屠杀永久改变了德国文学》一文中研究指出Thousands of books and authors were banned under Nazi rule;many never resurfaced.在纳粹的统治下,无数书籍和作者被禁;许多被永远埋没。2005年,联合国宣布设立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时间定在1月27日奥斯维辛解放的这一天。12年以来,联合国举办了多次活动,不仅纪念那些逝去的人,同时也纪念纳粹主义及所有和纳粹相关事物的终结。然而,第叁帝国的破坏行径之一依旧被人们普遍遗忘——那些被纳粹查禁并(本文来源于《英语世界》期刊2017年12期）
高霞[7]（2017）在《犹太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关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性别解读》一文中研究指出纳粹大屠杀为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战后初期,纳粹屠犹幸存者大多对其经历缄口不言,甚至刻意掩藏幸存者身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幸存者故事渐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建构起以犹太男性为主导的大屠杀认同与话语秩序。犹太女性则处于近乎失语的边缘状态,陷入女性与幸存者的双重身份认同焦虑中。伴随着文化女性主义的出现,犹太女性开始在历史中重新找寻认同定位,力求在后现代历史叙事中能够发声,通过书写大屠杀女性历史,形成两性对话互补的大屠杀叙事范式,以期在历史书写的性别话语场中不再缺席。(本文来源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6期）
刘丽娟[8]（2017）在《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纳粹大屠杀是一件发生在远离美国大陆、较少与美国人有直接联系的事件,然而正是这样一件在当时较少具有“美国性”的事件,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在美国社会的视线和记忆之中,相反二战之后却逐渐成为美国公众话语,并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美国透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解读并看待大屠杀,大屠杀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参照点之一。除绪论与结论外,本研究主要分五章探讨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第一章主要回顾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态度。当纳粹开动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机器时,罗斯福政府未能积极有效地对犹太人展开救援;美国媒体及非犹太民众对欧洲犹太人命运漠不关心;犹太社团的懦弱自保心态限制了其对纳粹大屠杀作出积极回应。战后,上述反应与态度饱受诟病,也为美国在大屠杀罪行中扣上“消极同谋”的帽子,成为美国反思大屠杀的导火索。第二章研究战后初期美国社会对大屠杀的关注。长期以来,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在20世纪60年代“艾希曼审判”之前,美国社会并不存在大屠杀话语。然而1945-1960年间,以《安妮日记》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吸引美国民众关注大屠杀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作品从更适宜美国社会理解的角度对大屠杀进行解读,或传达出美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信条和理念,或以此透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不公。此外,美国犹太慈善组织在为犹太幸存者募集善款的过程中,通过慈善宣传资料、宣讲、公告、广播以及电影短片等途径,以更高效、更快速的方式将欧洲犹太人遭遇的灭顶之灾传达到包括美国非犹太人在内的千家万户。在学术领域,以菲利普·弗里德曼和劳尔·希尔伯格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在美国构建大屠杀研究,他们提出的一些研究思想和方法直到今天仍是大屠杀研究的重要原则。第叁章聚焦于探讨大屠杀话语在美国的兴起。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成为吸引美国民众关注大屠杀事件的重要分水岭,对大屠杀话语在美国的兴起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的权威性地位从此开始确立。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发的“阿伦特争论”推动美国学术界关注大屠杀。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不断发展,长期遭受社会不公与歧视的一些族裔和群体愈发开始将大屠杀话语当做揭示美国社会问题与矛盾的一种工具,以便更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在此过程中,美国民权运动使更广泛的中下层民众了解到大屠杀信息。随着美国学术界对民权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将大屠杀话语当作理解美国社会、政治动荡的一种手段,推动其从事大屠杀研究。“梵二会议”不仅揭开了战后基督教世界反思大屠杀的序幕,成为基督教-犹太教展开对话的催化剂,而且推动美国思索自身在大屠杀期间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此过程中,一批因反犹主义教义产生愧疚感、自责感的基督徒学者开始研究大屠杀,并在高校开设大屠杀课程,大屠杀话语逐步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第四章研究大屠杀记忆的美国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纪念区”成立大屠杀纪念馆,是对大屠杀予以“美国化”解读的枢纽环节,标志着大屠杀话语正式成为美国国家记忆的一部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成立与美国总统卡特实施的“人权外交”以及白宫为缓解其与犹太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密不可分。这也使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从襁褓之初便被烙上了浓郁的政治印记,这种政治性反过来又作用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整个建造过程。围绕大屠杀纪念馆的“犹太性”和“美国化”、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纪念馆选址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这些争论最终演变为卡特与埃利·维塞尔、白宫与美国犹太社团、美国犹太社团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在政治、历史、地位问题上的冲突。最终落成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体现出强烈的“美国化”特征,促使参观者时刻感受到大屠杀是一件与美国密切相关的事件,将美国打造成为大屠杀“见证国”,使美国民众成为大屠杀“见证者”;纪念馆展览虽然对美国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态度进行反思,但更侧重彰显美军为击败法西斯国家、解放纳粹集中营做出的巨大贡献。如今,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己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大屠杀历史教育基地、保存大屠杀证据的档案馆,也是美国举办“国家大屠杀纪念日”的官方场所和大屠杀学术研究的重要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大屠杀话语的国际化。大屠杀话语的国际化经历了一段过程,在此过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首先表现在美国NBC迷你剧《大屠杀》对美国和联邦德国大屠杀记忆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其不仅是美国大屠杀话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而且也成为推动联邦德国探讨纳粹历史的催化剂,揭开了德国社会激烈讨论第叁帝国罪行的序幕。在政府间交往层面,大屠杀记忆的国际化起源于1997年的伦敦会议,历经1998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最终在2000年“斯德哥尔摩大屠杀国际论坛”中逐步成型。其中,美国在促成这叁次关键性的国际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将保存大屠杀记忆、推广大屠杀教育带到了国际社会的舞台中央。在上述会议的带动和影响下,欧洲国家及组织的大屠杀教育和记忆活动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在此背景下,2005年联合国也参与到这一行列中,第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设立“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第A/RES/60/7号决议,要求成员国保存大屠杀记忆和大屠杀遗址、推广大屠杀教育、抗击“否认大屠杀”现象,成为大屠杀话语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在联合国的参与、支持与推动下,大屠杀话语已经成为跨越民族与宗教、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全球性话语,成为当代世界揭示社会弊端、监督人权状况、检测文化宽容的一块试金石,也是文化认知和教育认知的核心因素。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首先,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更多地体现了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呈现出鲜明的弱化“犹太性”、增强。“美国化”色彩的重要特征。其次,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过程充分说明了文化记忆具有重构能力。美国社会对大屠杀这一灾难记忆进行延伸、阐释与建构,为其注入美国化印记,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是研究历史真实与记忆建构的典型个案。再次,从某个特定领域出发,美国对大屠杀的关注点并非由于主要的大屠杀遇难者是犹太人,而是更多地因为其与美国和美国经历有关。第四,在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进程中,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内,都出现了聚焦于诠释自我话语而滥用大屠杀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存在。最后,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离不开世界反思战争责任,反思种族主义,反思道德、人性与和平的宏观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保存人类灾难记忆、认识种族主义危害的过程。这一反思进程将纳粹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施暴者与旁观者都卷入其中,也是大屠杀话语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力。今天的世界,种族主义的毒素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因而,我们应该以纳粹大屠杀为棱镜,反思灾难、铭记历史、警示后人。(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7-06-01）
张璐璐[9]（2017）在《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研究（1936-1953）》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是对1936—1953年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为应对纳粹反犹和屠犹所从事的活动所做的一项专题研究。第一章论述了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成立的过程。建立一个民主化国际化的犹太组织是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多年来的夙愿。一战后犹太人为了在巴黎和会上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了初步的联合尝试。1930年代,面对以德国纳粹为首的反犹主义的冲击,全世界犹太人迫切需要联合起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权。以斯蒂芬·怀斯为首的犹太领导人顺应时代要求,经过多年筹备,于1936年在瑞士日内瓦最终建立了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论述了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成立以来在应对纳粹反犹和大屠杀中的重要活动。二战前,该组织调动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力量,声援欧洲受迫害的犹太同胞,力争维护他们的权益;二战爆发后,它率先揭露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组织犹太群众运动向英美等大国施压,竭尽全力挽救同胞生命,同时率先进行战后规划,搜集纳粹屠杀的证物,召开亚特兰大战时紧急会议统一世界犹太人的诉求。二战结束后,它在加强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参与起诉战犯、对德索赔和重建欧洲犹太社团等方面贡献突出。第叁章探讨了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活动特点及历史影响。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在二战前后的活动特点主要表现为广泛的代表性、活动的政治性和对美国的依赖性;而其历史作用则表现在保障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地位,增强流散地犹太人的凝聚力,促进以色列建国与发展叁个方面。经过二战的洗礼,世界犹太民族认同感增强。战后犹太人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而且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今天,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世界犹太组织。(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龚德全[10]（2016）在《汉语学界纳粹研究的新境界——读《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一文中研究指出有关纳粹德国与希特勒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国际学界的重要论域,其研究成果及相关着述也早已汗牛充栋,但在汉语学界却历来少有发言权,上乘之作更是寥寥。单世联先生新着《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别开生面,从文化根源的视角充分展示了纳粹现象的全部复杂性,深入解析了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及文化后果。全书融历史叙述、理性反思、情感体验一体,寓细节排比于宏大叙事,在观照视点、材料选取、表述方法等层面均多有突破,不仅开创了汉语学界纳粹研究的新境界,而且对于拓展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推动有关学科的研究范式创新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产业评论》期刊2016年01期）
纳粹大屠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施害者研究:拘泥于单一纬度下自二战结束以来,对纳粹施害者的研究日益成为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备受瞩目的焦点之一。然而,以往学界所关注对象一直都是诸如"办公室施害者"这样的间接施害者。这就导致了对直接施害者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历史学者汉斯·莫姆森就曾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对于中层施害者的研究,往往因缺乏相关的生平资料来源而搁浅。同样,下层普通的施害者到底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参与到这一历史浩劫之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纳粹大屠杀论文参考文献
[1].黄文凯,谢雨君.家庭罗曼史的“幽灵”——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代际创伤[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2].房春光.见证的文学,文学的见证——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在施害者研究中的意义[J].社会科学文摘.2018
[3].楼天雄.生存危机与道德困境:纳粹大屠杀期间的梵蒂冈[J].世界宗教文化.2018
[4].房春光.见证的文学,文学的见证——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在施害者研究中的意义[J].外国文学评论.2018
[5].马维先.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
[6].阿利·曼宁,利昂·马科维茨,王月,宁一中.纳粹大屠杀永久改变了德国文学[J].英语世界.2017
[7].高霞.犹太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关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性别解读[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8].刘丽娟.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研究[D].郑州大学.2017
[9].张璐璐.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研究（1936-1953）[D].陕西师范大学.2017
[10].龚德全.汉语学界纳粹研究的新境界——读《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