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在其“政治遗嘱”即晚年留下的三封书信和五篇文章中，集中论述了文化建设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所占据的“重心”地位问题。他从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提高国家机关运行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客观需要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重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同时，还从社会主义国家应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遗产以及应建立怎样的国民文化教育制度两个方面，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途径。尽管列宁所处的时代条件迥异于当下中国的历史境遇，但其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重要性和可行途径的许多论述，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仍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列宁“政治遗嘱”；文化建设；新经济政策；国民文化教育
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期间，列宁口授三封书信和五篇文章（史称列宁的“政治遗嘱”），它们是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做的最后思考，其中心论题是文化建设（“文化革命”）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占据的“重心”地位问题。具体说来，他集中论述了两大问题：其一，立足于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提高国家机关运行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等三方面的客观需要，阐述了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重心”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其二，从社会主义国家应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遗产，以及应建立怎样的国民文化教育制度两个方面，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途径。尽管列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所面临的时代挑战，与当下中国的历史境遇大相径庭，但其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重要性和可行途径的许多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仍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一、列宁论加强文化建设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重大意义
列宁晚年病重期间，基于时代特征、俄国国情和现实发展需要，把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问题上（列宁称其为“文化主义”问题）。1923年1月4日和6日，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讲到，“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1]（第773页）；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主义”这个用语在当时一般指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列宁借用这个词则意在强调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亦即强调通过充分而彻底的文化变革促使政治和经济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上式可以看出,当光程l、吸收系数k(λ)确定,通过检测出I0和I,即可得到气室内CO2气体的浓度C,且C与出射光强I之间呈现一一对应的单调关系。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心”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革命到经济变革，再到文化变革的思想转变。他曾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第774页）具体而言，在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基于俄国无产阶级担负的政治使命，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要“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2]（第271页）；1917年时又提出，“整个关键”和全体人民的要求是摆脱战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3]，亦即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1919年秋，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进攻打断了这一预想的工作转移，列宁又转而认为政治革命依旧是主旋律。反革命逆流退却之后，他敏锐观察到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给俄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2/3”——俄国经济倒退了几十年[4]。基于这一局面，列宁最初试图通过施行“战时共产主义”实现经济上的“直接过渡”，但随后很快就认识到必须做出某种“战略退却”，认识到“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1]（第574-575页）列宁所设想和最终施行的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就是著名的“新经济政策”。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深刻认识到俄国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难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建设滞后严重影响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效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基于这一认识，他在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提纲草案中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5]在1923年1月2日的《日记摘录》中，列宁又依据俄国民众的识字水平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98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1]（第762页），并据此警告那些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幻想中的人，俄国在文化建设方面还要做许多“非做不可的粗活”。
与此同时，列宁也非常重视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问题，认为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充分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并积极参与其中，进而影响到合作化道路的成败和经济发展的快慢。他指出，农民文化水平低下是农村合作化进程中的一个“拦路虎”；“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1]（第77页）对于如何有效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列宁提出了许多极有针对性的观点和方案，具体包括：（1）加强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之间的文化交往，“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1]（第765页）；（2）加大农村的文化教育经费投入，把资金用到刀刃上，“不要舍不得花钱，我们常常在几乎完全属于旧历史时代的国家机关上白花钱”[1]（第765页）；（3）重视文化发展的区域协调，特别是城市与农村文化的交流。列宁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1]（第766页）
在列宁看来，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文化水平低下带来的国家机关运作低效率问题，是导致新经济政策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因素。“（我们）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列宁指出，为了肩负起有效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重任，中央委员、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者以及工作人员必须具备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成为管理经济的内行家，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精通生产和管理的基本运行。
济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士强出席仪式并讲话，他向来宾介绍了济南大学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荣誉，介绍了成立旅游文化创意研究院的源起，并对研究院的发展寄予厚望。张校长指出，旅游文化创意研究院是跨行业、跨学科的现代新型研究机构。研究院的成立，正是为了适应当下文旅融合发展的需要，推动学校与文旅企业产学研紧密结合，促进学校旅游和文化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科学研究水平。
除了民众文化水平低下为推行新经济政策带来了重重困难这个因素之外，列宁的思考重心转向文化建设问题还源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国际环境的新变化。首先，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不断巩固，苏俄将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压力迫切要求其大幅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第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和反殖民运动在欧洲与亚非拉各国不断高涨，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能否有效实现联合，进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文化的发展水平；第三，一战之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以及英美帝国主义逐步摆脱危机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渐转入低潮，要想重新蓄积革命的动力，各国无产阶级就必须不断提升文化水平。
二、列宁论加强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国家机关运作效率的重大意义
在列宁看来，文化水平低下还是一系列政治弊病的根源所在，加强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其中，他最为关注的是，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文化素质不高造成的国家机关运作效率低下问题。例如，他曾指出，作为苏维埃政权核心机构的工农检察院，缺少符合社会民主管理需要的、具备先进管理技能的优秀人才。
“夕阳”怎样“红”？其“基石”是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由此想到了近代几位先贤。1842年上半年，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正酝酿签订，75岁的老臣王鼎认为万万不可签约，面折廷争仍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毅然选择了“尸谏”，临死前留下了“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彰阿）不可用，林（则徐）不可弃”的诤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可逃生，但为了唤醒民众却主动赴死。吉鸿昌就义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视为抗日而死为无上荣光。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们同样知道生命可贵，但还知道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夕阳”也好，“午阳”也罢，他们都“红的像那燃烧的火”，虽死犹生。
此外，列宁还提出，克服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也迫切需要国家公职人员不断提升文化水平。在他看来，正是公务员队伍整体文化知识水平低下的局面提供了为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所以，加强文化学习是与克服官僚主义的必经之路。
有鉴于此，列宁提出要以提升国家机关运行效率工作为目标，大刀阔斧地改组国家机关。一是要优化国家机关的人员构成，不断提高工作者的文化素质。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曾指出，“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察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1]（第749页）二是裁撤冗员。例如，列宁曾提出应将工农检察院的职员规模缩减到300—400 人，并把裁撤和任用的标准定为“（职员）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1]（第780页）三是要求建立学习型国家机关和学习型政党。列宁指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加强常态化的文化学习并努力做到学以致用，同时还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学习实效进行检查。“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1]（第786页）四是要求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任用公务员，以便让更多的优秀人才管理国家事务。列宁指出，工农检察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必须通过考试，即“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1]（第788页）
三、列宁论文化继承问题与国民文化教育制度
在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构想中，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是至为关键的一环。他曾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第774页）对于如何有效开展文化革命和加强文化建设，列宁做出过许多深刻的思考。其中，特别值得重温的是他就文化继承和国民文化教育制度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述。
在文化继承问题上，列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决不是简单地抛弃和否定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要素，而恰恰是要正确对待封建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割断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联系而孤立的存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的改造和学习，乃至“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第229页）针对当时苏维埃政权内部部分人——如波格丹诺夫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企图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文化遗产（乃至一切历史文化遗产）的错误立场，列宁严厉地批评指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第784页）为遏制住这种冒进主义观念，列宁分析指出，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带有两面性的文化：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一种进步的文化；但一方面它又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相连的，从而具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他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地极力愚弄城市工人，使国家、沙皇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出钱办的所有出版物配合这一目的，而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1]（第765页）列宁有关资本主义文化两面性的分析，构成了其文化继承思想的重要认识论基础。
在国民文化教育制度问题上，列宁提出国民文化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育目的、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手段、教育经费等方方面面。其主要观点是：（1）国民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国民的识字水平和文化素质，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和防止官僚主义；（2）要加强国民文化教育，就必须提高国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亦即必须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1]（第764页）；（3）国民文化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工人和广大农民，而且也包含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4）国民文化教育手段必须多样化，既要有基本的国民识字教育，也要有相关的选拔考试制度，同时还要有职业教育；（5）要加强国民文化教育，苏维埃政府就“不要舍不得花钱”[1]（第765页），就必须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不断增加国家教育经费预算。
3.敏感性。由于高校师生的思想较为先进和活跃，对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关注程度更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们对一些事件更加敏感。同时因为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旦某些事件发生后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可能在校园内造成“一呼百应”的局面，从而让事件的局面出现难以控制的情况，引发较大的危害。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列宁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 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0.
[5]列宁全集：第4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3980.2019.04.004
[文章编号]1005-3980（2019）04-0020-04
[作者简介]秦宁波，法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晶晶，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9-0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研究”（17CDJ014）暨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研究”（16CZLJ0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曾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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