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来稿
[摘要]回顾老年学学者在社会及行为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突出定性研究的价值、关注点及其认识论根源。吸取社会学范式的见解，将定性研究方法及其应用归为“阐释性”和“批判性”社会科学。通过进一步回顾定性方法在中国精神卫生、老龄化及老年学研究中的应用，阐释临床社会学的观点和“转型中的经济国家”之总体公共政策(GPP)框架，并介绍微观-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以帮助解决临床社会学中个体与社会关系之核心问题。最后讨论了该方法对于社会政策研究(特别是老龄化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定性/质化研究方法论；老龄化；老年学；精神卫生与健康；临床社会学；社会政策和总体公共政策
一、老龄化问题的定性研究
社会及行为科学的老年学专家对老年生活的规律性模式感兴趣。受科学史上定量方法论的影响，(1)定量社会研究可追溯到自然科学方法的发展，它遵循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统。这个范式的关键要素是：演绎逻辑、经验观测、量化和验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就是科学方法的要求，它也确实代表了对于旧式、非科学方式(权威、传统、常识及自我经验)的突破。许多人认为人类的生命和衰老是由变量构成的。对关键变量及其具体数值进行有效的科学简化(scientific reduction)，即“压缩”大规模数据，以便将研究注意力聚焦在狭窄的专门兴趣上。将现实生活简化为一组变量，是建立一个定量的、规律性的模式或关系模型主要且有效的途径[1]。
然而，基于客观性(objectivity)的科学简化在行为与社会研究中亦有局限性。定量数据在搜集和分析中会丢失有价值的信息，定性(又称质性、质化)研究者试图通过阐明其处境特点(situation)来充分理解各种事实的含义，这有助于在更深层次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他们致力于强化数据而非简化，以便在特定环境(context)中保持真实性(authenticity)，他们也承认数值的存在和研究者自身的影响。这种力图理解意义(meaning)及“现实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之方法，与实证-经验主义的方法互补，能改善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与实证-经验主义方法侧重工具性不同，定性研究方法更倾向于实践性，不仅强调人的可观察的外在行为，而且关注他们的意图和社会行动的意义。从发展的趋势来说，虽然科学方法常强调用假设检验进行验证(validation)，但是也开始大量关注发现的过程及其逻辑。就这一点而言，定性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欢迎[1]。(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社会研究中的一些“原始”方法在定性研究的名义下得到复兴，出现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定性方法强调解释性、描述性、叙事性和艺术性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谈论操作化和统计假设检验。在许多情况下，定性研究即便不能给出一般性概括的结论，也有助于情景框架的建立及提出问题。
其次，智能化技术具有一致性。一致性是智能化技术的显著特征之一，其代表着智能化技术可以确保电气工程自动管控系统对不同的数据进行科学的估算，同时避免驱动器影响到原数据的正常使用。
二、社会及行为科学中的定性方法
建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对意义的研究)和民族方法学[1-2]，(3)Garfinkel (1967) 认为人们不断尝试了解自己生活经历的意义，并通过自身的行为和互动来进行社会结构的推测，这为社会及行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现象哲学和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对定性研究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它们被称为认知论、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式方法，也被称为“解释性(interpretive，即诠释性，注意不是explanatory)社会科学”，这一称呼常等同于定性研究[3]。在社会学中，这种解释方法与象征互动理论密切相关，可追溯至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的著作。此解释范式也被广泛应用于人文学科，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1，4]。以阐释学(hermeneutics)为例，研究者对文本进行“阅读”或详细研究，以发现隐含其中的意义。根据Neuman的观点，社会研究中的解释方法是“通过直接详细观察自然状态中的人来系统地分析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以便理解并解释人们是如何创造和维持他们的社会的”[3]。
此外还有一个被称为“批判(critical)社会科学”的范式，也与定性研究有关。源于社会学的冲突理论，这个范式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著作，并和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有关。这种方法发展出各种变体，包括阶级分析、女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激进主义和批判理论[1]。作为一个研究范式，它批评了一些在其它范式下进行的社会及行为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主观性和维持现状的倾向。此范式的中心主题是要改变世界的现实结构。正如Neuman所说，这个范式把社会科学定义为一个“批判性的研究过程，超越表面幻象(surface illusions)以发现物质世界的真实结构(real structures)，从而帮助人们改变状况，为自己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3]。另一方面，为社会和制度的人性化而献身的承诺，导致了基于价值和价值认同(value-affirming)的“人文社会科学”(humanistic social sciences)的跨学科研究[5]。(4)定性研究也有自然主义和启发式的特征，详见参考文献[1]。
三、老龄定性研究及中国老年学的发展
国际上，定性研究在老年学中的成熟应用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6]，那时老龄研究的定性方法由老年学家们进行了仔细论证[7]。此后，研究者们继续努力发展社会老年学中的定性研究，从理论上重新审视认识论范式[8-9]，到拓展应用研究以指导实践[10-14]。老年学者们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中已经使用流行的定性方法，包括个案研究[15-16]和单一对象设计[17-18](single subject design)，焦点小组 [19-20]和历史—比较研究[20-21]等。
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某些领域零星的老年医学研究[22]之外，老年学研究基本不存在。实际上，直到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中国的老龄政策和管理体系才开始形成[23]。然而，正如Sankar[24]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话题，因为它能让我们批判地审视几乎神话般的中国老年人的主导地位，当家庭‘真正’照顾老人时，代表着一个‘黄金时代’。这一神话影响了西方政府的政策理想，而其批判性审查早就应该做了……”。由此可见中国经验或故事的世界性影响，以及当时社会老年研究的欠缺。仅仅几年之后，中国老龄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对此本文作者曾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分析，并对当时已有的涉及中国大陆的重要老龄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概括[20]。
海外关于中国老龄化的研究，包括一些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的工作，涉及了广泛的话题，包括老龄化的人口学分析、现代化与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年龄分层与父系制度、生活安排和正式/非正式支持系统、“独生子女”政策、无子女和单身老人的照顾、疾病和医疗保健、残疾、长期护理、死亡等等[20]。中国学者在国内也进行了大量的老龄研究。例如：1982年关于生育、家庭、婚姻关系模式的五城市家庭调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成都)；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全国抽样调查，共调查了36 755位60岁以上老年人，233个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以及830个县；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九大城市的调查(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武汉、成都、贵阳、西安和兰州)；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涵盖了12个省份和直辖市；等等。中国的研究者还在较小的范围内展开了更多的调查研究，包括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武汉、长沙和兰州等地区进行的项目[20]。除了一般性的调查之外，有些研究专注于家庭变化对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影响、老年人退休后的心理适应、离退休老干部和专业人士的生活满意度、离退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无子女老人的照料、退休制度改革、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社区老年服务等[20]。中国也参与了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例如1986年老龄国际研讨会，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项目(题为“为制定政策而进行的老龄问题研究“)，贵州-日本JOICFP项目，武汉医学院和密歇根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合作研究，上海精神卫生研究所与美国痴呆症研究者的合作研究，1992年中国-日本比较研究(在天津、杭州和无锡开展)，1990年中山大学和香港岭南学院关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地位变化的研究，1990—199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北京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和香港大学的跨国合作研究等[20]。后来齐铱和杜鹏[25]对中国老龄化研究的进展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梳理分析了2005—2009年间共发表的328篇中文和219篇英文文献，并总结出以下主要研究焦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独立生活能力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照料，生活安排的改变与在地养老，居家护理的未来发展，残疾老年人的残疾状况和家庭照顾等)，身体和精神健康，社会支持，经济、政治和生活条件(老年人贫困的原因及对策，与收入和代际财务支持有关的问题，“未富先老”理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家庭和社会生活，包括老年婚姻、生活质量和社会分层等)，人口老龄化，移民及其对老年人的影响，老年妇女问题，价值观(例如“孝”的传统)，文化和老年教育，公共政策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老龄化的研究成果令人鼓舞。定性研究方法无疑在提供信息、传播知识和增强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的例子包括人类学家Charlotte Ikels在中国的田野工作[26-27]，汉学家Elisabeth Croll的政策分析[28]，社会学家Deborah Davis的老年学研究[29]等。而将中国置于老龄化概念的多样性和亚洲代际关系的更大图景中[30-31]，以及中国经验与西方的比较研究[20]都是后来的努力。然而，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尚未被中国老年学家充分发掘和利用。定性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如个案研究、焦点小组和历史-比较分析已经以多种形式被广泛应用，但是好的方法学例子仍不大容易找到。接下来将不再泛论定性研究的重要性，而是聚焦于探索微观-宏观集成模型的定性研究，以及数据收集与分析中的定量-定性之联结，以期对该主题的探讨有所启发。
“体育+旅游”的融合是体育特色小镇构建的主要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游玩模式。它符合社会学中所表示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且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集合体。随着旅游业在各国中的快速发展，将体育中的特色项目融入到旅游环境中，不仅可以符合社会发展的时尚趋势，也能够符合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从社会学实践来说，行动是临床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词。不过，构建和保持研究的定位在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中的优势也被注意到[36]。临床社会学常与应用社会学并列(如“应用与临床社会学协会”)，而后者强调“方法”。但是，临床社会学也有其特殊的方法论。作为行动研究，叙事在临床社会学中是至关重要的方法。叙事(narratives)被定义为案主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想法和理想的口头陈述[36]。通过叙事，临床社会学家总结在家庭、宗教、社会阶层、文化和社会中所经历和观察到的行为模式。“研究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趋势，发现解构(deconstruct)虚假叙事的途径，重构(reconstruct)现实可信的叙事内容”，以影响案主的决策和行为[36]。
(2)中国社会快速变化，特别是单位系统的改变，对精神病患者及其“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关怀和康复方面出现新问题，依靠单位或者关系来得到帮助变得困难；
爱德华多起初陪着他们。后来去了阿雷西费斯一次干什么买卖；回家时带了一个姑娘，是路上找来的，没过几天，又把她轰了出去。他变得更加阴沉；一个人在杂货铺里喝得酩酊大醉，谁都不答理。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女人。街坊们或许比他本人知道得更早，幸灾乐祸地看到了两兄弟争风吃醋的潜在危机。
四、临床社会学与总体公共政策：定性研究的微观-宏观集成模型
(4)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势在必行，这有助于中国政府对包括上述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采取更加积极的举措，尽管它面临的是一个国际难题，需要政策创新来实现突破；
(一)临床社会学研究
据Gordon Marshall所述[33]，临床社会学这个术语，类似于临床心理学，1931年由芝加哥社会学家Louis Wirth引入，用来指受雇于临床环境中的社会学者在与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共事时所做的工作。实践中临床社会学者受雇用的情况并不普遍，他们受雇运用社会学知识帮助诊断、治疗、教学和研究[33]。临床社会学家Jan Marie Fritz[34]指出，Auguste Comte (1798—1857年) 和 Emile Durkheim (1858—1917年) 常被列入该领域的先驱之中。特别是Emile Durkheim关于不同层面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例如，社会与个人因素的比较)，使得Alvin Gouldne[35]认为Durkheim比任何其他经典社会学家都更多地使用了临床模型。
Research on fire risk assessment of highway tunnel based on ANP-BP method
个案研究(single-case studies)一直被认为是临床社会学的基本特征[32]。它着眼于个人的经验，以及个人所在社会环境(immediate social environment，或ISE)中的人群——亲戚、朋友、邻居、工作场所(在中国被称为单位)的同事和领导，以及医院或疗养院的工作人员(若此人在住院的话)。心理健康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探讨一个病人和来自其ISE的人们如何谈论他/她遭遇的精神疾病。同样的，老年研究中的个案研究，也将询问老年人和来自其ISE的人们，考察他们如何谈论他/她(案主)在衰老过程中的经历。这里，临床社会学强调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然而，Sévigny[32]曾指出，临床社会学方法尚未很好地解决这个“个体-社会”的关系问题。
(二)总体公共政策研究
临床社会学侧重个案研究，聚焦于个体或个人的经验。但是，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需要对社会有足够的了解。社会不仅包括ISE，还包括更大的社会系统(larger social system，缩写为LSS)[32]。正是这个LSS，更有可能在“个体-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对临床社会学家和临床社会工作者、社会精神病学家等的研究形成挑战。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关于“社会”或“社会环境”的理解，也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下面通过作者治学的亲身经历，来举例展示在老龄研究中曾遇到的困难和冲突。
30多年前，笔者作为广州中山大学早期社会学研究生之一，开始进行老龄研究，深入社区访问居家及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我特别注意了解他们的需求，资深老年学者Ikels[26-27]曾特别强调这一点。在实地调查中确认了一些未被满足的需求(unmet needs)，但是如何满足这些需求，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研究问题。我开始意识到临床方法的局限性(虽然没有接受过像临床医生一样的训练，但在中国大陆同代人中我是最早学习个案研究和个案工作的)。不久，民政系统开始大力探讨“社区”及其潜在的支持功能。因为在专长社区研究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承担了探索重建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专业的任务，我除了深入社区基层进行调研指导之外，还为全国范围的社区服务工作(首先在大城市开展)提供理论支持。在《中国民政》杂志上发表了首个社区服务系列讲座之后，我把对中国社区服务的研究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社区照顾研究结合起来，从后者的理论与实践中筛选出一套主要参数构建成一个系统，与我的中国社区研究框架进行比较[20]。然而，在当时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的研究与实践都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却发现两者面临一些类似的难题，例如希望“社区”来提供照顾和服务，但谁又来支持社区，尤其是资源的问题。无疑，这些社区层面的问题，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临床”层面的需求无法被满足。而要彻底了解社区面临的问题，还必须上升到社会政策的层面(我从1985年起即已在国内讲授政策研究课程)。但即便如此，当时，“临床”“社区”甚至社会政策层面的研究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最终意识到，不能从西方福利国家(即当时主流社会政策)的立场来理解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就这样，从中国社会需求、问题和政策的不同层面探索，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照比较，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性认识。其中，我发现了作为一个制度体系的优先目标和首选手段之指南的“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缩写为GPP)这一在西方被完全忽略、在中国曾经被过度政治化了的层面，在整个公共政策系统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具有独特的科学与理论价值。在历史与国际比较研究中，这一理论也是所谓“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与后来创立的“变迁中的经济国家”(economic state in transition[37])以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后经济国家”概念学说的分水岭。这个新概念学说突破了原有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学科的局限性，能够解释以往在“部门政策”(sectoral policy)层面难以回答的资源分配权重关系问题，也能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全面动态平衡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完满解释和预见社会的发展趋势[38-39]。
我从“临床”社会学研究出发上下求索，最终达到对GPP的认识(甚至还有更高的社会理想层面[40])，以亲身治学经历阐述一个系统的观点和认识对于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是多么重要。尤其在社会政策的定性研究和社会工作的服务实践中，必须首先认识到LSS(larger social system)的重要性。临床社会学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对“经济国家”与“福利国家”的本质区别及各自转型毫无认识，就将永远无法理解整个公共政策体系中资源分配的权重关系、重心/优先及其演变，也无法真正了解社区、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验及其后果。所以，包括GPP在内的LSS，对于“临床”层面的研究和个人层面的需求满足都具有重要的(即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三)关于微观-宏观方法相结合的探讨
Sévigny[32]曾以临床社会学的立场，对LSS“影响”个人经历的决定论观点提出警告，以便更加关注个人体验及其周边人群对于这种体验的表达和意义的理解。采用这种临床社会学方法，着重考察了非专业人士所使用的所谓疾病解释模型(explanatory models of illness，缩写EMI)，诸如对精神分裂症这样的严重精神疾病，他们是如何解释其原因和生病经历之意义[32]。这种EMI研究，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方法，有助于深入了解精神疾病、老龄化等现象被识别、解释和治疗的社会过程[41]。
不过，给予LSS更多关注，即在临床社会学的基础上考虑包括社区和GPP在内的宏观因素，亦即采用微观-宏观的集成方法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在一个国家独特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人经历。因此，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康复的研究和工作场所(单位)的作用，提出了以下关于中国LSS的假设作指导[32]:
详细的个案研究为证实或证伪这些假设提供了极好的机会，(5)定性方法，如民族志，一直以描述性为特征，注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然而，最近的趋势表明，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将定性研究与理论联系起来，而不再仅仅是叙事。但关键是要充分理解在特定的背景下该目标及过程的意义(比如精神疾病或者老龄化)。Sévigny[42]曾对中国城市地区精神康复发展的环境进行分析，并与笔者早期的工作进行比较[20]。他特别从我著述中梳理出五种分析维度分别应用于精神疾病和老龄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20，42]:
前面也讲述了《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多，难度大，专业性和实操性强等特点，而且现在社会信息化普及的情况下，对实验室的要求就更多了，所以为了提高学生积极性和课程内容理解性，真正做到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就要多增加实验室，比如“财务商圈”这种实验室可以让学生在不同的会计角色转换做账，学完财务会计后可以让学生在模拟企业的实务和情景去操作，增加动画的趣味性也能学到做会计。
选取2013年12月～2017年12月我院收治的顽固性高血压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40例。其中，女38例，男42例，年龄50～75岁，平均年龄（63.79±0.72），病程3～7年，平均病程（4.98±1.67）。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城市的基础设施、住房、交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均面临着巨大挑战。各国政府十分关注城市发展规划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随着数字城市、云计算、物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俨然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前沿话题。“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规划中提到了物联网，认为它是实现智慧化城市建设的技术基础。借助物联网，有利于提高智慧城市水平，为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从事教育，培养出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加拿大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协会临床社会学专委会创始主席Robert Sévigny与本文作者合作多年，形成了一个应用于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定性研究的微观-宏观集成方法模型[32]。同时，也探讨了应用于中国老龄研究的途径。该模型涉及两个非常不同的层次，即临床社会学和总体公共政策的研究。
(5)心理卫生包括健康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或一种社会运动，需要形成势头，为人民的幸福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疾病和精神分裂症的预防和康复，需要在公共政策和法律的指导和要求下，由精神卫生机构、当地社区和各类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
(6)临床研究和干预策略，应根据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的需求，以及单位等各方面情况来制定。较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的改善，应与个人的积极体验相关并被反映出来。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属相关行为和意义的分析研究中，社会视角对于理解精神分裂症病例至关重要。
(3)中国社会政策对于经济改革的回应，或作为“配套改革”的思路之一，是将单位的社会负担转移到街道或社区。“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未尽人意，这是“社区照顾”(community care)和“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等各种主题下国际经验的一部分；
(1) 一般而言，精神疾病/健康，特别是精神分裂症及其康复，必须参照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来理解，而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的层面；
(1)认识论的选择和研究范式；
(2)将社区照顾/康复作为一种观念(idea)；
(3)将社区照顾/康复作为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的问题；
(4)中国近代史的变化因素；
(5)将老龄化/精神病作为一种个人体验。
(1)导墙施工范围内若存在软塑土体必须进行置换，置换范围应比导墙外边宽2 m以上，采用水泥与土拌合，分层压实。
通过介绍中国精神病康复的基本情况，以及在快速变革时期实地研究采集的一些数据，Sévigny[42]认为，精神病社会康复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侧面。这与我在老龄研究领域的结论一致[20]。在我们后来的研究合作中，“虽然合作者在微观-宏观分析类型方面各有不同侧重，但对于采用多层次、全面的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有着共同的看法”[32]。GPP被用来阐明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以帮助理解中国的政策回应；反映在心理卫生系统和单位制的情况下，“这样的宏观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微观层面的个人经历。在这种方法论背景下，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被视为个人经历的一部分”[32]。虽然这种方法在非大型研究中可能令人觉得涵盖太多，但背景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国的老龄化研究也是如此[43]。
五、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及行为研究中引入量化等科学方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逻辑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为社会及行为研究者的学习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并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1]。然而，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给定性研究者也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可以弥补有价值的信息在科学简化过程中的损失。因此，在数据收集与分析中，要注意定量-定性方法相结合。具有解释性、批判性和人文主义特征的社会科学，是基于详细的数据、独特的构思、明确的信念和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深刻理解。作为社会与行为科学家的老年学研究者已经接受了定性的方法，并且认为老龄化有着多种生物、心理和社会学的因素。因此，如果不考虑环境解释和多种方法的要求，就不能理解老年人的行为和老年人的地位。(6)实地研究并非定性研究者采用的唯一方法；定量研究人员的实验设计也是如此。有时候，这两类研究者的研究范围是如此广泛，都可能跨越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的文化，虽然有些具体方法或叫法会有不同，见参考文献[1]。社会与行为老年学专家还必须意识到定性研究者的资格和价值问题。
为了促进这一领域对定性研究更多的方法探索和理论思考，本文通过阐述临床社会学的观点和“转型中的经济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框架[44]，基于多年的国内国际跨领域合作研究，描述了一个微观-宏观相结合的方法模式[23]。临床社会学在实践中，强调行动并且涉及个案研究；历史-比较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为理论探索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两者都表明了背景分析的重要性，以便充分理解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老龄化和心理健康问题。与“社区”相关的一些理念(例如非正式照顾、社会支持等)，也需要像临床研究那样，有环境背景的考虑。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无法包含其他相关主题，例如更多“三角测量”方法等[45-46]。定量研究的定性理解也很重要，特别是因为并没有所谓预先设定的最佳测量方法[47]。(7)作者在先前研究中，展示了分析多维度资料的一维化方法(Chen Approaches to Unidimensionalized Scaling，或CAUS)见参考文献[47]，并针对传统的效度概念之不足发展了“修正效度”( Modified Validity，或MV)的测量与分析相结合方法，并导致“测量有效性”(Measurement Effectiveness，或ME) 原则，见参考文献[48]。在“关系型研究”(relational research)中，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工具，研究者的判断和研究目的都会影响到分析的结果[1，48]。在这个意义上，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不仅要尽力理解研究主题的含义和具体情况(setting)，还必须考虑各种研究设计在具体研究目的、概念定义以及测量和分析的特定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由杨婷(8)杨婷为《社会治理》编辑部主任。翻译，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CHEN S Y. Research methods:step by step[M].Dubuque,IA:Kendall/Hunt Publishing.2004.
[2]GARFINKEL H.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M].NJ:Prentice-Hall，1967.
[3]NEUMAN L W.Basics of social research: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M].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1997.
[4]COLE T R,RAY R E.The humanistic study of aging:past and present[M]∥Aging in Perspective and the case of China:issues and approaches.NY: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10.
[5]WARMOTH A.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humanistic social science[J].Humanity & Society,1998(3):313-319.
[6]GUBRIUM J F.Qualitative research comes of age in gerontology[J].The Gerontologist,1992(5):581-582.
[7]MURPHY J W,LONGINO C F Jr.What is the justification for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ageing studies?[J].Ageing and Society,1992(2):143-156.
[8]POWELL J L,CHARLES F L Jr.Postmodernism versus modernism:rethinking theoretical tensions in social gerontology[J].Journal of Aging and Identity,2002(4):219-226.
[9]DILLAWAY H E,BYRNES M.Reconsidering successful aging:a call for renewed and expanded academic critiques and conceptualizations[J].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09(6):702-722.
[10]KUDER L B,ROEDER P W.Attitudes toward age-based health care rationing[J].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1995(2):301-327.
[11]ISBISTER W H,POSES R M,LEVITT N J.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 care[J].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0(7251):1729.
[12]DIONIGI R.Competitive sport and aging:the need for qualitative sociological research[J].Journal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2006(4):365-379.
[13]DE LA LUZ MARTNEZ-MALDONADO M,CORREA-MUOZ V M.Program of active aging in a rural Mexican community:a qualitative approach[J].BMC Public Health,2007:276.
[14]POHLMEYER A E,BLESSING L,Wandke H,et al.The value of answers without question: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user experience and aging[M].HCII:Human Centered Design,2009.
[15]HAN.Healthy aging research network[R/OL].[2010-03-15].http:∥www.prchan.org/docs/case_study_report.pdf.
[16]MARSHALL V W.Reasoning with case studies:issues of an aging workforce[J].Journal of Aging Studies,1999(4):377-389.
[17]SMITH J E,HIBBLER S E.Internet and email utilization by a nursing home resident:a single subject design exploratory study for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EB/OL].[2010-03-14].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6908/is_2007_Summer/ai_n31352494/.
[18]O'DONNELL A B,LUTFEY K E,MARCEAU L D,et al.Using focus groups to improve the validity of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a study of physician decision making[J].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2007(7):971-981.
[19]DUGGLEBY W.What about focus group interaction data?[J].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2005(6):832-840.
[20]CROLL E J.Book review (Social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state and community care in Chinese culture:aging,family,urban change and the socialist welfare pluralism by Chen Sheying)[J].The China Quarterly,1997:187.
[21]KREAGER P.Coping without children: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04.
[22]TAO L Q.The challenge of the 21st century-gray China:past and future of Chinese gerontological research[C].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Gerontology Seminar,2001.
[23]CHEN S,CHEN E Y.Active aging and China:perspectives and issues[M].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cations,2009.
[24]SANKAR A.Geront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the role of anthropological inquiry[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1989(3):199-224.
[25]CHI I,DU P.Conducting aging research in China[M]∥Aging in perspective and the case of China:issues and approaches.NY: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10.
[26]IKELS C.Disability in China:cultural issues in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R]∥Modern China Seminar.Boston:Harvard University,1989.
[27]IKELS C.Book review[J].Ageing & Society,1997(2):227-246.
[28]CROLL E D D，KANE P.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M].Hampshire:MacMillan,1985.
[29]DAVIS-FRIEDMAN D.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30]CROLL E J.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in the changing Asian family[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6(4):473-491.
[31]TRAPHAGAN J W.Aging in Asian societies:perspectives from recent qualitative research[J].Care Management Journals,2007(1):16-17.
[32]SÉVIGNY R,CHEN S Y,CHEN E Y.Personal experience of schizophrenia and the role of danwei:a case study in 1990s Beijing[J].Culture,Medicine and Psychiatry,2009(1):86-111.
[33]MARSHALL G.Clinical sociology[R/OL]∥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2010-03-15].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O88-clinicalsociology.html.
[34]FRITZ J M.Clinical sociology[M]∥Handbook of 21st century sociology.CA:Sage Publications,2006.
[35]GOULDNER A W.For sociology:renewal and critique in sociology today[M].London:Penguin Books,1975.
[36]HALL C M.Narrative as vital methodology in clinical sociology[R/OL]∥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2010-03-15].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18801_index.html.
[37]CHEN S Y.State soci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a critique of two conventional paradig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02(3):228-242.
[38]陈社英.总体公共政策与发展战略——国际视野下中国案例透视[J].改革与战略,2008(6):1-9.
[39]陈社英,梁小楠.社会问题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J].改革与战略,2013(8):1-6,10.
[40]MORRIS R.Social policy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an introduction to policy analysis[M].New York:Longman.1985.
[41]KLEINMAN A.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M]∥An exploration of the borderland between anthropology,medicine,and psychiatry,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42]SEVIGNY R.Social welfare policy:social rehabilitation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in urba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2004(3):241-261.
[43]CHEN S Y.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ging in context:implications to social study in China[J].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2010(I)：34-47.
[44]陈社英.经济增长与政策转型——论新时期发展方向及社会科学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9(12):1-6.
[45]WEITZMAN P F,LEVKOFF S E.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ealth research with minority Elders:lessons from a study of dementia caregiving[J].Field Methods,2000(3):195-208.
[46]STADTLNDER C T K H.Improving aging and public health research: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J].Annals of Epidemiology,2008(5):430-431.
[47]CHEN S Y.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in psychosocial research:the failing and saving of theory[M].Brookfield,VT:Ashgate，1997.
[48]CHEN S Y，Sullivan N Y.Confounding in relational research and its root in psychometrics:the modified validity(MV) requirement and the Measurement Effectiveness(ME) principle[M]∥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in the New Millennium.Germany:Leske and Budrich，2000.
Abstract：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methods that gerontologists use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value and focu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re highlighted with their epistemological roots. Qualitative approaches and their uses are summarized in terms of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social sciences that draw the insights of sociological paradigms. With a further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aging and geront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n integrated micro-macro model by illuminating the ideas of clinical sociology and the general public policy framework of an “economic state in transition.” This helps to address the core issue of“individual-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linical sociology. Implications to social policy study (particularly on aging) are discussed.
Keywords：qualitative research;aging；gerontology;mental health;clinical sociology;social policy and GPP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63(2019)05-0003-12
DOI：10.14132/j.2095-7963.2019.05.001
[收稿日期]2019-08-19；
[修订日期]2019-08-31
[作者简介]陈社英(1955—)，男，湖南常德人，湘南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两岸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美国佩斯大学终身教授、前学术副校务长，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研究方向：老年健康与福利、社会工作与社区服务、公共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刘佩丹]
标签：社会论文; 方法论文; 社会学论文; 中国论文; 公共政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人口与社会》2019年第5期论文; 佩斯大学公共管理学系论文; 《社会治理》编辑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