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指出了现代工作制度对人的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呼吁要停止工作，并用一种以游戏为基础的新生活方式——嬉戏生活取而代之。文章探讨了废除工作的方式，即大幅度减少正在进行的工作量，包括大部分第三产业的工作，尤其是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和子女抚养，同时保留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并将之转化成游戏般愉快的消遣活动。
关键词：嬉戏生活；游戏； 工作； 雇佣劳动； 自由
没人应该工作。
工作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痛苦的根源。任何你能想出名字的罪恶基本上都源自于工作，或源自于为了工作而塑造的世界。为了不再忍受折磨，我们必须停止工作。
于洪：其一，减税降负，特别强调减轻实际负担，并且对以前欠缴的税款不进行集中清缴，给企业吃“定心丸”。其二，在“放管服”深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再压缩10%的办税时间，营造高效的政府服务环境。其三，税收文件中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内容一律修改或废止，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被害人陈述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往往是被害人缠诉、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对被害人陈述缺乏运用证伪思维的审查、判断，导致被害人对遭受犯罪侵害的事实与程度等问题做出的虚假陈述难以排除，从而导致被害人以自己受到了犯罪的严重损害为借口要求巨额赔偿以牟取不当之利，若自己的赔偿请求得不到满足则缠诉、上访。若能运用证伪思维全面的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判断，则能对被害人利用虚假陈述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及早的发现并予以制止，从而减轻我国相关部门目前饱受的缠诉、上访之累。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不过这的确意味着要创造出一种以游戏为基础的新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一种嬉戏性的(ludic)玩乐、共栖，甚至是艺术。游戏不限于儿童的嬉戏，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我提议，我们共同尝试普遍的欢乐和自由互助的繁荣。游戏并非消极状态。毫无疑问，不论收入多少，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彻底放松，但是一旦从工作所导致的筋疲力尽中恢复过来，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想有所行动。奥勃洛莫夫式的怠惰(Oblomovism)(1)冈察洛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奥勃洛莫夫善良、温和，具有良好的教育，但是坚持认为“工作是一种责罚”，所以他整日无所事事，躺在一张沙发上，“就是在梦中也想着睡觉”。——校者注和斯达汉诺夫式的干劲(Stakhanovism)(2)斯达汉诺夫(1906-1977)：前苏联被载入史册的采煤工人，劳动英雄。——校者注是一枚贬值了的硬币的两面。
嬉戏生活与当今现实格格不入。“现实”也好不到哪去，引力黑洞把将生活与苟延残喘区分开来的生命力也给吞噬了。奇怪的是——也许并不奇怪——所有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是保守的，因为它们崇拜工作。
在非手术部位用不同形状棉毯保护的方式虽然可以通过覆盖减少散热面积，但所阻挡的散热量有限，无法抵御其他因素造成的热量散失。因此，术中体温下降明显，切皮后各时间点的体温均＜36℃与输液加温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终结就业歧视。我认为应该终结就业。保守主义者支持劳动权。我支持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观点，我支持懒散权。左翼赞成充分就业。我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样——只不过我是非常认真的——赞成充分不就业。托派煽动不断革命,我煽动不断狂欢。所有的意识形态专家都提倡工作，因为他们打算让别人承担自己的工作，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会不停地讨论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剥削、生产力和利润率。他们乐意讨论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虽说工作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如此重要，那些替我们思考的专家很少分享他们关于工作的结论。他们会抓住细节争论不休。工会和管理层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出售时间来换取生活所需，尽管他们对价格尚未达成一致。自由意志论者认为我们应该对商人言听计从。只要是女性发号施令，女权主义者就不关心对谁言听计从。显然，这些意识形态贩子在如何分配权力赃物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同样明显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人反对这种权力，他们都想让我们继续工作。
你可能好奇，我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是在开玩笑，同时也是认真的。嬉戏不是闹着玩。游戏不一定都是轻松随意的，尽管轻松随意不等同于鸡零狗碎：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轻松随意。我希望人生是一场游戏——赌注很高的游戏。我想永远游戏下去。
然而，要理解我们当下恶化状况的严重性，就要回顾人类最早期的状况，那时既没有政府也没有财产，我们还都是狩猎-采集者。霍布斯猜测，那时人的一生是肮脏、野蛮的和短暂的。还有人则认为，那时的生活是一场为了生存的不懈斗争，是一场与恶劣大自然的战争，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或无法应对生存斗争挑战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则是死亡和毁灭。事实上，这完全是对政府权威坍塌、社会不习惯无政府状态的担忧的投射，在霍布斯的时代，英国就处于内战之中。霍布斯的同胞们已经遭遇了昭示另类生活方式的不一样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在北美。但这些地方太过偏远，以他们的经验根本理解不了(低阶层的人因为接近印第安人的境况，反而能更好地理解这点，并且为他们的生活所吸引。在整个17世纪，逃往印第安部落，或者在战争中为印第安人所俘虏的英国定居者拒绝回去。但是印第安人不会逃往白人定居点，正如西德人不会逃往东德)。在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版本的达尔文主义中，“适者生存”理论与其说阐释了自然选择理论，不如说更好地解释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经济状况，这一点请见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MutualAid,aFactorofEvolution)一书(克鲁泡特金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地理学家，他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有很多的机会进行田野调查：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跟大多数社会和政治理论一样，霍布斯及其追随者所讲述的故事的确是一部潜在的自传。
工作的反面不只有游手好闲。嬉戏不是彻底放松。尽管我珍惜懒散的乐趣，但当它阻碍其他乐趣和消遣时，就不那么有意义了。我不是在推广那种被称为“休闲”的需要管理的、有时间限制的安全阀,完全不是这样。休闲是为了工作的非工作活动。休闲是用于从工作中恢复精力的时间，疯狂却无望地想要忘记工作。很多人在度假后会非常疲惫，以至于他们希望赶快上班，以便休息一下。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在工作中你至少可以从异化和精力消耗中得到报酬。
我不是在跟你们玩文字游戏。当我说我想废除工作时，我是认真的，但是我不想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对相关术语进行定义，从而来表达我的意思。我对工作最简单的定义是强制性劳动，即义务生产。这两点都至关重要。工作是通过经济或政治手段，是借助胡萝卜或大棒而强迫进行的生产行为(胡萝卜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大棒)。但并非所有的创造活动都是工作。工作从来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进行的，工作是为了让工人(或者，更常见的是，其他人)从中得到某种产品或产出。这才是工作的真正含义。定义工作就是贬低工作。但是工作往往比其定义更糟。工作的内在支配动力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趋向于精细化。在先进的充斥工作的社会，包括所有的工业社会——工作总会表现出让其更加可憎的其他属性。
在通常情况下，工作就是雇佣，就是雇佣劳动，指的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出售自己，这在国家几乎是唯一雇主的地方更加如此，因为，所有人都是雇员。美国95%的雇员都是为别人(或其他事)而工作。在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或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应比例接近100%。(3)苏联、南斯拉夫在作者行文时尚存，后来苏联于1991年解体，南斯拉夫于1992年解体。——译者注只有问题缠身的第三世界农民堡垒，即墨西哥、印度、巴西和土耳其，在暂时庇护大量的农业人口，他们延续了过去几千年中对大多数劳动者的传统安排，例如向国家缴税(=赎金)，或向寄生地主交租，以换取劳动的自由。甚至连这种原始的交易模式现在看起来也挺不错的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办公室人员都是雇员，都在某种维系奴性的制度的监督之下。
但是现代工作的影响更加恶劣。人们不仅在工作，还拥有“工作岗位”。一个人总是在完成一个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算这个任务具有一定的内在乐趣(大趋势是很多工作都没有乐趣)，只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单调性耗尽了嬉戏的可能性。让某些人在合理时间内、出于兴趣所耗费精力的“工作”，对如下群体来说只是一个负担，这些人每周不得不付出40小时，对工作流程安排没有发言权，生产的利润被对工作毫无贡献的老板所夺走，而且还不能把任务分给那些真正需要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工作世界：一个充满科层制错误、充满了性骚扰和歧视，充满了压榨下属或让下属背黑锅的笨蛋老板的世界——如果按照理性-技术的标准来看，反而应该由下属来发号施令。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和利润的最大化屈服于组织控制的迫切需要之下了。
《非诚勿扰》突破了传统电视节目的传播机制，提高了受众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水准，利用手机短信和互联网等新媒介拓宽了场内(外)观众与嘉宾及主持人相互交流的渠道，从而加强了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深度互动，为受众抒发己见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受众的声音影响到传播者的传播决策时，便构建形成了“逆向传播”机制。《非诚勿扰》赋予受众充分的言论自由，并且从受众的意见中汲取有效信息来改善节目的制作策略，提高节目收视率，达到了双赢效果。
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等历史学家曾进行过有力的论证——美国内战前的奴隶制辩护者也认同——北美和欧洲工厂内的雇佣工人，比南方种植园奴隶的处境要差。对官僚和商人之间关系的重新安排似乎在生产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制定的、只在理论上可行的模糊标准进行严格执行，可能导致经济停滞。执法人员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甚至不打算打击大部分犯罪分子。
但左小龙实在不能完成装盒和测试的工作了，他只能被劝回去休息。左小龙竖着中指，拖着高温的躯体在街上低头艰难步行。突然，他想去看看自己的大摩托车，在烈日下左小龙觉得还是有点冷，他得找些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他决定给自己的摩托车取一个名字。
这就是“工作”。而游戏却恰恰相反。游戏总是自愿的。如果游戏变成强制性的，则变成了工作。这点不证自明。伯尼·德·科文(Bernie de Koven)将游戏定义为“对后果的悬置”。如果就此认为游戏无足轻重，那这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重点不在于游戏没有后果。这是在贬低游戏。重点在于后果——如果游戏产生后果——是无足轻重的。游戏与赠与密切相关，两者属于同一冲动——游戏本能——在行为和交换方面的表现。他们都对结果不屑一顾。游戏的人能从游戏中有所得,这也是他们游戏的原因。但核心奖励是游戏活动本身(不管是什么)的经验。其他研究游戏的细心学者，例如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著有《游戏的人》)将游戏定义为玩游戏(game-playing)或遵循规则。我尊重赫伊津哈的博闻强识，但是断然反对他的局限性。有很多很好的游戏(国际象棋、棒球、大富翁、桥牌)确实是由规则支配的，但是游戏行为远不只限于玩游戏。交谈、性爱、舞蹈、旅行，这些行为没有规则支配，但它们确实也是游戏。规则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可以被玩。
工作是对自由的嘲讽。官方说法是我们都拥有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其他那些不幸的没有自由的人只能生活在警察国家中。那些可怜的人必须遵守最为专断的命令，不然就会倒霉。当局会对他们进行例行监督。国家官僚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不放过。不管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那些对人们颐指气使的官员只对上级负责。无论如何，异见和不服从都会受到惩罚。告密者会定期向当局报告。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的确如此，其实这些不过是对现代工作场所的描述罢了。哀叹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都是骗子和伪君子。在任何一个斯大林主义化的独裁国家内，其自由度比美国一般的工作场所都要高。你在办公室或工厂会发现与监狱或修道院一样的等级和规训。事实上，正如福柯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监狱和工厂大约同时出现，它们的经营者有意从对方那里借鉴各种控制技术。工人就是兼职的奴隶。由老板规定何时出现，何时离开，在什么时候做什么。老板会告诉你有多少活要做，需要干得多快。老板的控制随时可能触及侮辱的底线，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对你的着装和上厕所的频率加以规定。除了少数例外，老板可以用任何理由或根本不用理由就解雇你。老板会派打小报告的人和主管来暗中监视你，老板会搜集每位雇员的档案。顶嘴等于“不服从”，就好像工人是淘气的孩子，顶嘴不但会让你被解雇，还会导致你失去领取失业补偿金的资格。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里也受到类似待遇，当然这么做的解释是孩子们还不成熟。不过这对那些在工作的家长和老师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上文中描述的贬低人性的宰制体系支配着大多数女性和绝大多数男性一多半的清醒时间，支配着他们一生中的几十年。出于某些目的，将我们的体制称为民主或资本主义，或更为准确地称为工业主义，这些都问题不大，但这一体系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工厂法西斯主义和办公室寡头统治。任何认为这些人拥有自由的人，不是在说谎就是太愚蠢。你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你。如果你从事着无聊、愚蠢、单调的工作，你很有可能就会变得无聊、愚蠢和单调。人类的白痴化(cretinization)，不是电视和教育等“低能化机制”(moronizing mechanisms)所导致的，而是工作所造成的。终其一生受到严格控制的那些人，从学校毕业后就被送往工作岗位，他们小时候受到家庭的束缚，最终在养老院里去世，他们已习惯于等级制，在心理上变成了奴隶。他们的自主能力已经萎缩，以至于他们对自由的恐惧成了他们少数几种拥有合理理由的恐惧之一。他们在工作场所接受的服从训练蔓延至他们所建立的家庭，因此以多种方式再生产这一体系，并且蔓延至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旦你将工作场所中的人的生命力耗尽，他们将很有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屈从于等级制和专家看法。他们已习惯如此。
自由主义者们的坏消息：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监管性修补是无济于事的。美国联邦职业安全和健康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正是为了监管这一问题的核心——工作场所的安全——而设立的。就算在里根政府和最高法院将其扼杀之前，职业安全和健康署也不过是一场闹剧。在之前的卡特时代慷慨的(按现行标准来说)资助水平上，一个工作场所可能要等46年才能盼来一位职业安全和健康署的调查员进行随机查访。
让我们暂时假装承认工作不会使人变得愚蠢和顺从吧。让我们无视任何合理的心理学及其支持者的意识形态，假装承认工作对性格的形成没有影响吧。让我们假装工作不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无聊、乏味和令人感到屈辱吧。即便如此，工作依然对所有人本主义和民主理想进行了嘲讽，只因工作篡夺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苏格拉底认为体力劳动不会造就出好的朋友和好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时间履行友谊和公民的责任。他是对的。由于必须得工作，所以不管做什么，我们都会一直看表。关于所谓的自由时间，它唯一“自由”的地方就在于不费老板分毫(在英文中free兼有“免费”和“自由”之意——译者按)。自由时间主要用于准备工作、上班途中、下班途中和从工作中恢复。自由时间是如下奇怪行为的委婉说法：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不仅要自费上下班，还要为自身的维护和修理承担主要责任。煤炭和钢铁就不需要做这些。车床和打字机也不需要。但工人需要。怪不得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在一部黑帮片中嚷道“笨蛋才工作！”
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同意苏格拉底的如下认识，工作对作为公民和人的工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希罗多德将对工作的蔑视视为古希腊人文化巅峰时期的一个特征。举一个罗马人的例子，西塞罗认为“凡是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的人，都是在出卖自己，把自己当成了奴隶”。像西塞罗这么坦诚的人如今已非常少见，但是在我们瞧不起的当代原始社会中，却出现启发西方人类学家的代言人。根据波斯波希尔(Leopold Posposil)的研究，西伊里安(West Irian)卡保库人(Kapauku)(4)卡保库人生活在新几内亚岛的西部内陆，该地现属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省(旧名西伊里安)。热带的高山、深谷、雨林、湿地构成当地自然环境。南方邻居称他们为“卡保库人”，北方邻居称他们为“埃卡里人”。他们自称为“米”，意思是“人”。——校者注有着生活平衡的概念，他们每隔一天才工作，休息的那天要用来“恢复失去的力量和健康”。我们的祖先，就算到了18世纪——那时他们已经遭遇我们当前的困境，也至少意识到了我们所忘记的内容，即工业化的阴暗面。他们对“圣周一”(St.Monday)(5)在18世纪左右，工人的工作周是从周一至周六，且周六发工资，因此工人到周一手中还有闲钱，他们还不想上班。这种周一旷工的传统就被称为“圣周一”。——校者注有着宗教般的热爱，因此早在法律规定面世的150到200年前，人们就已在“事实上”确立了一周五天的工作制，这使得第一批工厂主感到绝望。工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屈服于钟声的暴政，这是钟表时间的前身(6)最早对工人作息起到调节作用的是教堂的钟声，然后才是钟表时间。——校者注。事实上，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才能用习惯于服从的女性和具有可塑性的儿童来替代成年男性。即使是在“旧制度”下，被剥削的农民也能从替地主工作的过程中夺回大量时间。根据拉法格的研究，在法国，农民四分之一的时间都用来过周日和节假日了。沙皇俄国可不算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但恰亚诺夫(Chayanov)对沙皇俄国农村调查的数据同样表明，农民将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时间都用于休息了。在这方面，我们显然落后于这些落后的社会。受剥削的“农民”(muzhiks)可能会纳闷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我们也该纳闷。
参议员们开了个特别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她进行了访问。他们敲敲门，自从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开授瓷器彩绘课以来，谁也没有从这大门出入过。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仆把他们接待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又不透气，这屋子长久没有人住了。黑人领他们到客厅里，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皮套子。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便更可看出皮套子己经坼裂;等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调查当下狩猎-采集者的数据时，在一篇题为《原始丰裕社会》(TheOriginalAffluentSociety)的文章中驳斥了霍布斯的迷思。在原始社会，人们工作的时间比我们少多了，他们的工作也难以同我们所认为的游戏区分开来。萨林斯总结说：“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工作比我们要少；寻找食物是一种间歇性而非连续性的工作，因此他们拥有丰富的休闲时间，他们每人每年日间的睡眠量要比任何其他社会要多得多。”如果非得说他们是在“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平均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劳动”是一种需要技能的活动，他们得运用自己的体能和智能；萨林斯认为除非工业化的条件下，否则任何大规模的去技能化劳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与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对游戏的定义不谋而合，只有通过让人的双重本性——理性和感性——得到彻底“游戏”，才能彻底实现人性。正如他所说：“当剥夺成为活动的主要内容时，动物也在工作，当充沛的力量成为主要内容时，当丰富的生命就是激发活动的动力时，动物也在游戏(这一理论的现代版本就是亚伯拉罕·马斯洛所确立的缺陷动机和成长动机的对立)。就生产来说，游戏和自由是可以并存的。马克思也认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马克思永远无法认清这种快乐情形的本质，即废除工作——毕竟，支持工人但反对工作的立场是奇怪的，但我们的确认清了。
在关于前工业化欧洲任何一段严肃的社会史或文化史中，回到或走向没有工作的生活状态的愿望都十分常见，如多萝西·乔治(Dorothy George)的《转型中的英格兰》(EnglandinTransition)，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inEarlyModernEurope)。还有就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工作及其不满》(WorkanditsDiscontents)，我认为这是第一篇长篇论述“反叛工作”的文章，如果读懂这篇文章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是对收录本篇文章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所表现出的自满得意的重要修正。但贝尔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没注意到，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并不意味着社会动荡的终结，而是标志着一个不受意识形态限制和主导的未知的新阶段的开始。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而非贝尔，在《政治人》一书中宣告“工业革命的根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不到几年，大学生对后工业或原工业的不满就迫使李普塞特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往相对(暂时)安宁的哈佛大学。
3.在兴奋型需求方面，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沟通。CCtalk相比其他产品虽然可以进行互动，但是目前的设计只能进行1对1的问答模式，如果听课的人太多，对于语音互动方面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喜马拉雅FM与荔枝FM相较其他软件音质高，但是不能面对面互动，很难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尽管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对市场和劳动分工充满热情，但相比安·兰德(Ayn Rand)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或斯密的所有门徒，他对工作的阴暗面都要更警觉(更诚实)。正如斯密所说：“大多数人的认知必然是由其一般工作所塑造的。在简单操作中度过一生的人……是没有机会应用其认知能力的……这个人一般只能成为一个愚蠢无知的人，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这样”。在这里，我要直言不讳地对工作展开批判了。贝尔在1956年——当时正值艾森豪威尔愚笨治理和美国人自我满足的黄金时代——指出了70年代及之后出现的无组织、且无法组织的痼疾，这是任何政治主张都无法驾驭的痼疾，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报告《工作在美国》(WorkinAmerica)中也指出了这种痼疾。而且因为没有人能利用这种痼疾，所以人们便将其忽略。这一痼疾便是反叛工作。任何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的任何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用他们的话说——就像《星际迷航》中所说的——“它无法计算”(7)这是一般流行文化中的机器人、电脑等都会说的一句对白。——校者注。
如果这些以热爱自由之名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无法说服人本主义者转向功利主义甚至是家长式统治的话，还存在其他无法忽视的反对意见。借用一个书名，那就是工作有损健康。事实上，工作就是大规模谋杀或种族灭绝。工作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杀死大多数读到此文的人。每年美国有1.4万到2.5万名员工死于工作。超过200万人因工作致残。每年有2 000万到2 500万人因工作受伤。这些数字是对工伤非常保守的估计。因此他们没有将每年50万个职业病病例计算在内。我曾看过一本1 200页的关于职业病的医学教科书。甚至连这么厚的书也只不过是挂一漏万。根据现有的统计数字，每年有大约10万名矿工患上黑肺病，4千人死亡，黑肺病的死亡率比艾滋病要高得多，却并未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反映了一种隐而不宣的心态，那就是艾滋病折磨的是那些能够控制堕落行为的变态，而煤矿开采毫无疑问是一种极其神圣的活动。统计数字没有显示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人因工作而缩短了寿命，其实这就是谋杀。想想那些不到60岁就工作至死的医生吧。想想那些工作狂吧。
就算你没有在工作中死去或致残，但在上班路上、下班途中、找工作的过程中、试图忘记工作的过程中，你也很可能死亡或致残。绝大多数汽车的受害者要么从事被工作所强迫的活动，要么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纠缠不清。还必须把汽车工业污染、工作引发酗酒和药物成瘾的受害者也算在内。癌症和心脏病都是可直接或间接追溯至工作的现代疾病。
40%的劳动力都是白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干着人们制造出的极其乏味、愚蠢的工作。例如，整个工业、保险业、银行业和房地产业都只不过是无用的文书流转。“第二产业”(工业)停滞不前，“第一产业”(农业)几近消失，难怪“第三产业”(服务业)会出现增长。因为除了那些借助工作巩固权力的人之外，工作并不是必要的，所以要将工人从相对有用的工作岗位转移到相对无用的工作岗位，以维护公共秩序。正所谓聊胜于无。这也是为什么就算你早早完工也没法回家。他们想要的是你的时间，多到能够让你变成他们的人，就算你的时间对他们几乎毫无实际用途。否则，为什么在过去的50年中平均工作时间只减少了几分钟？
最后，我们必须消灭最大的职业，这个职业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也最乏味。我指的是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和子女抚养。通过废除雇佣劳动，实现充分不就业，我们可以消灭劳动的性别分工。据我们所知，核心家庭是为了适应现代雇佣工作的劳动分工而不可避免所产生的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过去的一个或两个世纪中，一切都具有了经济合理性：男人将食物带回家，女人干脏活累活，为他们在无情世界中创造出一个避风港。人们把孩子送到被称为“学校”的少年集中营，主要是让他们既不要打扰母亲又在控制范围内，顺便习得对于成为工人来说十分必要的服从和准时习惯。如果你想摆脱父权制，那就必须摆脱核心家庭，因为在这里，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所说的没有报酬的“影子工作”让整个工作体系成为可能，而后者又让影子工作变得不可或缺。与这种去核心化战略紧密相连的是废除童年和关闭学校。在美国，全职学生的数量要比全职工人还要多。我们需要儿童来教导我们，而不是受我们教导。他们会对嬉戏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因为他们比成年人更擅长玩游戏。成年人和儿童是不一样的，但是通过相互依存他们将变得平等。只有游戏才能弥合代沟。
我们离工作的世界如此之近，以至于看不到工作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依赖其他时代或其他文化的局外观察者，才能察觉我们目前状况的极端和病态。历史上曾有段时期，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工作伦理”，韦伯在将工作伦理的出现同加尔文教联系在一起时，的确说明了些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伦理在今天而不是四百年前出现，很可能立即就被贴上邪教的标签。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借鉴古人的智慧来正确地看待工作。古人看到了工作的本质，他们的观点成了主流，虽然后来出现了加尔文主义的怪人(的挑战)，但古人的观点直到工业化时期才被推翻。
国家对经济的管控不是解决方案。为了修建莫斯科地铁，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工人伤亡。这些事让人们联想到了苏联掩盖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事;相较之下，美国密苏里州的时代河滩事故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哩岛事故看起来只像小学的空袭演习。另一方面，目前流行的去管制化不仅不会有所帮助，甚至可能带来负面效果。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当经济无限接近自由放任时，工作可能迎来最坏的情形。
大多数员工在工作中遭遇的问题其实是各种名为“规训”的侮辱的总和。福柯将这种现象复杂化了，道理其实很简单。规训就是工作场所内全部的极权主义控制，其中包括监督、机械劳动、强加的工作节奏、生产配额、上下班打卡。规训是工厂、办公室、商店与监狱、学校和精神病院共同具有的特征。规训在历史上是一种创新，同时也恐怖至极。尼禄、成吉思汗、恐怖的伊凡等恶魔独裁者的所作所为还远达不到规训的程度。纵然这些古代暴君有着各种不良企图，但他们却不能像现代暴君那样，拥有能够彻底控制臣民的机制。规训是一种非常恶毒的现代控制模式，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入侵，必须尽早阻断才行。
以上我说的话应该还不至于引起争议。很多工人都厌倦了工作。缺勤率、流失率、员工盗窃和破坏率、野猫罢工率和整体怠工率，都居高不下甚至仍在不断增长。可能也存在着一种朝着有意识而不仅仅是本能拒绝工作方向发展的运动。但是在老板及其代理人中间、在工人自己中间很常见的感受，是工作本身不可避免的，有其必要。
我不同意这一点。现在是可以废除某些工作，同时用大量新型的自由活动来替代某些工作，来完成后者所要实现的有用目的。要想废除工作，需要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向进行。一方面，在定量方面，我们必须大幅减少正在进行的工作量。目前，大多数工作都是无用的，甚至更糟，我们就应该直接摆脱这种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我认为的问题症结之所在，也是革命性的新起点，即我们必须保留有用的工作，将其转化成游戏般和手工般愉快的消遣活动，只不过这种活动恰好能生产出有用的终端产品，在其他方面与愉快的消遣活动别无二致。当然不应该让工作变得更不诱人。然后，权力和财产方面所有的人为壁垒就能够消除了。创造可以成为娱乐。我们再也不用害怕彼此。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用这种方式挽回大多数的工作。到时候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不值得挽回的。工作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是有用的，而且这部分也在不断缩小，而且独立于工作体系及其政治和法律支撑框架的维护和再造机制。20年前，保罗和普西沃·古德曼(Paul and Percival Goodman)提出，在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只需5%就能满足我们对食物、衣服和住房的最低需求，这一数字如果准确的话，那在现在的条件下，肯定又降低了。他们的数字只是一种有根据的猜测，但是其主要观点非常明确：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大多数工作都是为商业或社会控制这样的非生产性目标服务的。我们可以立刻解放数以千万计的推销员、士兵、管理人员、警察、股票经纪人、神职人员、银行家、律师、教师、房东、保安、广告人和所有为他们工作的人。这会产生一种雪球效应，因为每当你解放了一个大人物时，你也同时解放了他的仆役和下属。因此，经济会发生内爆。
工作已将杀人行为制度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人们认为柬埔寨人消灭自己是疯了，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为了将巨无霸和凯迪拉克兜售给幸存者，至少杀死了六位数的人。每年有4到5万人死在高速公路上，他们是受害者，不是烈士。他们是白死了，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为工作而死。但是不值得为工作去死。
然后我们可以向生产性工作开刀了。我们不要军火工业、核电、垃圾食品、女性除臭剂，最重要的是，不要汽车工业。偶尔出现斯坦利蒸汽汽车或福特T型车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坚决抵制底特律和洛杉矶这些瘟疫区。如果做到这些，我们甚至不用努力就可解决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其他无法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剧场，装饰得非常特别，环形的舞台包围了大半个观众席，厚重的暗红色幕帘吊垂在舞台上，壁灯和射灯照射出昏黄的灯光，整个剧场笼罩在一种迷离的气氛中，空气中似乎有什么声音隐隐钻进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让人心旷神怡。
我还没有讨论通过自动化和控制论化生产削减剩下少量工作的可能性。所有摆脱了战争研究和计划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干扰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将有更多时间来构想消除挖矿等活动中疲劳、乏味和危险的方法。毫无疑问，他们会找到其他活动来让自己开心。也许他们会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全覆盖式多媒体通讯系统，或建立一个太空定居点。也许吧。我自己对各种电子仪器没什么兴趣。我不介意生活在没有按钮的天堂中。但我不想让机器人奴隶把全部的事都做了；我想亲力亲为。我认为，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将拥有一席之地，虽然是一块不大的地方。历史记录和史前记录都不怎么令人鼓舞。当生产技术从狩猎-采集模式发展到农业，再发展到工业，工作增多了，而技术和自主性却日趋消失。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谓的工作的退化。明智的观察者们总能意识到这一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写道，有史以来所有节省劳动力的发明都没节省哪怕一点劳动。马克思曾经写道“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是作为资本家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狂热的技术爱好者们——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列宁(Lenin)、斯金纳(B. F. Skinner)——一直是毫不掩饰的权威主义者；换句话说，都是专家治国论者。我们应该对计算机神秘主义者们的承诺保持高度怀疑。计算机会像狗一样工作；但如果他们能任意而为，那我们也可以。但是如果他能对人类做出更为具体的贡献的话，那我们将洗耳恭听。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变化的关键时期,要使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理想,作为大学生理想教育和行为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
我真正期待的是工作变成游戏。第一步是摒弃“职业”和“岗位”的概念。甚至是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嬉戏内容的活动，也因为沦为工作而失去了大部分嬉戏的成分，而且这些工作只有某些人被迫从事，其他人无法加入。农场工人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他们在屋里吹着空调的主人却每逢周末都要回家，在花园里慢慢腾腾地干活，这难道不奇怪吗？在永恒的狂欢体系中，业余艺术爱好者迎来黄金时代，其规模将令文艺复兴运动相形见绌。未来将不再会有工作，只有需要完成的事情，和做事的人。
创业型企业是指处于创业阶段，高成长性与高风险性并存的创新开拓型企业。随着国家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前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创业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创新、创业，尤其是创建高新技术企业，它们才能参与新产品、新市场、新产业的发展，从而进入世界经济的高增长行列。
正如夏尔·傅立叶所证明的那样，将工作变成游戏的秘诀在于安排有用的活动，利用好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乐意去从事的不同活动。为了让一些人能够从事他们喜欢的活动，在相关活动即将沦为工作时，我们只要消除影响它们的不合理和扭曲因素就足够了。比如我喜欢上课(但不要太多)，但是我不想强迫学生，也不想为了得到终身教职而对那些可怜的学究溜须拍马。
其次，有些事是人们通常乐意去做的，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当然也不能一直不停地做。你可能乐意花几个小时照顾孩子，与孩子作伴，但是不喜欢像孩子父母那样长时间地照看孩子。与此同时，父母会衷心感谢你在一段时间内解放了他们，尽管离开孩子太久他们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使得一辈子的自由游戏成为可能。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很多其他活动领域，特别是那些与基本生活相关的领域。因此，如果可以在闲暇时用心烹饪，很多人是乐于此道的，但当他们为了工作而给其他人补充体能时，他们就不喜欢烹饪了。
下段第一亚段（Є2q1-1）：深灰色薄层灰岩与极薄层含泥质灰岩互层组合“相互间隔”，水平层理产出，称为“间隔灰岩”。单层厚一般1～5 cm，具微斜层理。厚50～100 m。
再者——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有些事情在自己亲力亲为、在不愉快的环境中进行、或者在上级命令时会让人心怀不满，但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事情就会让人心情舒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所有的工作都是如此。人们利用创造力，尽可能地将最不受欢迎的苦差事变成游戏。对一些人来说有吸引力的活动不一定能够吸引其他人，但至少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多种爱好，同时也爱好新鲜花样。俗话说得好“不妨一试”。傅立叶擅长推断如何在后文明的社会——他将其称为“和谐”——对异常和反常的嗜好加以利用。他认为如果在孩提时代就能够通过在屠宰场干活来放纵自己的嗜血本能的话，暴君尼禄也会成为好人。喜欢在土堆里摸爬滚打的小孩可以组成“小人队”去清理厕所、倒垃圾，表现好的孩子还可以得到奖章。
我并不是在讨论这两个特例，而是在讨论基本原则，这种原则作为彻底革命性转变的一个维度是完全合理的。请记住，我们无需毫无保留地接受当下的工作，然后将其分配给恰当的人，其中一些人的确会变得反常。如果技术在所有这些方面能起到作用的话，其意义不仅在于用自动化消灭更多的工作，而且在于开发新的娱乐/创新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能想回到手工时代，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认为这是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带来的理想结果。我们将把艺术从势利小人和收藏家那里夺回来，艺术不再担当迎合精英观众的专门部门，其美和创造的特性将重新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些特性之前都被工作剥夺了。我们用诗歌颂并且在博物馆中展出的希腊古瓮当初是用来储存橄榄油的，这个事实让我们陷入沉思。我怀疑我们的日常器具将来是否也会变成那样。关键在于，工作的世界根本不存在进步这回事；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向过去偷师，古人没有损失，我们却会受益良多。
重塑日常生活意味着走出地图的边缘。的确，存在着比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更具启发性的推论。除了傅立叶和莫里斯，偶然触及到问题的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工团主义者巴多(Pataud)和普热(Pouget)、新老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老的如贝克曼(Berkman)，新的如布克金(Bookchin)——也有相关著述。古德曼兄弟的《共同体》(Communitas)一书在说明给定的功能(目的)会产生怎样的形式方面，具有典范意义；一旦你关掉他们的造雾机，便可以从另类/适当/中间/狂欢(convivial)的技术中看到朦胧的预言，例如舒马赫(Schumacher)(8)E.F.舒马赫(1911-1977)：《小的是美好的》作者，提出中间/合适的技术概念，指的是介于先进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技术。——校者注，特别是伊里奇(9)伊凡·伊里奇(1926-2002)：克罗地亚裔奥地利哲学家，提出狂欢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的概念。——校者注 。情境主义者们——以范内格姆(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RevolutionofDailyLife)和《情境主义国际选集》(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Anthology)为代表——如此纵情嬉戏，令人感到振奋，尽管他们并没有将对工人委员会统治的支持与废除工作联系起来。然而他们的不一致也好过其他任何左翼——左翼的信徒们还是希望能成工作最后的坚守者，因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就不会有工人，没有工人，左翼来组织谁呢？
所以主张废除工作的人主要得靠自己了。没人知道，如果释放了禁锢于工作之中的创造力，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一切皆有可能。一旦生产使用价值与消费快乐游戏活动共存，那么带着神学色彩、令人疲倦的“自由vs必然性”的问题实际上就已得到解决。
烟草MES中，对于卷包车间的生产环节，应建立卷包设备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实现生产状态实时跟踪与监控，实现设备运行数据、卷烟质量数据和产量数据的自动采集。在集控和数采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卷包车间生产管理系统，全面实现卷包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生活将变成一场游戏，或是多场游戏，但不是现在这种零和游戏。理想的性行为是生产性游戏的最佳范例。参与者强化彼此的快感，无人计分，人人都是赢家。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在嬉戏的生活中，性爱中最美好的部分将蔓延至日常生活中更美好的部分。普遍化的游戏将导致生活的力比多化。相反，性爱可能变得不那么迫切，而是更好玩。如果我们举止得当的话，我们都能从生活中得到比我们投入更多的东西,但前提是我们要坚持游戏。
没人应该工作。全世界的工人们……放松下来！
AbolishWork
Bob Black, Trans: NIU Ying, Proofreader: WANG Xingku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Bob Black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to abolish work. First, he calls for a play-based life, ludic life, to take over work of which the modern system has caused tremendous harm to people′s mind and body. Then, Black draws on philosophical,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works to discus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replace work with ludic life. In the end, he tentatively proposes some approaches to abolish work: to get rid of most work, including most of those in the tertiary sector, especially housework and childrearing, and transform the rest of work into a pleasing variety of game-like pastimes.
Keywords: ludic life; play; work; wage-labor; freedom
作者简介：鲍勃·布莱克,美国作家，独立学者，从事无政府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研究。
译者简介：牛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自由译者。
校者简介：王行坤,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相关的研究。
① 本文选自Bob Black, TheAbolitionofWork, in InsteadofWork, Berkeley, CA: LBC Books, 2015。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6- 0026- 09
[责任编辑 林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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