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系统阐述了“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然展现出真理的魅力和时代的价值。当前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时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意识形态思想，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探寻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启示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历史巨著，文本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中科学的思想内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西方为首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日益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成为时代之需，探寻《形态》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方向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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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内涵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对其展开论述，本文试图通过追溯历史的本源，探寻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历程，深刻剖析《形态》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思想。
（一）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
意识形态一词自产生以来就像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一样备受争议，如何打破认识的局限，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据记载，“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由法国特拉西创立，他称意识形态为反对宗教神学的一门“观念科学”，主要为摆脱宗教与神学而提出，带有积极性意义。但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受到各类理论家的批评和质疑，拿破仑更是对意识形态进行诬蔑和否定，使意识形态戴上了反动、空想、幻想等贬义色彩的帽子。充满积极意义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被扭曲为脱离实际生活，遭受各种质疑的否定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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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过程中，僵化、教条的话语表达形式依然存在，易形成唯意志主义而失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立场。不接地气、空对空地马克思主义宣传使接受主体难以“发声”，话语表达形式不能满足大众口味而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教条化、边缘化、误读和淡化的现象发生。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工作的‘两张皮’现象”[10]容易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式化，传播内容得不到民众完全认可导致，从而导致如何转变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成为意识形态建设者的本质要求。
企业财务工作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到财务部门的工作效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需要对企业财务管理水平进行改变，不断在工作过程中提升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定期邀请相关的讲师来对现金的财务管理方法进行讲解，提升财务人员的业务掌握能力，并且通过这一过程来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方面的改变，消除对新方式的抵触心理，帮助财务人员对财务软件的使用方法进行掌握，加深其对于“互联网＋”时代的理解，对于一些对于新方式是在难以接受，或者专业素质过低的人员予以转岗或者淘汰，来保证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培训的这一做法能够较好的帮助人员对素质进行有效提升，有助于加强工作的综合效率。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的概念解读
继特拉西之后，马克思是第二个完全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哲学家，《形态》文本是充分展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仿照特拉西的法文 ‘意识形态’（idéologie）概念，创制了德文‘意识形态’（Ideologie）”[7]，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开始使用“观念的上层建筑”这一术语，道出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马克思在《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意识形态是人脑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5]531，表明了意识形态是来源于生活的历史活动结果，生命个人的存在是意识形态产生的前提。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照相机原理描述了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揭示了意识形态带有的虚假性、颠倒性特征，指出意识形态是现实的、历史的倒立成像反映，明确了意识形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第三，意识形态从产生以来就和物质“分不开”，马克思列举了空气层、声音等物质实体，即语言，指出随着人们社会生活交往的广泛形成，意识形态以语言为载体满足人们的需要。最后，意识形态表现为一总体性范畴，包括“政治学、法学、道德、哲学、艺术、宗教”[8]等多种具体的意识形式。
马克思在《形态》开篇指出了写作的意图是要揭露那些狼的本来面目，文本特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展开了批判，并从实践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质进行了阐述，使意识形态带有论战性特点。源于文本解读得出《形态》中意识形态还包含以下两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带有一定阶级特性又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并能有效的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立场；二是带有明显的意向性，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5]525，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意指，而是具体的、带有明显指向性地对人们实际生活的折射。马克思意识形态内涵丰富，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避免单一否定认识，应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本身带有的中性价值，肯定要素是多维性概念的有效融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伴随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成为我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也是抵制资本主义国家战略转移的新要求。当今国内意识形态建设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意识形态建设是保证国家道路和方向选择的根本，多元文化和网络信息的并存易造成意识形态在传播和管理问题上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首先，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主体职责界限模糊，责任不明确，从而导致意识形态宣传力度不足、资源整合力度欠缺、传播内容滞后等现象产生；其次，管理规范化缺失，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多元网络空间信息不断更新，以微信、微博、QQ、直播平台等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的媒介具有承载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等优势，由于网络监管规范力度不足，不法分子钻网络管理的空隙进行传播一些反主流价值观，甚至产生亵渎并完全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对信息阅读者的价值观造成巨大冲击。由于缺失对网络环境的高强度管控和净化，导致网络错误言论的追责难度大，从而滋生非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上的广泛传播，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
继特拉西之后，意识形态性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起始阶段，主要以马克思1841年的博士论文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赛尔记者的辩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献为标志。《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最早使用德语的“意识形态”一词，但并非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源头[1]，他发现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后，从唯心主义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论述。马克思《莱茵报》工作期间对现实进行了批判，并发出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是成为意识形态家”[2]452的口号，马克思批判了意识形态家是不从实际出发的玄想家。1842—1843年马克思为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批判普鲁士当局，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首次指出“意识形态是受特殊物质利益支配的观点，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源头”[1]，同时，马克思在总结现实基础上对《黑格尔法哲学》中带有神秘性质的部分进行了清算，形成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另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旧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对异化理论和人的价值问题有了全面的认识和考察。
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盛，西方意识形态宣传者企图以新手段来摧毁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首先，意识形态宣传者从国家领导人形象入手，让国人过度痴迷于领导人的“偶像崇拜”，通过“热捧”和“棒打”，最终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其次，在国际社会中不断抬高中国的经济地位，给中国假扣超级大国帽子，误导中国人迷失自我，企图使党内盛行错误的跟风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后，西方意识形态宣传者利用我国网民基数大的优势，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力度和广度，打破传统格局、超越时空限制，对我国青少年进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渗透，否认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全球化浪潮下错误思潮日渐泛滥，我国意识形态主导权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攻击，赵金广在博士论文中按性质、按学科、按起源将国内外存在的社会思潮分为20多种类型，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中国影响十分深入，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
这段对话同样富有“机趣”，不仅刻画了红娘的性格，同时又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老夫人态度转变，答应莺莺和张生的婚事，这才有了后面张生赴京赶考、长亭送别等桥段。难怪金圣叹对此发出了“都是清绝丽极之文” [注]王实甫、高明：《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72页。的赞叹。
准备阶段：首先老师要精心策划、安排和设计，充分展现课堂的趣味性和艺术性，并依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特点，保证每一课都有思维活跃、业务知识扎实的同学发挥领队的作用，精心的选择病例，并对病例分析中的关键环节设置问题，提前提供给学生，布置学生查阅相关的学习资料，以及临床病理的现象，使学生提前预习，尽早的进入角色，而老师更应查阅有关领域的文献及新展，掌握其最前沿的动态，以便把控补课的方向。
184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在整个立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为代表，标志着意识形态理论趋向成熟。在“《哲学的贫困》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立场的转变”[3]，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立场为基础批判旧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包含的“表现形式、本质和发展规律”[4]做了系统论述，也对费尔巴哈、施蒂纳、鲍威尔等人哲学思想中包含的思辨和虚幻哲学思想做了总清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的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相关”[5]524，由于物质需要的不同产生了分工和交往，分工最终成为意识形态的源起。并且，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由纯粹的思想领域转变为生产实践领域，转而对现实生活做出历史分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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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管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上依然面临着一些噩待解决的重大难题，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职责界限模糊、管理规范化缺失等。
网络化、信息化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意识形态竞争被提上新的日程。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鼓动下，又进一步鼓吹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广泛进行西方文化渗透，企图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
新时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西方意识形态宣传者利用现代传播手段，结合广大网民爱好，蓄意进行信息诱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进行否定，以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言论，模糊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度。同时，西方话语的广泛传播和国内话语转换的缺失，成为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使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受到重要影响。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问题的分析，回到《形态》文本领会其中的科学本质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表现。
经历《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全面、深入批判，更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本中，“批判了黑格尔、杜林、费尔巴哈等人存在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哲学，深化了意识形态包含的要素认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6]，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得到了再丰富和发展。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了捍卫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不断同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保障。继恩格斯之后的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信仰者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继承性发展。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面对多种错误思潮攻击，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一元主导地位，正确处理多样化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改变意识形态建设的陈旧思维模式。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0]50，这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联系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树立辨证思维模式，最大限度发挥方法论原则，划清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社会主义建设从来不是封闭、僵化的模式，吸收社会先进文化的积极合理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树立开放包容发展理念的重要表现，也是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果，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现实要求。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遏制西化、分化图谋，应从“现实的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发挥“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优先性和前瞻性作用。坚决抵制破坏社会发展规律的西方社会思潮，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更好地突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价值，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是助力中国发展的定海神针，也是保持我党生命力和活力的时代要求。
（二）充分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国家的存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未消亡之际阶级矛盾将会长期存在，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不会终止，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具有一致性；同时，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为取得领导权还不断地进行阶级意识的传播，这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取得话语领导权，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的管理权和支配权。
在《形态》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角度指出，意识形态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历史发展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支配权上更具主动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物质保证。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是加强人民的精神信仰、提高信息辨别力、增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认同度的前提。另外，在马克思主义意识话语表达过程中要避免形式化、概念化、教条化的形式出现，应充分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地、通俗化地形式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不断促进意识形态的大众化需求，让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传声筒”。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还需要不断发挥人才在话语构建中的作用，从而提高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优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管理渠道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整体的分析方法优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管理渠道。首先要明确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主体职责，对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形式、服务对象等要具体细化，避免权责不明确，应充分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把握传播内容的时效性。
其次，加强网络化意识形态管理。多媒体时代兴起的新型传播载体使更多人成为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造声机”，加强网络管理成为现实的需要。具体来说，一是加强网络监管，要始终坚持传播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立场一致，不断优化网络空间环境，对传播内容庸俗化、低俗化、老套、违反法律法规的必须严令查处，始终秉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严监管、高标准管理；二是加强网民的整体素质，面对我国网民数量大，网络信息复杂化的特点，必须加强网民的整体素质教育，联合学校、社区、家庭、政府、社会等组织机构共同出力，从加强网民的基础教育、学校教育、法律教育入手，明确教育主体的职责和范围，打造现实与网络教育一体化建设。明朗的网络环境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也是有效管控网络活动的前提，更是抵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有效途径。
总之，《形态》自发表以来对社会发展一直起着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如今正值中国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领会其中的精神内核，汲取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理论，是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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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旭梅（1994- ），女，土家族，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伍志燕（1975- ），男，湖南东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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