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志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它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事实，将主位分析与客位分析相结合以探寻现象背后的意义。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对于推动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理论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察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历程和主要应用领域，探讨应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中国企业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田野调查；管理学研究；扎根理论；参与式观察；主位和客位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企业管理经验的不断积累，立足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构建本土管理理论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许德音和周长辉认为，应使用定性经验型研究手段，立足中国背景创建新理论[1]。徐淑英和张志学主张针对中国具体情况进行扎根理论研究，从而拓展现有理论或建立新理论[2]。民族志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自其产生以来逐渐在管理学研究中得到应用。立足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构建新理论，需要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因而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十分必要。本文在分析民族志方法特点的基础上，回顾总结了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历程和主要应用领域，并结合我国管理学研究现状提出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中国企业管理问题的现实意义和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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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志方法的特点
民族志是以田野调查为依托、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去获知社会事实的一种实地调查方法。经过人类学家的不断实践，它已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早期的民族志主要来源于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描述或记录，科学民族志的形成归功于Malinowski于1914—1920年间对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的田野调查[3]。1914年7月，Malinowski作为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人类学分会的秘书出席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84届年会，此后他三到新几内亚，在那个群岛生活约两年，考察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他彻底掌握了当地语言，大部分时间住在村子里，只身开展田野工作。1922年他根据亲身观察和土著陈述的原始材料写成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研究的范本。民族志方法具体包括田野工作、理解工作(headwork)和文本工作三个方面。田野工作是介入研究对象的生活，通过所见所闻理解研究对象特定行为的一种资料收集技术；理解工作是将田野工作及其各种代表性实践概念化、情境化的过程；文本工作是将调查结果叙述出来传递给读者的过程[4]218-234。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四个自信”必须落实到当代中国人民的自信上，才能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民族志方法的首要特点是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事实。参与式观察是研究者生活于其所研究的人群中，参加他们的日常社会活动，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懂就问[5]299。Malinowski认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现象无法通过提问或对文献进行推算的方式记录下来，而只能在完整的现实中被观察到”[6]29，因此在田野调查中要密切接触研究对象，观察和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典型行为中那些无法测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研究人员观察环境的程度，观察可以分为结构式和非结构式两种。结构式观察就像计算某些行为发生的次数，或某些事被传说的次数；而非结构式观察则是研究人员在其中不期待任何特定行为，仅在行为发生时进行观察并记录下来[7]339。
在霍桑研究的最后阶段，人类学家Radcliffe-Brown的学生Warner设计了揭示集体对个人影响的绕线室试验，这个试验选择14名男工为研究对象，让他们装配中央交换机设备中所用的接线器，其中有9名绕线工3名焊接工和2名检验员，实行集体刺激工资制。研究人员发现，工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平的日工作量有明确理解，他们自行限制产量，而且在工作中发展的团体协作和团体感情超过了讲求“效率的逻辑”。于是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必须把每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社会系统，工人不但有物质需求，更有社会需要，管理人员应该在力图达到经济目标的同时，维持社会组织的平衡。因此，新的人际关系型领导者应该具备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要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要之间维持平衡的能力[13]。
Mintzberg在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时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需要亲临现场，并呆得足够长以能够理解正在发生什么。短期内系统性数据为我们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是描述性的轶闻资料使我们能够构建理论。理论构建似乎需要丰富的描述，而丰富性来源于轶闻。我们在已有的量化资料中揭示关系的所有类型，但只有通过利用这些定性资料我们才能够解释他们，而解释则是研究的目的。”[15]582-589Mintzberg在运用民族志方法过程中创造性提出了“直接研究”(direct research)，它包括7个特征：研究尽可能是纯描述性的；研究依赖于简单的方法论；研究尽可能是纯归纳性的；研究从来都具有系统性的特质；研究用真实的组织术语来测量；研究从本质上确保系统性的资料由轶闻性资料支撑；研究设法将各种要素融合、集成于理想或纯粹的某类结构之内[15]582-589。
民族志方法的另一特点是以主位分析和客位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事实内部以探寻现象背后的意义。人类学中的术语主位(emic)与客位(etic)最初是语言学家Kenneth Pike提出的，用来作为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netic)的后缀，它们是语言分析中熟悉的范畴，这些术语松散地区分了声音结构，对声音意义的分析区分为本地的和语言学的。主位指研究中以本地人为中心的导向，即局内人或人类学家所称的资料提供者观点。因此主位方法一般强调本地的或被调查者的范畴和意义，具体强调本地规则或被调查者行为。客位指外部研究者的导向，外部研究者有自己的范畴，通过它对象世界被组织起来[10]。
Malinowski认为主位分析和客位分析都是必要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因为一些细微的特征，只有在你感到新奇的时候才会留下印象，一旦熟悉就不会再注意，而其他特征则只有在更好地了解当地环境后才能领悟。”[6]31所以，研究者要暂时忘记自己知道并且明白，只是把自己置身于人群之中，记录下大量可靠且富含思想和感情的材料，这是客位分析；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加入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理解研究对象的各种行为和存在方式，最终认识“他眼中的他的世界”，这是主位分析。
1985年，结束运动员生涯后，蔡振华作为公派教练前往意大利。三年半时间，他将队伍成绩带至世乒赛团体第七。1989年，受中国国家队邀请，蔡振华回京执教男乒。
霍桑实验开启了管理学研究的民族志传统，当时在霍桑工厂的观察室使用过的观察法和访谈法，在20世纪40—60年代逐渐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其应用领域也从传统的组织行为研究扩展到其他领域。这一时期有影响的研究是Mintzberg运用结构性观察对5位总经理的研究。Mintzberg的田野研究过程包括三个基本阶段：原始数据的收集、对观察进行记录和对观察进行编码。对每个经理的研究在实际观察之前收集原始数据，包括日程表中的会议信息、组织信息、管理者信息，对其本人、秘书或助手进行访谈，为实际观察做准备。在观察期间收集两组数据，轶闻性数据组成了特殊活动的资料，对关键或特别有趣的事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细节描述；结构性数据通过每天的活动日程、邮件和口头联系收集，并相应做好时间记录、邮件记录和口头联系记录，每天晚上把记录的这三种数据制成表格。研究完成后这三种数据被再次记录，旨在形成精确、整齐、简明的分类。对观察中难以理解的现象，Mintzberg运用深度访谈法核查其内在联系，以取得一致性的解释[14]230。
二、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924年西方电气公司在芝加哥的霍桑工厂进行的霍桑实验，旨在研究物理因素对工人生产效率的影响。由于最初的照明试验并未得到预期结论，研究者于是针对工资报酬、休息时间、工作日和工作周的长度，以及其他可能提高生产率的因素进行试验。在整个试验期间，不管是提高工作待遇如缩短工作日和工作周、在休息时间提供茶点，还是废除上述的所有“特权”恢复原来的工作条件，工人们的日产量和周产量都持续上升。
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起源于1924—1932年间进行的霍桑实验[12]。Mayo领导的哈佛研究小组在实验后期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应用到实验研究中，开创了人际关系学派，为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40年代，随着人际关系学派影响的逐渐深入，管理学家开始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组织与管理问题。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民族志方法在组织文化研究领域备受重视。此后，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领域逐渐扩大(见表1)，其应用经历了产生、发展、活跃、成熟四个时期。
表1民族志方法的应用领域
1928年春，Mayo领导的哈佛研究小组来到霍桑，开始运用新的思路解释以前那些不连贯的试验结果。哈佛研究小组检查了有关管理的传统性假设，为检验工人态度的改变对于产量的影响，成立了两个新的试验小组：继电器第二装配组和云母片剥离试验室。实验的研究方法与人类学家在前工业社会的小村庄中进行的田野调查类似，研究人员以观察者身份进入实验室，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每天所观察到的群体行为。在解释这两个小组的试验结果时，研究人员认为，导致两个小组产量增加的不是工资制度，而是士气、监督和人际关系。
接下来研究人员组织了大规模访谈，了解工人对管理当局规划、政策、工头的态度和工作条件等问题的看法。令人惊疑的是在访谈中工人想就规定提纲以外的事情进行交谈，于是访谈人员在后期索性让工人自由发表意见，每次访谈的平均时间也从30分钟延长至1～1.5小时。访谈从1928年持续到1930年，访谈人数超过两万人。通过对访谈记录的仔细分析发现，工人由于关心自己的个人问题而影响了工作绩效。访谈计划的结果是对监工进行训练，使之在监督工作中能倾听并理解工人的个人问题，进而确定影响工人生产绩效的因素或事件，并设法予以消除。
深入访谈是一种无结构或半结构式的研究过程。访谈的结构化程度依据研究者与所需资料的种类而定。有些访谈按照严格的提纲提问，同一问题可以去问许多人，而有些则让资料提供者随心所欲叙说。还有一些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谈话是彻底开放性的，从某个主题开始逐渐发现资料提供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集中展开，深入事实内部，获得更多的细节知识[5]302。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要对数据进行比较并试图把他们拼接在一起时，常常会出现信息裂缝和缺口，因而需要进行关键信息的访谈、生活史的收集、结构性访谈、问卷的组织到不有名的民族科学(ethnoscience)技术等数据收集工具以展开进一步调查，目的是交叉检查从观察和田野笔记的记录中获得的结果[8]527-538。深入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以及其他的数据收集技术相互印证，有利于查明各种相关现象的内在联系。如Gregory针对硅谷计算机公司的民族志研究，访谈了75位技术人员，所有访谈都做了录音并逐字逐句记录，观察作为田野笔记予以记录，并且各种文件如人事合同、正式的组织图、公司哲学和历史被收集作为当地文本(native texts)。通过对访谈、文件和观察到的语言片段等数据进行内容分析(编码和储存)，将所有细节整合在一起并做出一致性的解释[9]359-376。
主位分析包含了分离并描述文化行为的概念性(ideational)元素，以及这些元素是如何联合形成一个更大的模式(pattern)[8]527-538。主位分析将文化定义为意义系统，其目标是发现和描述本地人观点或文化。在客位分析中，研究者的文化提供了概念性框架，通过它行为被研究，然而难以期望研究问题或分析性范畴会遵守本地意义[9]359-376。所以，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Geertz主张，先入其内再出乎其外，首先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观察，然后把文化持有者的感知经验加以转换，运用理论家们所熟悉的概括和表现方式进行阐释[11]。这样研究者对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本地人赋予资料的意义。
由于村庄的布局大部分都相对散乱，因而多数农村村内的道路分布也相对散乱，没有规则。村内的道路分为两部分，一是主干道，一是支路。这样的交通网络还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不合理的规划仍然存在，也对村民进行正常生产和日常的生活需要产生了负面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是民族志方法应用的活跃期，管理学界对组织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志研究。Ouchi和Pascale访问了20多家日本和美国公司，从雇佣制度、晋升、专业化程度、控制、决策过程、责任、组织特点等方面比较日美企业的差异，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组织文化类型。J型组织代表一个对“同质性”、稳定性和集体主义状况相适应的模式，A型组织则代表一个对“异质性”、流动性和个人主义的天然适应模式。通过对比分析，他们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同时具有A型和J型特点的公司，对其进行重点观察和访谈，提出了Z理论[16]11。Peters和Waterman领导的研究小组对那些具有革新精神的美国公司进行调查，他们选择了75家深受重视的公司，对其中大约半数的公司进行了认真、有计划的观察和访谈，对其余的另一半公司则通过新闻报道和年度报告等间接渠道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那些具有革新精神的最佳公司具有8种特性：侧重行动并能贯彻始终；接近顾客；自主性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率；坚持基本价值观；坚持本行业务；形式简单，人员精干；松紧结合[17]17。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志方法的应用进入成熟期，主要表现为民族志方法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已发展成为一种广泛运用的定性研究方法。Scandura和Williams对1985—1987年和1995—1997年两个时间段发表于《管理学会学报》(AMJ)《管理科学季刊》(ASQ)和《管理学报》(JOM)三个期刊的所有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在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中，以原始数据收集为主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占居主要地位，分别占到38%和40.9%[18]。这一时期民族志方法主要应用于战略决策、团队管理、企业家社会资本、技术创新等领域。Eisenhardt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高管团队的快速决策，其对硅谷8家计算机公司的高管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首先对CEO进行初始访谈，然后对高管团队成员做半结构访谈，时间从90分钟到2小时，每个访谈由两个访谈员完成，遵循“24小时”规则完成访谈笔记，最后观察公司的战略决策会议和每周的高管例会，并从问卷中收集定量数据。该研究构建了高度变化环境下的战略决策模型[19]。Barker对LSE通讯公司的团队管理进行了研究，通过每周半天访问LSE公司确定的关键资料提供者，并制定了深度访谈计划。6个月后开始收集数据，通过深度访谈、观察、与资料提供者交谈等进行，同时收集公司的通知、传单、简报。对一个团队做了4个月的密切观察，做了37次深度访谈，访谈时间从45分钟到2小时不等。该研究提出了自我管理型团队中协调控制的演化过程模型[20]。Uzzi对纽约市的23个妇女时装公司进行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研究企业家社会资本在公司间的分布，其研究样本取自销售额从50万美元到10亿美元的厂商，分析的单元是公司间的关系，用了5个月的时间访谈公司高管和员工，访谈是彻底开放式的，一般持续2至6小时，提出了社会资本分布的公司间网络模型[21]。Edmondson、Bohmer和 Pisano对美国16家医院进行实地观察和访谈，研究医院实施医疗新技术的过程，第一阶段进行起始访谈，主要是熟悉技术和手术过程，第二阶段用5个月时间进行了165次访谈，访谈对象是医生、护士、管理人员等，访谈一般在30至90分钟，提出了建立新技术惯例的过程模型[22]。
[4]程虹，刘三江，罗连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570家企业4794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6（2）
镜检时室内光线勿过于明亮，也可使用遮光装置以阻止目镜周围的光线射入。在使用油镜时，尽可能地除掉油内的杂质和气泡，避免由于油内的杂质和气泡的漫反射妨碍视场的镜检效果。
三、民族志方法对于我国管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对于推动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理论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我国的管理学研究而言，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管理学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管理实践，是一门实践性科学。科学管理之父Taylor长期在钢铁公司从事车间管理，为了解决工人的生产效率问题，他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Fayol长期任职于矿业公司，从30多年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组织管理的一般原则。他们的理论贡献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管理学直面实践、指导实践、服务实践的学科本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亟须加以挖掘整理。然而，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却相对滞后，缺乏对现实管理现象的真正关注[23]，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家族企业面临不同的成长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理论指导[24]；各类企业内部具体的战略制定、决策、执行过程有何特点，亟待进行系统深入研究[25]。因此，如何贴近企业管理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已成为我国管理学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管理学界也主张管理学研究应该贴近实践[26]，并掀起了对两种不同研究模式的讨论。出色的管理学研究处于实践和理论之间的核心位置，这样的定位要求研究者采取超越单一学科的跨学科方法，并且利用与实践者预先建立的合作关系，以确保资料收集和编码的有效性。这种方法被称为模式2研究，它与传统的纯学术模式1的研究不同。模式1的研究问题是根据学术标准来界定的，它产生的知识主要是理论性的、可编码的；模式2研究问题的产生则由知识的实践性驱动，它产生的知识更具应用性[27]。学术答案经常缺乏实践意义，是因为被问的问题一开始就缺乏实践相关性。提出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不在学术严谨性方面让步才能产生最大价值[28]。所以，管理学研究应该加强与管理实践的联系，探讨管理者关注的问题[29]，以弥合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
民族志扎根性的研究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管理学研究贴近企业管理实践十分必要。民族志聚焦于“经验性”(empirical)，它依据“我目睹”的理念，强调可靠性来源于特殊社会背景下个人的所见所闻和经历[4]34。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扎根理论，扎根理论主张研究开始于经验层次而结束于概念层次，形成理论的最好方法是从资料本身而来，扎根性研究包括：未经假设而进入实地工作阶段、描述发生之事、在观察的基础上就事情为何发生而做出解释[7]75。扎根性的理论构建意味着在系统性收集的实证数据中通过观察到的模式来创建理论。这种观点通常包括在分析过程中理论和数据之间的持续比较和根据理论需要抽取案例。持续比较意味着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时进行，理论抽样则是指接下来收集哪种数据的决策由进展中的理论来决定[30]。中国40年的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实践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案例数据，如华为的技术创新管理、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联想的多元化战略，等等。我国管理学研究应该倡导应用民族志方法对中国企业管理问题进行扎根性研究，以利于推动以中国为背景的新理论的形成。
应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中国企业管理问题，要求研究者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考察和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原始经验。首先，通过参与式观察，记录和描述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对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企业日常管理活动的细节，获得当事人的切身体会；收集与企业相关的二手数据，包括组织管理和运作的各种档案文件，如合同、报告、内部简报、宣传册等。其次，从总体上研究与企业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制度文化逻辑，将民族志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制度文化逻辑进行对照，检验后者对前者的解释性和预见性，研究民族文化对企业管理实践影响的程度、途径和机制[31]。
通过人类学家的不断实践，民族志在20世纪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规范和程序，它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事实，将主位分析与客位分析相结合以探寻现象背后的意义。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推动了管理理论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完善了管理学研究方法。我国管理学研究需要运用民族志这一扎根性研究方法，加强对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描述、解释和归纳，为构建以中国为背景的管理学理论奠定基础。民族志方法对于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推动民族志方法在我国管理学研究中的深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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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pplicationofEthnographyinManagementResearch
LiuHongye
(School of Management，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30)
[Abstract]As a ke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form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ethnography acquires facts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deep interview，and integrates emic analysis with etic one so a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phenomena.The application of ethnography into management resear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ethod diversit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heoretic advancemen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major fields of application of ethnography into management research，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specific paths to solve management problem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ethnography.
[Keywords]ethnography；field investigation；management research；grounded theory；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emic and etic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9)01-0166-07
[收稿日期]2018-09-13
[作者简介]刘红叶，女，教授，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
编辑：肇英杰
责任校对： 肇英杰)
标签：民族论文; 方法论文; 管理学论文; 理论论文; 客位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