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意识形态思想是列宁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重点内容，研究者从多方面对其进行研讨，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学者们研究视域限制，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深度思考空间，文章从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列宁的意识形态党性和阶级性、列宁的“灌输论”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研究的重点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出学术界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以此为研究者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列宁；意识形态；科学的社会主义；灌输论
“意识形态”由特拉西提出，理论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时期，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实现与俄国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自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后，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逐步展开。就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来说，学术界专门对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分类、总结性研究的成果还很少。在收集相关资料基础上，本文试图对近十年来国内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建设做全面、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一、关于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贡献了一生，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思想在列宁继承和发展之前，“意识形态”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带有唯心主义性质的虚假意识形态，带有否定性和非科学性质，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重新定位。研究者主要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来源和时代条件、科学的社会主义逻辑演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关于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思想来源研究
学术界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来源主要秉承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列宁主要受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影响，廖小明明确指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并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同时，列宁为维护刚取得的苏维埃政权，增强苏联群众和干部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还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1]”。伍志燕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著作中并没有提出‘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至多也只是将‘意识形态’用作批判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后，与俄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对意识形态做了中性化界定后提出的[2]”，另外，余一凡在博士论文中也认为，“列宁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为服务于俄国革命的需要而提出‘科学意识形态’一词[3]”，最终实现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第二种观点认为列宁受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普列汉诺夫理论双重影响，李陆迪指出“列宁在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思想及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概念影响下，在同各种修正主义不断斗争过程中，结合俄国实际提出了‘科学意识形态’概念，并很好的顺应了俄国的发展需要[4]”。第三种观点认为列宁主要受俄国革命实践影响，胡芳在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中指出，“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本质上来自于社会革命实践，实现了‘经院哲学’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定位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上，最终深化了意识形态理论[5]”，也正是在俄国革命需要前提下，列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民族化、大众化和俄国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创新。通过学术梳理总结得出，学术界对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列宁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影响最大，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
(二)关于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时代背景研究
“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提出是为了满足一定时代要求，解决一定时代问题而形成。列宁是首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化的先驱，他首先在俄国建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俄国的具体实践活动，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转变。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背景在学术界掀起过激烈的讨论，杨河认为“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在寻找适合俄国国情的道路中，不断地与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指导地位和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6]”，十月革命成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巩固的重要表现。另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迫切需要现实理论的指导，胡芳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指出“列宁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出现，必须增强社会主义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实力，夺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才能与资产阶级相对抗，所以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定位[5]”。孙芮晨认为“列宁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为实现俄国时局扭转并维护已取得的苏维埃政权，而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7]”。从学术整体视角可以看出“科学的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为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需要而不断深化的表现。
《了不起的盖茨比》反映了以盖茨比为典型代表的美国青年一代战后在追梦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对消费主义文化倡导的“金钱至上”价值观盲目地推崇及由此遭遇的精神打击与挫败，是阐释精神生态批评理论的好教材，通过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解读，能够加深对精神生态批评理论的认识并深刻领悟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精神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从作品中吸取教训，获得有益的启迪，最终找到拯救社会、摆脱精神生态危机的良方。
(三)关于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逻辑研究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为服务一定现实需要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取得重大进展，主要是基于列宁对政党思想中党性原则的正确认识，从而对俄国的社会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四)关于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研究
王永贵从主体责任角度出发指出，“灌输主体需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灌输过程需要理论联系实践[18]”,李晓燕也认为“灌输理论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骨干力量担任[23]”，这表明了灌输是带有一定难度和强度的重要任务。面对多元意识形态的攻击，朱继东指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并引导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做阶级斗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17]”。灌输的实现需要主客体的有效结合，王文惠认为“列宁的灌输理论一定是由知识分子完成，并通过‘出版社、报社、发行所、书店’等载体实现[8]”，列宁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建设过程不能是以单一形式进行传播和灌输。“灌输”效果的实现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必须通过精心规划才能实现预期目标，何启刚指出“灌输要分阶段，要先从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级入手，再动员他们去唤醒其他的无产阶级群众，同时灌输工作要同无产阶级群众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要让理论能在实践过程中发挥效果[29]”，最终实现灌输内容的实践化。另外，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张智认为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法和外部教育法”等两种形式达到灌输效果。通过学术界对灌输途径的研究可得知，在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过程中，不仅需要充分发挥主体人的作用，还需要借助外部载体来表现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价值，最终达到意识形态灌输的效果。
二、关于列宁“意识形态的党性和阶级性”思想研究
研究者从“科学的意识形态”逻辑演进出发，指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及整个“意识形态”到“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动态研究过程。王文惠认为“列宁克服了马克思思想中‘意识形态’与‘科学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局面，对‘意识形态’做了中性化的概念界定，首创性地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个新概念和新标准，使得‘科学’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8]”，这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又展现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要求。列宁的整个意识形态思想始终处于动态化发展轨迹，“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形成经历了多样化发展阶段，叶鑫从现实和历史整体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的演进，指出“意识形态经历了马克思的‘颠倒的意识’和恩格斯‘虚假的意识’到普列汉诺夫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再到列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9]”，整个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否定—中性—肯定”的过渡轨迹，展现了马克思到列宁等人对意识形态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苏超莉运用过程逻辑方法从动态角度指出“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形成主要分构建、传播、认同阶段，构建阶段对‘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了中性化的界定，同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并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坚持辩证取舍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0]”。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进行了研究，特别考察了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对当今社会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学术界对列宁意识形态的党性思想展开了研究
列宁的“灌输论”是他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学界主要对列宁“灌输论”内涵、内容、实现路径等几方面进行了展开研究。
一是从意识形态的党性和阶级性界定标准入手，胡芳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阶级意识[5]”，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是为维护一定的阶级利益而存在，是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始终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和党性原则，陈兰芝也认为“政党是阶级的代表，政治上的党性是政党阶级性的集中表现[16]”，党性原则作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它始终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朱继东认为“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承认自身的阶级性，同时认识到党性和阶级性处于同等位置，在实际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和处理问题，最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7]”。王永贵指出“列宁从哲学的党性原则出发，强调了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的阶级性，指出不存在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党性和阶级性两者的统一体[18]”。二是揭示了意识形态党性和阶级性的功能，研究者在对列宁意识形态党性和阶级性思想的研究中始终坚持精益求精态度，指出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功能：“意识形态党性原则和阶级性原则作为列宁研究意识形态的方法论手段，促使列宁夺取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充分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19]”，这表明了意识形态的党性和阶级性都是反抗资产阶级，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有利武器，两者有效结合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伍志燕指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党性思想，有力地批判了‘超阶级’和‘超党性’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2]”，列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有力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潮在俄国的蔓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以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陈杨认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党性原则和阶级性又都展现出一定的政治功能[20]”，这对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刘同舫指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列宁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对全球化时代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并选择科学方法指导社会实践”[21]。列宁的党性原则是不断社会化的结果，是为解决实践需要而形成，始终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和阶级性是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要求。
农民虽然淳朴实在，在消费上也会用脚投票，谁卖的东西好，谁卖的东西不好，心里明镜似的。这次回老家，妻子准备去场镇买豆浆机，母亲叮嘱说，别到场上某家电器店买，他家东西不好价格还坑人，去年你舅舅在那里买了一台，购买时看起来好好的，拿回家就不能用了，回去理论还态度恶劣。妻子从场镇回来后说，那家电器店年初就倒闭了。镇上人说，那家店卖歪货，谁还会去那里买东西，不倒闭才怪呢。
(二)对列宁党性和阶级性思想的内在联系展开了研究
4.2.1 产品深加工。品牌也是一种效益引领。胶州大白菜品牌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具有极高的种植效益，同时胶州大白菜的相关产业链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目前，胶州大白菜有7家年加工能力超过一千吨的企业，产品深加工能力提高。
故{An(xk)}是([0,1], ρ)的Cauchy-列。由题设条件知([0,1], ρ)完备,从而{An(xk)}是([0,1], ρ)的收敛列。设
（2）从管理者视角研究拓展顾客导向型偏离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已经从员工个体特质、工作特征和组织伦理氛围等层面探讨了顾客导向型偏离的动力因素，但是从管理实践上来看，管理者是组织正式规章制度的代言人和执行督导者，管理者的态度和行为是一线员工判断和实施顾客导向型偏离的重要线索。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管理者视角入手，探讨领导风格、上下属关系等因素对顾客导向型偏离的影响，也可以引入感知领导支持、心理授权等认知变量，揭示管理者态度和行为对顾客导向型偏离的作用机制。
三、关于列宁的“灌输论”研究
包毅认为党性建设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正确认识文学艺术与党性建设的内在关联性，必须反对宣扬惟利是图和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二是要反对鼓吹‘无党性’原则的观点[13]”，列宁十分重视党性建设，为使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成为党建的一部分，他还同各种没党性的工作者作了鲜明的斗争并提出了：“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的口号。蔡亚志从党性建设角度出发，指出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上应保持“党本身、思想理论、党组织及党作风等方面的纯洁性[14]”只有实现各方面的有效合一才能保证党性的有效建设，并实现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性建设提供一定参照价值。另外，伍志燕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点并指出：“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认识过度中性化，忽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党性和阶级性建设，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志的本质，极易造成‘西化’‘分化’的图谋[15]”，这表明当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党性和阶级性建设的重要性，忽视了意识形态建设对巩固社会主义话语权的重要性。
(一)列宁“灌输论”思想的提出及内涵研究
学者王永贵、蒯正明都认为“列宁意识形态的灌输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灌输内容要体现时代性和创新性，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要始终同错误思潮做斗争[27]”，这明显反映了灌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李美幸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并强调灌输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政治教育，同时还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25]”，列宁这一时期已经认识到要将“灌输”与思想政治教育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群众觉悟的举措，同时张智、刘书林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灌输论意义重大，张智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共产主义理想等先进思想[26]”；刘书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向教育对象道德头脑中‘灌输’社会统治阶级‘应然’要求的内容”[28]，两者都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作用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历史作用。总体来看，列宁“灌输论”思想的提出及灌输内容的表现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所以“灌输论”既不是“唯意志”也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充分展现列宁灌输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二)列宁“灌输论”思想内容研究
学术界对“灌输论”一词的提出者持有不同观点，但关于列宁“灌输论”的认识大体一致，以孙来斌和李晓燕的立场最具代表性，孙来斌表示“德萨米首先提出‘灌输’一词不具有系统性和原创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灌输论’思想也不具体，而从考茨基开始才对灌输论的论述比较系统化且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但最终是列宁为‘灌输论’做了明确的概念界定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22]”；李晓燕认为“灌输论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灌输论’思想，并首先将‘灌输论’运用与实践，实现了灌输思想的理论提升[23]”，以上两种观点是学术界对“灌输论”提出者持不同见解的集中表现,但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前者的认识，也有少部分学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关于“灌输论”的内涵揭示研究者有不同看法，王嘉认为“列宁主张的‘灌输’主要指外部灌输，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向工人阶级灌输先进的意识；二是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职责[24]”,主要强调了‘灌输’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原则。李晓燕认为“列宁灌输论实质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提倡自觉性[23]”，工人通过教导、启发等手段实现政治立场的转变并提升群众觉悟的过程，同时李美幸也认为“无产阶级无法自觉地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只有通过外部灌输才能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巩固无产阶级政权[25]”。另外，张智从灌输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出发，指出“灌输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人的正确思想的形成要通过灌输、教化、实践等外部作用形式实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主体向客体的灌输过程[26]”，这启示我们必须注意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能实行‘强灌输’和‘硬灌输’等强制手段。
(三)列宁“灌输论”思想实现途径研究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充分实现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对维护俄国已取得的政权具有重要价值。研究者专门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取得的贡献做了总结并对其中存在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批判，包毅“首先肯定了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后对意识形态做的中性化界定，而后对后继者柯尔施错误理解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给予了纠正，最后肯定了列宁在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11]。杨河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提出有力地打击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效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权威性”[6]，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性发展。吴胜锋认为“列宁重塑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并对意识形态概念实现了再丰富，同时还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见解[12]”，同时王文惠也认为，“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功能等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首创性地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其更好地服务俄国的具体实际[8]”。另外，学术界还有一大部分学者从“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时代价值出发肯定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再创新，主要以李沛武，籍庆利、何启刚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在研究中对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做了进一步深化。
四、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自2008-2018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除了做上述研究外，还对列宁的“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晚年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的继承”等思想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了以下可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关于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表明，两者思想来源还有待深入研究，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列宁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影响最大，但他们更多的是从个体角度出发分析得出结论，而没有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进行梳理，这易导致人们在认识列宁意识形态思想过程中出现片面性和独断化的结论。另外，关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对中国发展的实际指导成效、列宁意识形态理论是否过时等重大问题也是研究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话题，这样才能有效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
其次，列宁意识形态党性和阶级性思想研究中，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今天对意识形态认识过度中性化的问题，研究者却很少从实际角度提出弥补意识形态淡化误区的办法。如何加强意识形态党性和阶级性建设，巩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成为时代的要求，也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要求。
最后，关于“灌输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关联性研究、“灌输论”首创者等问题都有待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另外，大多数学者赞同灌输论是将科学理论从外部注入到思想主体的行动，却忽视“灌输”本身的方法论原则，这迫切需要研究者解决“如何灌输”“灌输什么”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并有效发挥“灌输论”的方法论原则，把握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导。
通过总结已有研究成果证明，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起着重要作用，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方法论原则，能有效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明朗的国际国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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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Lenin’sIdeologyinRecentTenYears
TANG Xu-mei，WU Zhi-y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Lenin’s ideological thought i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whol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Lenin. Researchers have discussed it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obtain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ults. Due to restricted by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cholars research horizon, and on some issues and depth of thinking space, this article from Lenin “scientific ideology” and “socialist ideology”, Lenin’s ideology of party spirit and class nature, Lenin’s “indoctrination theory” of domestic key problems of the research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sums up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and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value.
Keywords： Lenin; ideology; scientific socialism; indoctrination theory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19)03-0035-06
DOI：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9.03.007
收稿日期：2018-09-25
作者简介：唐旭梅，女，土家族，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伍志燕，男，汉族，湖南东安人。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责任编辑：张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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