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选择医学辅助生育是当前众多生育困难青年家庭无奈的自我救赎之路，也是充满希望而又布满诸多家庭压力的漫长艰辛之途。通过应用Hill的ABC-X家庭压力模型理论分析可知，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产生除了有家庭个体原因外，更具有我国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阶段性恶化的社会深层原因。面对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在家庭及个人自身行动外，更需要国家深化社会改革、消除社会转型期间种种社会弊端，以防范家庭生育困难、缓解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
关键词：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家庭压力
2009年中国不孕不育高峰论坛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占育龄夫妇的15%-20%。其中，女方原因占50%，男方原因占30%，男女双方原因占10%，未查出病因者约为10%。”［1］据此可知，中国不育及生育困难家庭是一个非常庞大且日益增长的社会群体，其中绝大多数家庭是正处于生育期的青年夫妻家庭。医学辅助生育作为时下新兴的为生育困难者或其他生育意愿者提供生育帮助、实现生育的一种医学救治形式，成为大多数生育困难青年家庭的不二选择。据笔者了解，生育影响因素极其复杂，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成功率相对较低，人工授精约5%，试管婴儿成功率约8%，因此重复治疗是医学辅助生育就诊家庭最为常见的无奈选择。调查发现，就诊家庭接受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时间周期大多为3个月至5年不等，在此过程中就诊家庭因不堪承受过大的多方压力而中途退出者比比皆是。青年是社会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最主要力量。而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直接威胁到部分青年家庭正常运行甚至家庭结构稳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及其人生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制约了部分青年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因此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研究既是国家与社会对青年家庭人文关怀的体现，更是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进步之所需。
本研究选取2013年至2015年间就诊于广东省S市、Z市两家辅助生育的专科医院M医院与J医院的青年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访谈（有效份数为168份）、辅助生育QQ群网上访谈（有效份数为112份）、网上问卷调查（有效份数209份）、个案（21例）分析等调查研究方法，来探讨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的压力状况、家庭压力成因，并分析应对策略。因本研究调查时间段及样本局限性，其揭示的现象与特征不具有普适性，旨在管窥生育困难青年家庭的医学辅助生育的家庭压力，期以抛砖引玉方式唤起社会对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关注与研究。
据白德胜(2018年)等[16]研究，槐树坪金矿成矿流体具有明显的深源特征，流体类型为H2O-Na+-CO2-Cl-型，成矿温度经均一法测温，结果在199℃～348℃[3，5]之间，属中低温，可以推断本矿床成矿是在中-低温状态下进行的。
一、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分析
（一）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
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是基于现代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临床应用而兴起的一种新型家庭医疗压力，是现代诸多家庭压力的一种类型。医学辅助生育是通过现代医学生育技术（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等）为生育困难者或其他生育意愿者提供生育帮助实现生育的一种医学救治形式①。克隆技术因存在巨大人类伦理风险而在国际上被禁用，因此目前医学辅助生育主要是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基因治疗等三大形式，其中试管婴儿是我国近几年来最为火热的形式。医学辅助生育技术作为尖端医学治疗技术，其应用除了具有一般医疗过程中的诸多身体不适感及医疗风险等一般特点外，更具有技术应用费用高昂、成功率低、技术应用过程复杂等突出特征。这决定了接受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家庭面临比其他就诊家庭更多方面的压力。依据“家庭压力理论之父”Hill的解释，家庭压力指家庭面临因特定情境或事件引发的危机时，资源匮乏所产生的家庭宁静的丧失及家庭成员身心紧张与不安现象。［2］因此，笔者认为，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是指生育困难的青年家庭在接受医学辅助生育治疗过程中因面临多种危机与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家庭宁静的丧失及家庭成员身心紧张与不安等一系列现象的总称。
1.2.7 植入前诊断 第二次妊娠异常胎儿发现基因突变后，告知单基因病致病位点意义不明确的相关遗传学再发风险，家属要求进行PGD。首先针对父母及第二次有问题的胎儿进行家系单倍型构建，以ACE 基因(NM_000789.3 chr17:61554422-61575741 正向转录)编码区为目标区域，并在基因上下游选择若干SNP位点作为遗传标记，高通量测序，检测SNP 位点基因型，选择其中相应位点构建单体型，进行连锁分析。通过分析父母来源的疑似致病位点单倍型间接判断胚胎基因型，选择未携带父母疑似致病位点的胚胎移植。移植成功后，孕18周行羊膜腔穿刺进行基因确诊。
（二）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
生育困难青年家庭接受医学辅助生育治疗过程是一个充满希望而又忐忑不安的、承受多种压力的漫长艰辛过程。经过笔者的调查研究，目前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
医疗风险压力：指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在就诊过程中所面临的治疗失败或其他医疗意外的风险压力。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医学辅助生育成功率较低，因此就诊家庭面临巨大就诊预期落空风险，就诊家庭在付出巨大花费的同时往往换来的是失望。在就诊过程中还会面临各种大大小小的医疗风险，如促排卵药物引起的卵巢功能紊乱与病变风险、取卵与胚胎移植手术可能引发的感染甚至死亡风险、妊娠意外终止所引发的堕胎风险，而堕胎又会引发终生不育等风险。在相关家庭辅助生育医疗风险的调查中，100%的家庭对“您认为医学辅助生育治疗（如试管婴儿治疗）存在医疗风险吗”问题项给予肯定回答，但在“若您肯定回答，那您认为在就诊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医疗风险？请填出您认为可能存在的医疗风险”的问题项中，仅有约23%的家庭认识到了较为全面的医学辅助生育医疗风险。经调查显示，就诊家庭对医学辅助生育诊治中所面临风险认识不全面，尤其是对促排卵、取卵及移植手术的风险认识不足，而相关医院对此医疗风险的宣传也极为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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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压力：指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因就诊期间相关经济花费过大而引发的家庭经济紧张现象。由于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是医学尖端技术之一，一般医院都没有开展这项业务，目前开展医学辅助生育业务的医院大多为专科医院，且多为私立医院，并多设立于较为发达城市的市区内。如M医院就诊家庭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城乡家庭，而J医院就诊家庭则主要来自Z市内及邻近市的城乡家庭。就诊家庭除了要支付昂贵医疗费用外还要付出数额不菲的交通与住宿费用。调查显示：一次人工授精诊治周期约3-6个月，其产生的各种费用共约8000-10000元之间，而一次试管婴儿诊治期一般为约6-12月，因治疗技术的难易度不同而产生的费用各异，如采用第一代试管婴儿治疗技术的，各种治疗费用共约35000-48000元之间，而采用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治疗的，也就是采用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授精技术加常规试管婴儿技术治疗方法，其各种费用共约70000-90000元，而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也就是采用生育细胞基因治疗技术加常规试管婴儿技术进行治疗的，各种费用则大约高达100000-120000元之间。由于生育影响因素众多，辅助生育成功率较低，因此绝大多数就诊家庭都被迫接受重复治疗，调查显示大约12%的受访家庭表示是首次就诊，而大约53%的受访家庭表示是第二次就诊，约24%的受访者表示是第三次就诊，约11%的受访家庭接受过4次以上重复治疗。就诊家庭尤其是接受多次重复治疗的家庭，都面临较大的家庭经济压力，而家庭经济压力也是就诊家庭经历过几次重复治疗失败后放弃继续治疗的最重要直接原因。如城市白领家庭D家庭曾经先后到M与J医院就诊过，接受过3次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的重复治疗，治疗及其他相关费用高达16万之多，并表示第4次治疗失败的话将终止治疗，其直接原因是难以承受巨额经济花费，其家庭生活质量已经因巨额的医疗费用而严重受损。
身心痛苦压力：指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在就诊过程中经历漫长的排队等待及各种检查与治疗活动中所产生的身心疲惫感及疼痛感。由于医疗技术水平所限，就诊者在检查、治疗过程中必然要经受一定程度的身体疼痛感、不适感、身心疲惫感等。这是当下世界包括医学辅助生育就诊家庭在内的所有就诊者所必须承受的压力。对于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公共医疗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看病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老大难问题，看病难不仅体现在看病贵、看不起病上，还体现在看病过程是一个漫长排队等候、甚至排不上队、挂不上号的艰苦过程。这种看病难对于医学辅助生育家庭来说尤其突出。由于医学辅助生育技术属于较为尖端的现代医学技术，只有少数综合性医院、私立专科医院开展医学辅助生育业务，加之不孕不育家庭的数量极为巨大，导致目前医学辅助生育业务的就诊者人满为患，预约、取号、就诊、取药、结算等各个环节都要经历漫长的排队等待。在普通医院存在的“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现象在医学辅助生育专科医院里尤为突出，就诊家庭在就诊过程中面临的身心压力也就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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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不正当竞争压力：指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在就诊过程中因面临行业霸王条款、过度医疗及人情潜规则等导致权利受损时所产生的愤懑感、焦虑感、被剥夺感、被歧视感。在医学辅助生育就诊过程中就诊家庭会遇到各种霸王条款，如M医院就诊前明确告知“治疗不成功影响因素众多，不得询问失败原因”，无视就诊家庭的知情权，再诸如“体检需在本院进行”、“治疗药物需从本院购买”等霸王条款营造一种不透明的医疗环境，处于弱势的就诊家庭因怕得罪医疗人员、院方，而不得不忍受种种权益受损之事。如W女士发现J医院开出滋肾育胎丸、雪诺酮的价格比市场药店价格高出大约50%以上，虽然心中深感不平，但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吞。过度医疗也是当今中国医疗界普遍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它指医院在诊治疾病过程中明知相关检查及医疗措施相对病情不必要而出于谋取暴利目的需要故意采用的不正当经营行为，它包括小病大治行为和重复检查两种情形，前者如几十元可治好的感冒要花费几百甚至数千元，后者如制造各种理由要求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检查。如D先生在M医院就诊时在精液检查中遭遇到重复检查的不正当行为，而D先生对此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因对M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服务态度生硬而更换到J医院就诊，在对过往病例资料的审查中才得知第一次精液检查合格，第二次精液检查属于重复检查。此外D先生还通过比较发现专业医学辅助生育医院的精液活力检查价格相比普通医院相应价格高出数倍。给医务人员红包是我国当今医疗界非常普遍的人情潜规则陋习。根据笔者调查，医学辅助生育就诊家庭中大约80%的就诊家庭表示一直为是否要给红包、给多少钱红包而焦虑不安，另外30%以上的家庭都有过给医务人员红包的经历，红包一般在500-5000元之间。其中部分就诊家庭表示给红包后确实感觉到接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高。
此外，医学辅助生育家庭还面临因就诊失败后可能的婚姻破裂、家庭解体的压力，即使是医学辅助生育成功家庭也要面对因医学辅助生育技术具有的对传统生育习惯的挑战性及伦理争议性所带来的社会和家庭的世俗观念对医学辅助生育行为、对通过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生育的孩子的接受与认同的压力。
上述家庭压力是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在就诊过程中通常遭遇到的压力类型，但一般说来，各家庭所可供支配资源的不同，其所感受到的主要家庭压力有差异。其中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可支配经济资本数量的差异及家庭拥有教育资本的差异对辅助生育青年家庭感知到的主要家庭压力类型存在明显差异，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可支配经济资本量与其家庭经济压力呈负相关（见表1），而家庭拥有教育资本状况直接与家庭感知的医疗风险压力与不正当竞争压力具有正相关关系（见表2）。一般说来拥有较多教育资本意味着家庭对信息与知识资源的获得能力较强，而对医学辅助生育技术风险信息与知识的获得越充分，就越能意识到辅助生育的医疗风险，另外拥有越多知识资本的家庭其接受过的教育越良好，其家庭风险意识、权利与民主意识越强。这就解释了家庭知识资本多寡对家庭感到的医学辅助生育风险压力与不正当竞争压力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6.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即利用生物天敌、杀虫微生物、农用抗生素及其他生防制剂等方法对病虫害进行防治，具有安全、有效、无残留、可持续、环保、简便与低能耗等技术优势[38]。
表 1 家庭可支配经济资本与其感受到的家庭经济压力程度差异简表
家庭可支配经济资本 是否感受到家庭经济压力？其压力强度如何？ 占此类家庭的比例家庭人均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家庭感受到一些经济压力；感觉经济压力一般。 86.3%家庭人均年收入2-5万元之间的家庭感受到明显的经济压力；感觉经济压力比较大。 85.2%家庭人均收入2万元以下的家庭感受到巨大经济压力；感觉经济压力难以承受。 90.4%
表2 家庭教育资本与其对家庭医疗风险压力与不正当竞争压力感知差异简表
家庭教育资本状态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医疗风险，了解哪些医疗风险？感受其压力强度如何占此类家庭的比例数是否遭遇到就诊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感受其压力强度如何占此类家庭的比例夫妻一方或双方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家庭通过多种途径较为充分了解各种医疗风险，且感受其压力较大92.2%遭遇多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感受到明显的不正当竞争压力87.3%夫妻一方或双方接受过中学（中等）教育的家庭通过网络与就诊医院了解到一些医疗风险，也感受一些医疗风险压力88.6% 遭遇到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对此不过分计较 78.4%夫妻一方或双方接受过小学以下教育的家庭主要通过就诊医疗了解到一些医疗风险，没有注意到医疗风险82.3%很少遭遇不正当竞争行为，未感知到不正当竞争压力70.6%
二、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深层成因分析
对家庭生育困难情境的认知与家庭生育观念密切相关。根据笔者的观察与分析，当前我国家庭存在以下家庭生育观念：养老生育观、香火生育观、家庭与人生完整生育观、生育降低生活质量生育观等［6］。对于持第四种生育观即生育降低生活质量生育观的家庭（如丁克家庭）来说，其家庭对生育持抵触态度，没有生育愿望。因此家庭生育困难对其家庭来说非但难以构成家庭压力源事件，甚至还是家庭意外之喜，因为省去家庭避孕烦恼，当然也不存在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但对于持前三种生育观念的家庭来说，家庭生育困难无疑是家庭最严重的事件，生育或领养小孩无疑是家庭最迫切的希望。而家庭对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相关认知是建立在相关信息获得的基础上，但家庭对此相关信息的获得大多基于辅助生育专科医院提供的信息，其次才是网络信息。辅助生育专科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供的相关信息不充分，而网络信息更是鱼目混珠、残缺不全。这造成了家庭对医学辅助生育技术产生的相关负面后果认知不足，如仅知道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是应对生育困难的高科技、高效率技术，但对医学辅助生育就诊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经济压力、身心痛苦压力、医疗风险压力等认识不足。此外，依据当前我国领养制度，目前我国民间传统的私下领养行为为非法行为，而合法领养需办理履行相关法定手续与程序，且附有多种法定领养条件。这对于不习惯与法律、与官方打交道的生育困难家庭、不符合合法领养条件的生育困难家庭、持有强烈家族血统观念的生育困难家庭等来说，同时基于家庭养老在我国养老制度体系还占据重要地位、社会养老不普及以及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养老压力大等情况考虑，求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生育亲子无疑是家庭的第一理性选择。因此生育困难青年家庭面临医学辅助生育压力则是基于上述认知观念在当下社会制度安排情境下而做出的理性而无奈的行为选择的必然结果。
（一）社会转型情境造就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源
我国当前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现状及医疗卫生行业生态恶化状况是决定生育困难青年家庭在医学辅助生育就诊过程中遭遇诸多辅助生育家庭压力的社会情境。从医学辅助生育家庭主要压力形式的成因属性看，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主要形式大约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医学辅助生育技术衍生性家庭压力，指由于现有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特点而决定的特有家庭压力形式，如上述提及因促排卵技术、取卵以及受精卵移植手术所带来的医疗风险压力以及由此衍生的次生性系列压力，再如因现有医学辅助生育技术费用的高昂以及因成功率较低而导致的重复治疗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等。医学辅助生育技术衍生性家庭压力的缓解或消除还得取决于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二是社会生态性家庭压力，指与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无关而由我国现有社会生态、尤其是现有的医疗卫生行业生态所决定的家庭压力，如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在就诊过程中遇到的身心痛苦压力、医疗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压力等。此类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从其产生的性质上说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中社会生态、尤其是医疗卫生行业生态阶段性恶化的直接产物。在我国社会从计划体制向全面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两种极端且相互对立的现象：一是市场化不足现象，这集中体现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许多行业领域还没有实现，导致国有企业市场独立性不足、某些行业领域行政壁垒严重、官商勾结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等；二是过度市场化现象［4］，这集中体现为一些具有社会道德性、公益性、社会正义的领域或东西（如国家权力、教育事业、房地产业、医疗业等）却或明或暗地市场化了，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金钱拜物教的社会现象，导致出卖或践踏百姓政治权、教育权、居住权、环境权等成为少数人谋取暴利的手段。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这两种弊端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造成了当前社会生态的阶段性普遍恶化。其中，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不足造成了当前医疗条件设施滞后、药物研究滞后、医药流通环节过多、“以药养医现象”［5］、资源过度集中于垄断公立医疗机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等问题，而医疗卫生行业的过度市场化使得医疗行业中普遍存在着收受红包、关系看病、过度医疗、虚高药价、出售假冒伪劣的药品与器材等丑恶现象，最终导致当前我国的医疗健康行业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来临环境下百姓就医差异化诉求存在巨大差异，看病难成为社会常态。看病难直接体现为：一是看不起病，即看病经济压力大；二是难看病，即看病难排队、难挂号；三是看病怕，即害怕就诊时医疗设备与技术所限所加剧的医疗痛苦感及医疗风险。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包括医疗卫生行业在内的社会生态现状直接造成了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在就诊过程遭遇到的行业不正当竞争压力，也加剧了就诊家庭的经济压力、身心痛苦压力、医疗风险压力等。
作为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产生的源头——家庭生育困难源于现代社会快节奏、亚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当下我国片面倚重GDP的增长下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阶段性恶化。现代医学表明，我们现代生活方式中固有的许多因素与特点直接影响人类生育能力：如快节奏而富有竞争性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城市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具有瘦身、节食、束身装扮等特点的时尚追求，性自由、性病、随意堕胎的蔓延等。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方式的浪漫与刺激的同时也要付出诸多代价，而生殖能力的降低甚至丧失则是其代价之一。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在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如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加偏重GDP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恶化等恶果，再如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建设、法治建设导致了置社会道德、社会责任、社会正义不顾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现象的横行，造成了各类假冒伪劣毒商品的泛滥、违法与犯罪行为的司空见惯。这些问题一方面直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像环境污染、有毒食品、被污染的饮用水源、带有残留农药的蔬菜等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能力，而且直接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不孕不育的高发率及生育困难家庭日益增多现象除了有家庭自身原因外，更多地带有我国社会发展期与转型期的阶段性社会环境与自然生态恶化的时代烙印。
青年家庭生育困难及由此衍生的医学辅助生育就诊行为是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所面临的家庭压力源，而它们都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所呈现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恶化及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困境等社会特定情境的产物。
（二）资源匮乏主导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生成
根据笔者前期调查基础研调所掌握的信息，笔者将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应对其压力的主要可供支配的资源分为经济物质援助、信息与知识提供、心理激励与情感慰藉、事务管理（如通过熟人关系进行挂号、就诊等）等四大类。通过对这些资源来源的调查分析（参见表3），笔者发现：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应对家庭压力的主要资源几乎都是通过家庭自我动员及亲友援助获得，而除所就诊医院外国家机构、民间社团、社区等所提供的可支配资源近乎零。家庭内部的动员资源在应对家庭压力源事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如家庭开源节支与经济借贷而获得的经济资本、网络搜寻获得的信息、通过自我心理激励而获得的坚强的身心抗压能力，而亲友在经济物质帮助、事务管理、心理激励与情感慰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源。
这款煮锅的手柄处设计有一个出水口，整个中空手柄可作为一个出水管，再配合一个过滤网，可将煮锅里的水从食物中过滤出来，很适合油炸食物将油与食物分离。不过，设计师可能忽略了中空手柄的清洁问题，里面日积月累的污垢如果不清洁会变得很不卫生。
对于家庭不可控制的压力源事件的出现，家庭能做的主要是动员家庭内外的一切资源来消解压力源事件对家庭的冲击与伤害，进而达到化解家庭压力的效果。因此从资源在应对压力源的关键性作用方面说，家庭可支配资源的匮乏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家庭压力程度，而Hill更是将家庭压力归结为应对压力源时的资源匮乏引发的家庭紧张与不安。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遭遇家庭压力时家庭内部可动员的家庭资源的有限性及社会支持资源不足决定了其家庭压力应对策略选项的有限性，客观上强化了家庭压力源对家庭的冲击性与危害性，使得家庭压力强度加大。青年家庭，尤其是乡村青年家庭积累的社会资本相对有限，在现在高物价、高房价的社会时代，经历了花费巨大的结婚、成家、立业等人生大事不久的青年家庭经济积累也相对薄弱，有的甚至家庭经济负债沉重；与中老年家庭相比，出生于和平而相对富裕时代的80后、90后的青年家庭应对家庭与社会事件的心态与经验欠佳，抗压意志相对薄弱。这都决定了青年家庭可供利用的家庭资源的有限性。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尤其是家庭生育困难保险制度与生育困难家庭的社会援助制度缺失，加之民间慈善团体欠发达，真正的服务型社区还远未建立等，导致我国家庭社会支持网络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私人性支持网为主体，由国家及社会组织，尤其民间社会组织等构成的非私人性支持网络很不发达。私人性家庭支持网络主要由亲友关系网组成，由于家庭小型化趋势及家庭财力的有限性、经济收入的不稳定性等决定其提供的社会支持具有有限性与不稳定性。我国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的这种构成特征决定了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提供给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且不稳定。
表3 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应对主要资源来源分析表
资源名称 资源来源类别 来源资所占比重（%）经济物质援助家庭自我动员资源 62.3私人性资源 37.7组织性资源（就诊医院提供资源除外） 0信息与知识提供家庭自我动员资源 93.4私人性资源 6.6组织性资源（就诊医院提供资源除外） 0心理激励与情感慰藉家庭自我动员资源 73.7私人性资源 26.3组织性资源（就诊医院提供资源除外） 0事务管理家庭自我动员资源 68.4私人性资源 21.6组织性资源（就诊医院提供资源除外） 0
家庭作为置身于社会环境大系统中的一小系统，其对家庭压力源认知及对家庭压力应对并不是孤立、静止化的，而是要受到诸多社会大环境系统因素的制约。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作用大致可以归结为缓解家庭压力或强化家庭压力两大反向作用。当前社会青年不育文化观念的兴起与盛行，传统孝观念的逐渐式微使得“养子防老”的生育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彻底行不通，传统香火观念的日趋淡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家庭生育的重要性，进而淡化了家庭对生育困难压力源的严重性的认知，从而客观上缓解甚至消解部分家庭压力。但当前家庭小型化加之传统家族制衰落带来的家族保护体系的瓦解，在当前国家保障体系不完整而民间慈善组织欠发达的条件下，家庭（尤其是处于高度原子化乡村社会中的乡村家庭）抗击各类风险压力能力减弱，从而在客观上强化了家庭生育困难家庭压力源事件对家庭的冲击与伤害，强化了家庭压力。此外，法律关于借腹生子非法性规定、卵子捐赠不受法律保护等法律制度安排在客观上降低了医学辅助生育的成功率，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家庭重复就诊所带来的系列性压力如经济压力，风险压力、身心痛苦压力等产生的可能性，而对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起到了强化作用。这种家庭外部环境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家庭应对家庭压力行动的效果。
（三）特定认知导向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之路
在对家庭生育困难事件及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相关信息的特定认知观念支配下，生育困难青年家庭踏上医学辅助生育的自我救赎之路，而这也是生育困难家庭在当前领养制度与养老制度等社会制度安排情境下的无奈而又理性的选择。“救赎”基本意义是“将属于自己的东西重新买回来”，后引申为“消除罪恶感的赎罪行为，或重获自由的行为”。笔者这里将生育困难青年家庭求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实现生育的行为定义为生育困难家庭的自我救赎行为，能贴切地描述大多数生育困难青年家庭寻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行为的性质及其行为心态。生育权是公民固有的基本人权，但因多种原因造成的生育困难导致生育权的丧失，而求助费用高昂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则是其旨在重获生育权的回赎行为；在传统观念仍在的中国社会，生育困难家庭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重压之下，在社会与世俗眼光中或多或少地都有某种负罪感，而求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行为则是其消除世俗压力、消除负罪感重获自由的自我救赎行为。
根据Hill的ABC-X家庭压力模型理论，家庭压力的产生及压力程度（X）是由家庭面临的压力源（即任何引起家庭结构、过程、角色、家庭价值等变动的事件或情境）（A）、家庭应对压力源时所动用的家庭与社会资源（即家庭成员性格与技能、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资本、社会资本等）（B）、家庭对压力源的认知（即对作为压力源的社会与家庭事件或情境的理解、评价及态度等）（C）三要素综合作用所决定的。［2］Hill的理论从家庭压力静态化方面较全面地揭示家庭压力生成影响因素而成为家庭压力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而Boss则强调了家庭压力的生成及其应对是置身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动态情境之中［3］，丰富了家庭压力理论。本研究将以ABC-X家庭压力模型理论为基础，同时结合Boss的相关观点，将家庭压力视为动态化概念来分析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深层成因。
（四）外在社会因素构成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应对压力的制约性环境
由于各个具体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情况的不同以及家庭社会地位的差异，各家庭从家庭内外获得可支配资源充足程度存在差异，而这种资源差异又决定了各家庭面临的主要家庭压力及其压力程度存在差异。
正是上述家庭压力源、家庭可支配资源匮乏程度、家庭相关认知等三方面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生成及其程度，而家庭外部社会因素则对家庭压力起着辅助性的削弱或强化作用。这说明，家庭生育困难绝非“家庭个体偶然运气不佳”所致，而看似由之引发的医学辅助生育家庭压力的生成除了有家庭个体性偶然原因外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必然性成因。家庭生育困难以及生育困难家庭面临的医学辅助生育压力问题带有我国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等社会全面转型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阶段性恶化的特征，从性质上说是我国社会转型性家庭问题。
三、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应对分析
应用Hill的家庭压力理论可以较为全面地揭示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生成的综合社会成因，同时其理论也为我们防范青年家庭生育困难、缓解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提供了可取的思路。
（一）消除社会转型期间造就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源（生育困难）的特定社会情境
预防是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好的应对方法，而消除造就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源的社会情境则是应对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釜底抽薪之举。那么如何避免青年家庭生育困难压力源事件出现呢？对于家庭说，一要养成良好的社会生活习惯，二要选择绿色环保宜居的城乡生活栖息地，三要加强居家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意识，注意饮用水源、食品等安全，从而将家庭生育困难压力源事件产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对于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深化改革方式，构建良性社会生态，从源头上消除或减少家庭压力源赖以产生的社会情境。消除或减少社会生态性家庭压力，一要在观念上树立起生态发展观，走社会、经济、生态和谐发展的道路；二要加强法治与道德建设，减少环境污染，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三要惩治包括医疗卫生行业腐败在内的社会腐败，营造清明、正义的社会生态环境。
（二）引导家庭形成适宜的社会认知，同时积累应对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家庭与社会资源
如前所述，家庭特定认知及家庭可控资源匮乏程度与家庭压力的产生具有直接紧密关系，因此引导家庭认知、积累家庭与社会资源是应对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关键所在。对于辅助生育青年家庭来说，要发挥青年家庭善于学习的优势，通过学习一方面有助于家庭对家庭压力情境形成理性、适宜的社会认知，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家庭获得信息与知识资源的能力及家庭心理自我慰藉与疏导能力。此外辅助生育青年家庭还要有保险与储蓄意识，平时生活中要积累应急性经济物质资源，同时要与人为善广结善缘，积累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一要培育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重视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改良作用；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建立家庭生育保险制度，以构建家庭的社会组织性支持网络，为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应对家庭压力提供多渠道的社会组织性资源。
（三）家庭与国家共同构建应对医学辅助生育青年家庭压力的良性社会环境
对现有的生育与领养制度进行完善化、科学化与人性化改革，如适当放开非买卖性的卵子捐赠、借腹生子制度以提高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成功率，进而减少家庭因重复治疗而带来的系列压力，再如简化领养程序、放宽领养条件，同时加强领养后的社会监督，让生育困难家庭除了选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建立全民养老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消除部分生育困难家庭因养老后顾之忧而被迫走上医学辅助生育之路。发展民间中间组织避免社会原子化，培育家庭保护体系以提升家庭抗击社会风险的能力。家庭要树立依法维权意识，而国家要对民间合法维权行为予以正面回应与支持，通过依法环境维权、社会维权来实现社会大环境的透明、健康与公平。
注释：
基于IEET认证的高职专业培养目标的改革——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通信技术专业为例………………陈岗,成超，张晋勇，董兵(56)
① 根据笔者调查，目前求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人群主要有以下几类人：一是未曾生育过的生育困难夫妻家庭，其中未育的生育困难青年家庭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当前求助医学辅助生育的主体人员，也是本研究的直接调查对象；二是因二胎政策放开而准备生育二胎但因年龄等原因而生育困难的家庭，其中有些是青年夫妻家庭，但多数是中老年家庭；三是想再生育但遭遇生育困难的“失独家庭”；四是基于生育性别偏好的家庭，其中包括基于生育男孩偏好而规避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游击队家庭；五是非法代孕者及其他人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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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Family Pressure of Young Couples in Medical Assisted Reproduction
DENG Sui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Guangdong Zhanjiang 524088，China）
Abstract：It' s a long way of self-redemption，a long way full of hope，a long and difficult way full of family pressure for many young couples with fertility problems to resort to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From Hill' s ABC-X family pressure model theory，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social causes besides personal causes，namel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ure，social ecology and health care industry in this stage. Facing family pressure，it is necessary for government to deepen social reform and to eliminate various social malpractice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family fertility problems and to ease the pressure of medical support family besides family action.
Key words：Medical Assisted Reproduction；Young Family；Family Pressure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9）04-0055-08
收稿日期：2019-05-3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文化视野下的乡村家庭的城镇化转型问题研究”（GD16XSH01）
作者简介：邓遂（1970-），男，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人，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城乡社区研究、青年研究、海洋社会研究等。
（责任编辑：宫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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