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红四军转战井冈山、赣南、闽西过程中，其口号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为公开口号，一种为内部口号。前者比重大，接受面主要为民众、红军和白军；后者比重小，主要在党内高层以及各大红军指战员、官兵中传播。两种方式的背后，“身体”贯穿其中：一来，战争导致的身体缺失、白色恐怖导致的身体反动推动了口号的大量生产，以致于红四军公开口号的着力点即在于对可争取民众身体之“痛”的唤醒，借此找准“痛”的来源，以高亢且充满“痛”感的语言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认同革命纪律，规训与塑造革命所需要的身体；二来，红四军内部口号伴随着战争中的共产党人身体对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信息接收和认知，体现着中共党人、军人身体对权力的顺从或抗拒，以此揭示内部分歧的同时，也昭示着内部共识。
关键词：毛泽东；红四军；中共中央；口号；身体史；权力规训
目前有关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口号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将口号和标语合在一起，(1)如苏若群的博士论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标语口号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中国矿业大学2014年5月)；何艳明的硕士论文：《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标语口号宣传研究》(暨南大学2014年3月)等。甚至突出标语、淡化口号，这也难怪，因为两者很难区分。但如果深究，口号和标语并非一定等同。口号既可以用于口头宣传，也可以书写下来，此时口号和标语可以等同；此外，口号还可以作为党内、军内的某种见解，甚至变成内部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下，口号不面向民众，口号和标语不同。
于是，口号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它不但可以宣传、动员民众，迷惑、策反敌人，还可以直抵中共权力核心，口号一旦正确，作用自然明显，口号一旦失误，后果往往恶劣。鉴于此，本文意在对红四军转战井冈山、赣南和闽西过程中(2)1928年4月朱毛会师，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928年6月按照中央建立红军指示，改称红四军，1929年1月，红四军退出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1930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汇入到红一军团，8月红四军汇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此一阶段，口号相对密集、有力，而且中共对其的认识不断提高，在唤醒民众、对敌斗争以及开创中央苏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所以，对此一时期口号宣传的研究最具有针对性、启发性和说服力，本文即以这段时期(1928～1930)年为基本时间断限。的口号进行深入分析，借助目前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身体史(3)身体史，确切地讲应该称为身体文化史。主旨是以“身体”为视角来考察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变迁，以及“身体”本身的演变对当时人与当下的意义。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不是自然或物质的身体，而是处于社会与文化网络中的身体，即身体对于他人、社会、国家所具有的意义，或者说是个人或群体的身体在他者脑中形成的意象与感知。目前大陆身体史研究范式还没有完全确立，对身体史的研究对象也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身体史围绕“身体”展开历史研究，且基本上都同意身体是一个文化社会与生物社会有机体的交合产物。(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侯杰、姜海龙《身体史研究刍议》，《文史哲》2005年第2期；刘宗灵《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等。)研究视角揭示红四军的公开口号和内部口号对党、军、民之身体施加的各种影响以及身体对此作出的各种反应，借此阐明这一时期口号、身体与权力规训的关系。
一、公开口号的生产逻辑——暴力时代的身体缺失与反动
20世纪是一个“似乎永无尽头的暴力”时代，对暴力的“病态迷恋”伴随着各种形式的“集体屠杀”,[1]这其中，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即达31万人。[2]暴力时代，身体消灭(如国民党的屠杀、中共党内的肃反)成为划分敌友屡试不爽的手段，然而，身体消灭随之带来的身体缺失与动摇系数大为增加，这又成为国共两党开掘人力资源的心头之痛。在两党对国家权力的想象过程中，数量和质量双向提高的“人力资源需求”(4)此处的“人力资源需求”一词取自身体史学者邱志诚在分析宋代国家权力对人力身体征用时的用语，参见邱志诚：《国家、身体、社会—宋代身体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页。意识在军事斗争、民众动员等方面表现得愈来愈突出(尤其是对于党员和军民人数都不占优势的中共来说，这种意识更为明显)，为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努力消灭对方的同时，也都在尝试策反潜在的对方、动员底层民众，以此抵制因暴力造成的队伍减员以及反水的事实。他们“最终所企望达到的，无非就是希望对身体的存在和表现有一个更精确的计算、管制、掌握和发挥”，[3]这一点，毛泽东应该体会得最深。
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湘赣边起义，与屠杀革命的国民党展开斗争，进攻长沙失败后逐渐退向井冈山。上山后，毛泽东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来自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当时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和江西省当局作为进剿的先锋，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4]毛泽东在井冈山一年三个月，国民党江西和湖南军队“进剿”和“会剿”就达七次之多，据陈正人回忆，“井冈山时期平均九天打一次仗，即几乎天天打仗”。[5]在与国民党数次战斗中，毛的队伍损失惨重，伤员不断增加，并且缺乏医治，1928年7月，毛泽东在致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即指出“买药困难，伤兵很苦”。[6]然而，更苦的事还在其后，1928年12月，国民党鲁涤平部队大军压境，“此时的井冈山根据地，已被国民党军铁桶似的四面包围，五六千部队”不但面临严峻的军事形势，而且面临惨烈的经济困难，“弹药缺乏，药品奇缺，经费告罄，数九寒冬，大雪封山，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还只穿两件破单衣”，无奈红四军只能被迫撤离井冈山，于1929年1月向赣南进发，沿途大大小小数次战斗，死伤无数，在圳下溃败中，“朱德军长夫人伍若兰被俘”，不久“被国民党军杀害”，[7]甚至连毛泽东也险些丧命。
如此凶险环境，加上长途跋涉、疾病流行，身体缺失的概率大大提高，毛上井冈山初期的军心动摇问题(5)据赖毅回忆：“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另据张宗逊回忆，“以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人，经不起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竟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革命队伍。他们大都不辞而别，有的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斗争回了家，有的则投降蒋介石、汪精卫，当了叛徒”，由此可见毛上井冈山初期的军心不稳问题。参见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张宗逊：《我在井冈山斗争中的经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48页。再次困扰红四军。1928年8月红四军向湘南挺进时，“红二十九团很多士兵进城后离开队伍，无组织无纪律，三五成群上街理发、买东西、上馆子”，战斗失利后，“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企图率所辖几个连叛变投敌，军参谋长兼团长王尔琢率部追回部队，却不幸被叛徒袁崇全杀害”，结果“八月冒进”很快失败，“投机分子纷纷反水，挂起白带子，倒向地主豪绅一边，甚至带领白军烧杀”。[8]相似的事情继续发生，1929年10月，红四军梅县战役后向北移动的途中，“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在上杭城编入部队的600多名俘虏兵全部逃跑”，[7]成为红四军东江失利的重要原因。
除了军事威胁、军心不稳外，底层群众的混沌与麻木、敌人的反宣传也是毛泽东及红四军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曾抱怨道：“红军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9]农民的这种觉悟程度，容易让人想起李立三在分析南昌起义队伍撤退时所言，“反动派宣传，说我们北军实行公妻共产”，造成“沿途农民闻风而逃”，甚至“因病落伍士兵常被农民惨杀”。[10]不过，此种情形的出现也不能完全责怪农民，本身井冈山以及赣南、闽西地区长期在封建统治之下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经济、文化发展迟滞，社会黑暗腐败、烟赌盛行，更可怕的是民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文盲，宗族观念严重，底层民众容易被宗族豪绅地主利用，听信“共产党共产公妻”的谣言，“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2]跟随豪绅“搭建土围、山寨，组建民团，对付红军”[7](尤其是某些民团，逐渐被国民党利用“编入国民革命军的指挥系统”，变成了国民党“清乡和肃清共产党的同情者”[1]和先锋队)。
江西省南昌大都市区的规划包括南昌市在内的五个城市，辐射范围覆盖了整个省份三分之一的地区。江西省奉新县正处于规划区域中。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九岭山脉；从行政规划看，属于宜春市，县域周围附近有高安县等六个县城；从人口看，属于Ⅰ型小城市。县域面积1642平方千米，地势地貌多样，山地、丘陵、平原各具特色。在规划区中，奉新县位于南昌市的西边，位置优越，交通发达，距离省会南昌市不到1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距离昌北机场仅1小时车程，离港口城市九江仅2小时车程。境内主要依靠314省道与高速公路等交通。经济方面，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占比17%、64%、19%。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工业。
面对以上种种危机，“中共意识到要让广大群众迅速了解其政治主张，投身革命，需要党和红军将其主张从外部灌输进去，使之成为群众共同的政治意识和行动指南”，这种列宁主义的革命“灌输论”(6)“灌输论”一词来自吴晓荣分析苏区标语的用语，参见吴晓荣：《略论中央苏区的革命标语》，《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42页。成为口号宣传的重要依据。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初上井冈山时期就开始利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了，(7)据赖毅回忆，“三湾改编后，毛委员就命令我们兵分两路，到湘南、江西各处，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写贴标语布告等，扩大政治影响。标语布告的内容是说明我们是什么军队，宗旨是什么，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参见赖毅：《回忆井冈山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页。不过那时候的毛泽东乃至中共中央对口号标语宣传并没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宣传也不具有针对性，加上红四军重心放在军事斗争上，所以宣传并未产生非常理想的效果。直到红四军退出井冈山根据地的1929年，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提出，“我们如果能深入群众中去，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群众日常的痛苦，把这些群众日常的痛苦来做鼓动的口号，必然很容易发动群众的斗争”，[12]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口号绝不是机械的写一些标语去张贴，或机械的写在传单上去散发，而是要加以比较详细的解释，尤其是要与群众的实际痛苦联系起来。”而且还具体区分了“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的关系”，前者是终极目标口号，后者是现阶段、暂时的具体的口号，“两者相结合”，[13]不能因为当前口号掩盖长远口号，也不能不顾民众痛苦，用长远口号代替具体口号。
反动势力在屠杀革命的同时，还巧妙利用中共某些过“左”口号产生的危害、利用“资产阶级的改良口号”和“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等手段拉拢中小资产阶级、拉拢工人，不断排挤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同时“帝国主义也隐藏在关税自主收回租界等反帝口号后面，经过中国资产阶级南京政府反日号召下实施他的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计划以蒙蔽群众”。[11]受这些反宣传口号影响，就算共产党按照苏俄模式最想争取的城市产业工人，有些也会随时发生动摇。
按照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紧接着，红四军也做出了相关要求。就这样，口号与身体在深层次上关联起来。
二、公开口号的表达与解读——身体的唤醒与规训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有人不认同毛泽东的做法，就说明此时毛泽东权力未达到顶点、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未出现，那么对于红四军来说，内部自然会有矛盾发生，它可能来自中央的权力规训与毛泽东身体之抗拒的矛盾，也可能来自毛泽东的权力规训与同级或下级官兵身体抗拒之矛盾，这样一来，红四军内部矛盾及口号的生产便成为可能。1929年6月到11月间持续近五个月的朱毛之争即是著名一例，在这场毛不愿多提及(11)在《西行漫记》中，关于这场争论毛泽东仅仅说了些起因，并未道出全部，且用一句话“古田会议以后，许多弱点都被克服了”进行了遮盖。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此外，毛泽东于六月一日写给中央的信中也仅说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而未多提及，见《红军第四军前委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发，七月十一日到中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84页 。 的争执中，实则隐藏了巨大的身体与权力对抗和协调之话语，并通过那些“具有无形的魔力”[2]的口号体现出来。
在这样的行动方针下，红四军政治部颁布了数条标语、鼓动口号，针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封建思想等这些给民众带来身体之“痛”的罪魁祸首，既有长远、终极口号，也有目前、具体口号，借以阐明共产党、红军、苏维埃政权的宗旨，给民众指明出路：“打倒帝国主义没收洋人财产。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政府。打倒压迫民众的国民政府。打倒抽收苛捐杂税的国民政府。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共产党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军队。共产党不杀敌方投诚士兵。欢迎白军弟兄来到红军当弟兄。没收土豪田地分给贫民。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永不交租。焚毁田债契约。高抬物价的杀。欺压贫民的杀。白军官长打士兵，红军官长不打士兵。保护女工童工。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官长虐待士兵。优待白军俘虏士兵。废除压迫妇女的旧礼教。男女平等。打破包办婚姻。欢迎洪家兄弟参加工农革命。枪毙压迫某某地区人民的某某(到哪写哪的军阀、豪绅地主)……”[17]
在“1929年以后的时间里，每攻陷一座城镇，毛泽东就给这座城打上他的印记，他让人在墙上刷上共产党的口号，召开会议解释红军的起源和目的，建立起人民苏维埃政权”，[18]不但如此，1930年11月，以毛泽东的红四军为主体的红一方面军再次颁发对白军的12个口号：“医治白军伤病兵！优待白军俘虏兵！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捉到张辉瓒进攻蒋介石就是为白军谋解放！白军弟兄不要替军阀当炮灰！红军中薪饷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在颁写口号的同时，红一方面军还强调“全体红军兄弟官长，个个都拿起笔来写那十二个口号。不但在屋外写，还要在屋内写，工友，农友在自己的屋子内，红军在宿营地屋子内，前壁后壁左壁右壁，堂屋内，睡屋内，厨房内，茅厕内一概给他们写的满满的，不要怕写坏了房子不好看，我们是穷人，根本不要什么好看，不要用纸贴，一概用笔写”“人人都要动手写，倘有反对不要写的，他就是帮助反革命”。[19]
在之后与它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些信息。人类为了发展科技，大肆破坏自然环境，在三千年后科技终于位居宇宙排名的前五名。三千年后的人都很富裕，像医院、酒吧、游乐场都只有机器人员工。这时候的人类不用工作，也能得到每天一万元的宇宙币（一种宇宙的通用货币），但唯一的问题是：地球环境受到了无法修复的破坏，自然界已经没有了氧气，所以人类要戴着氧气面罩才能到户外进行活动。因为环境受到污染，地球人只能向外星球移民，给外星球增添了负担。外星球一再提出要地球人改善地球的环境，但地球人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外星人忍无可忍，决定联手消灭地球人。此时此刻，在地球上的某一处，外星人大军正在与地球士兵作战呢。
身体史认为，“身体并不只是肉体、一种纯粹的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是权力、社会、文化传统作用的客体，是其建构的产物”，[20]按照这样的视角细读红四军的口号和要求，我们发现：首先，红四军试图通过无处不在的带有直观性、具体性(8)陈毅即谈到红四军写口号的做法：“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见《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九)，第762页。且充满暴力、痛感的字眼(如 “压迫”“屠杀”“欺压”“枪毙”“废除”等)和宣判语(如“永不交租”“欺压贫民的杀”等)“制造斗争气氛”，[21]让民众对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豪绅、地主等压迫民众的一切反动对象产生带有明确指向性的“恨”。紧接着，口号直截了当点出共产党代表穷人的利益，“将民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中共的意识形态进行结合”，[22]把共产党保护穷人身体免遭压迫的正义性揭示清楚，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经济上的土地剥削、军事上的肉体屠杀、社会风气上的封建压迫等各种痛源入手，将中共对这些反动罪行的颠覆意识注入苏区，营造一个鼓动反抗的“精神氛围”，(9)杨念群在分析西医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时提到了一种在相对密闭的医院空间里利用《圣经》语句、宣传画来营造一个有利于福音传播的“精神氛围”的事例，这一点和苏区空间的口号、标语、墙报营造的精神氛围有相似之处。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激发民众身体对政治申诉的渴求，推动民众对中共“劫富济贫”式行为的称赞，将中共“文化性成分”(政治主张)注入“生物性的存有”(10)“文化性成分”和“生物性存有”两个词都来自学者黄金麟对身体史的阐释，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民众肉身)之内，从而增强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同。
其次，口号简单的句式、浓烈的政治语境、通俗化的表达将中共长远目标与现阶段目标相结合，将“革命的理念和观念灌输到民众之中，使他们明白阶级、国家等政治理念，建立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民众进行政治引导和训练”，[23]从而提高民众政治觉悟，增强斗争的方向感、使命感。而且，通过形象具体的事实对比国民党和中共对待士兵的不同方式和态度，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一方面启发敌人、教育敌人、拉拢白军、策反白军；另一方面从侧面加强红军对“纪律”这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的认同，从而唤起集体主义意识，“防止出现抢劫、开小差和不执行命令现象”，防止虐待俘虏，“使军队不至于成为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成为一个统一体”，[24]一支人民的军队。
4.3 生育 CD的两个发病高峰分别为20～30岁和50岁左右[2]，CD患者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正值生育年龄。IFX被美国FDA批准作为孕期B类用药。MTX可致胎儿畸形、增加流产风险，因此禁用于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患者。然而，这并不代表IFX与MTX完全不适用于生育期CD患者。有报道[28]1例使用IFX联合MTX治疗的44岁男性CD患者的妻子顺利产下1名健康的婴儿。这一成功案例为CD患者生育问题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最后，对身体规训与引导的铺天盖地的口号宣传，如同象征中共对国家想象、对人力资源需求的符号，出现在各种宣讲台、集会地、墙壁、房屋、木板之上，形象、直观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耳膜，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对身体自由做出要求，对某些阶级敌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斗、打倒、贴上反革命标签，甚至司法处置，从而使得“惩罚罪犯之剑”成为“摧毁敌人之剑”[24](由此那些带有“打倒”“枪毙”“杀”字样的口号就具备了更深的震慑意义)。同时，侧面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防止这些被某些学者认为“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25]退缩、动摇、丧失革命意志，提高其革命情绪、刺激民众踊跃参军(如“有些妇女愿脱离家庭当红军”“剪发、放足”，[21]而且妇女在红军中有一定比重，这在国民党及军阀队伍中都很少见)。借此塑造积极向上、自由健康、不怕牺牲的身体，最终将其纳入中共理想的政权建造所需要的身体范畴，这仿佛印证了黄金麟所言，“身体的生成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和结果”。[3]
事实证明，中共及红四军的做法有其合理性。1911年到1928年，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军阀统治之下，“他们一旦打仗，就会给农村带来无尽的苦难……实际上与土匪无异”，即便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打败各路军阀、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因其“将田赋财政收入下放给各省级政府”，[26]造成各地军阀一如从前，“田赋比清末和北洋时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26]而且“1928年后的南京政府，国家形象以乡村警察方式进入农村，这些乡村巡警恰恰成为帮助地主向农民逼债的爪牙”，再加上此时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推动帝国主义加剧入侵中国(而屠杀革命的国民党却越来越依靠帝国主义，日益失去革命话语权，也容易让人将其等同于军阀)，民众自然苦不堪言。相比之下，中共军队通过形成“纪律严明和亲民的风气，与中国旧军队和同时期其他军队土匪恶习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红军“将打土豪、分田地等原则性决策付诸实施”，将给予群众的承诺兑现。因此，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宣传容易引起民众的身体共鸣，让民众对中共和红军产生“认同感”，[27]增强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憎恶。接下来，天天呼口号、早晚呼口号、聚众呼口号、审判人民公敌时呼口号、批判地主时呼口号、军事动员时呼口号、出师作战时呼口号成为身体的一种习惯，而且呼口号时伴随着高亢的情绪、昂扬的斗志、猛烈的发音、绷紧的肉体、疾恶如仇的心态、整齐的战斗姿势。口号宣传的这种作用仿佛印证了福柯所言，“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24]
综上所述，果农要想实现果树健康的成长，提高果实的质量。果树管理人员需要根据不同种类果树的实际情况，采取科学的修剪方式，加强对果树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此外，在果树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当中，要积极的将绿色防治方式融入到实际的防治工作当中。不但可以有效的对病虫害进行防治，而且还有助于环保，进而提高果实的数量及产量。
不过，纵观此一时期的红四军口号，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从侧面反映出口号与身体的关系，比如说按照中共中央要求高呼“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陈独秀就曾对该口号予以批评，认为这个口号“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一个”。[29]陈独秀的批评很在理，因为“在民族主义高潮中高呼武装拥护苏联，适足引起爱国民众之反感”，他们的身体自然会对不合适的口号宣传做出抗拒。此外，红四军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在“农村高呼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增加工资”等口号，也“不啻无的放矢”，[30]不具有现实针对性，无法充分动员民众，这些都说明了口号对身体行为的反作用。
三、内部口号的形成与反思——在身体与权力之间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为逃避责任，毅然罗织种种罪名将陈独秀打倒，在用一副躯体换取苏联及共产国际正确性的时候，权力恰如其分地发挥了规训作用。一方面将陈独秀打入另册，另一方面借此宣示了权力的威严，致使接下来上台的领导人，无论瞿秋白、向忠发，还是李立三、王明，都带有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傀儡”意味，权力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
然而，就在很多人对苏联及共产国际亦步亦趋的时候，毛泽东在当时“代表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边缘的孤立的趋向”，[31]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毛泽东具有先知般的高明，在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面前，带有忠诚共产主义信仰、笃信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深知其权力的深层来源究竟在哪里，是否获得苏联与共产国际支持至关重要，而毛泽东只是在实践中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真实一面而略显实事求是或者说因为“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稍有独创性，尽量协调身体行为与权力规训之间的关系罢了，这一点在红四军组建之前就有体现，举一例：
在这次争论中，曾流播着代表两种倾向的内部口号。第一种认为红军政治工作应该隶属于军事工作，军事领导政治：“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司令部对外”、[32]“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枪指挥党”“自下而上的民主”“书记专政”[33]等。这种倾向的口号多半产生于军队内部，按照官方文献记载，其原因来自红四军从进入赣南、闽西后因为疲于“应付追敌和恶劣环境，军中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顾及不多。加之，红四军的官兵来源复杂，军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发展、蔓延”。[34]另据陈毅所言，士兵缺乏“党的训练”“四军党的士兵基础较弱”“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政治生活刻板乏味”[14]等也是重要原因。
其实，按照身体史视角，那些积极去传播口号、书写口号的中共宣传队员也是需要关注的对象，他们的身体“也直接卷入政治领域”，使得“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项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由此陈毅所说的：“红军在成立初期宣传工作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某一部分人的事，尤其是感觉部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卖假膏药，是讨厌的”现象不存在了，被陈毅所说的另一种现象代替：“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领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写错了予以处罚，因此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就可以普遍”，“许多地方群众都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仿佛过年’”。[14]通过陈毅所言我们发现：在红四军权力干预下、在一种如福柯所言“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24]里，宣传队员的身体之积极程度发生了何种变化。不但如此，口号所宣扬的正义感也督促毛泽东、朱德以及红四军各级领导干部、党员在身体行为上进行改进，在军事战斗中，“干部冲锋在前，连党代表更是如此，以至于牺牲太多；在日常工作中，干部也是与广大士兵群众一样，比如挑粮上山，朱德军长与士兵群众一样坚持挑粮”。[28]而且“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14]正是干部以身作则、先锋表率，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一点再次印证了口号与身体之关系所在。
鞍钢前峪尾矿库一共运行了32年，形成了高于原始地面20～50 m，长1.9 km、宽1.2 km，面积2.1 km2的平坦人工沉积尾砂层，该砂层具有湖沼洼地的地貌特征，特点是沉积时间极为短暂，固结程度差。但为了解决东鞍山铁矿长期以来存在的排土容积和排土能力不足问题，鞍钢矿山公司拟利用前峪废弃尾矿库作为胶带排土场，这样可以缩短运距2 km，直接降低采矿成本。同时还能节约农田占用，保护附近地下铁矿资源，防止尾砂对环境的粉尘污染。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以及发展过程当中保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它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又逐渐推陈出新，最终形成可以被接受和认可的形式。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历朝历代发展的文明结晶，它以多种方式留存，给予了后代子孙继续前行的动力，传统文化滋养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辗转更替的中华儿女们。
1929年到1930年红四军丢失井冈山根据地被迫转战赣南、闽西时，口号、标语宣传变得更加重要、更为重视。据陈毅反应，“红四军政治训练有七种方式”，其中有一种即为“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14]增强思想认识，每天如此。另有学者统计过，“从1929年4月到1930年3月，红四军在一年的时间密集地颁发了近310条标语”[15](其中很多标语即是书写下来的口号)，足见对口号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红四军还进一步明确了口号、标语宣传工作的意义：“使群众了解本身的痛苦及痛苦的来源”，重在揭示“群众的痛苦，生活的危险，群众的出路”。随后，红四军详细安排了各个方面的宣传原则，重点都在挖掘“痛”——“土地革命的宣传：地主垄断霸占田地与农民的痛苦情况……；武装工农的宣传：豪绅武装组织(如民团)屠杀工农的残酷事实等；敌方士兵的宣传：白军士兵及下级长官的生活情形，上级官长压迫士兵的各种事实，指示其出路及方法等；武装暴动的宣传方面：豪绅地主阶级的被杀及恐惧……”。而且强调，“每逢红军新到或在群众大会未散之先，枪决人犯前后，散发土豪东西之先，均是宣传的好机会”，“拟定几个切合实际的口号”，“进行个别谈话，并选择先进勇敢分子介绍入党”。[16]
1928年初湖南特委在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提出了“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杀杀杀，杀掉一切反动派的头颅！”“把小资产变成无产”的极左口号，在湘南大力推行“坚壁清野”“焦土政策”。[8]如此这般做法容易被敌人利用，造成“污蔑”共产党的“反宣传”，造成群众对共产党的敌视。为此，毛泽东进行了抵制，提出“反对单纯焚杀主义”“不妨碍小资产阶级利益”“实行保护小商人贸易”等内部口号，[28]结果，1928年3月湖南特委代表上山检查毛泽东的工作后，指责其“工作太右”“烧杀太少”，继而宣布了对毛泽东的惩罚，毛泽东由党代表变成了第一师师长，甚至被开除了党籍(事实是被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通过这个史实，我们发现了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正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24]按照这种理论，在“左”倾路线下的湖南特委代表或者中央特派员在执行中共中央(背后是共产国际)赋予的权力过程中，对毛泽东的身体行为、思想行为进行了“检查”和定性，用剥夺身体权力或往身体上贴标签的方法宣示权力的威严，这种方式成为以后中共党内斗争的惯用手段。
除了以上原因，是否还关涉其他，在我看来，这里面还牵连着一个权力、身体与历史的纠结过程。20世纪20年代末军阀政治在中国依然甚嚣尘上，就算1928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全国，其地方仍然有无数的军阀统治，而且蒋介石也在实践自己的军事独裁之梦，以军权控制党权、武人统政。这一来自历史深处从太平天国后清王朝中央集权衰落到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再到国民党采用苏俄模式建立黄埔军校利用军队进行北伐的脉络中潜伏着军事化集权和军事化塑造民众身心的模式，从而推动一股广泛流行的“军国民”(12)“军国民”一词来自学者黄金麟利用身体史视角对近代中国社会、人群军事化风气的分析用语，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45页。趋向，造成“军官在中国社会获得了空前高的地位，在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甚至“很多来自名门望族的年轻人都选择了参军”，[26]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军事至上主义自然会影响很多人，甚至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主张也受到这样的时代影响。
除了上述解释外，五四时代蔓延开来的个人主义、民主意识逐渐影响了封建时代下禁闭的身体，这一点对青年知识分子居多的共产党来说尤其明显。而且共产党还把这种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带入军队，(13)像红四军干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努力和普通官兵保持一致，此外为实现民主所设立的士兵委员会、党代表会议都是体现军内、党内民主的重要机构、形式。借此唤醒官兵身体之内的反封建意识、民主意识，认同共产党主张，建设新式军队、人民军队，激发干部、士兵的积极性，使得“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讲话发表意见”、[14]群策群力。不过，因为这些官兵(包括潜在的正在被军事化、作为扩红征兵对象的民众)的政党意识、纪律意识没有那么严明，一旦解放了身体束缚、唤起民主意识，个人自然欲望与身体本能的抗拒又容易使得某些官兵走向极端民主化，不听命令、反感思想教育、返回到迷信武力的路上去，这正是身体与权力规训之间的抗拒。而这种抗拒在“反对开小差”“反对逃跑”等带有身体行为特色的口号上有反面体现(这两个口号正好体现了开小差和逃跑行为的存在 )，而在“党管得太多了”口号中则体现得更为强烈。
然而，毛泽东担忧的却是一旦“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就会“像国民党军队一样走向军阀主义道路”。[35]如果说旧式军阀政治是产生暴力，而毛泽东所设想的“工农武装割据”式的现代革命却是“消灭暴力”，[26]两者根本不同。对于这一点，作为农民加知识分子出身而非行伍出身、曾经带头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痛恨军阀政治的毛泽东来说深有体会，因为他明白武人政治的危害。而且，在来自权力的驱使下，非行伍出身却拥有共产党员身份、不具有军事留学背景却是中共建党元老和游击战实践者的毛泽东试图利用党组织来弥补非行伍出身的真空，实现身体和共产党这一符号、身体和党权的融合，即成为红四军中党的象征，从而牢牢控制军队，用党权规训军队身体行为，实现集权化领导，提高决策效率，应对国民党军队频繁的“进剿”，因此“一切工作归支部”、[14]“党指挥枪”“党管一切”“反对形式主义”[36]等成为毛泽东及其拥护者们的口号，与第一种口号针锋相对。
不过以上口号容易招致“封建家长制”的印象，造成人们对毛泽东集权的疑虑，加上毛泽东“有唯我独尊的倾向，要求下级严格服从，自己却并不服从上级”，[37]同时“信任过于顺从自己的人”，所以可能会“失掉部分人心”。[30]在刘安恭到来之后，这股涌动的势力正好借助代表中共中央及拥有留苏背景的刘安恭之身份来与毛泽东对抗，在这其中，刘安恭仅仅是个引子，而且他本身也是权力规训身体、苏联军事文化影响其身体行为的一个例子。带着中共中央的尚方宝剑而来、拥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背景、了解正规军事理论、熟悉正规战作战技术、和朱德军长是同乡、敢于和毛泽东前委叫板，这些都成为反对派们借助刘安恭身体表达自己意图、反对权力规训身体的资本。况且此时的红四军还未出现一个真正的权力中心，所以刘安恭的挑战并非图谋不轨，而极可能是受权力浸染的军事理论、苏联文化驱使身体使然(同样的，朱德更是如此，对于心胸宽广的朱德来说，支持刘安恭可能来自想要限制一下毛泽东的权力，或者出于自己军人的本职、留德背景影响和对军队作战的关心，而非与毛泽东夺权)。然而刘安恭所代表的身体行为(传播国际经验)却与毛泽东的权力规训(从红四军实际出发)发生了龃龉，反过来刘安恭身体行为所代表的来自苏联及中共中央的权力规训也与毛泽东的强力意志与集权式身体行为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刘安恭成为身体被权力规训、身体也在抗拒权力规训的混合体。
虽然以上争执因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明确主张“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38]并恢复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后失去的前委书记职位(报之以桃，当中共中央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批示传给红四军，试探恢复职位的毛泽东的态度时，毛表示遵行中共中央指示)而得到化解，红四军以此为依据召开了古田会议，使得“党指挥枪”成为原则、成为口号，也成为后来中共掌控人民军队最终夺权的关键因素。但是，身体与权力之间的纠结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深深影响了接下来中共党人的身体行为和文化密码，这一切仍然可以通过口号体现出来。比如，如果说“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组织全国暴动”、[39]“世界革命万岁”[40]口号代表了立三路线对“城市中心论”、对苏联经验的膜拜、对苏联权力的服从的话，那么“星火燎原”、[41]“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2]的口号就是毛泽东对“农村中心论”的呐喊、对苏联权力规训进行有策略的身体抗拒的标志。当然，这并不代表毛泽东及红四军一定反对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事实上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传达立三路线时，很多士兵备受鼓舞，还高喊“打到南昌武汉去” 的口号(说明权力规训对士兵身体的影响)，而且，毛泽东、朱德也表示了服从。其实，正如杨炳章所言，“1930年党中央决定改组和集中红军、成立第一方面军时，毛泽东仍然获益于立三路线”，“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的计划似乎也应和了立三路线”，“只是后来当李立三中央命令全部红军采取一致作战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才发生矛盾”，而且“李立三越想控制指挥红四军，党中央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激烈”。[43]
黑老虎林下植被存在一定程度的病虫害，且病虫害种类丰富。朱砂叶螨、斜纹夜蛾、龙纹病、叶枯病是危害黑老虎的主要病虫害。因此，在黑老虎推广栽培过程中，应重点加强对朱砂叶螨、斜纹夜蛾、龙纹病和叶枯病的防治。此外，黑老虎在生长前期(第1年10月前)应重点注意蚜虫的发生和防治，中后期 (第2年5—10 月)应注意斜纹夜蛾和朱砂叶螨的发生和防治。在进行化学防治时要合理施药，尽量选择高效、低毒无残留的有机农药，避免使用广谱性农药和频繁施药，以保护天敌。
四、结语
1934年10月一对外国传教士夫妇在入黔西的途中被从“山顶灌木丛中冲出”的一些人逮捕，起初通过“杂乱的衣服”和“陌生的方言”，这对传教士夫妇并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但当“看清那些人在墙上用醒目的白颜色新写的标语后”，他们“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些人“就是共产党”。[44]无独有偶，1935年，一名美国记者首次进入陕北，在他后来的著作《西行漫记》中他记载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一幕：“‘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45]
在目标直线运动时，认为飞机的速度矢量方向即飞机轴线方向(机体坐标系X轴正方向)，归一化速度矢量(vx,vy,vz)与单位向量(1,0,0)之间所夹的方位角、俯仰角即机体坐标系与地面雷达坐标系之间所夹的方位偏转角ϑ和俯仰偏转角φ：
口号、标语以其鲜明的身份标识让上述两位外国人熟识，而两位外国人记载这些口号的著作也让他们的名字“薄复礼”“埃德加·斯诺”闻名于世界。在中共党史上，口号以特有的语言形式和内容昭示了历史的各个阶段的主题，其公开口号和内部口号形式也蕴藏了可供挖掘和研究的秘密，这不仅在本文所论述的红四军时期，在以后的历史阶段，它们仍然发挥重要的效用(如土改中口号对民众“诉苦”[46]行为的推动、“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人主观能动性的激发、“文革”时期“毛主席万岁”口号宣泄了红卫兵的狂热情绪，等等)，再次彰显身体史视野下口号、身体与权力规训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口号我们会发现革命时代中国人的身体习惯和精神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口号我们还会洞悉政治如何影响身体、口号如何表达身份。如此来说，用身体史视野研究口号问题，受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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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SloganandPowerDiscipline—AStudyontheSlogansoftheFourthRedArmyfromthePerspectiveofPhysicalHistory(1928～1930)
GENG Dian-long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battles of the fourth Red Army in Jinggangshan,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west of Fujian province, there were two forms of slogans: public slogan, and internal slogan. The former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atter, the main recipients of which were the people, the red army and the white army. The latter had a small proportion and was mainly spread among senior party officials as well as among major red army commanders and soldiers. Behind the two ways, “body” ran through. For one thing, the loss of the body caused by war and the physical reaction caused by white terror promoted the mass production of slogans. As a result,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slogan of the red fourth army was in the awakening of the physical “pain” of the masses, so as to identify the source of “pain”, stimulate the revolutionary emotions of the masses with the high and painful language, identify the revolutionary discipline, discipline and shape the body needed by the revolution. For another thing, the internal slogans of the red fourth army, along with the information re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the communists’ bodies in the war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ese practice, reflected the obedience or resistance of the CPC members and soldier’ bodies to power, so a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clear the internal consensus.
Keywords:MAO Zedong; the fourth Red Army; CPC central committee; slogan; history of the body; power discipline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8-0121-09
作者简介:耿殿龙(1989—)，男，山东淄博人，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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