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有170年。纵览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艰难曲折的雄伟画卷，不难看出，这一伟大运动按其历史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其中，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是贯穿“四个大的历史阶段”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这是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
关键词：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经验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从此，170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种学说发展为现实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从徘徊在欧洲的一个“幽灵”发展为磅礴于全世界的政治文化社会力量，这是人类社会文明文化发展的巨大历史进步。但是，也要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恰好是一面考察得失成败的镜子。纵览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艰难曲折的雄伟画卷，不难看出，这一伟大运动按其历史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联合一切被压迫人民进行夺取政权的艰苦斗争、在夺取政权后共产主义政党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其中，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是贯穿“四个大的历史阶段”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这是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
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重点
国家安全，既包括静态的国家处于安定祥和的状态，又包括动态的国家维护这种安全状态的基本能力。国家安全就是指国家政权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重大危害和不受内外严重威胁的状态，以及自身保障国家持续安全状态的基本能力。其中的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最根本的象征，历来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所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其他领域安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其核心是政权安全。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首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也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时刻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恶意窃取、故意遗失或泄露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境外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和分裂活动。
另一方面高校基层党建还需要完善网络平台的建立，通过网络平台加强和学生互动，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工作的价值和作用。这就要求高校基层党建部门要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平台的建立，并将其覆盖到全校范围内，形成信息交流中心，丰富党建工作的常态化发展模式；同时利用以网络为平台的各种社交软件，如微博、论坛、微信等，定期发布和更新党建工作的最新消息和活动，加强学生对党建工作的认同感，进而才能够有效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实现党建工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968年8月，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说:“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每个国家都有一段时期要学外国的经验。”[1]181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1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与吸取。例如，苏联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失败，与苏联共产党软弱、混乱密不可分。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还表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1987年后他逐渐将阻碍改革的原因归结于党内，将改革矛头指向苏共，直到最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88年6月，在苏共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多元化，建立多党制。1988—1989年，由于苏联领导层的放纵，苏联社会“厌恶苏共”的思潮兴起，同时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反苏共的组织。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召开的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规定强行合法化，声称“苏联共产党并不想享有垄断权”，甚至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建议修改宪法，删除了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承认社会团体的多元化，允许各种社会团体独立活动，其中就包括不承认甚至反对苏共领导的社会团体。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公然宣称苏共是“有意识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对政权的垄断”。苏共的领导地位被取消后，出现了退党风潮，党的力量被极大削弱，许多反共政党和组织纷纷成立，并大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引发了全面的国家政治安全危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因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在与反对派的较量中丧失了政权。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十中全会上通过了“政治多元化与工会多元化”的建议，有条件地承认了被取缔的团结工会，并决定召开圆桌会议与团结工会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波兰共产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允许反对派参政，导致团结工会上台。在匈牙利工人党发生分裂以后，1989年10月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地位的条款。1989年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导致共产党最终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在保加利亚，保共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不久就丧失了政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0年提出修改宪法中关于“劳动党是国家唯一的领导力量”的条款，放弃了党的领导权，同时承认政治多元化的原则，之后在议会选举中沦为在野党。[2]359-360可见，苏东剧变从反面证明，放松国家政治安全建设这一国家安全体系的重点工作，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然造成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敌对势力的猖獗反扑，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宏图大业毁于一旦，这一历史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事业单位与企业在财务管理开展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特别是财务管理内容基本相同。但事业单位与一般性企业在性质上存在很大不同，财务管理相关活动开展的目标并不是获取经济利润，而是要以事业单位更好的发展及基本职能更好的履行为目标。近几年，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对财务管理的认识也越发全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新预算法的出台使得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活动开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活动的具体开展产生了直接影响[1]。对于事业单位而言，如何在预算法实施背景下进行财务管理上的优化调整，对外部政策法规变动带来的影响进行更好的应对，也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曾呼吁：“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3]412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关键所在，1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不少。例如，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放弃对舆论文化的领导，放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其他势力占领宣传文化阵地，是苏东剧变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其实，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所谓“公开性运动”，是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的关键导火索。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开始搞全面的公开性运动，之后苏共主动放弃了对新闻媒体的领导，1989年12月苏联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取消大学和其他高校学生必须学习的马列主义课程，1990年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强调“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些舆论工具”。舆论文化导向事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而放弃苏共对新闻舆论管理的结果是攻击、谩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言论纷纷出笼，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大肆揭露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从而严重动摇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文化基础，为从思想文化上瓦解苏联打开了闸门，并给敌对势力侵袭国家文化安全以可乘之机。苏东剧变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抵制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及“西化”“分化”战略，后来有的领导人甚至为了博得所谓“民主派”“改革派”等名声，而一味迎合西方的公然颠覆和分化，使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些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新思维”之后，西方国家抓紧全面对苏联和东欧的和平演变和文化思想渗透乃至进攻，既利用经济援助对苏东各国软硬兼施，又利用所谓“人权外交”扶植政治反对派，为他们处心积虑颠覆共产党政权推波助澜。同时，西方国家利用无线电广播和报刊电视等各种传播渠道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极力宣扬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利用文化交流、学术讨论、贸易往来和外交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接触，来加强资产阶级的文化渗透和政治思想影响；利用各种宗教势力削弱和对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煽动和支持教徒与党和政府对抗等。面对西方的颠覆和演变活动，戈尔巴乔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仅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警惕，反而不断妥协。1988年12月中旬，苏联主动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几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且开放了7930种禁书，拨款400万外汇卢币进口20种西方国家报刊。在苏共施加的种种压力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执政的共产党也采取了妥协、放任态度与政策。以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方式来谋求和平，实际上是在西方的进攻面前自毁文化长城和自动解除思想文化武装，这极大地助长了国内反动派的势力，使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遥相呼应，加速了苏东剧变。[2]363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国家文化安全的原则和底线，对西方敌对势力分化、瓦解的图谋应保持高度警惕，坚决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信息的安全。
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关键
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11]306“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12]626本来，共产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掩盖起来，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13]1。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表明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其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14]38这就要求广大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必须发挥主导和示范作用。然而，苏联和东欧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点，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3]303邓小平1987年3月3日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4]208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5]527实际上，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进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的重要法宝，也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基石。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即需要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又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制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7]49因此，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不仅是增强党的全面执政能力和巩固其政权基础的有效途径，是党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内在呼唤，更是1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认为，“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42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8]408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9]1176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目标。胡锦涛为此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才能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5]563实际上，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上要立起来、立得住，必须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共有精神文化纽带。这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共有精神文化纽带，就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体地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可以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可以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保持高度团结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纽带；可以在全体人民中基于时代精神的共同追求上形成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文明古国，文化悠久而多元，有13亿多人口，有数千万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要实现国家文化安全、民族团结繁荣，保证国家主权统一，需要有一个共同文化纽带和思想基础，爱国主义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共同文化纽带和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全体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支柱和共同高举的旗帜，是凝聚中华民族、推动中国发展的伟大精神动力和强大文化纽带。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宗教派别、不同生活习俗、不同民族的人们，都能团结起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然而，在政治文化安全方面，实事求是地看，我国自身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失误和教训，如“八九”政治风波，以及现在也还应警惕的历史虚无主义等文化消极因素。因而，我们既要吸取别人的教训，也应该警惕自己的失误，防患于未然。因为40年前乃至现在，各种消极的政治文化因素一直客观存在，不能小看。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体现时代进步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能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文化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能够满足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要素。这种为我们自信和坚守的先进文化，也为我们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基本资源和根本遵循。对此，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0]349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这是对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经验进行深刻总结而作出的论述，发人深省，启人深思。
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基础
长期以来，政治和军事安全一直是传统国家安全范式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冲突与战争一直是威胁人类和国家安全的最大问题，国家的经济安全则需要通过实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来保证，因而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障国防工业、军事装备的生产与供给、重要战略经济资源的供应等方面。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共同面临的时代主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浪潮迅速扩展、经济互动日益增多、经济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频频出现的经济领域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摩擦和制裁成为世界各国必须直面的突出问题，这些就使得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凸显。对此，习近平指出:“我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我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10]234其实，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条重要经验的基本组成，核心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不断完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整体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内外各种冲击与威胁的能力，重点防控好内外关系中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的根本利益面不受破坏，努力夯实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经济安全基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国家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关键保障，是指一国文化相对处于没有大的危险和不受内外严重威胁的状态，以及自身保障国家意识形态持续安全状态的基本能力。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基本构成要素，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密切相关、相互交织，是确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颜色、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存续绵延的关键文化软实力要素。在170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扩张运动、文化侵虐等现象屡见不鲜，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逐渐显现。这一问题的出现可能源于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因素并不仅仅局限于外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存在威胁和危害自身文化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之时，社会上文化领域杂音噪音有所增加、各种错误信息时有出现、一些腐朽落后文化沉渣泛起、主流文化价值理念受到冲击，这些都会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障碍。
研究表明，公路沥青路面基层施工过程出现硬化现象的原因为：材料配置比例不合理。这里的配置材料主要指：沥青与混凝土。如，材料配比的混凝土较多或是沥青较少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路面结构出现凹坑与塌陷现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苏联国家经济安全对此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将主要财力和物力投到重工业中。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初期确实有其内在合理性。后来，为了与美国争霸，苏联没有考虑国民经济整体的平衡发展，片面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导致其经济结构单一，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缓慢。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没能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高速发展重工业带来的后遗症日益显现，苏东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减缓。进入80年代，苏东国家的经济更是每况愈下，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外债负担加重，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此背景下，1987年6月至年底，苏联先后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发布了关于计划、价格、财政、信贷、金融、物资技术供应、外贸等10个改革整套文件。1988年和1989年，苏联还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租赁法》，试图以法律条文来保证改革措施的落实。然而，这些措施由于脱离当时苏联的实际，不仅没有带来经济发展的增速，反而导致经济发展下降。戈尔巴乔夫执政前的1981—1985年，年均增速为3.2%，而1986—1988年年均增速下降到2.8%，1990年出现了2%的负增长，引发职工群众日益不满，1989年前7个月有500多个厂矿企业先后爆发罢工。于是，1990年前后，苏共高层围绕进一步改革方案展开激烈争论，8月初，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与身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共同决定委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组织制定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计划——这个文件被称为“500天计划”。“500天计划”公布后，遭到了众多批评，雷日科夫政府也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就让政府在沙塔林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另一个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被称为“总统方案”。[2]345-346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方案也不切实际，而各种改革方案变化频繁，矛盾重重，实施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新旧矛盾和问题叠加，经济发展速度继续下降，市场供应更趋紧张，社会动荡和经济安全危机进一步加剧，直至最后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发展经济，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5]49。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提出了革命工作重心转移的基本任务，要求在剥夺剥夺者以后自觉把发展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摆在首位，从夺取俄国转向学会管理俄国，积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指导方针，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因为1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时发展生产力就作为中心任务而被提到了历史进程的首位，它直接成为衡量该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标志。为此，毛泽东认为，“俄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俄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3]2邓小平也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8]1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从我国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资源环境约束、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安全发展形态已经进入新常态，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放眼世界而在科学研判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因而，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安全发展的大逻辑，对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意义重大。当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与其他领域安全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的工作重点转变。从整体上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预防为主和底线思维、国内发展安全和国际合作竞争博弈等三个方面的关系。“当今时代，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我国经济应具有对世界经济的适应性、竞争性、兼容性，而这些只有通过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形成。经济体制具有快速反应能力是赢得市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因素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只有让市场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在国际竞争中赢得胜利。我国经济只有与世界经济对接，才能获得开放经济的效益。”[16]146当然，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进程中，要始终牢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10]103而这，正是1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条重要经验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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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portantExperienceoftheInternationalCommunistMovementin170Years
WU Ke-ming
(TheResearchCenterofMaoism,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
Abstract：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published for 170 years. Through a survey of the magnificent pain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 170 year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is great mov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historical stages according to its historical process. Among them,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especially 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al security, which is an unavoidable and dominant task going through “four great historical stag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 170 years.
Keywords：170 years;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mportant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19)02-0164-06
*收稿日期：2018-11-02
作者简介：吴克明(1968—)，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湘潭大学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人物研究湖南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及启示研究”(17BKS001)。
责任编辑：颜佳华
标签：国家论文; 文化论文; 戈尔巴乔夫论文; 苏联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文;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及启示研究”(17BKS001)论文;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