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叶前期，林语堂信奉和践行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这一时期的林语堂不仅撰文呼吁自由，而且积极参加捍卫自由的街头政治活动，是一位勇猛的自由主义战士。20世纪初叶晚期，林语堂逐渐疏离政治，从鼓吹政治自由转向追求精神自由，从自由主义战士演变为逃离现实的幽默大师和小品文大师。造成林语堂政治思想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专制政府对激进自由主义者的残酷镇压。
关键词：林语堂；政治自由；精神自由；镇压
著名作家林语堂信奉自由主义，但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并非始终如一，而是有着明显的变化。研究林语堂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既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林语堂及其作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
根据中国期刊网检索的结果来看，当前关于林语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和翻译艺术等领域，研究林语堂政治思想及其演变的文章很少。辽宁大学王强的硕士学位论文《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研究》在第三章中提到林语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坚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反对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压制，但文章对林语堂自由主义思想内容的变化没有提及［1］。陈灵强的《林语堂的革命观——从1929年林语堂与鲁迅失和说起》指出大革命失败后，林语堂从“铁血革命”转向了“平和革命”，而鲁迅始终坚持“铁血革命”，政治观念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友谊破裂［2］。杜运通的《虽希求光明，却惧怕血腥》一文简略提及林语堂由资产阶级民主斗士颓唐为幽默大师，并且从家庭环境、时代氛围、经济地位、文学观念等方面分析了林语堂转向的原因［3］，但杜文对林语堂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及其演变没有做具体分析，对林语堂思想转变的原因也没有突出重点。基于此，本文拟对林语堂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及其演变做初步梳理，并探讨其自由主义思想演变的主要原因。
一、热烈宣扬政治自由权利
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林语堂信奉和践行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即言论自由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挂着“民国”的招牌，但无论前期的北洋军阀政权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权都没有真正实行民主政治、言论自由之类的民主政治权利，对广大民众来说是若有若无。所谓若有若无就是说，言论是否自由不由法律决定，而完全视执政当局的态度决定。只要不冒犯当权者，他便懒得理睬你，任你自由言说；倘若你的言论冒犯当权者，惹其生气，轻则拘押，重则枪毙。故实质上，广大民众最终还是没有言论自由。因此，呼吁、捍卫言论自由权便成为自由主义信仰者的一个重要目标。
林语堂指出：“天生人有口，就是要发言论。”［4］3因此，言论自由是人们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尤其当人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就要有喊痛的自由。林语堂认为，如果人们连喊痛的自由都被剥夺，则其处境还不如鸟兽，毕竟鸟兽痛了尚可自由悲鸣。然而现实却是“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好喊痛的百姓”［4］3，当然更讨厌尖锐批评官府的人。故批评不痛不痒时，你尽管批评笑骂，当局不予理睬，以显示官府的宽宏大量；但倘若你的批评戳到其痛处，则很可能身陷囹圄，甚至生命不保。1926年，邵飘萍、林白水两位著名的记者就因为大胆批评北洋军阀，未经法院判决就被军阀张宗昌枪毙，而且二人所任职的报社也被查封。因此，林语堂强调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是叫笔端舌端可以不受枪端的干涉”［4］4，就是官僚不能自由地封闭报馆，否则，所谓言论自由就只不过是官府欺世盗名的幌子而已。
人身自由是人们政治自由最直观、最基础的体现，它意味着不经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任何人不能被限制或剥夺自由。林语堂指出：“须知宪法第一要义，在于保障民权。”［4］16民权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就是指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从消极的角度来讲，即“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之保障”［4］16。消极意义上的民权是比积极意义上的民权更具基础性的政治权利，因为消极民权若缺失，积极民权便无所依存。人们一旦失去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所谓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的行使无疑就是笑话。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派军警及流氓包围议会会场，强迫议员们选其为总统就是典型的案例。林语堂还特别强调百姓自由与官府自由是一对矛盾关系：百姓自由多，政府自由就少；反之亦然。因此，要想真正保障百姓自由，就必须约束政府自由（即政府权力）。他说：“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4］4如果政府权力不受约束，不经法定程序便可任意拘捕民众，那么所谓的公民人身自由就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在租界抗议日本纱厂镇压工人运动，枪杀工人顾正红，结果100余人被捕。当日下午，万余群众聚集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抗议，当场被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此即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次日，北京大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英国暴行。林语堂自己做了面小旗帜，怀着悲愤之情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示威。但著名学者丁文江（即丁在君）却撰文泼冷水，批评学生的爱国举动不合时宜。对此，林语堂非常气愤，针锋相对地撰写了《丁在君的高论》《谬论的谬论》等文章，批驳丁文江的观点，支持和赞扬学生的爱国举动。
倘若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基本的政治权利保障，自由就是空谈。林语堂指出中国古代也不乏耿直敢言的书生，例如东汉之太学生、明末之东林党人，批评时政甚是勇敢。然而由于没有法治，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他们都被残酷镇压。受此影响，文人不谈国事，国民漠视国事，导致国人如同一盘散沙。因此，只有通过约束政府的权力，民众之自由才能落到实处。林语堂强调：“百姓言论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地封闭报馆；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4］4只有当民众可以通过司法实践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才有真实的自由。故林语堂说：“人民可以诉官长于法庭，而有胜诉之希望，此便是中国实现民法之开端。”［4］16
二、从捍卫政治自由到逐渐疏离政治
20世纪20年代前期，林语堂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又是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黑暗，又是大力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勇士。也正因为如此，1926年3月，林语堂上了北洋政府的48人通缉名单。同年4月26日，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军阀张宗昌杀害。林语堂真切地感受到危险的来临，5月，他便带着全家去了厦门大学。
林语堂1923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到了北京大学英语系当教授。像当时许多新派学者一样，林语堂一边做学术研究，一边关注并品评时政。因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意气相投，林语堂没有加入主张温和改良的胡适阵营，而是成为以鲁迅为首的思想相对激进的《语丝》派重要成员。
《语丝》杂志创刊于1924年12月，1930年3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人。杂志创刊之初本无具体方向，各色文章皆可刊登，但后来因时事纷争，逐渐形成倡导“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倾向。
《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是捍卫自由主义的勇敢战士。这一时期的林语堂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不仅撰文宣扬自由主义和支持学生爱国、追求自由的运动，而且亲自投身到这些运动中去。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提倡和创作幽默文学。《论语》本意固然是提倡幽默文学，但也不排斥针砭时弊，有时言辞还非常尖刻，惹得不少官僚士绅很是恼火。不过较之《语丝》时期，林语堂本人的文章已温和了许多。
思想信仰自由是国民个体人格独立的精神条件，也是社会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重要源泉。旧中国的统治者历来热衷于统制思想，对背离社会主流思想的言论及行为坚决打击，唯恐民众之“异端邪说”危害其统治。这种统制民众思想的观念即便在民国时期亦无实质改变，大权在握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经常对传播新思想者暴力整肃。自由主义者对此自然非常不满，他们渴望、呼吁思想信仰自由，批判当权者的思想统制政策。林语堂说：“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4］11针对当时“思想艺术文学，处处受统制”，林语堂提出“作家莫大之重任便是守卫人类思想信仰之自由”［4］29。他认为“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站在永久反对党的立场上，他们愈使执政党看来觉得不顺眼，则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贡献便愈大”［4］28。中国二千年来思想之所以沉寂，林语堂认为就是“因为没有真正自由的批评思想，而只有做文章而已。这种做文章，是根本与批评思想相反的”［5］。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宗旨是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政治权利，呼吁释放各种政治犯，保障民主、自由。林语堂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出任同盟宣传部主任。蒋介石对同盟保障人权之宗旨与营救政治犯的活动深恶痛绝，指示军统特务于1933年6月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意在杀一儆百。杨杏佛遇害后，同盟逐渐停止活动，名存实亡。林语堂为此也深受打击，写作风格进一步远离政治，提出性灵文学。
1924年至1925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迭起，其核心问题就是以校长杨荫瑜为代表的学校管理层仍然以陈旧的专断方式管理思想早已开化的大学生，导致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在这场风波中，林语堂坚定支持学生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与支持校方的《现代评论》派展开激烈论战。
林语堂到上海时，《语丝》杂志因被北京当局查封，已迁到上海编辑出版。林语堂再次与老朋友鲁迅携手合作。在此期间，林语堂写了《萨天师语录》等文章解剖国民性，批评中国民族及中国传统文明中存在的缺点，比如驯服、懦弱、缺少反抗和进取精神等。与此同时，还撰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国招牌虽然挂起来了，但是徒有虚名。现实是广大民众既无民主，亦无自由。对此现状，一些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很是不满。由于个人性格、求学经历及社会圈子的差异，他们大致分成两派。一是以胡适为代表和领袖的温和改良派。这帮人崇尚西式的民主、自由、法治，对北洋政府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他们也不满意，也批评，但是他们倾向于从建设的角度督促执政当局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改革，而非激烈地否定它。二是以鲁迅为代表和领袖的激进批判派。他们侧重于批判中国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语言辛辣、态度激烈，表现出与执政当局不合作的姿态。
在厦门大学待了不到一年，因为厌烦学校的人事争斗，加上对革命的憧憬，1927年3月，林语堂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然而林语堂去得不是时候。一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异常激烈，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等斗得不亦乐乎；二是国共分裂，国民党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一时血流成河。这一切看得林语堂目瞪口呆。同年9月，林语堂离开武汉去上海，从此远离官场。后来林语堂对此自嘲说自己是食草动物，不是食肉动物，适应不了官场。钩心斗角、党同伐异的官场本来就不是自由主义者适合待的地方，故林语堂落荒而逃很是正常。
常规超声检测一般分为连杆大头、小头和杆身3个部分，按照不同的灵敏度分别进行超声检测。考虑连杆杆身“工”字形，中部、大头、小头位置结构复杂及大、小头部位超声近场区干扰、过渡圆角过多等问题，在检测时一般要考虑用多个超声探头同步进行检测，而且很容易产生一些漏检与误判，而采用相控阵超声技术检测则无需采用多个探头就可以简单、快速、准确地定位连杆缺陷的位置。本文选取OmniScan MX超声波探伤仪的相控阵超声检测设备进行检测，线阵列探头尺寸为25×25 mm，其仪器与探头如图12。试件连杆的材质为45钢，纵波声速为5 920 m/s，横波声速为3 240 m/s，仪器和探头参数如表1所示。
三、退隐为精神自由的小品文大师
（一）“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内涵不明确，各责任单位主体意识有待加强。目前，虽然在国家层面已经提出了“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但是对普法责任主体的认定还存在模糊的界定，部分单位（部门）认为自身并不具备执法权，不必履行责任制，忽视了对本单位本系统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部分单位虽已开展“谁执法谁普法”相关工作，但对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的认识不够到位，未能认识到落实责任制对于提升执法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平安发展的重要性，存在一定消极应付、流于形式的情况。
上海时期的林语堂虽然仍旧关心政治，也不时撰文批评时政，但比起北京时期锋芒收敛了许多。更重要的变化是其创作方向逐渐转向幽默文学，而且也不再像在北京时期那样热心参加街头政治活动了。
在检测出发生周跳的历元后，利用Chebyshev多项式拟合算法对周跳进行修复。修复的具体过程为：先利用完好性监测算法探测出发生周跳的历元，然后利用Chebyshev多项式将附近没有发生周跳的载波相位数据进行拟合，计算出周跳的值。
2.3.8 血肌酐水平 2项研究[3，10]报道了血肌酐水平，各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P＝0.62，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详见图9。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血肌酐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MD＝－62.14，95%CI（－86.98，－37.30），P＜0.01]。
采用机械挖土将基坑开挖至水层约-1.5m处，测量确定井点位置，然后在井位挖一个土坑，深度约为0.5m，以利于冲击孔时集水、埋管和灌砂，并将小坑之间用水沟与集水坑连接排水[2]。
1934年4月，林语堂创办《人世间》杂志，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较之《论语》时期又进一步疏离政治，鼓吹生活的情趣，推崇老庄哲学，追求精神的自由，但偶尔也忍不住批评一下时政。林语堂的做法为他带来十分尴尬的处境。国民党当局因为林语堂偶尔的批评文字攻击他；左联作家和鲁迅则不满林语堂在白色恐怖和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鼓吹性灵文学而批评他。颇似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当年的处境，右派骂他激进，左派骂他软骨头［6］。
1935年林语堂创办《宇宙风》杂志，风格类似《人世间》，大谈生活情趣、人生百味，有意疏离政治。此时的林语堂已经很少谈论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追求的是老庄式的内心自由、精神自由。曾经的老朋友鲁迅也忍不住批评其为帮闲文学。
竹韵病倒了，住进了医院，龙斌却请来律师，联合海力，以龙斌、竹韵、海力三人的名义联合将杂志社和作者告上了法庭。要求作者和杂志社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原告名誉，并向两被告索赔百万名誉、精神损失。同时也查出了《英雄自杀》一文的出笼真相。该文作者是个以杜撰“纪实稿”为生的自由撰稿人，这篇掀起轩然大波的稿子，是他以网上一篇贴子为蓝本，通过自己的想象的拼凑杜撰出来的。
四、因恐惧而退隐
林语堂从一个“披肝沥胆，慷慨激昂”的自由主义战士退化为追求精神自由的隐士，其主要原因并不复杂：专制政府的屠刀和激进分子的鲜血震慑了他。
在使用振动压路机对混合料进行碾压时，必须严格遵循紧跟、缓慢、高频与低幅几项基本原则，在前方摊铺机后紧跟，以较高的频率和较低的振幅进行缓慢、连续的碾压，将压路机的行驶速度控制在2～3km/h范围内。
1926年3月，林语堂因经常批评北洋军阀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上了北京当局的通缉名单。同年4月，著名记者邵飘萍因大胆批评北洋政府被枪杀。这是北洋政府公开地、赤裸裸地镇压言论自由。林语堂逃离北京去厦门就与上述事件密切相关。林南下后不久，另一个著名记者林白水也被杀害。后来，林语堂在文章中多次提及邵、林两位记者的被杀，叙说中国言论不自由的悲哀。
如果说北洋政府屠杀异议人士给林语堂留下心理阴影和愤怒，但这毕竟是旧的反动政权所为，那么国民党新政权打压甚至屠杀异议者，则让林语堂更感恐惧与绝望。1928年国民党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然而这个以三民主义立国的新政权对民主、自由也是说说而已，并不打算真心实行，故对激烈批评国民党政权的人士同样不客气，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与北洋政府的做法没有本质区别。1931年2月，柔石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杀害。柔石曾经担任过《语丝》杂志主编，林语堂与其熟悉，故柔石的被杀对林语堂内心肯定有冲击。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宋庆龄住所附近被军统特务暗杀，这是赤裸裸的公开警告。作为同盟宣传部主任的林语堂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反动政权的屠刀和激进自由主义者一再流淌的鲜血终于镇住了林语堂。那个慷慨激昂、放肆批评政府的林语堂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随后幽默大师、性灵小品文大师林语堂逐渐风靡文坛。
有学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收入丰厚，月薪、稿费、版税等加起来，一个月达2 000多大洋。当时县长月薪20元，普通警察月薪2元，林语堂绝对属于高收入阶层。因此，他们认为优越的经济地位也是林语堂转向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优越的经济地位对林语堂思想转向可能有些影响，但不宜夸大。因为，林语堂在北京时期和厦门时期的收入虽然比不上上海时期，但作为大学教授的收入在当时也属于社会上的高收入阶层，月薪几百大洋养一家人，日子相当滋润。林语堂的老朋友鲁迅在上海时收入也很丰厚，但鲁迅的思想并没有大的转向。所以，笔者认为经济因素应该不是林语堂转向的重要因素，当然可能有些影响，其主要原因还是对当局暴力打压的恐惧。在这一点上，林语堂显然缺乏鲁迅那样的勇气，而且这也是这对老朋友后来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
林语堂虽然从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退缩到所谓精神、思想上的自由，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林语堂仍然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他没有背叛自由，没有堕落为反自由的专制主义者。这一点从他后来大讲特讲道家的洒脱、逍遥可以得到印证。1939年，林语堂在名为《希特勒与魏忠贤》的演讲中，指出：“法西斯政府蔑视人类自由，剥夺人民权利。凡此种种，我相信绝对不会永久。何则？不近人情故也。”［4］30后来，在另一次演讲中，林语堂又大声呼吁“只有尊重人类自由的梦想，只有恢复人类生活权利的重要性和价值，才能避免损害时代文明的威胁。我现在更相信那个拒绝舍弃一寸自由的伟大流浪汉才是世界的救主”［4］3。一旦离开中国，脱离了当时令人恐惧的政治环境，自由主义者林语堂就复活了。
五、结语
20世纪初叶，林语堂从一个热情鼓吹和积极捍卫政治自由的勇敢战士，逐渐疏离政治，最后退隐为追求精神自由的小品文大师和幽默大师。造成林语堂上述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专制政府对激进自由主义者的残酷镇压，这既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恶劣，也暴露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软弱。
参考文献：
［1］王强.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5：30-31.
［2］陈灵强.林语堂的革命观：从1929年林语堂与鲁迅失和说起［J］.文艺争鸣,2017（11）：106-110.
［3］杜运通.虽希求光明,却惧怕血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8）：184-198.
［4］林语堂.我站在自由这一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5］林语堂.人生当如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78.
［6］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49.
The evolution of Lin Yutang's liberal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Zhengfu
(School of Marxism,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China)
Abstract：Lin Yutang’s belief in liberal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learning experience and working environment.In the 1920s and the early 30s,the liberalism Lin Yutang believed in and practiced mainly refers to the freedom of political and legal significance.In this period,Lin Yutang not only wrote appeals for freedom,but also person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street political activities to defend freedom.It was a brave liberalist warrior.In late 1930s,Lin Yutang gradually turned from politics,spiritual freedom from political freedom,evolved from freedom fighter for master and master of humor essays.The main cause of Lin Yutang’s major changes was the brutal repression of the radical liberals by the autocratic government.
Key words:Lin Yutang；political freedom；spiritual freedom；repression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5X(2019)04-0072-05
DOI：10.16595∕j.1671-055X.2019.04.014
收稿日期：2019-03-27
基金项目：2016年度韶关学院科研项目“林语堂政治思想研究”（SY2016SK10）。
作者简介：何正付（1971- ），男，湖南郴州人，讲师，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张俊英）
标签：自由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思想论文; 政治论文; 鲁迅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2016年度韶关学院科研项目“林语堂政治思想研究”(SY2016SK10)论文; 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