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新的工作机会或生活方式来到上海的当代在沪日本人，是一个夹杂在中日两国之间的“边际性”群体。他们的群体意识与社会认同及国家认同在两国经贸、政治及文化等复杂张力中被建构。特别是在两国间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能唤起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能相对客观地对待这些困境，不仅考虑自身的处境，而且对同样处境的群体表示理解与同情。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可以说具有了发展成为建立在对双方社会文化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融合了两国社会文化的“混合型群体”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作为理解中日两国民间交流史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当代在沪日本人；口述史方法；位置性；边际性；“混合型群体”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及改革开放政策是现代日本人开始来华的契机。此后，大多数日本人主要是因为工作前来上海，他们中的大部分一般三到五年就要回国，只是短期居住上海的流动性群体。如今在沪日本人人口约4.3万人，(1)根据日本外务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2018年版)，2017年在沪日本人人数43,455人。关于当代在沪日本人人口趋势，请参阅《在沪日本人人数统计表(1996年至2017年)》本文第3页。是在沪外籍人士(约17.6万人)中的重要群体之一，(2)“至(2016年)年底，全市在沪外国常住人口175,674人，其中居留许可外国人172,647 人，比上年下降1.87%；永久居留外国人3027人，比上年增长25.9%。人数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日本、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年鉴期刊》上海年鉴2017.三十七、人物(五)在上海的外籍人士，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4651/nw43437/nw43479/u21aw1311839.html(2018/05-18),[2018/07/18]。也是上海国际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研究他们的来沪经历、衣食住行、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等方方面面。
然而，关于这个群体的研究，尽管有些个案分析，但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为此，本文主要通过既有研究所不太重视的口述史访谈方法，(3)本文所说的口述史方法与所谓历史学的口述史有所不同，探讨的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通过个人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记忆构成的“主观性事实”。请参阅[日]中村贵：《追寻主观性事实: 口述史在现代民俗学应用的方法与思考》，《文化遗产》2016年第6期、[日]中村贵：《口述、口述史学与口述史方法——重现历史到探究普通人的“心意”》，《史林》口述史增刊2018年。从“内部”的视角来研究和理解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4)本文将近代在上海的日本人称为“近代上海日侨”，并将现代在上海的日本人为“当代在沪日本人”。“日侨”(overseas Japanese)是学者模仿华侨(overseas Chinese)而创造的词语，广义的日侨指的是居住于海外的日本人。狭义的日侨指的是近代居住于中国的日本人。上海日侨也是如此，即19世纪中期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侨遣返)之间住在上海的日本人。现代在上海的日本人是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之后逐渐来上海的。因此，近代上海日侨与现代在上海日本人之间不仅存在断代，时代背景也各不相同。再者，一般认为侨民是定居于海外的群体，按照这个定义，现代在上海的大多数日本人不算是侨民，因为他们一般不定居于上海，三至五年后便要回国。此外，本论文基于笔者所从事的博士后工作课题《当代在沪日本人生活史研究(1979—2017)》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作为中日两国间的“交叉性”群体即当代在沪日本人的群体特征与位置性(posi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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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代在沪日本人概况
(一)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沪日本人群体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发展的。具体而言，1970年代至1980年初，技术专家和贸易公司员工来上海参与国家重大项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人来上海的开端。198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对外商与外国人开放贸易，日本公司派遣员工到上海，让他们长期住在上海。1990年代开始的“南方谈话”、浦东开发，伴随着一大批外商、外国人前来上海工作，为确保他们的居住空间，兴建了古北新区。日本人起初主要居住在以古北新区为主的国际社区。这可以说标志着在沪日本人群体真正意义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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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采取进一步对外开放措施，在沪日本人的人数大幅增长。1990年代后期在沪日本人是5000至6000人之间，到2001年超过1万人，再到2005年的4万多人。这说明2000年以后在沪日本人群体的规模急剧扩大，随着人口快速增长日系超市、商场及餐厅也连绵不断在上海开业。在这个时期，当代在沪日本人的生存空间从“居住空间”变为“生活空间”。2012年以后，虽然在沪日本人的总人口逐渐减少，但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却进一步完善。例如，长宁区古北新区是目前在沪日本人主要聚居区之一，在其附近日系商场、超市、餐厅、便利店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具有稳定性的生活空间。
在沪日本人人口趋势(1996年—2017年)(5)本表根据日本外务省领事局政策课编写的《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由笔者制作。
(二)以往研究
学界对近代上海日本侨民的整体史研究，已经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6)例如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徐静波:《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高纲博文著、陈祖恩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与此相比，近代之后上海日本人研究则相对较少受到关注。目前，学界对当前在沪日本人的为数较少的研究中，代表性成果有王佳蕾的《日本旅居者在上海的跨文化适应研究》，通过访谈和研究量表，分析了来沪日本人(留学生和外派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文章指出在沪日本人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受到人格、沟通能力、社会支持、出国前的预期及跨文化培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在沪日本人的意识变迁的研究，如堀内弘司的《中国で生きる和僑たちーその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ビジネス·生活―》，通过民族志的方法描述了在华70后日侨的人生经历以及三种创业模式，其中包括在沪上海人的情况。
赵梦云的《上海‘和僑’の生活諸相―アンケート調査からその意識と特徴を析出するー》，主要通过对在沪日本人的问卷调查，分析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和观点。石川照子的《上海で働く日本人女性の現状と意識——アンケート調査にもとづく考察――》，根据访谈与问卷调查，首先分析了她们离开日本与来沪工作的原因，其次论述了她们在上海的工作与生活上遇到的困境。通过这些分析，以她们在上海的生活经验为个案，比较了中国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企业环境及劳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酒井千绘在《上海の多文化家族——中国人配偶者と上海で暮らす日本人女性を中心に》中，通过分析跨国结婚的日本女性在上海的工作与生活，描写了跨国文化语境下的家庭、工作及子女教育等实际情况。此外，周雯婷、刘云刚在《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中，主要关注上海古北地区的日本人族裔经济状况，通过分析其经济结构与特征，来探讨该族裔经济的形成过程并提出了有关城市规划与移民管理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近代上海日侨及其社会，而对当代在沪日本人的研究却并不多，而且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个案分析上，缺少系统性的归纳和总结。
笔者2015年起从事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研究，并在博士后阶段以《当代在沪日本人生活史研究(1979—2017)》为研究课题探讨了当代在沪日本人的来沪经历、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生活观念、社会组织、社会网络(社交关系)等问题。通过这个课题基本了解了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史。
(三)问题的提出
当代在沪日本人是在华日本人群体之一，也是在华日本人的悠久历史的一部分，有必要研究当代在沪日本人的来沪经历、衣食住行、思想观念、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作为在华日本人的生活史资料，研究与记录他们对过去的历史大事的记忆、他们在上海生活的亲身经历，具有与之前在华日本人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同等重要的价值。
一辆的士“吱”的一声刹在青鸟火鸟娱乐城旁的集贤巷口，跳下来一位妙龄少女，一头烫过又扎成马尾的长发，在背后一闪一闪的，发出健康柔和的光泽。她走得很快,高跟鞋把邻居们的眼睛都叩开了。他们开着门，正在门口择菜，她甜甜地跟她们打招呼：
然而，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是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是否构成社会的问题。近代上海日侨大多数聚居的“日本人街”是具有较为完整的生活体系，可以说他们形成了持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社会。他们一般生活、工作在“日本人街”。相比之下，当代在沪日本人多是因为新的工作机会或生活方式离开日本来到上海，他们住在古北新区、浦东新区等上海各地。并且，他们大多因公司安排来上海，滞留期间往往只有三至五年，而具有短期性的、流动性的群体特征。因此，目前难以断定他们已经建设类似于近代上海日侨的社会。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从改革开放至今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与变迁。
另一个问题是当代在沪日本人的群体特征，尤其是群体意识、社会认同及国家认同等问题。例如，作为中日两国的交叉性群体，他们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建构自我认同的，如何建构或被唤起“在沪日本人”的群体意识，他们夹在两国之间的生活世界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在笔者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关注这个群体在中日两国间的位置性,试图通过分析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的来沪经历、生活空间及身份认同，来阐明他们的群体特征。
总之，现代日本人来上海的迁移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日两国的经济因素有着密切相关。从个体的层面来看，每个日本人来上海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具有明显的被动选择的特征。他们刚进入上海这座陌生的城市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遭遇了不少困境。究其原因，不仅与塑造他们原有的日本社会文化和他们的自我文化认同有关，也与移住地上海的社会文化有关，更与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差异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密不可分。不过，当他们渐次融入上海的城市生活时，根据自己的经验，不断地调整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从而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在具体的“文化适应”策略上，不论是为了促进双方理解的积极沟通策略，还是适应中日双方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而进行的自我调整策略，或是将“我们的”和“他们的”思维模式加以分离，以谦让取得相互理解的策略，都体现了他们在中日文化差异中客观地处理问题，随机应变地适应在移居地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的生存智慧。
二 生活空间的“上海”与作为资源的“日本”
现代日本人在海外生活的主要原因是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工厂移到国外等有着密切相关,在沪日本人也不例外。上海是一座中国经贸、金融中心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它吸引了不少日本企业的投资。目前大约一万家日本企业在上海。(7)在上海日本企业数量则是2006年5,656家、2007年6,844家、2008年7,231家、2009年7,589家、2010年8,155家、2011年8,800家、2012年9,336家、2013年9,634家、2014年9,744家、2015年9,962家、2016年10,086家、2017年10,043家。来源：日本外务省领事局政策课编：《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2018年版)，第347页。《调查统计》里的个别城市企业数量从2014年开始，2006年至2013年的数据，笔者咨询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并获取的数据。日本企业的增长伴随着大量日本员工的到来。目前，在沪日本人大多数是在上海的民企工作(主要是日资企业)的。(8)民企工作者48,932人、留学生与研究者及教师3,543人、其他工作者2,108人、自由职业者1,307人、政府工作人员252人、媒体工作者54人。来源：日本外务省领事局政策课编：《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2018年版)，《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管辖区域日本人职业分布(2017年10月1日)》，第114—115页。关于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具体指的是安徽省、江苏省、江西省、上海市、浙江省。目前没有公布各个省市的具体数据。该地区的日本人总人口是56,690人，其中在沪日本人是43,455人，大致80%日本居住在上海。该分布图的数据，不包含括员工的家属。
从个体的层面看，对在沪日本人而言，上海不仅是工作地点，而且是他们的生活空间。那么，对他们而言，作为生活空间的“上海”是怎样的？
(一)生活空间的“上海”
可见，20世纪90年代在沪日本人群体刚形成时，由于语言障碍、教育问题及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该群体带有一定的封闭性。群体中的日本人之间主要通过面对面地交流、参加兴趣爱好社团等社交方式，构成他们的群体。封闭性群体的形成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问题、饮食习惯、文化差异等。E女士通过接触在上海的日本人太太，来了解她们遇到的问题。即：
化合物鉴定采用参考文献[8]所述方法进行化合物定性；单个化合物的相对含量采用其与内标响应值的比进行半定量分析。
解放以后，中央和地方的教育部门陆续公布了一些基于频度统计的字表和词表。其中教育部和国家文字改革委编选这字表或词表有《常用汉字登记表》(1017字，1950年)、《常用字表》(2000字，1952年)和《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3000词，1962年)。其编写目的是为了推广普通话、普及文化知识，编写识字教材，避免汉语教学大纲设计和教材编写的主观盲目性，提高教学效率[2]。
根据红岩水库的实际情况，经过工程数据管理结果，其核心指标体系可以分为：水库淹没处理标准、风浪爬高计算、水库淹没处理范围3项核心指标。
与其他中国城市相比，在上海日本人多，日系店也多。……几乎没有不便的地方。以前在北京生活过，相比之下，上海是个天堂(笑)(10)访谈对象：L女士，访谈地点：L女士家，访谈日期：2017年4月15日，访谈者：中村贵。(L，女，日企员工，60后，2004年至2017年)
表1 当代在沪日本人的“日式”空间
从以上两位的叙述来看，对日本人而言，上海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一个适合工作、生活的地方。在沪日本人，一般通过日文杂志(《Whenever上海》《上海らくらくプレス》《上海ジャピオン》等，放在日本料理店，可免费领取)、互联网(微信、博客等)来了解上海当地信息。例如，在日本杂志里主要介绍中日两国的新闻信息、广告(日本料理店、理发店等)、中国国内的旅游信息、汉语培训班、医院信息、招收同乡会、爱好会等会员、演唱会等娱乐活动等。
(二)“日式”空间的生产
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虽然由短期性流动人口所组成的，然而也是与其他海外日本人社会类似的“日式”生活空间。在他们的生活区域里，与在日本的生活大致相同，语言沟通、饮食购物等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N先生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古北新区的日本人生活情况：
当时来上海的“驻在员”(11)“驻在员”指的是向境外关联单位或企业派遣的、在涉外单位中就职的外籍人员。家庭，会说中文的太太非常少，孩子也去上日本人学校。上海的日本人社会从古北开始的，刚形成社会时，已经是(与当地社会)孤立的日本人生活空间。……太太她们参加兴趣爱好社团，如高尔夫、网球等，当时有不少兴趣爱好社团。(12)访谈对象：N先生，访谈地点：N先生公司办公室，访谈时间：2017年11月13日，访谈者：中村贵。(N，男，贸易行业，50后，1988年至1991年、1997年至2000年、2000年至今)
目前，在沪日本人的居住空间主要分布在长宁区(以古北为主)、浦东新区及闵行区等。上海随处可见罗森、全家等日系便利店，日本料理店在“大众点评网”上超过4000家，街头上常见“日本料理”的广告牌，还有久光、伊势丹及高岛屋等日系商场等。对在沪日本人而言，在生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
有些日本太太不是自愿来上海的。“驻在员”是为了工作来上海的，暂且不说，他或她的家人，太太和孩子，虽然有个人差异，生活在上海，觉得她们感觉到不少压力。在做菜、照顾孩子等方面，与日本有所不同嘛。(13)访谈对象：E女士，访谈地点：长宁区咖啡厅，访谈时间：2016年1月16日，访谈者：中村贵。(E，女，教师，60后，2009年至2010年、2011年至2016年)
6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发布山东省管干部任前公示，邹庆忠拟任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作为体现政府经济意志、改革方向的国企，山东高速的转型路径是观察改革的最佳样本。而此时接任山东高速掌门人的邹庆忠，能为这家企业带来哪些新动能，或许，其意义远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在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特性与国际城市空间的基础上，目前已经呈现出“日式”空间。在沪日本人在生活区域里，他们可以用日语交流、品尝日本菜、购买日本产品、观看日本节目。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空间既有稳定性，又有很“日式”的空间。由此可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祖国的社会文化和行为标准。换句话说，他们生活在国外，却仍然与祖国的文化和社会语境有着紧密联系，保留着原来的文化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是在沪日本人群体独有，其他海外日本人群体也是如此。关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日本人群体特征，德国学者Glebe Guenther指出：“一次性逗留是他们社会的社会性、空间性移动和利害关系的重要原因。就是说，大多数日本家庭几年后，就会回国。所以，几乎所有人还是与祖国的文化、社会语境有着密切关系。”(14)[德]ギュンター?グレーべ：《デュッセルドルフの日本人コミュニティーエスノスケープのなかに生きる》水口朋子译，岩崎信彦等編：《海外における日本人、日本のなかの外国人―グローバルな移民流動とエスノスケープ》，京都：昭和堂，2003年，第160页。他认为一次性逗留是海外日本人保留祖国社会文化的主要原因。他们大多数保留着祖国社会文化，并且生活在“日式”空间里。
中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状况远不如年轻人，且身体机能、灵活度等方面每况愈下。因此，在开展舞蹈培训与辅导活动之前，要提前做好中老年人身体状况的检查，以尽可能降低意外的发生概率，确保每位舞蹈爱好者的健康和安全。中老年人是“三高”问题的易发群体，要严格做好身体检查。舞蹈活动开始之前，每位中老年人都要及时测量自身的血压和脉搏，时刻关注自身的身体机能，如有不舒服的地方要立即停止舞蹈活动，并及时就医，确保身体健康。因为舞蹈动作会增加人们的心脏负担，导致供血不足，进而加快脉搏的跳动频率，使血压上升，诱使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必要的身体检测是中老年舞蹈爱好者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三)作为资源的“日本”
当代在沪日本人一方面依赖于“日式”空间享受上海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依靠或利用“日本”资源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多数在沪日本人在民企(尤其是日企)工作，他们一般以日本人的身份或属性工作，不管哪个行业(如经贸业、咨询业及服务业等)，都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例如，他们的客服往往是日本企业，工作上用日文沟通，并且与当地企业或其他外国企业合作时，他们的身份就是日本企业的日本员工。
考虑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只能选上海。其他地方的话，不太可能，饮食方面、习惯方面(不太适应)。作为外国人，在上海工作与生活，几乎没有不便之处。(9)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人名替代罗马字，并且文章中显示性别、职业、年龄(60后70后80后等)以及来上海的年数。访谈对象：B先生，访谈地点：B先生家，访谈日期：2015年10月17日，访谈者：中村贵。(B，男，日企制造业，60后，1994至1995年、2003年至2016年)
在笔者的15位访谈对象中，除了1位语言学生以外，9位是在日本企业工作、3位是外教(教日语)、2位虽然分别为当地企业与欧美企业工作，然而他们都负责日方方面的工作，大多数客服是日本企业。就是说，在沪日本人主要依靠“日本”(日语、日本人身份或属性)工作，对他们而言，“日本”是一个重要资源。
把李长吉与华君武拉在一起，似乎有点“关公战秦琼”，但又不能不拉在一起，因为在艺术创造的某一环节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表明了诗、画同体。关连到“迁想妙得”，固然“妙得”必须基于“迁想”，但“迁想”未必都能“妙得”。因为从“迁想”到“妙得”正如钱锺书说的“自眼中至腕下，自腕下至毫颠，距离甚远，沿途走漏不少”。岂止“走漏不少”，更且歧路交错。再有对“似与不似”的把握，“不似”，其谬易见，然而为求似，极意形状之，不亦如《庄子》说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日本社会学者酒井千绘通过在中国香港工作的日本人群体的访谈调查，指出：“(日本人)在香港工作或创业是与作为国家和属性的日本并不无关。在香港工作的日本人都主要依靠日本人身份找到工作，离开日本工作与生活，并不意味着与日本断裂联系、摆脱日本人身份。”(15)[日]酒井千絵：《境界からのネイション：香港で働く日本人による境界性の意味付け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多元性》，《Sociology Today お茶の水社会学研究会》，第9号，1999年，第13页。可见，在香港的日本人也依靠日本、日本人身份工作并生活下去。然而，她的重点并不是他们离不开“日本”这一现象，而是在香港与日本间的境界上被产生、再生产的身份认同。即：“现代全球化进行中，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移到香港工作的现象导致他们在(中国香港和日本)境界上的国家归属感、社会性别及国家认同的意义生产。”(16)[日]酒井千絵：《境界からのネイション：香港で働く日本人による境界性の意味付け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多元性》，《Sociology Today お茶の水社会学研究会》，第9号，1999年，第14页。她注重他们的“位置”，就是说这个境界使得他们不断被唤起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并且，通过个案分析指出海外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资源化的日本、他们的国家认同的多元化。
另外，海外日本人大多数是短期滞留的“驻外人员”及其家属。他们是在海外日本人群体中与“日本”关系最密切的群体(因他们实际上是日本总公司的员工)，也是构成“日式”空间的主要群体。关于海外日本人社区特征，“由于短期滞留与这个社区的完整的系统性，其内部与外部之间成立并维持着迥然不同的视界(scapes)。”(17)[日]岩崎信彦、油井清光：《移民流動の分析枠組とエスノスケープ》，岩崎信彦等編：《海外における日本人、日本のなかの外国人―グローバルな移民流動とエスノスケープ》，京都：昭和堂，2003年，第461页。由于语言、饮食习惯、文化差异等问题，他们在当地形成了封闭性群体，并生活在这个“日式”空间里。基本上可以像在日本一样度过生活。他们形成独自的生活空间，意味着与其他群体和当地居民之间的隔离，在此空间里，有学校、社交团体、商业俱乐部等社会组织，还有日式超市、餐厅、书店、理发店、KTV、酒吧等生活基础设备与娱乐场所。这些组织与设备促使“强化排他性生活方式”(18)[德]ギュンター?グレーべ：《デュッセルドルフの日本人コミュニティーエスノスケープのなかに生きる》水口朋子译，岩崎信彦等編：《海外における日本人、日本のなかの外国人―グローバルな移民流動とエスノスケープ》，京都：昭和堂，2003年，第162页。。
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像其他海外日本人群体一样，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对他们而言，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基本上由各种各样类似于日本的生活方式的“日式”商店、饭店等构成的生活空间。由于语言障碍、文化习惯差异等原因，大部分人生活在他们的生活空间，由此呈现与当地人生活隔离状况。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他们大多数在“日式”空间生活，并依靠作为资源的“日本”工作，但是作为夹在两国间的群体，他们的意识形态与自我认同不时受到双方国家的政治关系影响。
三 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与“在日日本人”间的“距离”
那么，作为“内在的他者”的在沪日本人群体，他们与“在日日本人”间的“距离”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大致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两国政治经济因素的复杂关系；二是他们站在两国的复杂关系中的“位置”。
(一)当代在沪日本人对2012年涉日游行的亲身经历
笔者以前通过口述访谈探讨当代在沪日本人对2012年涉日游行的亲身经验与感受。对他们而言，它是一件使得他们感到“恐惧”的事件。他们的“恐惧”主要是通过亲身经历而产生的身体记忆。相反，“在日日本人”的“恐惧”则是由于日媒“片面性”报道而被建构的“想象中的恐惧”。此外，通过在沪日本人对该事件的叙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该事件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这一方面由于他们经历了相同的处境和体验，更倾向于产生共同的认知和感受；另一方面，也致使他们往往更容易对身处同样处境的群体(如日企的中国员工、日语系的中国同学等)产生同情，其中包括基于中日两国间“一衣带水”的关系，盼望两国友好的期望。例如，
其次，提及日媒报道与“在日日本人”的反应，B先生深有体会，他说：“(在老家)与邻居阿姨们聊天时，她们说：‘你生活在中国，很不容易啊。那边发生了游行，在生活上你还安全吗？’她们没来过中国，因此不知道(实际情况)。”(25)访谈对象：B先生，访谈地点：B先生家，访谈时间：2015年10月17日，访谈者：中村贵。此外，A女士也指出：“这次日媒报道很有问题。其实，在日本大家都不知道大连、青岛、上海在哪里，因此(看到日媒的报道后)以为中国各地都发生了激烈的涉日游行。我在上海很安全啊，不过，没来过中国的人不知道。”(26)访谈对象：A女士，访谈地点：上海长宁区咖啡厅，访谈时间：2016年7月29日，访谈者：中村贵。可以看出，“在日日本人”主要通过日本新闻报道了解中国，在沪日本人则通过亲身经历了解中国并对日本媒体报道持有怀疑的态度。由于主要媒体的介入，两者对“事件”的观点和态度迥然不同。
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学习日语的中国人也很难受，或很复杂吧。当时我非常担心日语系的同学们的心情，他们是怎么想的？例如，他们在家里，家人谈到这件事时，他们会说什么呢？也许有的同学被问“你为什么学习日语呢？”也许有学生本身也对选择学习日语感觉困惑。不过，那时他们像平时一样学习。(20)访谈对象：D女士，访谈地点：D女士办公室，访谈时间：2015年12月7日，访谈者：中村贵。(D，女，教师，60后，2009年至今)
从他们的口述可以看出，他们作为夹在两国间的群体，不仅考虑自己面临的处境，而且尝试去理解同样处境的群体。这也是他们通过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而发出来的“声音”(21)[日]中村贵：《被建构的“恐惧记忆”——来自在沪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值得注意的是，夹在两国之间的在沪日本人与“在日日本人”因为媒体的介入而产生了“距离”。在沪日本人在较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通过亲身经历来感知、了解和体验中国与中国人，所以他们能够持有截然不同于大多数通过大众媒体了解中国与中国人的“在日日本人”的观点。可见，由于媒体的介入，两者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上有较大区别。
(二)媒体影响下与“在日日本人”之间的“距离”
首先，据调查的数据显示，九成以上的“在日日本人”通过日本新闻报道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22)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言論NPO：《第14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2018年)，http://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7053.html(2018/10-09),[2018/11/28]。对于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问题，九成以上(95.7%)日本人的答案是日本新闻报道。大多数在沪日本人认为日本媒体报道往往带有“偏见性”“刺激性”，并且认为这些日媒报道与实际情况之间有差距。(23)有一本名为《在华日本人108人：即便如此我们仍住在中国的理由》(《在中日本人108人のそれでも私たちが中国に住む理由》，)的日文书，作者针对2012年事件后的中国的实情和中日关系，对100位住在上海的日本员工进行了调查并做了详实的数据统计。其中有一项调查，即 “感到日媒报道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吗？”调查结果是非常感到77%、有点感到21%、没有感到1%、其他1%。正如D女士指出的：“不管在日本还是中国，人们都过着普通的生活。但这是没有新闻价值的。相反，那些触目惊心的悲惨状况才会有新闻价值。”(24)访谈对象：D女士，访谈地点：D女士办公室，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4日，访谈者：中村贵。
Im表示的是虚数部分，右边再次将震源和观测点进行替换。右边的格林函数与其复共轭的积，是与位置r的脉冲震源观测点r1，r2处波动场互相关的计算结果相对应的。由公式可知，为使地震波干涉法成立（从互相关提取格林函数），在取得右边互相关的同时，也要考虑对速度和衰减依存程度。也就是说，噪声源的分布为2κ（r）／v（r），就是对衰减影响进行的适度补偿。这在Snieder（2007）中最早被提出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绝佳的平衡是很难达到的。特别在介质构造不均匀的情况下，复杂的噪声源分布客观存在，地震波干涉法能否严密地成立，还应认真慎重地研究。
不仅对我公司的员工，对所有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来说，“涉日游行”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现在中国有10万人以上的日本人，对吧。所以，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衣带水”，从古至今来两国是邻国关系，两国要密切地携手发展下去。(19)访谈对象：C先生，访谈地点：C先生公司办公室，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6日，访谈者：中村贵。(C，男，40后，服务业，1987年至今)
再举个例子，2016年11月19日举行了上海日本人学校30周年纪念仪式。这是一件盛大喜事，也是在沪日本人群体的发展史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不过，在雅虎日本的相关报道的留言中，日本网民纷纷说出：“可怜的孩子们”等负面言论。有一位在沪日本太太在博客上书写上海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们(包括自己的孩子)对这个报道的反应。他们都说：“可怜什么？”“住过当地才知道(实际情况)”及“(这个报道内容)与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等。再者，她指出自己的观点，即：“媒体影响还是挺大的，成年人也被媒体操控，”“(孩子们在上海)正在经历宝贵经验，希望以后充分利用这个经验，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付出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人生。”(27)上海TERAKOYAコミュニティ：《上海日本人学校30周年記念の記事が炎上？》，http://shanghaiterakoya.lovepop.jp/上海日本人学校30周年記念の記事が炎上？(2016/11-26),[2017/09/17]。
由此可见，除了政治事件以外，本是一件大喜事也居然引发网上截然不同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或上海的负面印象是被媒体“塑造”出来的。大量的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常常混杂着真假信息，因此人们需要提高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即选择性、批判性“解读”信息的能力)。被媒体塑造的负面印象也许可以通过面对面地交流，因而逐渐被消解、或者转为正面印象的。
如上所述，在应对这样的情况时，在沪日本人虽然是日本人的身份，但不少人感觉到了自己与“在日日本人”之间精神上的“距离”。可见，此时他们已经是带有了“他者性”，可称为日本人中的“内在的他者”。在沪日本人是夹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叉性群体，容易受到两国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中，不仅他们的社会认同出现动摇，而且国家认同与归属感也遇到严重挑战。
如上所述，尽管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但与“日本”仍然保留着紧密联系。然而，他们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叉性群体(在日华人也是如此)，容易受到两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当两国间发生重大事件，他们也易于或倾向于唤起自己的群体意识(即作为在沪日本人的认同)。也就是说，外部世界的影响，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及群体意识。
四 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的位置性
(一)位置性及其特征
位置性(positionality)是与认同(identity)紧密相关的概念，但两者又有所区别。(28)认同(identity)是英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提出的心理学概念。他把认同分为自我认同(ego identity)和自己认同(self identity)，把自己认同再分为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界定是周晓虹所云“(个人认同)是指单个个体对自我特点的描述，是个人的自我参照，是个人的认同作用。”“(社会认同)是指一个社会类别的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是社会或群体的认同作用”。周晓虹：《理论的邂逅：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路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4页。本文所探讨的是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的群体意识与社会认同。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指出：“社会认同仍然是自己认同的一部分，因而它具有‘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结构。与此相反，位置性意味着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认同属于自己，因此可以控制，位置性属于他人，只靠自己能力则无法控制。”(29)[日]上野千鶴子編：《脱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东京：勁草书房，2005年，第312页。位置性与认同都是在社会关系、社会语境中不断地建构的动态概念。在特定社会中，认同主要依靠自己建构，与此相反，位置性则主要在自己与他者、社会等关系上建构，只靠自己无法构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他者、社会及国家等的影响。
关于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的位置性，他们无法设定自己的位置。他们的位置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国政治经济因素、与祖国和东道国的社会文化间的关系等复杂张力之中被不断重构。正如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通过以两国间的政治事件为个案分析在沪日本人对该事件的叙述，可以发现一方面他们往往对身处同样处境的群体表示同情(如日企的中国员工、日语系的中国同学等)，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是日本人的身份，但不少人感觉到了自己与“在日日本人”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
由此可见，他们位于两国的境界上，对同样处境的他人产生认同感，却与日本人(即“我们的人”)之间拉开了“距离”。这充分说明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在两国间的复杂位置性。
(二)“边际人”(marginal man)与当代在沪日本人的“边际性”(marginality)
关于两个民族或社会群体之间的边际性群体，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在《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中提出了“边际人”(marginal man)概念。即“(边际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在两种不同的群体中，并亲密地分享这些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们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际，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30)Park.R. E.,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nal of Sociology, 1928(33) , pp.892.帕克参照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异乡人”(stranger)概念，(31)齐美尔指出：“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ゲオルグ?ジンメル：《社会学(下巻)社会化の諸形式についての研究》居安正译，东京：白水社、1994年、第285页。)异乡人虽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间占有一定的位置，然而，异乡人最初并不属于其中，带有流动性的群体。齐美尔提到以商人、欧洲犹太人为代表说明这个群体。关于齐美尔所说的异乡人的特征，成伯清总结说：“规定外来人在既定群体中的形式位置的，就是外来人独特的流动性。正是因为外来人的流动性，不受群体的特定渊源和偏袒倾向的束缚，所以外来人具有一种独特的客观性。……客观性也可界定为自由，即不受可能导致偏见的纽带的束缚。这种自由，能使外来人以俯视的姿态来体验和处置各种关系。”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34页。主要探讨在近代以来人们的迁移过程中，有个群体或族群站在两个不同社会文化间的状况与特征。他主要以犹太人为例，说明他们在两个社会文化间的不稳定性，从而被产生出精神不稳定、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心理不安和痛苦等表现。
另外，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对“边际人”界定为：“站在两个集团间的境界上的，尽管与两个集团有着联系，但是实际上不属于这两个集团。”(32)K.レヴィン：《社会科学における場の理論》，猪股佐登留译、东京：诚信书房，1956年，第143页。就是说，“边际人”并不完全属于两个集团，但是也站在与这些集团有关联的位置，即他们占在社会上的“no man's land”。再者，勒温也主要以犹太人的不稳定的“位置”来探讨边际人的位置性。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青年也具有边际性特征。他们处于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边际人。他通过分析犹太人、青年的边际性特征，从而提出了他们的情绪不安定和过敏等特征。
可见，“边际人”首先是站在两个集团或社会之间的群体，其次他们虽然作为“交叉性”群体与两个集团或社会有着联系，然而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集团或社会。另外，在一方集团、社会或两个集团或社会间一旦发生了社会变动，“边际人”受到其影响，从而他们的“位置”不断地动摇。他们“位置”的不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性格(精神不稳定、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心理不安和痛苦)。
当代在沪日本人是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群体。大部分日本人是因为工作或留学来到上海，并且他们一般会在三到五年后回国。可见，这一群体是在中日之间流动的群体，他们“位置”并不属于中国上海，同时也并不完全属于日本。具体而言，在对中国、中国人的认识上，他们亲眼所见的“中国”“中国人”和“在日日本人”通过媒体了解的“中国”“中国人”迥然不同。再者，两国间一旦发生“事件”后，由于媒体的介入，他们就会感觉到与“在日日本人”之间的“距离感”。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经济贸易、政治等原因，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他们也常常陷入紧张、恐惧等心理状态中(在日华人也如此)。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不算是长期定居于东道国的移民，但是因其与特定空间(即上海)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又不同于典型的“边际人”群体如犹太人、青年群体等。在沪日本人群体站在中日两国间边界上但又不属于任意一国的社会文化，带有明显的“边际性”特征。
(三)“混合型群体”(hybrid group)的可能性
“边际人”由于两种集团或社会文化间的复杂关系中产生的，因而他们往往具有情绪不安定和过敏等特征。帕克一方面提到这些“边际人”的负面或消极侧面，另一方面指出它的正面或较为重要的观点。即：“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进程。”(33)Park.R. E.,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nal of Sociology, 1928(33) , pp.892.可见，“边际人”及其群体意识在新旧文化或两种文化间不断地动摇，甚至导致接触新文化后出现道德混乱。与此同时，新文化的接触、两种文化的融合都在“边际人”身上发生着。“边际人”通过站在两种文化间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与了解两种文化，融合或混合(hybrid)两种文化因素，从而也会有变为“混合型群体”(hybrid group)的可能性。
在波达方向估计中，针对非稀疏均匀线阵估计信源数不足的问题，给出一种基于互质阵列重构的高维波达方向估计算法，该算法引入稀疏的互质阵模型，在对自相关矩阵进行列向量化处理的基础上构造虚拟阵列，然后对不连续的虚拟阵列进行内插重构，增大了虚拟阵列孔径，最后采用空域平滑技术，高分辨的检测出来波方向.相比于迭代内插检测算法，本文算法以较小的复杂度代价，获得了自由度的较大提高.同时给出了自由度分析和复杂度分析.仿真实验表明，本文算法不仅增大了阵列自由度，并且角度分辨率，检测精度和鲁棒性等方面的性能都有较大提升.
也就是说，“边际人”因夹在两国或两个社会文化间，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也并不被双方的社会惯例束缚，他同时了解与吸收双方的社会文化。因此，两种社会文化在他的内心或身上融合或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面对两者间的冲突与矛盾，他的观点往往是相对客观的。这也是与他的“边际”的位置性有着密切关系。甚至他也会有摆脱“边际人”的身份，从而提升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的可能性。
当代在沪日本人是在中日两国间境界上的“边际性”群体，因站在两国的“边际”，同时受到双方社会文化的影响。两国间一旦发生“事件”，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情绪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在沪日本人能够冷静地看待，因为他们已经适应并了解了当地社会。
他们刚来到上海这座陌生城市时，在语言沟通、企业文化、工作习惯、价值观与生活观念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不断地调整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在沪日本人往往会通过与中国同事的沟通和合作，了解当地的工作、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情况，继而解决两国之间思想观念的差异问题。沟通是融入当地社会网络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文化适应的策略之一。在具体的文化适应策略上，不论是为了促进双方理解的积极沟通策略，还是适应中日双方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而进行的自我调整策略，或是将“我们的”和“他们的”思维模式加以分离，以谦让取得相互理解的策略，都体现了他们在中日文化差异中客观地处理问题，随机应变以适应在移居地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的生存智慧。(34)[日]中村贵：《当代在沪日本人生活史研究(1979-2017)》(第四章：当代在沪日本人的来沪经历与生活中的适应与困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12月。对于适应当地社会，E女士通过在沪九年多的生活经历，说到：“日常生活中，不仅讲中文、了解中国文化，而且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中国。‘不了解’就会先入为主，进而产生误会，就会生发反感、厌恶感等情绪；反之，‘了解’之后，就能理解对方的言行举止。”(35)在中日本人108人プロジェクト編：《在中日本人108人のそれでも私たちが中国に住む理由》，东京：阪急Communications，2013年，第160页。
目前，我国特色农产品在进行英语标准化翻译时，不仅直译过多，而且得不到企业应有的重视，导致该问题始终得不到及时解决。研究发现，很多农产品企业并不关注英语标准化翻译问题，他们更为重视特色农产品外包装的设计，包括商标的图像、颜色等。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企业认为外包装的新颖设计更能够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②很多农产品企业认为对于农产品的标准化翻译相当复杂，且企业缺乏相关人才，要提高翻译质量，就要增加这方面的人力和资金投入，这是一项较大的费用支出，因而大多数企业不重视农产品的英语标准化翻译[3]。
再者，他们作为夹在两国间的群体，不仅会考虑自己面临的处境，而且也会尝试去理解同样处境的群体，进而强调两国的悠久交流历史，从而盼望两国友好。例如，“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衣带水’，从古至今来两国是邻国关系，两国要密切地携手发展下去。”(36)访谈对象：C先生，访谈地点：C先生公司办公室，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6日，访谈者：中村贵。(C，男，40后，服务业，1987年至今)这可以说是C先生基于自己在上海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发出的“声音”。又如，多年来在学校教日语的D女士，她希望通过日语教学，“让学生觉得日本老师在和蔼可亲地照顾学生。”(37)访谈对象：D女士，访谈地点：D女士办公室，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4日，访谈者：中村贵。(D，女，教师，60后，2009年至今)她还希望自己不仅能在教育上照顾中国学生，还能在人际关系上与中国学生有更深入的交流。
如上所述，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处境，但由于他们是处于两国间的群体，往往能以更为客观的态度认识中国社会并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笔者的口述访谈调查，这些在沪日本人并不仅仅停留在中日两国间的“边际”上，他们还在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各种文化策略，试图更进一步了解并适应当地社会文化。这说明他们虽然表面上类似于“边际人”那样站在两种国家、文化之间的位置，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但实际上在保留祖国的文化习惯的同时，为了适应当地社会，(虽然因个人情况而程度不同)他们试图吸收东道国(host country)的社会文化。
总之，从这些群体特征可以看出，虽然暂时不能确定他们是“混合型群体”(hybrid group)，但他们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两国间发生的“事件”，并且某种程度上适应与了解了当地社会文化。与此同时，也能客观地对待“在日日本人”及其媒体的带有偏见性的“中国、中国人形象”。由此，可以说他们至少具有“混合型群体”的可能性，或者说具有“混合型群体”的因素。
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主要是在中日两国双方的经济因素背景下来上海的流动性群体。他们虽然因公司安排一般三至五年回国，但是在上海期间受到双方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作为中日两国的“边际性”群体，他们的群体意识与社会认同及国家认同在两国经贸、政治及文化等复杂张力中被建构。可以说，他们在两国间的位置也往往是这种复杂关系不断地重构的结果。特别是两国间发生重大事件，促使他们唤起自己的社会身份(在沪日本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相对客观地对待这些困境，并且不仅考虑自身的处境，而且对同样处境的群体表示理解与同情。这个态度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与适应并了解当地社会有关。那么，基于上述关于他们对两国社会与文化的态度的研究，当代在沪日本人群体，也可以说，具有了发展成为建立在对双方社会文化的深入理解基础上的，融合了两国社会文化的“混合型群体”(hybrid group)的可能性。他们根据自己在沪生活的亲身经历，可以成为中日两国间的“桥梁”，而在两国关系上承担重要角色(这个意义上，在日华人也如此)，甚至对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很重要的作用。
ThePossibilityofMixedGroup:FocusingOnthePositionalityoftheContemporaryJapaneseinShanghai
(Japan) Nakamura Takashi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who come to Shanghai because of new job opportunities or lifestyles, are a “marginal” group mixe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ir group consciousness, soci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re constructed in the complex tension of economy,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Especially when major events occu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y can often arouse their own social identity.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usually able to treat these dilemmas relatively objectively, not only considering their own situation, but also expressing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for groups in the same situation.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community in Shanghai can be said to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into a “mixed group” based o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integrating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In this sense, they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civi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in Shanghai; method of oral history; positionality; marginality; “mixed group”
作者简介：中村贵，文学博士、国际文化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在沪日本人生活史(电子信箱：zhongcungui@126.com；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现代上海日侨生活史研究”(2015M58155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口述史视野下的当代在沪日本人生活史研究(1978—2020)”(2018ECNU-HLYT015)。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4-0139-12
收稿日期：2019-03-18
【责任编辑龚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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