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庄子哲学中“道”和“言”都是十分核心的概念，论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庄子明确地认为“道”不可能被言说，言说不可能及道，道一旦与言说发生“被言说”的关系时，“道”就不是道了。在“言”和“道”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整体性的断裂，但是在庄子哲学中，还存在一种“言-意-道”的结构，“意”居于“言”与“道”之间，以无限的张力下接人言、上达天道。
关键词：庄子；忘言；得意；体道
一、“言”与“道”的断裂
翻开《庄子》一书，我们总能看到庄子将“道”与“言”并列，例如《齐物论》中“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1]；《则阳》中“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在庄子之前，“道”和“言”的复杂关系就已经被老子发现，在其《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1章)、“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第25章)、“道常无名”(第32章)、“道隐无名”(第41章)。“道”和“言”在这里不过是以“道”与“名”的关系出现的。
“名”也好“言”也好，都是人面对整个世界时，出于指称万物把握万物的需要人为规定出来的。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固定性，一个概念，语词必须要有固定的含义才能用于交流，才能被理解。人通过一种命名行为，来辨别不同的事物、关系以及状态，这其中涉及到一种人为强加的概念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语言看很方便地为人勾画出了一张概念之网用以理解世界，但这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庄子看来，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以有人为规定性的语言来把握世界，就会使世间万物在一瞬间变成“蜩甲”“蛇蜕”，一切变得僵硬，失去生生不息的活力和无限的可能。庄子还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齐物论》)，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是有效的，但是万物以及其背后的道理并不依赖于人的言说而存在，恰恰相反语言也不能把握万物之理，正如庄子以“轮扁斫轮”之喻来说明语言在说理上的不可靠，轮扁以斧削木制作车轮，不松不紧得心应手，他认为其中的妙道之所在是无法以语言传达的，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也无法被传授，古人的“不可言传的东西”(道)同样也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故古人的书都是糟粕。万物、万理如此，作为形而上的“道”在被言说的时候当然也是会被遮蔽。
“言”与“道”的断裂还表现在“道”之为“道”的统一和完整性。
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杨国荣在分析此段时指出[2]言说“道”时的存在如下的逻辑悖论：作为整体的“道”一旦被言说,便发生“说”与“所说”的关系，一方面,一旦言说，言说主体与其所言说的客体就被割裂为主客二元结构,这会造成“道”的分裂；另一方面,对“道”的言说还会造成“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齐物论》)”的无穷后退，一个无穷后退的系列在言说上找不到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那么言说就是不可能的。在“道”的整体不可言说性之外，如果强行对“道”进行言说，那么“道”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对象必然会发生统一之“道”的分解，即“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场，为是而有畛”，“道”因“言”而分，进而不再是“道”。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理念论“分有”和“摹仿”的困境。
有学者将“意”与“道”处理为本体论上同一关系，如赵奎英认为：“意”是指语言所表达的“道”的“意义”，其在本体地位上与“道”是相同的。“得意而忘言”，也即“得道而忘言”。[7]我认为 “意”是“道”之本体投射到认识主体人身上的某一个方面，“意”是“有”是“多”而“道”是“无”是“一”。
二、“言”与“意”
有限的人，总想要把握无限的“道”，正如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分析，理性作为自然禀赋，并没有欺骗我们。理性是寻求知识最高的统一的综合能力，其并不满足于知性所达到的范畴、规则和统一，而沿着综合的方向继续上升，企图用最高理念和原则把知识的各部门综合为完整的体系，这是理性的自然倾向，也是合理的，正当的。只要理性还要对经验知识进行更高的综合，就会有反映这种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存在。就是说，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的禀赋是可能的。通过对现象的超越去认识本体是人类的理性所无法逃避的禀赋，由此，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便以一种“先验的幻相”的形式产生出来。这种做法在庄子看来以人的有限性去捕捉道的无限性是徒劳的。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这是说“物之粗精”分别是有形之物的外在表象(这是语言的对象)和内在实质(超越了语言所能把握的范畴，这是“意”的领域)，而“不期粗精”之物，却无法直接当做“言”的对象，也无法全部纳入“意”的领域而进行把握。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不期粗精”之物，我们就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通过“意”的张力，我们可以沟通“粗精”和“不期粗精”之物。
当7-点关联一个3-面时,我们先来讨论3-面和3-面上的点从7-点带走的权值,并将其用于5.2—5.4的讨论。根据权转移规则可以分为以下4种情况:
“言”与“意”的关系虽说复杂，但是其中的矛盾也仅限于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而从“意”到“道”则是需要跨越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意”的无限张力就体现于此。
1.2.3 观察宫颈扩张应以宫口直径厘米数计算宫口开大程度,以坐骨棘平面作为胎头下降程度的标志,在胎儿颅骨最低点平坐骨棘时,标记为“0”;在坐骨棘平面上1 cm时,标记为“-1”;在坐骨棘平面下1 cm时,标记为“+1”,依此参照[4]。
作为“有”的“意”可以与语言发生关系，如上文引“得鱼忘筌”之喻中，设置“荃蹄”之后可以得鱼和兔，之后而忘荃蹄，使用语言之后得“语之所贵者”即“意”之后而忘言。“意”和“言”之间具有“得意而忘言”的关系，但是“道”和“言”之间却没有此种关系，如前文所述，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说的天然断裂。
三、“意”与“道”
但是，世界总归是向人敞开的。一方面，大道流行，人与万物都生于“道”，“道”作为本体，是时时刻刻向人所显现的，人作为一个理性主体总有捕捉“道”的欲望；另一方面，“道”的不可说，基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意味着语言是无能为力的，“道”一旦被说，就不是道了。可见，语言不能直接去言说“道”，但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去呈现或者引发对“道”的思考[3]，沟通“言”与“道”的桥梁便是“意”。
世俗性的小言只能把握“物之粗”，而比小言更具超越性大言则可以把握“物之精”，但是物之粗精都是形下层面的东西，对于形而上的“道”语言依然是无能为力的。故庄子强调“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成玄英疏:“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非色非声,故不可以言传说。”[6]世上有形形色色的著述重视对“道”的阐释，以“道”为贵，但这些著述不过是语言而已，并没有超出语言的范畴，而语言的最为重要的核心则是“意”，庄子肯定“意有所随”，但是“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我们可以看到，该句中体现出了一种梯次结构：“书-语-意-意之所随者”，我们可以将“意之所随者”理解为“道”，因为只有“道”才能使“意”能够有所依靠，“意”实际上沟通了“言”与“道”。同时《庄子》中也有类似的关于“言-意”关系的表达，“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秋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筌”和“蹄”是作为渔猎工具，在我们得到鱼和兔时就可以忘掉，“言”作为表达工具，当我们“得意”时，也应忘掉语言而不应偏执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得意”是以一种非言说的方式来靠近“意之所随者”，即“道”。“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 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则阳》“言而足”，不在于要说多少话，而是要有“意”的充盈，只有“意”充盈了，才能“言而尽道”。事实上《庄子》中“三言(寓言、重言、卮言)”无不是以言足意，由意及道。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庄子以“言不尽意”为由对语言有种天然的怀疑，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此一怀疑之上，庄子还是对“言”进行了区分：大言与小言，即“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成玄英疏解此句：“炎炎，猛烈也；詹詹，词费也”[4]大言如野火燎原畅达无阻而詹詹则是啰啰嗦嗦的样子，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以大言进行言说则周行无滞而以小言进行言说则繁琐阻滞。因为小言是日常交流所用的世俗性、通俗性语言，在表达上只能触及“物之粗”，而不能达到“物之精”。大言则不同，大言本身是对小言的超越，大言可以“由言得意”，再由“意”致“物之精”。由此可见，语言的表意能力被大言所扩展了，我们可以体会到从言到意的连绵空间被扩展开来。所以，庄子贬低小言而看重大言。[5]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在阅读中使用图式理论的情况，三个分类的平均得分由低到高分别是：内容图式（2.9647）、结构图式（2.9819）、语言图式（3.0392）。从数据上来看，学生们对于此三种图式的应用平均水平是呈现持平状态，语言图式刚好超过了3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学生的阅读能力都集中在中下水平，并且在阅读中使用图式的策略的都不高，图式策略意识薄弱。
当我们开始讨论“言”与“意”这一对概念时，“言”很好理解，即语言或文本(庄子将其分为“大言”和“小言”后文论及“物之粗精”有详细阐释)，而“意”与“言”相对，“意”首先可以指称“名”的内涵和意义，其次可以指称意识活动的内容，“意”的载体是言说、文本等，但是“意”却主导着“言”。六经固然是先王义理之作，但是并不代表先王“意”之本身，离开了先王本意，我们也可以认为六经文本是糟粕。
“道”不可“以言论”“以意致”，那么“道”就是完全与人隔绝的吗？庄子很肯定的讲：“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师》)。庄子意在强调“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皆源于此，人总是和“道”超验地相关联着。只不过由于人自负地“强名”“辩论”使得隐而不彰的“道”与人愈发遥远，甚至于“道”背道而驰。
摒弃“强名”“辩论”即是要使人放弃对语言的执念，而对“意”的追求则是已经要求我们放弃“言”“筌”，将“意”释放到更加自由的状态之中。让我们再回到“扁轮斫轮”之喻，虽然庄子借扁轮之口说明主体与主体之间以语言传递道的不可能，但是就扁轮个体来看，手与心的长期磨合，使得斫轮得心应手，这种绝妙的体验是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是人与物基于 “道”之派生而产生的，此种境界并不是全部的“道”，却是对“道”的分有，因而还处于“意”的范畴之内。扁轮无法传授给自己的儿子这种体验，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不单单是斫轮之技无法言传，人接应自然万物时的种种感受、情绪、内心的波动都是无法言传的，但是这些往往又构成了不同的“意”，正如陶渊明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作为整体的“道”我们无法获得，但是“道”也隐藏在我们以及世间万物之中，而在人与万物的接触、互动之中，人可以追求“意”，进而能够使我们更加体验到“道”变化无穷生生不息。
（2）加强质量监督机构能力建设[3]。新时期的监督工作对人员数量、素质的要求更高，急需新增一批具备综合性、专业性的人才队伍投入长江流域监督岗位上来，通过开办一系列质量监督培训班加强对这类人员的教育，要求监督人员熟练掌握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以及混凝土结构、金属结构、工程地质等专业知识，组织各项专业齐备的专家巡查组开展巡查工作，并通过选择合理的第三方抽检机构开展监督抽检，逐步使监督机构数量、能力与新形势下水利建设发展相适应，切实承担起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职责，为长江流域质量监督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意”的这种张力，使得人对于追求“道”的本能，以及言说“道”的谬误之间存在了某种消解。“道不可言”那么就不要言说“道”，“忘言”可以“得意”，而“得意”则可“体道”。这似乎是放弃了人的言说，而通过敞开自身，而接应“道”自身的显现。人作为有限的个体，无法把握无限的“道”，这是人生来的“宿命”，但是“意”是“多”的，人通过“得意”可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张开出更多的可能性，“意”彰显了人身上生生不息的“道”，也给了人对自身无限生命力的信心，此种无限的生命力又是和“道”一脉相承的。
待伏在公安武警边防部队作战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各种违法犯罪分子都清楚地认识到，凭借他们的力量永远不可能抗击公安边防部队的打击行动，唯一的方法是如何逃脱公安边防部队的打击行动。根据对违法犯罪分子客观的认识和推断，他们不可能主动对我采取任何攻击、袭击等行动。所以，待伏这种在某一地点待到违法犯罪分子到达后，突然将其捕歼的伏击方法是一种主要的战法。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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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之斌.道中之言与言中之道:庄子道言关系新探[J].哲学动态, 2016(02):55-61.
[4][6](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 2011.27-265
[5]刘凤泉.庄子“言意道”观浅论[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05):11-94.
[7]赵奎英.“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03):15-21.
收稿日期：2019-03-26
作者简介：陈致源(1994-)，男，兰州大学社会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和比较哲学。
中图分类号：B 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19)02-0073-(03)
DOI：10.19717/j.cnki.jjus.2019.02.018
(责任编辑 陈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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