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界在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党史学范式研究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还需研究者作深入的学术史考察。我们借用“理论旅行”的角度来审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党史学范式经历了由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阶段向多种史学范式并存的阶段的转换，对此，我们可以从文化因素、社会变迁、史学观念变化等方面探究党史学范式转换的缘由。党史研究者要不断吸收各学科的优秀成果进行融合创新，开创新的党史学研究范式，进而推动党史学研究发展，使人们能够以更加丰富的视角认识党的历史。
〔关键词〕理论旅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方法；史学范式
完善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是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就党史学科而言，囿于多种原因，党史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又称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中就包括了党史学范式研究这一重要的党史学科研究方法。目前为止，党史研究者对党史学范式及其转换过程还缺乏深入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尽管近年来有研究者就党史学范式研究作了个案方面的分析，但就党史学范式整体的研究而言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我们可以从“理论旅行”的角度来审视党史学范式及其转换的研究进展，以帮助人们对党史学范式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反思，进而推动党史学研究走向深入。
一、以“理论旅行”的角度研究党史学范式转换的可能性
我们要研究党史学范式及其转换，就要先了解“范式”“史学范式转换”的概念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范式”（paradigm）的概念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由美国现代科学史研究者库恩提出来的。他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的标准，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可能会成为能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1〕。尽管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而提出的，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也具有方法论层面上的指导意义，结合对于范式内涵的认知，我们认为“史学范式的转换”就是指在历史学领域，基于不同的学术情境，已有的史学范式适应新的条件和语境向新范式的演化与延伸。因此，具体到“党史学范式转换”的概念，它是指在整个史学范式发展的背景和条件下，研究者结合党史研究的需要而对已有的党史研究范式进行衍生和改造的学术发展过程。张亦工曾在《历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的论文，这是国内探讨党史学范式问题的早期成果。在这篇论文中，张亦工已经开始触及党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他认为要在反思革命史范式的基础上，重视现代化等党史学范式的探讨。
“理论旅行”的概念是由美国现代批评学家爱德华·赛义德所提出来的。他曾有过这样的疑问：某一观念或者理论，由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它的说服力是有所增强，还是有所减弱？某一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理论，在另一历史时期或者境遇中是否会变得截然不同〔2〕？由此，他还引伸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假设一个理论或一种新的观念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出现后，在新的环境和时间里又被重新使用时，会发生怎样的演变？经过一系列思考研究，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完全或部分被吸收容纳的观念因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3〕。所以，“理论旅行”本质上就是指某种理论会在纵向的学术研究演变中“穿行”，会在横向的同类学科理论中“延伸”，在完成了这样的“旅行”后，这一理论也会在新的条件下被改造并产生新的内涵。
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海外历史学研究的理念及相应的史学研究成果不断被引入国内。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内研究者讨论和反思了当时出现的“史学危机”现象，认为史学界要积极寻求史学研究改革之路，其方向之一就是要关注和反思历史学的研究范式。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史学范式的研究与探讨偏重于现代化、社会史等范式，而新世纪以来，国内史学范式的研究则侧重于阐述后现代主义等范式。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发展大致与国内史学范式研究的发展保持一致，20 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革命史范式是党史学范式研究的源头，改革开放以后，党史研究者又在党史学范式研究中引入和改造了现代化、社会史、后现代主义等范式。这一系列党史学范式的出现及其转换既反映了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又体现着党史研究观念的演进。由此可见，党史学范式的发展及其转换是一个持续和开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党史学范式研究的“理论旅行”。因此，借鉴“理论旅行”的视角整合和透视党史学范式的转换，可以凸显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学理意义，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党史学科的发展进程，还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解释党史，进而使人们对于党史的认知更加立体化，并能够更全面地认识我们党的历史。
外祖母没有办法，依了她。给她在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就在自己家院子的空房子里边摆上了书桌，还有几个邻居家的姑娘，一齐念书。
二、关于对党史学范式研究历程的简要考察
党史学范式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纵向演进构成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发展线索。从20 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时期到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革命史范式是国内历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这一范式深刻地影响着党史编撰以及党史教学和研究。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党史学界开展了社会史和现代化等史学范式的研究与评析。因此，就整个过程来看，国内党史学范式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 世纪30-40年代到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阶段，二是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诸多党史学范式并存共进的阶段。
（一）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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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30-40年代是革命史范式形成的重要阶段。胡绳鲜明地指出，这个时候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6〕。毛泽东也曾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这一时期，以范文澜等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积极构建新的中国通史编撰体系。戴逸曾评价道，尽管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是个人作品，但其系统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看法，也建构了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史学话语体系，堪称革命时代的《资治通鉴》〔8〕。另外，这一时期党内理论家也为革命史范式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胡绳著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1948 年版）一书主要是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主要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与中国反动统治者相勾结的历史”〔9〕。总之，自延安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革命史范式都深刻影响着党史学的研究。
（二）诸多党史学范式并存共进的阶段
⑤见《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23页。
社会史研究萌芽于20 世纪初，但到20 世纪60-70 年代，社会史研究才达到了顶峰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体来看，法国的年鉴学派（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勒高夫等）是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传承者。他们呼吁历史学家要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进行合作，打破史学研究的单一性和狭隘性，提倡在综合研究中推进历史学发展。自历史学界提出社会史概念以来，对社会史内涵的认知可谓多种多样，各方对社会史的定义争论不休。勒高夫甚至指出，“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10〕。但是，不管怎样争论，史学界大致都承认社会史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注重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从社会的角度去看人类的全部历史；二是突出普通人特别是社会下层在历史上的作用；三是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借用〔11〕。
20 世纪30-40年代，国内的社会史研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诸如，郭沫若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 年）、吕振羽著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 年）以及瞿同祖著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 年）等。但是限于多种因素，从20 世纪30-4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一直较为有限。改革开放以后，既有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引起了少数党史研究者的关注。20 世纪80 年代初，张静如就提出要通过引入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建构完整的党史学科体系，“大概从1984 年起，我开始注意研究社会，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12〕。张静如所主张的社会史研究是一种“通史”，区别于国内史学界的流行观点，凸显了他个人的社会史研究特色〔13〕。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党史学界社会史范式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内容。比如，何友良著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版）、张福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于风政著的《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以及王峰著的《群体的角色与作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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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研究领域，评介后现代主义范式的目的和初衷，就是要通过反思这种史学范式来探寻党史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向。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一问题，我们先就后现代主义史学范式的研究缘起和发展脉络作一概要梳理。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主要包括怀特·海登、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1973 年，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著的《元历史学》出版，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形成。国内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大致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一开始只局限于艺术、建筑和哲学等领域。当时，李大夏翻译了詹姆斯著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版）为国内学界初步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王岳川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一书则介绍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标志着国内学界开始全面关注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
国内史学界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有规模地展开后现代主义研究，我国历史学研究者对后现代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翻译了后现代史学研究的作品，包括何伟亚著的《怀柔远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以及伊格尔斯著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等；二是阐述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主要涉及史学观念、历史编撰等问题，诸如，盛宁著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 年版）以及王晴佳等著的《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等。总体来看，后现代主义史学比较强调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随机性、独特性，关注史学研究的语言学问题，对于深化历史学研究以及丰富历史编撰模式都具有启示作用。但是，由于“后现代史学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其他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16〕，在客观上导致后现代主义范式的史学研究消解了传统历史学编撰中的宏大叙事模式，追寻一种文本化、多层次、微观性的历史学叙述，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何伟亚著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因此，新世纪以来国内研究者没有深入和具体地研究后现代主义范式，也很少将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中。同时，国内史学研究者受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也很少深入钻研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就导致国内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研究存在着缺陷，既不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进程，也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因此，全面深入探讨后现代主义范式给国内历史学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完善这一新的史学范式理论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在党史研究领域，新世纪的初期已有少数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沈传亮指出，党史研究者要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借鉴后现代观念所主张的整体性方法论，通过视域融合、方法综合等方法来达到深化党史研究的目的，这种研究方法可称之为“综合创新”〔17〕。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激发了国内研究者研究现代化问题的热情。当时，国内现代化研究领域中有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一位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荣渠教授，另一位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章开沅教授。自现代化范式被应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后，国内史学界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诸如罗荣渠著的《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章开沅等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许纪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陈勤等著的《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等。在这个进程中，党史学界的研究者也在密切关注着现代化史学范式的研究进展。张静如在1991 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一文，标志着党史研究者开始关注现代化范式的研究。随后，张静如又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就“现代化范式与党史研究”作了系统阐述，深化了他对于现代化史学范式的认知。此后，党史学界有关现代化范式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如程美东著的《现代化之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吴宏亮著的《理念与现代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郭根山著的《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总之，把现代化的范式运用于党史研究中，不仅拓展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学科整合，同时也为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15〕。
改革开放以来，与党史学科的“主体部分”（关于党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主要指党史的人物、事件、会议、经验和党的自身建设）的研究成果相比，党史学科的“辅助部分”（关于党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指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党史史料学、党史文献学、党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比较少，且研究内容滞后并不能适应当前党史研究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用“理论旅行”的视角来审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进展，考察党史学范式转换的动因，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2.关于现代化范式
我们若要了解党史学科的现代化范式，就必须先了解国内外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在英文里，现代化一词产生于18 世纪中叶（大约在1748～1770 年之间），而在中文里，现代化一词出现于20 世纪初期。国内历史学界运用现代化的范式和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则是在20 世纪30 年代初。当时，国内学术界开展了“现代化”大讨论，其热点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西化”和“现代化”，这为当时现代化范式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在这场讨论中，部分史学研究者坚持中国现代化运动应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14〕，而另有部分史学研究者则受到现代西方主流历史学范式“刺激——反应”的影响，尝试把现代化范式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编撰中，诸如蒋廷黻撰写的《中国近代史》（1938 年）等。蒋廷黻将“近代化”（或“现代化”）的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题，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是在西方国家的刺激下从落后的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并以“近代化”的自觉程度作为衡量近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标准。总体来看，他所提出的现代化评介标准，反映了20 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状况，其著作直接体现了当时学术界所进行的现代化问题大讨论的内容。国外学界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大致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并出现了三次研究浪潮，即现代化研究、后现代化研究和新现代化研究。目前，影响比较大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有10 种，即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和综合现代化理论。20 世纪50 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与20 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相比，已不再局限于争论“西化”与“现代化”、“农业化”与“工业化”的是非优劣了，主要的研究方法也转向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论域，并以欧美国家的标准作为参照系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三、关于党史学范式转换内在动因的研究
3.关于后现代主义范式
（一）以文化因素为动因的党史学范式转换研究
如果从人类知识的价值体系来看，文化与历史“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钱穆先生曾运用体相辨析揭示了文化与历史的内在关系，“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或说是现象，在现象背后则必有一体。看看种种相，自能接触到这个体。可是我们也该明白须有了这个体，才能发生种种相”〔18〕，“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19〕。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因此，党史研究者在党史范式转换的研究中要深刻凸显文化的价值。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者越发重视这个问题，希冀能通过“理论旅行”从文化取向这一横向的视角来透视党史学研究，展现文化研究对于党史研究及其学科体系建构的深刻意义。比如，侯且岸就曾经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界定党史研究对象的内涵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嬗变为重要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20〕。在党史学范式研究中，党史学研究者要重视文化的价值，厘清党史学范式与文化因素关系的理路，即不论是革命史范式、社会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都蕴含着文化因素，都要从文化取向的视角去认知史学范式的演变。党史研究者坚持这样的研究思路将有助于自身拓宽研究视野，培养理性的求实精神，深化党史学范式研究，进一步丰富对于党史学范式的认知。
若从生成机理和内在含义的角度分析，革命史范式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产物〔4〕，它“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5〕。党成立以后，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这是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实践基础。
1.关于社会史范式
（二）以社会变迁为动因的党史学范式转换研究
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变迁是党史学范式转换的重要动因。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和时代变动的要求导致了党史学范式的转换，这一系列转换深刻地反映着党史学范式与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紧密联系的特性。虽然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过程的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复杂，但党史研究者能够在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相同或相近的研究路向、理论框架和分析方式，这就使某一时期的党史研究表现出具有共性的范式。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社会史范式研究在国内再度兴盛就是史学界应对“史学危机”，反省史学研究现状的必然产物。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各个党史学范式之间前后相续，也使得人们更加全面地认知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新的党史学范式的形成与转换，往往是对旧的党史学范式的深化和衍化，党史学范式的“理论旅行”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得以趋进于本质，得出深入解释历史演进规律的理性认知。比如，吴鹏森就从党史学范式转换的角度透视了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变化过程，他指出，“‘革命范式’转向‘现代化范式’……若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审视，中华民族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各种势力阻碍中华民族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1〕。可见，在党史学范式“理论旅行”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党史研究范围和党史学范式的认知也在逐步扩展深化。
（三）以史学观念变化为动因的党史学范式转换研究
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的编撰一直肩负着政治宣传和道德引导的作用，传统的史学研究在内容上也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这种传统的史学编研观念日久年深，逐渐转化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并具有强大惯性的史学编撰和史学研究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史学观念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也越来越宽阔了。李振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史学范式虽然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还不能认定它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改变，而是在统一的史学形态中谋求史学范式的变革，变铁板一块的统一史学范式状况为统一形态下的学派林立，各次级史学范式之间相互冲突、并立，但又与整体范式相协调〔22〕。他的这一观点既概介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史学范式研究成果的特点，也深刻地阐明了党史学范式转换的理论前提。在党史研究领域，这种史学观念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单一的革命史范式向多种党史范式的转换。20 世纪80 年代后期，随着历史学研究改革、社会情境变化，党史研究者意识到单纯地使用革命史范式进行研究无法反映党史的全貌。张静如等党史研究者回顾和反思革命史范式研究的历程，结合史学范式研究的新进展，引入或提出了新的党史学范式，不断丰富了党史学范式理论的内容。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历史学界关于史学范式的研究愈发深入，党史研究者顺应这一趋势也开始大量地应用现代化、社会史等范式来深化党史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党史学范式的研究。尽管史学研究者视野的扩展是一个好的现象，但近些年来，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党史研究中也出现了碎片化、抽象化等不良的倾向。部分党史研究者过度重视对历史细节的探究，缺乏对历史过程的宏观关照，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
华谊在影视上因过度依赖某一两位导演的题材或风格，从而造成观众审美疲劳的现象已大大改善，但目前较大的问题在于终端市场掌控力的不足和品牌延伸的欠缺。华谊兄弟全国的院线较少，对于终端市场的掌控力不够，使消费者对该品牌的接触不够直接。品牌延伸欠缺也就会导致华谊的品牌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受限，观众只认可华谊较为出色的几个领域的成就，而在其他华谊涉足较浅的领域，消费者甚至不了解也不选择华谊品牌。
四、党史学范式研究的意义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党史学界逐步加强了对党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党史研究者引入和运用了若干上文所提及的党史学范式，已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在论著方面，主要有张静如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 年版）以及宋学勤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研究者为什么要在研究过程中引入或运用这么多的党史学范式呢？因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再加上研究者的主观性，使用单一的党史学研究范式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认知党史。所以，研究者不能仅仅只抓住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要运用基于不同视角的党史学范式对党的历史进程作出全面解读。沈传亮认为，既要扩大史学范式解释的包容性，又要使史学范式保持开放性的姿态〔23〕。孙钦梅也认为，研究者要辩证和客观地看待党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24〕。概括各方观点，党史学范式研究的意义包括三方面：第一，党史学范式本质上反映了研究者在立场、视角和方法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触及如何解释和评判党史进程以及党史研究的问题；第二，就“理论旅行”的视角来看，党史学范式不断进行的调整、突破与延伸，对建构完善的党史学科体系有着重要的学理性价值；第三，关于党史学范式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外学界开展对话与交流，有利于强化国内党史研究成果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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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5〕。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观点，为推进新时代的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包括党史学范式研究）指明了努力方向。党史学界的学者也设想过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发展方向，比如，李金铮对革命史范式研究的认知理路作了阐述〔26〕，王炳林也认为党史学科范式研究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27〕。如果从“理论旅行”的视角来看，党史学范式研究大致有三个发展方向：第一，研究者可以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开放的姿态，横向借鉴和吸收有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包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其融入党史学范式的研究中。第二，党史研究者关于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探讨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向，党史学范式的研究也要逐步适应这个研究趋势，回顾并完善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内容，纵深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及其学科体系建设，提升党史研究的理论化水平。第三，“历史学无论怎样变化，它总是一个经验性而非思辨性的学科，它处理的是用文字和实物记录下来的过去的事实，任何假设都必须放在大量的事实中去验证”〔28〕。党史研究者要在反思已有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基础上，坚持宏观的史实框架，反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积极寻求新的党史学范式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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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5-0049-06
〔收稿日期〕2019-08-26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级“大创”研究项目（201813616001）。
〔作者简介〕汪 兵（1980-），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访问学者，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王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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