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传统社会理论主张社会秩序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协商一致而得以构建和维持，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基于复杂性科学的当代社会理论则主张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持蕴涵有复杂性的特征。
【关键词】社会理论；社会秩序；复杂性
伴随着社会理论的发展，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成为社会理论家们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在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看来，向新社会秩序的过渡并不是有意识的，但也不是由无意识的智慧造成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从来都是复杂的。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性变革，本来就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他把自己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称之为“断裂论的”解释。如吉登斯所说，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意义都更加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习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吉登斯还认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解决“秩序问题”。而这种秩序问题并不是如帕森斯所断定的那个“霍布斯的问题”，即面对多种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社会结合是怎样实现的。相反，吉登斯的准确意思是：社会系统是怎样把时间与空间包括在内的，亦即它们是怎样跨越或大或小的时空范围的。秩序问题就是时空间距化的问题。因此，与此相关的某些因素是所有社会的特征，不管这些社会规模多么小，状态多么“原始”。不仅是时空范围“内”的组织，还有跨越时空自身的组织，对于所有社会中的系统来说，都是基本的。由此可见，从当代社会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持从来就蕴涵有复杂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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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秩序观及其超越
一直以来，社会理论中的系统理论家们都主张社会秩序的确存在，而且形式多样。在他们看来，要想充分地透视这种秩序，就得把它说成是一个“系统”。早期的功能主义者斯宾塞主张，就运行方式而言，社会有机体其运行方式类似于人的身体内部的运行方式。从而社会有机体自身也会形成日益增多的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功能。社会有机体中的各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并组成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通过其对社会有机体的再生有何贡献或“功能”来理解任何特定社会中的某一制度或机构。对于“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帕森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他所提出的标准化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来解释如何获得并维持社会秩序，即社会秩序通过标准化的协商一致而得以构建和维持。由此看来，传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秩序观的简单化倾向较为明显，人们正试图超越这种已经过时了的传统社会秩序观。在所著的《全球复杂性》一书中，厄里试图通过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社会秩序观，来超越长久以来在社会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传统社会秩序观。
第一，那些持有传统社会秩序观的社会理论家们“并未对生命组织和生命系统作出严格的区分。为了获得恰如其分的隐喻以便于解释一个社会系统中的秩序何以可能，他们往往只关注生命组织的特性。他们也并不知晓生命系统的特性可以提供给人们某些对社会秩序的恰当分析方法”。在复杂性理论的视景中，社会秩序本身事实上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固定的和可获取的。复杂系统科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把社会秩序看成是动态的，它超越了在持有传统社会秩序观的社会理论家们想象中存在着的静态的社会秩序。而社会有机体的各固定部分被认为能够为社会整体的顺利运行提供某种特定的功能这样一种看法，一直被持有静态社会秩序观的功能学派的社会理论家们所秉承。第二，就社会学理论本身而言，古典社会学对于社会秩序的思考倾向于简单化，在他们看来，如何建构“社会秩序”成为其固定的理论旨趣。受二战后早期控制论思想的影响，帕森斯认为：“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和规范，它们在每一个社会的所有层面上运行；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且，还存在着强劲的负反馈或操控机制，正是这些强劲的负反馈或操控机制使得社会系统能够迅速和有效地恢复社会的秩序。”然而，从复杂性理论的角度看，并不存在有任何一套清晰的、有效的控制过程，从而使社会系统重回平衡状态。事实上，人们经常看到的情形却是：为恢复社会秩序所作的各种努力常常会酿成更加深远的、不可预见的后果。此外，社会生活的流动性处在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视景之外，因而，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们持有“社会秩序是固定的、给定的和静态的”这样一种和现实不相符合的简单化观点。与此相反，社会科学中的复杂性理论却认为，由于社会生活的流动性使得社会秩序只有在“流动”的状况中才能获至。第三，就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域而言，“古典社会学以及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学都是聚焦于一个单一的社会而展开论述，极少重视对超越了每一个社会边界的社会秩序的论述。对帕森斯来说，自主的、自我再生的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源自贯穿整个20世纪的明显处于自我治理状态的美国社会。后来，他把这种特征普遍化到所有显然并未具备20世纪美国社会特征的其他社会中。”“社会”被帕森斯定义为“某种社会系统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系统的外部环境，包括其他社会系统具有高度的自适应性。但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是极少见的，而且，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几乎总是依赖于它们对其他社会的统治，例如美国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强力影响。”然而，由于全球化时代的降临，人们需要的是“超越社会的社会学”，即这种新社会学理论把对社会秩序的分析与大量的全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环境相互依赖性的复杂形式关联起来。在这种新社会学理论的视景中，某一民族国家社会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总是会依赖于某种联系，即这一社会和某种涌现的跨国关系建立起多样化的连系。第四，人们通过使用复杂性理论这一新透镜已经逐渐地“看”到，事实上，社会秩序“并不纯粹是社会过程的输出。正如劳所说的那样：‘的确，社会有秩化这个概念随着简单化社会的消逝而消失了。……我们所称之为‘社会’的，都是一些非常具体化的事物：交谈、身体、文本、机器、建筑，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事物都卷入了社会，并在社会中自我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社会学关于一个纯一的社会的秩序之解释概念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它也到了应该被投进历史垃圾箱的时候了。”
二、地方性行动与全球性后果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领域，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强调，个体行动者情境化互动的“日常实践”会影响现代社会生活部分的大规模、甚至是全球的社会系统特性。换言之，地方性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全球性后果之间，其“距离”并非人们所想像的那么遥远。事实上，日常活动与全球性后果是相连通的。例如，在全球经济生活当中，地方性的购买决策影响并有利于建立经济秩序，反过来，这种经济秩序又会对后来的决定产生反作用力。从而，行动者完全多样化的、隶属地方性的日常决定和举动，事实上却影响了全球系统的再生产与变革。其实，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上说，人们不应该忽视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对“地方性行动与全球性后果”这一问题的研究洞见。他很早就注意到地方性行动的大范围扩散问题，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所取得的真正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明确地指出，这种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基于地方性的行动，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可以传导到从距离上看似乎非常遥远的地方。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知道，使这种效应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时空伸延，因为在结构化理论里，“秩序问题”体现为社会系统如何能“束集”时间与空间，包容并整合在场与不在场，而这又与有关时空伸延(即社会系统沿时间和空间的“延展”)的问题紧密相关。总之，因为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着时空伸延，使得地方性行动能够产生非线性的全球性后果。
(二)从现代系统科学的视角上看。厄里对于马克思关于地方性行动与全球性后果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之评价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合乎逻辑的，值得人们深思。总之，基于地方性知识所作出的决定，通过多重的相互作用后，会在全球涌现的层次上产生大量不可预见的、非线性的后果。按照厄里的看法，尽管马克思当时所作出的理论预言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包含有复杂性的因素，即便他当时所分析的“涌现系统”是由英帝国“霸权”组织起来的系统，这一系统与现在所探讨的全球涌现系统大相径庭。然而，对于地方性行动与作为一种全球性后果出现的社会新秩序生成的关联性这一问题，马克思于19世纪中期仍然能够对其进行卓有成效的分析。由此可见，马克思从“地方性行动与全球性后果”这一视角对资本主义秩序及其变迁所作的分析具有复杂性的向度，他所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复杂性思维的逻辑的。
(二)流动与秩序。静态的社会秩序观历来是社会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主张，他们认为，社会秩序是简单的、固定和可获取的。这些来源于社会有机体隐喻的社会秩序观视社会有机体的各固定部分能够为社会整体的顺利运行提供某种特定的功能，从而使社会秩序在平衡态条件下运行，在其中，即使暂时处于失衡的状态，负反馈或操控机制也能够使得社会系统迅速和有效地回复到原来的秩序上。
(一)从复杂性理论的视角看。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得对‘地方的’信息源作出响应。但是，通过多重的相互关联和令人敬畏的轨道，一个地方的要素和另一个地方的要素会借助时空效应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诚如厄里在《全球复杂性》一书中所述，从社会理论的角度上看，马克思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及其变迁的分析，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非线性(复杂性)分析的最佳例子之一，至今仍然极具启发性。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矛盾已经逐渐地展露出来了。而且，由于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从而使得这种矛盾具有世界性，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情形下，资本的集中的作用是世界性的，换言之，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马克思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续存下去，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因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而“这种得到公认的全球化是由私人资本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工人工资最小化或劳动时间最大化造成的。除非国家或由工会组织的集体行动阻止它，或者除非工人过早地死去，这种对劳动大众的‘剥削’将会继续下去。这种不断重复出现的地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及其阶级关系的涌现性。大量的利润被创造出来，而这些利润已足以补偿马克思所假定的所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些利润再生产出基于资本而涌现出来的阶级关系，并且还再生产出雇佣劳动，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由于那些利润，使得某些‘理想的集体利益’能够通过一个‘资本家政府’得以相遇，而正是这一个‘资本家政府’保护并维持着私有财产、对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以及资本循环的条件等。”但是，在这里，厄里也同时认为，“马克思揭示了，每一个资本家剥削他或者她所在地的劳动力，最终将会引发各种资本主义矛盾。第一，虽然把雇员工资降至最低水平符合每个企业的利益(但是，这里的关键是：这么做并不见得符合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企业的利益)，可是这么做的结果是：人们对资本主义商品的自然需求总是达不到资本家所期望达到的最佳层次。因而，虽然后来采用增加对资本主义商品‘有效需求’的‘凯恩斯’政策暂时地缓和了危机，但是，总会存在着相对于需求而言的过度生产、资本主义资源(特别是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以及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第二，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劳动大军的涌现，这一劳动大军其劳动效率不断下降、劳动权利被相对剥夺，而且，他们还时常造反。已经被秩序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工人阶级的涌现，而工人阶级所持续推动的涉及范围广泛的阶级斗争将会导致社会革命，也将会导致某种‘更高级’的秩序的涌现。在追求提高自身劳动工资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这个秩序克服了资本主义系统内部突现出来的矛盾。第三，现存资本主义市场的局限性促使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到处寻找替代市场。《共产党宣言》对此作如下描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扩张将‘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并最终导致涌现的产生，即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因而，通过无数次的交互作用，资本主义关系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本身似乎也是通过对特定的劳动力的使用而实现自我再生产的。马克思认为，局部地方的资本主义剥削导致了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非线性的涌现，以及一个当代系统观意义上的‘灾难性的’资本主义分叉，正是这样一个分叉把资本主义引向作为一种涌现的世界共产主义新秩序。”
三、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持的复杂性向度
(一)有序与无序。从当代自然科学的角度上看，有序和无序是辩证统一的。诚如普里高津所言：“近年来，有序和无序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平衡结构(如晶体)被视为理想的有序系统，而流体和化学反应则与随机和无序的观念相联系。这个情况在今天已经有了变化。现在我们知道，非平衡可成为有序之源。‘自组织’已不再处于科学的视界之外。”在任何系统中，混沌和秩序总是内在关联着的。从而，根据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系统被认为处于“混沌的边缘”。有序和混沌处于一种平衡之中：要素既不被完全固定于某个地方，也没有被完全消融于混乱之中；混沌并不完全是混乱和随机的堆积，而是在所有的动态系统中，都会涌现出一种“有序化的无序”，它们相互之间存在高度依赖的关系，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过程都会给“他者”留下发展的空间。由于全球化时代社会世界随时间之矢演化的结果已经使自身远离了平衡态，因而任何社会秩序的存在均离不开无序；而且有序还能够以巨大的整体混乱或者无序为代价来维持、或者甚至增加自身的有序。由此可见，社会秩序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卡斯特认为，在21世纪早期，全球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稳定系统的距离还很遥远。厄里也认为，在当今时代，纵横交错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就是与它们的外部环境存在着复杂的互相连络的各种各样的系统。存在着许多混沌效应(chaotic effects)，它们的源头从时间-空间上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这些混沌效应的产生部分地由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引发，而这也意味着秩序总是与混沌纠缠不清。存在着许多威力不断增强的自组织全球网络以及正推动着系统远离平衡态的全球流动。而且，不存在一个可以用纯一社会过程来解释的社会秩序，即社会秩序并不纯粹是社会过程输出的结果。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很多对社会秩序的分析并不关注大量的全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环境相互依赖性的复杂形式。从复杂性理论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某一社会的社会秩序总是依赖于它和某些涌现的跨国关系建立起多样化的联系。
冯飞常务副省长赴省国土资源厅调研（省厅新闻宣传中心 ） ...........................................................................2-4
◎异物吸入性咳嗽 久咳，各种治疗无效，听诊两侧呼吸音不对称，一侧明显弱甚至于没有，应怀疑有异物，支气管镜或CT等相关检查确诊。
然而，在复杂性理论的视景中，秩序与流动是不可分离的，这一情形在当代社会中表现尤甚。如同一直在学术界倡导“流动社会学”的厄里所指出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现存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其自身的“社会身份”通过成为全球复杂性系统中的要素而发生改变。另外，这些系统并不趋向于任何平衡态，任一“社会”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无可避免地会被吸入全球地方化奇异吸引子当中。事实上，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和流动，这些网络和流动具有“全球性”，它们能够漫游于全球各处，进而快速穿行于许多作为全球各“地方”的社会，因而，人们所说的社会秩序看来只有在“流动”状态中才能获取。总之，秩序与流动是辩证统一体，特别地，在全球化时代，秩序与流动须臾不可分离。
在当今时代，社会秩序的生成得仰赖于各种各样的全球流动，特别是世界主义的全球流动，按照厄里的看法，世界主义正在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秩序化过程中的一股涌现的秩序之流。世界主义的流动与世界媒体的宣传导向有关，作为一种涌现，世界主义的全球流动其原动力就来自于当今遍布世界各地的能强力促成各种关系的媒体。生活在当今各个社会中的人们从媒体资源中获取观念、价值观、规范以及正义感，全球全体居民通过媒体而相互接近和“共同在场”，这会催生出世界主义。由此，人们将会目睹一种所谓的“全球地方化世界主义”，这种“全球地方化世界主义”可以在世界主义者的社会行动展现出来，“在他们所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世界主义者们需要例行公事地把大千世界感受成像他们当地的生活世界一样，反之亦然”。全球性事件的不可预见的发生，为世界主义者的流动助上一臂之力；例如，9·11恐怖事件的突然“涌现”，使“全球反恐同盟”得以建立。再者，全体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是世界主义者的全球流动得以生成之关键所在。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时常会挑战“国家的”旗帜，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社会的“敌人”是全球风险，而全球风险几乎没有疆界或边界。从而，大家的星球陷入了这样一种时刻：人们无国界地或者无政治色彩地共同反对无知的恐吓。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世界主义者所关注的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想去多少回，而不是关注你家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或你是什么身份等。厄里认为，这些“世界主义者”的全球流动正在不确定地、意外地出现，其结果使得一套“全球的”价值观和治理观正在成为全球秩序化过程中的一种涌现或者一种不可逆的结果。世界主义者具有相互依赖的意识，以及一种“人类大熔炉”的意识。信息、知识、货币、商品、人员以及图像的全球流动，使得人们的空间距离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共同分享在媒体上直接消费以及通过媒体广告进行消费，人们共同体验着自身变成分散化的全球公民的一份子，同时也在共同分享着相同的经验；并且，在这种共同的感觉之下联合起来，无论如何，‘世界主义者’们共同见证了这个世界以及它的文化拼图，这种文化拼图集结了成百万散布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文化。”从中可以预见，这些全球公民将会逐渐形成某种判断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判断力也将会成为评价整个人类发展状况的国际标准。从这种意义上说，伴随着世界主义全球流动而来的，是世界主义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及其复杂性后果将会不可逆地改变着每一个公民社会的社会秩序，而这又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诸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复杂性社会观研究”(编号：KY2015LX40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冠福(1966～)，男，广西百色人；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标签：社会论文; 秩序论文; 理论论文; 全球论文; 系统论文;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年第10期论文; 2015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复杂性社会观研究"; ((KY2015LX403)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