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是否能成功建构，而且也在根本上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途。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焦点话题，是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最适合中国。围绕这个焦点，国内外学术界展开的讨论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环节；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关注源于近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在中国的实现；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者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民族性，坚持从传统儒家发掘现代的民族性；西方学者则关注解读和解释现代中国独立和发展的奇迹，试图从政治哲学层面发现40余年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还是遵循从概念到概念的主流模式，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局部概念分析，还不能站在中国立场上，立足和关注现实，充分运用多种政治理论资源，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的体系构造。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方法还不能满足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需要。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焦点话题；主要议题；研究方法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哲学体系，盛世有盛世的政治哲学体系，衰世有衰世的政治哲学体系，转折时代有转折时代的政治哲学体系。人类社会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上的政治稳定，必然伴随着一个体系健全、逻辑严谨、覆盖全面且有较大说服力的政治哲学体系，而政治哲学体系的过渡性也必然伴随着一个跌跌撞撞的过渡时代。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1]710。确实，中国自从晚清以来就在历史长时段上处在过渡时代，在这个阶段，作为时代舆论核心的主流政治哲学或者因分歧而难于建构，或者建构完成后缺乏充分说服力而不得不被动地与时俱进。“中国近代处在古今中外大聚汇大变革的交错点上，……当一些人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当理想的时候，另一些人还死死抱住‘子曰诗云’‘圣经贤传’，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些人今天还沉浸在封建故纸堆中，明天却已跃进到最激进的革命行列”[2]476。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实质上就是一次主流政治哲学体系在时代刺激和社会问题拷问之下的重构，其重构的理论结果也必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上决定着中国的社会形态及政治格局。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推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并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宏观格局与具体细节。日益发展和富裕起来的社会，在复杂性上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前政治哲学的解释能力。与此同时，人们的内心世界也极大地丰富和复杂起来，曾几何时，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方方面面的政治观点，从各个角落里争相涌现出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方面是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流行发展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3]另一方面是传统儒家的观点又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回流，三纲五常也被抽象解释成正当。据说“‘三纲’的本义是指从大局出发、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责任，是核心精神是‘忠’”，“忠”的结果是“守住自己的尊严，确立自己的人格”[4]128-129。在中国社会日趋复杂化的过程中，政治哲学层面上的共识却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碎片化而被极大地稀释了。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之前，中国政治哲学层面的碎片化态势必然会日趋严重，国家政治文化安全遭遇的威胁和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将严重威胁和损害国家政治安全。[5]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时代背景虽已迥然不同于晚清民国，毕竟当代中国的政治状态、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但也毋庸讳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在中途，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背景仍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即古今中西的理论资源都在强有力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内容、节奏与方向等。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就并不是单纯地从现时代中提炼出一套概念和演绎出一套理论来，而是必然要在焦点问题及观念讨论上延续近现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诸多内容。中国近现代政治哲学建构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6]，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可以预期的理想中国是什么样的。两者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诸多不同，但都关注和聚焦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问题，追问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对于中国是最适宜的。当代中国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加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达成，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系统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就整体态势而言，当代中国具备了进行系统完善的政治哲学建构的根本条件。这些根本条件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必须自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共识，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同理想。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任务能够轻易完成，因为其还不仅不得不面对多样化政治思潮和观点的挑战甚至是挑衅，而且还必须在多样化政治思潮和观点的论辩和讨论中汲取养分、解决问题和形成逻辑。
一、焦点话题：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最适合中国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中，政治知识的生产及应用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人类社会在政治发展上所取得的时代性成就均与特定的政治知识体系密不可分，而且不同时代政治的根本不同也一览无遗地表现在彼此政治知识的迥然不同上，甚至某个时代政治生活的质量及社会的治乱兴衰等都清晰地显示在它的政治知识中。政治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总是处于时代问题的刺激和逼迫中，即使那些看上去很抽象的政治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例外。因而，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知识可以完全脱离它的产生时代而只具有抽象的普遍含义，政治知识的含义首先是属于特定时代、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然后才可能是普遍的——即表现出知识相对于时代的一种有限超越性。这就是政治知识所具有的时代特殊性及思想普遍性。[7]政治知识反映和反作用于时代的方式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这个层面上的政治知识就是政治哲学，它通常是对特定时代政治的根本性、全局性、基础性、原则性问题的思考，其结果往往是在政治价值、政治伦理、政治理想及基本政治思维方式层面进行体系建构或批判结构的工作，其社会功能则或者是在政治上巩固一个新时代，或者是批判一个旧时代。[8]14第二个层次是形而下的具体经验层面，这个层面的政治知识就是经验政治学，其发达的形态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科学，它通常是就政治现实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或者是面对特定的政治难题，或者是试图总结统治及治理的经验，其思维特点是就事论事，它的结果是提供一种特定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法。[9]7政治知识的哲学思维和经验思维虽有明显区别，但在实践中又往往不可分割，且相辅相成。政治的经验知识，在发展的方向、目的及形态、功能等方面，在根本上受制约于政治的哲理知识；政治的哲理知识也需要不断接受政治经验知识的挑战和补充，特别是在现当代。虽则相辅相成，但在实践中，政治的哲理知识却更具有一种强势的时代影响力。[10]20-21因为政治的哲理知识，即政治哲学所探讨和提供的知识集中于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事关一个时代政治体系的建构、巩固或批判、解构的根本问题，它所反映的是特定政治体系的内部凝聚力或张力；而政治的经验知识、包括今天所谓的政治科学知识，则主要集中于具体问题或解决方法，它只能供给某个政治体系以外部加固的力量。政治经验知识对政治体系的作用与影响远不如政治哲学知识。任何有效的政治经验知识，都不能挽回一个在政治哲学上失去凝聚力的政治体系的死亡；任何政治经验知识的缺陷、缺失与不足，都不能阻挡一个在政治哲学上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治体系的继续发育。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虽然看上去议题广泛，但是焦点议题却仍然聚焦在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上，各家不同的政治哲学观点实际上都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最合适当代中国；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核心也就在于为当代提供一套政治价值的共识及相应的共同政治理想。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所遇到的政治价值共识与共同政治理想认同，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遭遇到了的老问题。面对挟现代化潮流汹涌而来的西方势力，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虽则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还是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进程中被碾压成了碎片，在不同层次坚守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的人物，不论是反对洋务的倭仁，还是反对维新变法的洋务派，都相继被汹涌的时代潮流晾晒在了沙滩上。中国近现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也因为西方国家现代化方式的多样化及世界政治思潮的新近分化，而分化出了不同的政治价值倾向与政治理想内容。日本、法美、英国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了中国面向现代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选择，这些选择的背后都各伴随有一套自圆其说的政治哲学。晚清的改良派、新政派倾心于德日模式，不论是在政治价值上，还是在政治理想上，日本模式都被认为是适合中国国情且满足中国需要的最佳选择，其核心则是试图寻找能够容纳君主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支撑。[11]195-196清末的革命派则倾心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模式，这种模式有着中国传统易学及外来进化论的支持，倡导着一套平等、自由及民主的政治价值和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其核心就是彻底打倒传统的三纲五常，废弃历来的君主专制。[12]十月革命后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所秉持的英美自由主义，国民党政权在20世纪30、40年代热衷的法西斯主义，都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自成体系，并试图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的层面上决定中国的命运。另外，以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及现代新儒家等为代表的政治思潮，试图沟通和融合中西政治传统，在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上也试图发挥足够影响。中国之命运在当时集中表现为具体的政体选择问题。[13]926-929这个选择最终因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建立而在实践层面上得到了解决，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所实现的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哲学建构成果的基本核心与精神魂魄。
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的基础上，根据政权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辩证原理，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30年时间里，政治权力保持着对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的强势影响，政治权力倡导和推行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覆盖了整个社会。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的推进，一系列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涌现了出来，亟待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在理论上提出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有中国特色？又怎样就算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处理与儒家的关系？中国的发展要面向世界，要坚持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性？怎么样看待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政治理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逼问之下，古今中西之争又在学术上恢复了生机，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最适合中国的问题，再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哲学领域的焦点议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话题，初次展开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文化热”大讨论之中，当初热议的话题几乎都是中国政治哲学领域的重大话题。中国学术界反思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多次文化大讨论，就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学等的生命力、政治及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反思、现代化与全盘西化等等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4]在讨论中出现了类似20世纪上半叶东方文化派及全盘西化派的观点，类似东方文化派的观点后来汇聚凝结为大陆现代新儒家，类似全盘西化派的观点后来发展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试图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用中国的经验来检视、验证、矫正、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其理论聚焦点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必需的思想解放及不可避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上。面对政治哲学层面上的诸多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并不特别主动地进行回应，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政治哲学领域出现了东方文化派与西化派的双峰对峙。
（1）在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制定中要考虑相邻地区间经济、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建设 “低碳经济示范区”对降低全国能源强度有促进作用。加强基础交通设施建设，便于生产要素的在区域间的流通；同时，政府要推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换，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加强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如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政治哲学话题的理论形态更趋于学术化。东方文化派的观点在90年代初虽然仍有部分坚持者，但它的主流已经逐步汇集为当代大陆新儒家。以蒋庆1993年在《鹅湖》杂志发表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为标志，[15]大陆现代新儒家登上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舞台，用较为学术化的形态来表达其日益完善也日益多样化的儒学政治观，系统地传播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大陆现代新儒家与民国及港台、海外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判然有别。民国及港台、海外新儒家在政治制度上认同欧美主流的政治制度体系及政治价值体系，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仅仅在于将其看来普遍的民主与科学等安放在儒家哲学的基础上，其标准提法是“内圣开出新外王”。[16]335-337大陆现代新儒家缺乏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充分了解与基本认同，他们所追求的是在中国实现一个没有西方影响的现代，或认为中国政治传统中就包含着现代的要素及发展趋势，为此不少学者费劲地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政治的现代要素，仿佛又回到了康有为的时代，试图从儒家传统典籍中发现宪政，[17]或在中国古代发现作为天理的民主，[18]或认为儒家思想本质上就是公民宗教，并主张在当代也要继续以儒教为公民宗教。[19]大陆现代新儒家的外围还存在大量的儒家政治哲学提倡者，以儒家经典人物及经学著作的解读为主要手段，试图阐明儒家政治哲学中亘古不变的常道，反复咀嚼经学著作的字句词章，对经学特别是《论语》等作现代的情理解释，既想用现代的思想对经学做偷梁换柱的“六经注我”的解释，也想阐明经学著作中确实存在着适用于现代政治的普遍性原则，更想表明经学中的普遍原则在内容上优越于今天的一些制度安排或制度的伦理基础，在政治哲学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以古补今的复古特质。[20]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挫折后，重新迈步进入了理论的反思和自省阶段，在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前提下，再次启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议题的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理论思考，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理论界，也在理论上开始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追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何以可能等问题。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梁漱溟在20世纪20至30年AI写作成的几部著作再次引发了关注，并连带将20世纪上半叶的学衡派、东方文化派、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观点带入了人们的视线。这就引发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并激发了人们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文化中寻找现代化之中国特色的兴趣。有学者从研究和批判港台及海外新儒家，转变为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信奉者，如被方克立点名的罗义俊，[32]615也有学者在学习现代西方政治、法律及经济等知识之后转而成为大陆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如蒋庆，其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被看作是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32]420-442有的学者虽然在观点上与大陆现代新儒家有一定的区别，但或者在尊孔读经上比大陆现代新儒家更甚一筹，在价值上也特别推崇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33]或者在对传统儒家的肯定上与大陆现代新儒家如出一辙，希望能够在中国的现代化当中将儒学中的所谓“常道”继承下来。[34]随着大陆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及尊孔读经热的流行，传统儒学的概念、范畴及理论提法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在政治价值及政治理想上的认知，许多人或者认同传统儒家中有现代价值，或者努力发掘传统儒家中的现代思想资源，更有甚者认为中国传统儒家里有一个独立于西方的现代。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尊孔读经的热心者绝大多数都背离了20世纪上半叶及海外港台新儒家对现代民主科学的积极认同，导致大陆儒学热及读经热在政治价值上背离了现代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35]牟宗三、张君劢等在政治价值及政治制度上都非常认同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张君劢在文化上属于现代新儒家，推崇以宋明理学之直觉的方法解决伦理问题，但是在政治上他又属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推崇代议制责任内阁政体。他没有在宋明理学与现代代议制政体所依赖的民主、科学如何衔接的问题上，留下充分的材料。牟宗三则在政治哲学上留下了充分的材料，用以将现代民主与科学和传统儒学进行嫁接，其目的无非有二：第一是表明现代民主、科学与传统儒学可以相容而并不矛盾，第二是试图在传统儒学的内圣中，找到传统没有民主与科学的内圣原因，并就如何改良内圣而让现代民主与科学可以从传统内圣中长出来，这就是他所说的“内圣开出新外王”，他的方法就是通过让传统儒学充满良知内圣的主体进行“自我坎陷”。[16]335-337
20世纪80年代比较流行的西方自由化意识形态，在90年代以后在理论形态上也变得相当学术化。各种观点不仅都采用了相当规范的学术语言，而且所讨论的问题也远没有80年代那么哲学化，而是聚焦于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国家与社会、法治与德治、公平与效率等诸多具体的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当然不能回避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上述诸问题，而中国在上述诸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上又不能罔顾西方现代化的有关经验及理论概括。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不断遭遇新的问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权力任性贪腐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原有政治哲学的考虑范围，但西方却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成果可以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理论界在思考上述问题时又确实是以大体解决了上述诸问题的西方现代化各国为背景，并在论述中不可避免地高度评价了西方相关的政治哲学理论。这在理论上导致了当代中国出现了两个价值取向不同的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第一是政治价值及政治理想西化的研究范式，这是中国近现代全盘西化论在当代的继续，不仅继续了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的全盘西方自由主义化，而且也延续了全盘西化论者在理想政体上的诸多观点，归纳起来说就是仍然执着于在中国实现理想的西方。他们或者以市场经济下个体权利与法治政府为论述出发点，以守夜人角色要求政府，主张建立“有限政府”，明显有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哲学的痕迹，而国内有学者已经明确表态拒绝西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21]或者以司法改革为场域，要求建立符合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立宪政府”，这实质上是隐藏在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之下的西化论政治哲学。第二是政治哲学议题、观点与方法的介绍与借鉴范式，这是非常典型的学科化了的学术研究范式，其所关注的对象是西方现当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议题、观点与方法，平等、公正、公平、正义等中国政治哲学领域的热议话题由此而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等热门的词语也由此而来。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建构从这种研究范式中获益良多，其许多内容慢慢积累为共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不能回避的话题与问题。[22]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立足于当代中国，既然不能回避中国在现代性上的民族特色，就必然要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寻找民族特色之所在、之所由，以现代新儒家为主的思想家群体，或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学中寻找到中国自身固有的现代性，拟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迥异于西方，[36]282-296或试图寻找中国历史上的现代性因素，[17]或试图说明中国的现代性基于中国历史的惯性，有自己的内在源流。[37]港台及海外新儒家基本认同现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他们只是试图在儒学中寻找植活民主与科学的灵根，而并未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别求中国特色。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儒家的某些同情者则或者并不太认同西方发展起来的民主与科学，或者认为中国拥有自己独立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从而着力于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刻意寻求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色，而他们寻求民族特色的路径则只有复古。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引起了对东方文化派及港台海外新儒家的热议，并实际上启动了儒学的复兴，但其着眼点仅止于让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生根、且有中国之民族特色，并未涉及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的复古。蒋庆在现代大陆新儒学的政治复古中可算作是一个始作俑者，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代表者。他明确提出“复兴儒学是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并直言不讳地说“儒学理应取代马克思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15]。蒋庆的复兴儒学不仅仅追求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而且也着眼于儒家的制度建构，他比较看重并发掘了作为制度儒学的传统公羊学，聚焦于改制立法，在制度中完善人性，[38]1-9将传统公羊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作为当代中国新儒家的发展方向，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在于“复古更化”，“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味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来化解中国的政治传统，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丧失其本位性。”[36]39-40“现代儒学开出的外王就不应该亦不必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应该是以儒学义理为基础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制度”，它“要求最高掌权者具有完成人与宇宙和谐的生命责任，要求建立的制度同时体现天道(神圣)的合法性、民意(人心)的合法性及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而实现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的制衡与和谐。”[36]56此外，有的学者在传统儒学中寻找公共精神，以儒学中的君子为公民，[39]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发掘儒学三纲五常的现代价值。[4]141-144如此等等的看法都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产生了复古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政治价值及政治理想的时代性差异，阻遏了现代政治价值及政治理想的有效传播，客观上产生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顺利推进的结果。
二、主要议题：现代化的民族性、现代性及独创性的多重奏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斐然，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综合国力极大提升，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改革开放时代同步发展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又往往与西方学术理论的输入及其长期影响密不可分。[22]但这也在理论上带来了一种认识上的明显偏颇，即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体制，强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在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上搞全盘西化，其主要的代表作是《河殇》。《河殇》的西方中心论和全盘西化论在当时即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41]这种观点在清末表现为政体上的全盘西化，改良派要求中国的政体要英国化，建立责任内阁制，孙中山等革命派则要求中国的政体要美国化，建立总统制。民国时期，胡适、陈序经等在政治上主张的全盘西化论，则更进一步要求在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人格、政体等方面的英美化。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英美化即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英美化，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很流行，在他们看来，个人主义、权利意识、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政党轮替等等，是现代化政治的标准要素。抗日战争期间，中间党派在《期成宪草》中即展示了与西方现代政治之代议精神相同的宪法方案。[42]250-258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思潮的普遍反思和西方文明史观的广泛流行，西方海洋文明优越于中国黄河文明曾颇有说服力，且广为流行，专题片《河殇》即依此为基调。《河殇》的流行，不仅说明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论证已经深入到了文明的层次，而且也说明在方励之、王若望等一些人看来，全盘西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不二选择，除非全盘西化，否则就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西化观点在当时就遭到了激烈批评，批评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决不能是全盘西化”[43]。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极端西方化的学术及舆论受到了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现代化就是在政治上的西方化的观点减少了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方面的影响力。实际上，在政治上以西方化来解释现代化的观点在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领域的影响力，通过一些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学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虽然平和却十分强劲的影响力。[44]比如，一些提倡法治者所讲的司法中立，实质上就是西方宪政框架下的司法独立，其核心意思是要在司法组织或司法活动中排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多的芸芸众生则通过流行的俗文化、娱乐文化等接受了西化观点的影响，并在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思维方式及政治行为习惯上，受到了明显影响，其中比较特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主义方法论、权利本位价值观及抗争维权的思维方式等方面。[5]
脑海里一帧帧重复着前几天在教学楼天台的画面，当时姜祈钩起她的头发，手指还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脸。那一瞬间，她如触电般本能地退后好几步，心里也涌上阵阵奇异的感受。那种感受是什么呢？雷染君试着描述它，应该……类似于惊恐？事实上，从姜祈出现的那一刻起，她的身体就一直颤抖不停。他的靠近，更让她惊慌不安。她在怕他。没错，她怕。原因不明地怕，近乎本能地怕。“我先走了。”那一刻她只能扔下这句话，飞一般逃离天台，顾不上理会姜祈的手是否还尴尬地僵在半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题出现在中国学术界的历史还很短，只有短短十几年，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容却是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哲学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及其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核心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题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学术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首先就表现为自觉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积极服务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在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题的时候，具有十分自觉的实践意识，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思想保证，在理论指导和舆论支持等方面，积极服务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3]中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自觉，还表现在学术界自觉地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畴与命题体系，不仅要在学术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更要求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和核心。[2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不能回避学科体制下的学科建设的有关讨论，这些讨论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究竟属于哲学还是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在自身学科体系的建设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科归属及学术使命等问题。大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比较突出的是哲学思辨方法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并刻意强调运用哲学思辨方法的政治哲学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政治科学的不同，在政治哲学的建构上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强调政治哲学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归属。[25]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政治诸多经验问题的关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经验维度，强调马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政治价值共识、共同政治理想、政治认同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从解决政治问题的角度，倡导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学学科属性。[2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在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就必须要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的阐述上表现得卓尔不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及相关学科建设成果已提供了相应的条件，时代呼唤着面向实践的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还需要在面向现实、站牢价值立场及充分吸纳中、西、马等政治哲学的理论养分的过程中，继续完善，充实发展，成功解答时代问题，完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先进的政治理论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文化击败了传统的旧文化及国民党左右的法西斯文化，用人类解放、民族解放的政治价值，在人民大众中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开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的负面影响，又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了反弹，致使人道主义、人性等话题得以勃兴。人道主义话题的勃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变化的起点。随着社会利益的阶层分化与多样化思潮的涌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非马克思主义成分变得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中，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是坚守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如阶级论及集体主义等，这是从政治价值的层面维护社会主义，立意高远，但是却也有清晰的“左”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注意从个体层面上确立独特的理想人格内容，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等就是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个体层面上所确定的政治理想内容，这是从个人品行的层面提出了文明行为的一般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理论界在政治价值问题上不再纠结于姓资还是姓社。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一方面比较偏向于发展问题，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有明显的发展论倾向；另一方面又比较突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充实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的社会吸引力与说服力，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梦也是用民族性内容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的社会吸引力与说服力。在这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在个体层面上加强个人修养，这些或者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层面提出，如“三个代表”、“三讲”、“两学一做”等，或者从普通群众的层面提出，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着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以系统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内容来支撑，并由此而系统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同理想的命题，并要求从整体上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及文化的高度自信。[45]这就不仅提供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之价值前提，而且也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任务就是要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价值共识，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政治理想。
一边是清华，一边是川大，你选哪个？这似乎是个不需要太多考虑的选择题，然而，云南考生李一峰选了川大。一边是外企的光鲜工作，一边是大学毕业多年后复读参加高考，这似乎是个不需要太多考虑而且风马牛不相及的选择题，然而，26岁的北京女孩徐霁选择了辞职复读。
自清末的戊戌维新确立起在政治上向西方各国学习的目标以来，中国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总的方向，这就是现代化。但因为中国近现代在选择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时，还必须要面对中国社会衰败化、革命化、现代化、半边缘化即殖民地化的趋势及特征，[27]240-241再加上中国传统在政治形态上的自成一体且又高度自信，这决定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能仅仅被归纳为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还必须同时解决中国在政治上的独立、在发展上保持明显的民族特征以及在国际交往中的平等身份等问题。中国近现代追求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际舆论已经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极，不仅这两极都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原则与理想信念等强有力地影响中国，而且两极之间的政治对立与理论辩论及各个极(两极)内部因分化而展开的政治对立与理论辩论，也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对现代性的认识。事实上，西方政治思想的两极及两极内部的分化也确实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现代化方面的重大选择。“‘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各种各样的‘主义’寄托着各色各样的信仰。”[28]399-400这既表现为民国时期宪法方案的花样繁多，世界上几乎每一种宪法方案都在民国试验过，但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也表现为思想理论界在中国现代化方面的理论方案异常繁多，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及各种各样的主义。中国向何处去？什么样的政体最适合中国？这个时代主题在晚清、民国时期就表现为各种救亡图存的政治路径及宪法草案。“中国十数年间，有七个宪法。举凡天下所有的制度，件件都试验过。”[29]1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政体方案上已经得到根本解决，虽然意识形态的强势风暴曾经强有力地作用于社会，以至于人们根本感觉不到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分歧，但中国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现代化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各国在政治文化上对中国上百年的影响依然有强大影响力。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动改革开放巨轮后，前此关于社会主义的诸多认识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30]62-66另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向西方世界的开放再次打开了国门，引入了西方的理论话语，西方自古以来到二战以后的一系列著作及理论等又一次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出现了“新启蒙”的说法，有文章提出，“《河殇》揭开了新启蒙的帷幕”；[31]另外，西方著作及理论的引入也刺激和激发了中国本土理论资源的复活，不仅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问题也再次被提出。[14]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的讨论，虽然也触及到政体改造的主题，但就总体而言，它所涉及的主题基本局限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层面，集中探讨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最适合中国的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核心工作，是一套纲领性核心概念[46]265的观念内涵分析和理论逻辑分析，这是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不能不用心做好的重要工作。不如此，就不能在人们理性的法庭上确立起必要的可信度。但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是在回应和回答时代的问题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是纯粹概念推演的结果，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家及其政治哲学体系，都是在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实践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开展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47]既是思想史准确理解思想的关键，也是现实世界建构思想的重要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学习、借鉴和吸收、消化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成果，从来都是政治哲学体系建构的一件重要工作。因为此前的政治哲学体系特别是那些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体系已经就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基础问题和常规问题作出了许多近乎公理的判断，不学习、不借鉴、不吸收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理论成果，不仅会重复许多简单的或基础性的理论工作，而且还会在一些方面错失近乎公理的诸多重要判断的启示，从而在政治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上犯下大错。但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都是在根本上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属性、政治特征及政治方向，不论是解构性的政治哲学，还是建构性的政治哲学，它们运用哲学思维、驾驭一套纲领性核心概念的根本目的，还是要解答和解释所处时代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在普遍必然性的高度上，回答人们的普遍疑问，指引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解构或建构特定政治生活体系的原则。即使“看来是如此抽象和晦涩的康德哲学，仍然有其现实生活的根源。”[48]15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家，既是在为普遍理想的政治目的编排着一套纲领性的核心组织概念，更是在为特定政治时代寻找普遍必然的理论依据，特定的政治时代经过其政治哲学的推演论证，经过了一套纲领性核心概念的论证之后，就获得了普遍必然的理论属性，或者被解读成了人类政治历史的终结状态，[49]序1或者被解读成了人类政治的理想状态，[46]325-331而他们用以论证特定时代政治普遍必然性的概念及理论体系，也由此而获得了普遍的理论价值，被一些人当作是政治哲学领域的绝对真理。但是实际上，正如有学者认为的，“世上事物本没有什么绝对的普遍必然”，所谓普遍必然“只是一种僵化观念”[48]76。在政治哲学领域，一些所谓的普遍真理也只有在懂得了它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之后及由此而赋予其内容方面的时代局限时，才能被真正地理解，而任何一种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体系，只有人们理解了它的命题内容，并理解了它的时代局限性时，才能真正懂得它的理论价值，并在时代的政治哲学建构中充分地借鉴它的有益成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绝不能依赖复儒家政治哲学之古或抄袭西方政治哲学教条来完成，而只能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的互动过程中来完成。只有走出概念分析的方法藩篱，才可能真正有效地进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达成“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50]。
中国自晚清以来就一直急切地呼吁着现代化，并一直为现代化的匮乏所苦恼。晚清民国时期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救国主张，都凸显了国人对现代化的急迫诉求，在各种救亡图存的观点中，政治、军事等的现代化努力也一直在价值上得到了莫大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在新中国前30年的巨变，也都贯穿着一个现代化的主线，“四个现代化”战略的提出，充分说明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备内容。但中国的现代化又在实践中遭遇到了挫折和坎坷，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左”的错误，直接造成了许多违反现代化价值的反常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0]35这对于突破“左”的禁忌，激发现代化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舆论上并不存在反对者，但诸多具体的现代化议题的讨论则需要突破两重防线，第一重防线是自晚清就存在的坚守传统以排斥外来事物的文化保守主义防线，第二重防线就是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的“左”的教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理论界突破“左”的教条，努力解放思想，大胆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理论，积极探索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并实质性地普遍影响了人们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市场、权利、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一系列关键词的确立与流行，都与借鉴和吸收西方具体理论成果密切相关，且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在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上的与时俱进，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的内容。中国学术界曾经热议的“中国模式”在许多方面确实不同于西方国家，但“中国模式”的建立却同样需要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话语的必要支持，不仅如此，“中国模式”在今后的发展，在概念及理论等方面也还是离不开西方学术话语的充分输入与积极影响。[22]通过学习西方的学术理论话语，中国学术理论界及广大民众获得了许多具体的现代性，表现在理论界就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概念、范畴及理论、方法等方面，越来越具备了规范化的学科语言及理论逻辑，越来越表现出了经验分析的科学性及对实践作用的有效性；表现在广大民众的意识里就是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及公正意识的普遍提高。前述这些意识的提高明显地提升了公众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的现代性。
三、方法反思：突破概念分析藩篱与走出立场僵化的死角
定义1 设X为一样本空间,A是X的子集构成的σ代数,α＞0,P0为(X,A)上的有限非零测度.如果对 X 的任意可测分割 A1,A2,···,Am,p=(P(A1),P(A2),···,P(Am))服从参数为α =(αP0(A1),αP0(A2),···,αP0(Am)) 的 Dirichlet分布,则称p是(X,A)上参数为 α,基测度为P0的Dirichlet过程,记为p～DP(α,P0).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遭遇的一个普遍困境，就是迈不过来自历史深处各种所谓绝对真理的羁绊，这个羁绊的研究方法根源就在于从观念到观念、由理论到理论的概念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首先假定存在着一种永恒普遍的政治哲学真理，而这套真理的呈现方式就是一套含义明晰的概念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政治哲学建构的全部方法就是概念分析，他们确信通过概念分析，就可以呈现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整体面貌及精神魂魄。如果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当真就是在当代中国呈现政治哲学的普遍真理，那么概念分析的方法就足够了，因为政治哲学建构不过是寻找和拼接最合适的概念。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局限于概念分析的藩篱，他们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当作是一件政治哲学概念的复古处理，似乎只要从中国传统儒家那里找到具有政治哲学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们按照儒家的逻辑拼接起来，就完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任务。他们运用概念分析方法，千方百计地从传统儒学那里寻找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或者认为古今一贯，将儒之道一以贯之，这就典型地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做成了复儒学之古；[36]39-40或者认为中国在政治文明上自成一体，它拥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及发展路径，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概念体系已经完整地出现在传统儒学中，为了让人们理解传统儒学里的现代概念，他们用西学中的类似概念进行了解读与解释等。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中的西化派也同样在研究方法上自我禁锢在“概念分析”的藩篱里，与大陆现代新儒家等从传统儒学里寻找分析、比对的概念对象不同，西化派却是从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那里寻找分析、比对的政治概念。在西化派看来，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就是从西方近现代主流政治哲学中寻找和拼接精心选择的概念，并在中国形成一个汉化了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他们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当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西学移植。西化派推崇西方近现代社会比较主流的自由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西化派或者以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上提供了一种关于政治的公理，不仅推崇政治思维的个人主义与权利本位，而且推崇从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经过社会契约、形成分权制衡有限政府的政治逻辑，还推崇西方近现代自由民主政体赖以建立和维持的主要政治原则等，尤其推崇西方政治经验中的司法独立等。
任何一个政治哲学体系，不论它的成熟程度如何，也不论它的导向是建构性的，还是解构性的，都具有相当层次的抽象性与超验性，都具备被剥离产生它的环境进行哲学抽象分析的属性。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研究者学习、借鉴、吸收人类历史上其他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哲学，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势所必然，不如此就会因缺乏充分的理论资源而难以完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时代任务。但当研究者将自己禁锢在“概念分析”的研究方法藩篱中，试图通过筛选和拼接历史上其他政治哲学的概念来完成建构任务的时候，他就势必不仅要维护政治哲学概念在某个政治哲学体系中的含义完整，更要在概念的属性上推崇他所分析的政治哲学概念，忽略概念所包含的时代性特殊内容，而只承认特定政治哲学概念的经验超越性，从而使得他自以为自己所分析的政治哲学概念都只是纯粹的哲学概念，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绝对超越性，可以放之四海而含义不变。大陆现代新儒家所推崇的儒家之“道”就是如此。[51]正如康德在讨论形而上学如何可能时所指出的那样，形而上的哲学所讨论的概念就是那些表示脱离任何经验而超验存在的普遍必然性的纯粹理性概念。当人们在政治哲学建构的研究方法上陷入“概念分析”的藩篱后，他们试图寻找和加工的概念也是那些在政治领域具有超验普遍必然性的纯粹理性概念。大陆现代新儒家及不少儒家的同情者，都对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儒学推崇备至。他们或者推崇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圣贤，以为圣贤以人格化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政治中超验的普遍必然性，并号召人们视听言动皆以圣贤为榜样；[52]他们或者推崇圣贤之言形成的经学，努力从儒家传统经学中发掘中华民族政治的超验共性，有学者甚至主张从经学中发展出一套没有西方影响的中国的现代来；[36]39-40他们或者以为传统时代由儒家主导建构起来的三纲也具有超验的价值，体现了中国社会建构政治秩序的普遍原则，适合中国的社情，因而即使在现代也还有超越了历史的政治价值。[4]144西化派对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中所论证的诸多超验性的政治公理也深信不疑，并且以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那些概念及判断，既揭示了政治生活领域的“公理”，更以抽象哲学方式揭示了现代化社会中的政治共性，因而但凡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但凡是追求着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就会须臾离不开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所阐明的诸多基本概念与政治公理。然而，那些声称可以提供普遍概念的政治哲学，它的概念和范畴都体现着特定时代的特殊性，并不能真的放之四海而不变，其命题、判断及理论体系则都拥有与其所产生时代相对应的完整性，从而不论是其中的概念、范畴，还是其中的命题、判断及整个理论体系，都不能被原封不动地搬用，照搬照抄某个时代特定的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及判断等，在政治哲学建构上无疑属于削足适履。“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53]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就是为当代中国政治之足，寻找合适的政治哲学之履，因此它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要走出“概念分析”的藩篱，不仅要用当代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来选择、检验、矫正、补充和发展从其他政治哲学里借来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更要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关键内容和核心环节予以概念化、范畴化及逻辑化。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已经不得不面对着多样化政治思潮交错重叠带来的立场困境。参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多样化政治思潮，一方面争相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横梗在政治哲学建构的路上，不能有理地回应和回答这些棘手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任务就无从完成，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就是在回应和回答这些棘手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54]49另一方面多样化的政治思潮又各自有一套自己的政治哲学观念体系，每一种政治哲学观念体系都因为使用了哲学的方法而拥有彼此各不相同且又非常强硬的思想立场。当然，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潮如果没有自身特定的哲学方法及思想立场，就不能产生比较广泛的时代意义，而产生了广泛时代意义的政治思潮，就必然会在哲学方法特色及思想立场上非常地显眼。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中，以大陆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西化论者及一部分思想倾向偏左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非常明确且非常顽固的思想立场。大陆现代新儒家所执着坚守的思想立场是现代价值启蒙之前的儒家立场，它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民族性。[36]他们的立场坚守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将儒家传统的经典思想视为政治信仰，作为政治信仰的儒家立场坚守没有经过任何意义上的自觉理性批判；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一些大陆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普遍性及其在现代条件下的普遍适用性深信不疑，他们或者自觉地以继往圣之绝学，从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中解读出适用于现代的普遍内容，并由此而以承续了传统儒家的道统而自诩；更有甚者将儒家思想看作一种普遍化了的民族精神，并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宣扬儒家立场的高度合理性。西化派坚守的思想立场则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自由民主立场，它最大的合理性则在于现代性。[55]325因为人类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国家出现在欧洲，人类的第一波现代化发生在欧美，所以欧美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诸多政治新事物及相应的政治哲学体系，就成了现代性在经验世界的第一次展示，也是现代性在经验世界的最完整的展示，西化派以坚守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思想立场来表明它在现代性方面的完整坚守，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有明显的刻舟求剑的嫌疑。一部分思想倾向偏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在政治思维、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想方面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在开放的世界中，表现出了封闭的立场，在建设的时代中，表现出了批判的立场。这种立场的流传构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威胁。[56]当代中国存在着多样化的政治思潮，多样化的思想立场，如果每一种政治思潮都只是站在自己独特的思想立场上，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原则、方向及价值等问题上，各自都坚持着其所认为的绝对真理，那么多样化政治思潮在接触、交流中发生思想渗透、观念融合与交叉共识的道路就被堵塞了。
只有那些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体系，才能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一批信仰者，才能以自己的观点内容塑造和巩固信仰者的思想立场。某个政治哲学体系对研究者进行思想立场塑造和巩固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用自己的观点体系俘获信仰者的过程；一旦俘获的过程完成了，研究者的思想立场就被某个政治哲学体系的观点内容固定住了，从而不仅对该政治哲学体系的观点内容推崇备至，而且还对该政治哲学体系观点内容的说服力深信不疑，将有关的观念内容绝对化，从而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中。中国政治哲学领域的教条主义者，一方面以绝对普遍真理看待自己信以为真的知识体系，或者认为关于政治世界的普遍性绝对真理已经在人类的某个阶段，被某一学派发现净尽，无一遗漏，从而判断政治哲学的知识扩展或已经没有余地，传统儒学里包含着中国自己的现代性，[17]或政治哲学研究者在普遍政治知识的发现和扩展上已无能为力，政治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唯一能做的工作就只是对政治哲学普遍真理的承传；[51]另一方面，政治哲学领域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愿意直面他们信以为真的政治哲学知识也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东西只是特定政治知识体系的普遍性，他们所乐意奉献给时代的贡献物也就只是抽象的普遍真理。大陆现代新儒家着力于寻找传统儒学里普遍必然的政治哲学知识，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中国属性及现代属性都已经在传统儒家那里得到了政治哲学的揭示，传统儒学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及判断等，都可以作为普遍必然的道的体现，继续作用于今天的中国。西化派着力于寻找的普遍必然的政治公理、政治原则与政治理想等，也都被看作是完整地存在于西方近现代的自由主义里，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公理、政治原则与政治理想等，被认为体现了政治的科学性与现代政治的样板性，从而可以被应用于一切人类社会，而不稍加以改变。教条主义者都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努力论证、践行和推广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普遍真理，不同教条的信仰者之间，既不相互妥协，也无相互说服，甚至也没有面向政治实践的权衡变通。教条主义者关闭了政治哲学的认识功能，而仅仅开启了政治哲学的信仰窗口。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能寄希望于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信仰交锋来完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必须充分发挥政治哲学的认识功能，要经过认识和实践间的多次往返，经过政治实践对认识的多次反复刺激和认识对实践的多次反复的概念化建构。不仅如此，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抽象政治哲学知识也只有进过了实践的多次冲击和淘洗之后，才能使抽象的政治哲学知识产生经验层面的说服力，古今中西政治哲学知识的历史抽象性，才能转变为现实的抽象性，才能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真正将古今中西的政治哲学知识融铸成一个适应于现时代的政治哲学体系，从而完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任务。走出思想立场的死角，告别教条主义者的信仰，开启政治哲学的认识功能，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顺利完成的基本前提；往返于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探索之间，用生动活泼的政治实践筛选、检验、矫正、补充和发展政治哲学的概念体系，将死概念盘活，化古为今，化西为中，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基本路径。●
2.6.5 痴呆患者 痴呆患者术后无法配合制动，可能导致术后出血加重。甚至有些患者会自行拉扯导尿管导致严重出血和尿道损伤。术前应充分评估患者的精神状况。术后需要专人陪护并严格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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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19)04-0005-14
DOI:10.13977/j.cnki.lnxk.2019.04.001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化研究》(编号：15BZZ013)、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编号：16ZDA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王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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