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外的社区治理起步较早，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社区主义的治理模式，而在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之后，国家的“元治理”功能重新被发现；国内的学者，主要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在国外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当前，在城乡统筹视阈下的社区治理研究还处在摸索阶段，需要更多的实证来支撑和验证。
关键词：社区治理 述评 国内外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在新时代下，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鉴于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梳理国内外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
译文：The former proves that abstracts belong to a specific genre which has its special linguistic and stylistic features
一、国外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治理，早于中国的实践。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的社区治理实践和研究，先后受到新自由主义与社区主义的影响，局限于“社区内部互动论”的范畴；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发起新一轮的“社区复兴”运动，使得社区治理有了新的突破，形成了新的研究理论。
1.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
新自由主义提倡限制政治权力，经济和社会本质上是自我调节的实体，即主张权力下放。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空间迅速扩大，发展出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了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区发展公司”以及非营利性的志愿者组织。在这种模式下，社区能力建设是保证其正常运转的核心。在宏观层面上，完善社区议事流程、提升问题分析能力、完善社会保障等应作为社区能力建设的重点。中微观层面上，成员的能力评估机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技能培训机制，是构建社区发展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社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社区主义应运而生。其首创者埃齐奥尼在《道德价值：政治经济学新论》《社区精神》等著作中，以道德、责任等观念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把人作为个体，破坏了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平衡。并借由这种模糊的道德观念掀起了颇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社区主义适应了当时西欧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需要，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利用其装点形象，但并未真正付诸实施，社区主义也没有对“如何加强现有的社区”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其积极意义只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第三条道路”的开辟。
3.“第三条道路”治理模式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敦煌写本百余件，主要为历年征集收购所得，其中包括吴士鉴旧藏，内容多为汉文佛典，间有回鹘文写本。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所获敦煌汉藏文写本700余件，曾保存于旅顺博物馆。1954年，文化部将620件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目前旅顺博物馆仅存9件供陈列展览之用的写经，以及一件再发现的《坛经》。
二、国内研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封闭式管理，“单位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结合紧密，管理形式比较单一，研究局限于政策落实。
自1978年开始，随着转型悖论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开始把社会治理作为一个专门事项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治理方式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围绕治理主体及其权限划分的问题，代之以“单位制”的是“街居制”和“社区制”。十七大之后，城乡社区统筹建设得到推广，文献检索显示，城乡社区统筹的研究热度在2016年达到高峰，于2018年再次呈上升趋势。
目前，各类信息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包括黑客攻击、病毒传染、信息泄露、信息篡改、漏洞入侵、网络犯罪等一系列安全问题是信息化工作面临的共同挑战。近些年来，从国家到省市、地方以及各学校，都逐步加强了信息安全方面的工作。新形势下，高校应更加重视信息安全工作，制订信息安全工作方案，投入经费和技术资源，切实做好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等多方面工作，保障信息化工作可靠有序进行。
西方发达国家“第三条道路”是对新自由主义和社区主义的调和，即国家要积极承担责任，同时，要平衡公民个体、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相应的责任体系。由此，社区被重新发现。“第三条道路”下的社区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合作，国家“元治理”被拉回到社区治理中，但社会参与仍然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不少研究显示，塑造一种“基于社区”的治理网络，社会组织的参与，使得“结构－反应”机制有了创造的可能，这个机制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增强回应性；社会团体的声音具有了更高的合法性，公民在社区参与中，表达的不同的、具体的意愿，对决策起着更有效和更具有影响力的作用。
1.街居制
街居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先推行的治理模式，权力机构主要由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构成，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基层治理权力的唯一合法行为者，权力传输自上而下。但是，除了生产动员、社会保障外，几乎没有别的职能。与现在的社区治理相比，街居制的存在，其实是国家权力的分支，居民的民主性并未体现。街居制的出现有其根源，由于“单位制”的长期影响，社区一直处于国家“权力剩余”的载体地位，具有很大的“政府性”。因此，在当时，“社区治理要淡化‘行政化’倾向是学界的共识”。
2.社区制
1991年提出“社区建设”发展思路。合作主义进入公众视野，虽然合作主义模式在国外已发展多年，但在我国，由于国家主导长期占据主要地位，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制度化合作和良性互动便在一段时间内“举步维艰”。因此，合作主义模式下产生的社区制，学界主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倡导主体间分工有序、各司其职，权力动作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一传递；资源掌握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要互相依赖。这些主体不仅包括政府、社区，而且包括非政府组织、个人团体、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
3.城乡统筹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以来，学界的焦点不再单单以农村或城市为视角，而转到了城乡统筹上来，各地的实践也开始摸索新的统筹建设与发展。例如，山东省诸城市将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放在一起，进行一体化总体布局；成都市全面改革，以可持续为原则，建立村级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专项资金，与市级财政一起，纳入预算。但“法治不足”“治理能力不充分、不平衡”“人才资源分配不均”等是城乡社区治理的突出问题，需要“创新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依制治理，加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人力支持”“需要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保障、人才支持、信息化应用能力建设，并推动城乡社区治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是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希望所在”，“社区治理需要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在一起努力，这样才能建成和谐社区”。
三、评述
从国内外社区治理的实践和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在当下的社区治理中不容忽视，国外更注重社会参与的作用，国内偏重于政府的主导。在新时代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下，国内理论与实践逐渐聚焦于社会参与。因此，无论是研究如何完善社区组织体系，还是如何加强社区人才治理队伍建设，国外研究都对当下及今后我国的社区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但这些成果能否适应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是否会造成社会失灵，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大量实证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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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237-02
作者简介：麦中坚，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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