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主革命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既有联合对敌的握手言和，亦有阋于墙的冲突与对抗。在联合与斗争中，两党彼此考量着对方的短长。作为对手，尤其是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及败逃大陆前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正视，即中共的组织严密、宣传有力、纪律严明、群众动员能力强大。政治对手的检视，既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差距所在，又是时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忽视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政治认知；政治优势
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因，学术界不乏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视角的精辟分析。从对手的角度即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共成功之道的解读，却是学术研究中的薄弱。20世纪30年代，鉴于在国共之间开展的数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为顺利贯彻第五次对红军“围剿”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进行了平心静气的正视与分析。此后，在败逃大陆前后，国民党就中共的政治优势再次进行了检视和反思。客观而论，国民党对中共的政治认知还是比较深刻的。政治对手的检视，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开展不可多得的历史借鉴。
一、20世纪30年代第五次“围剿”中对中共政治优势的分析
知己知彼，方百战不殆。第一至第四次对红军“围剿”失败的顿挫，改变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视红军为“地方事件”[1]76的界定，开始将自己与中共的短长加以认真反思。在国民党看来，己方军事上的优势，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仅在土地方面，经济方面，武器方面，军队方面的力量，统统超过他们几倍，乃至几十倍几百倍”，[2]126中共的优势，乃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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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中共的组织严密。1933年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发表演讲时说：“现在一切斗争的力量，都是由组织而来，一切斗争的胜败，也都看双方组织的能力如何来决定，赤匪党和匪军以及匪区民众，都有比较严密的组织，这一点我们不及他，所以用这么多军队剿了许多日子还不能剿灭他。今后要剿清他，一定先要能发挥我们组织的力量，要使我们的组织比赤匪严密普遍而完善，然后才可战胜并剿清他！”[2]264月25日，蒋介石在南昌科学馆又再次对各军长官与参谋人员强调：“我们现在和土匪打仗，最要紧的，第一是组织，就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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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共的宣传有力。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时，共产党人就因在宣传方面更具有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而得孙中山的赏识。时隔十年之后，蒋介石也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实胜过”国民党。虽然国民党也做了宣传工作，“但是太空洞，实效太少，士兵对于主义，谈不上什么信仰，因此战斗的精神强不起来，而民众也往往对于军队没有好感”。蒋介石反思国民党只因宣传工作的不足致以“历年的剿匪，往往要遭无谓的伤亡，受无谓的损失”，故蒋介石要求全党“对于宣传上缺点的补救，真是刻不容缓”。[2]44-45
第二，宣传方面。对于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将之视为工作之中心，“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各级党部要特别注意的做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不断的刺激鼓动群众的热情”。[15]274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宣传工作提升到“革命运动的酵母”地位，告诫全党“宣传鼓动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中的最重要部分”。[16]86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亦“视宣传工作为现在最切要的企图”，“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跃、最敏捷的机关，故凡本党能纂述书籍、小册子、编辑论说、拟就宣言和口号的党员，都应参与宣传部的工作”。[17]141-143虽然国共两党对宣传工作均给予强调，但由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宣传工作日趋保守、宣传人才的乏善可陈、因派系纷争致使宣传的分散、行为与宣传的背道而驰等原因，致使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成效差距甚显。1928年，国民党在“剿匪”报告中也坦承“我们可以消灭共产党势力，无法消灭共产党的宣传”。[18]53蒋介石甚至斥责国民党“太幼稚太不行了，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实际工作，协助剿匪，就是连贴标语的工作也都不会”。[2]608鉴于“赤匪”宣传工作的出色，在对苏区红军“围剿”之时，国民党不得不要求地方党部要充分利用学生在暑假期内，“组织临时讲演会、展览会、表演会等……以增厚剿匪宣传之力量”。[17]1007
其四，中共民众动员能力强大。在准备对红军第五次“围剿”之时，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将自身实力发挥到极致，正是具有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靠所谓的“欺骗”手段将“匪区”民众拢在自己身边。而国民党则“政府自政府，人民自人民，军队自军队，各不相谋”。[2]38故蒋介石强调“剿匪”乃争民之战，“必须百姓帮助我们军队一起来剿匪，然后剿匪才容易成功”。[2]536-537他要求前方官兵“一定要亲近醇厚可用的真正的民众，尤其是一般真正的民众的领袖，决不好亲近一般土豪劣绅”。[2]239在前线指挥“剿共”的一些国民党将领诸如戴岳、柳维垣等也意识到在政治上同中共展开争夺，首先就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将民众从中共方面拉到自己一边。
组织、宣传、纪律、民众动员，这四个方面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有着国民党不可比拟的优势。故在开展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之时，组织上，国民党针对南昌行营离县治较远的不利，加设特别行政区，并加强乡村保甲制度的恢复与建设；宣传上，强调要充分“利用一般投诚的匪共官兵”以增进宣传之实效；纪律上，除在前线部队中组织密查委员会外，同时设立考验委员会，考核各级官兵作战和纪律情况；针对农村的破败，蒋介石通令前线国民党军队开展救济民众运动，并要求通过大力推广合作社以复兴农村经济，借以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众。
受限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统治方式、统治基础，国民党“围剿”中共的“七分政治”不过是一种理想，但蒋介石国民党自身在政治层面自觉的弥补，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功效。中国共产党最终撤离中央苏区，与蒋介石国民党注重政治上的建设不无关系。
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共的政治认知，以对手的身份指出了中共的优势所在。在此后多年对与中共的再次博弈及对己方失利的检讨中，蒋介石多次提及国民党与中共之间这种政治上的差距。
二、败逃大陆前后对中共政治优势的再次检视与反思
花样游泳有单人、双人、团体等形式，都是只有女子能够参加。花样游泳起源于欧洲，1920年花样游泳创始人柯蒂斯将跳水和体操的动作混合一起表演，起初只作为两场游泳比赛之间的一种娱乐节目，后来逐渐融入舞蹈和音乐，成为一项优美的水上竞技项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1]1364中共十八大报告开篇即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22]1-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风险和新挑战亟需进一步厘清、探索和深化研究解决。
从电视传播方面来说，时政新闻编辑要培养多层次的新闻触角，从不同维度、不同角度宣传报道重大时政新闻，保证公众对时事政治的充分了解。首先，要拣选适宜与公众分享的新闻题材，并结合题材的特征选择恰当的报道表达方式。其次，电视新闻编辑工作者需学会优化安排和加工处理新闻信息，让受众能够高效提取主体新闻线索，深化对新闻内涵的理解。最后，作为电视新闻编辑工作者不仅不要积极落实并参与宣传工作，还需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受众的情感共鸣，保证报道内容被接受和认可。且针对突发性事件，应从多维度分析事件的政治敏感性和公众影响，按要求落实采访报道工作。
退败台湾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后，蒋介石多次发表讲话总结失败教训，其中不乏与中共长期较量中的经验及对中共政治优势的分析。1949年10月24日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必须要把这运用民众力量当做一件最重要的学问来研究和实行”，要研究“共匪的利用民众”。[4]49他批评国民党军队“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4]4412月20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演中，深刻检讨了大陆失败原因：“军队制度未立，组织薄弱，纪律废弛，理论模糊，再加以缺乏宣传……以致我们今天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蒋介石认为尤其是“组织的松懈和纪律的废弛，更是……致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提出“要改善组织，加强组织，就必须参考共匪的组织内容”。[4]84同时，在宣传方面，蒋介石认为中共也做得比较出色，“匪党规定每一党员不论在任何地方，对其党的理论与政策有宣传的义务”，[4]85这是国民党不及的地方之一。
第四，民众动员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但同时也意识到“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11]124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明确了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为更好地组织农民，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及广大乡村农民协会的建立、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并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认识到“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12]2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辗转农村。为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调整土地政策以赢得贫困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要时刻“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12]138中国共产党关注的对象扩展到妇女儿童，关注的问题小到妇女学犁耙，小孩读书，行人过桥，甚至群众生疮害病。正是广大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广大苏区群众形成了共识：“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2]138对农民力量的重视及对其利益的关注，使中国共产党在结构松散的农村建立起一个紧密的、具有有效组织及动员能力的社会体系。对此，对手蒋介石也为之折服：“政治的组织和民众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是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他们因为组织比较来得普遍而严密，所以民众生活能军事化，一起行动能够秘密灵敏。”[2]37其实，土地问题一直也是国民党所致力解决的。但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土地问题的认识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不是集中过度，而是耕种不足。“中国的土地，可以耕种的有百分之二十七，在此百分之二十七的可能耕种的土地中，只有百分之七是已经耕种的，换言之，在中国土地的全数中只有百分之二三是耕种的。”[20]624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实行没收土地再行分配的无必要，故蒋介石在布置“剿匪”工作时，要求对土地或地还原主或二五减租均可。“剿共”是“本”，土地问题是“标”，土地问题“应当以补助剿匪进行为前提”，[20]624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长期难以获得广大农村民众的支持而成为其统治的最大隐患。
第三，纪律方面。遵守纪律是现代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普遍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便注重纪律建设。1921年中共“一大”在其通过的党纲中就突出强调了保密纪律，“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11]4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对党的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党员就业纪律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1927年4月召开的党的“五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力量转入农村、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强调“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19]90对纪律重要性的强调及实践中制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群众工作及经济工作纪律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既有力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又切实保障了官兵一致、军民团结，奠定了根据地粉粹国民党“围剿”的坚实基础。国民党在按照俄国政党模式改组后，其党内纪律状况仍令人堪忧。仅从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确立的“联共”政策的反应即可窥一斑。还在孙中山在世时，对此政策反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至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对此政策的分歧得到进一步释放和发展。即使国民党在建立全国政权、蒋介石确立主导地位后，其党政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冲突不断。明争暗斗使国民党在纪律执行方面与中共差之千里。是故，蒋介石对红军实施“围剿”之时，一再对官兵强调“我们现在要同赤匪斗争，不是在武器，不是在人数，不是在一切有形的力量……其中第一件东西，就是纪律”。[2]26
3.2.1 膀胱肿瘤合并前列腺增生 对于前列腺电切术中膀胱镜检时偶然发现的膀胱肿瘤，若肿瘤较小、呈乳头状且非多发，可以考虑在前列腺电切前行膀胱肿瘤电切，但目前针对该问题只有有限的回顾性分析数据，准确的风险评估尚未明确[19]。对于更大的或浸润性病灶则尽量避免同期手术。
第五次对红军“围剿”中关于中共的政治认知，一直影响着蒋介石对中共的政治判断。在大陆的最后几年及最初经营台湾的时间里，蒋介石所要求国民党改正的缺点及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凡涉及政治层面的，基本也都围绕着组织、纪律、宣传、民众动员等几个层面展开。政治上与中共不可同日而语，是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一些重要人士的共识。1950年，由汤恩伯、胡宗南在内的17 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撰写的《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中痛切国民党“政治不支持军事”，“我们不得不纯粹依赖军事力量来作战”。[6]154
蒋介石国民党痛切与懊悔之处，恰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成功之处。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胜利的经验时，也毫不掩饰自己政治上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7]1480“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8]891中国共产党打败敌人靠的是“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9]192“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10]62
三、中共政治优势形成的历史探寻
国民党对中共政治优势的分析只是看到了结果，中共对自身政治优势在革命胜利后的总结却包含着一路走来的艰辛。
第一，组织方面。对国共两党而言，组织发展上的质变可追溯至1924年的两党合作时期，均仿效俄共（布）进行党的组织运作。然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要求分权；组织架构中“师俄”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意即集权。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的治党策略常使国民党处于权力是集中还是分散的尴尬之地，致使实际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建设具有散漫性。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则是“全盘俄化”，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组织体系。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分为中央、区及地方三级，在地方下又设立党小组，且明确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11]96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要求特别注意加强中央组织的建设，“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11]381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时，通过“三湾改编”，又严密了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2]65-66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树立、自上而下层级分明的权力架构，虽然从长期看，完全仿效俄共（布）使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略显不足，但对处于体制外的、实力相对薄弱的政党发展壮大却效用显著。中国共产党从“一大”时的50 多名党员到“四大”时的千余名，再到1927年“五大”时的5 万多名。党员人数的几何级扩增，莫不得益于党组织建设的坚强有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斯大林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也甚感惊讶。[13]607自身组织的散漫也使大量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14]273而转向“分共”。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离赵锡田不到五米的堑壕壁上，一枚一米多长的航空弹，三分之二扎进了泥土，弹体上写着日文：“九七式六番陆用爆弹”。弹翼哗啦啦、哗啦啦地转动着。
其三，中共的纪律严明。在分析“剿匪”战事的失利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除有计划的暴动以外，无论官兵，纪律也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不致十分骚扰”，而国民党军“则对于民众以国家的军队自骄，往往有侵扰的事，且作战也常常不肯牺牲而有趑趄不前的现象，这因为监督的方法不如土匪来得严，而各种赏罚令或因事实的障碍，或为繁琐不切实用，多半未能实行”。[2]45对于自己军队纪律松弛的现象，蒋介石也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评：“每每发现伤兵滋事，沒有人去约束，也沒有人去管理，士兵出来，戴了军帽，穿了军服，然而没有一点军人的精神和态度，文不像文，武不像武，说他是老百姓，不像老百姓，说他是军人，也不像军人，这种腐败的情形，而一般的官长，不知整顿……大家要晓得：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2]19-20
1956年底，为阻挠世界冷战局势趋向和缓、重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信心，蒋介石写出《苏俄在中国》一书，其中专编检讨了国民党在大陆反共斗争的失误。在检讨中，蒋介石首提国民党自身缺陷一是国民党“反共组织不能严密”，二是“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理论亦缺少战斗性”。[5]182-185
当代的粉彩没骨花鸟画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审美特征，不仅深挖传统的粉彩没骨花鸟画法，更是融入现代的装饰方法到绘画中来。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传统与现代像交融的崭新的艺术风格。当代的艺术家从比较传统的恽南田的没骨花鸟画风格中学习过来，又不局限于其艺术风格，加入现代元素到其中。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以西方艺术风格为主要的现代审美喜好为主，特别是写实风格的广泛运用，使得当代的粉彩没骨花鸟画具有立体逼真的视觉效果。
四、国民党对中共政治优势检视的现实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既有联合对敌的握手言和，亦有阋于墙的冲突与对抗。在联合与斗争中，两党彼此考量着对方的短长。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虽然军事实力长期居于劣势，但凭借政治上的瑜百瑕一，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1947年6月在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的讲演中，蒋介石反思“匪军有严密的组织，我们没有组织，就是这样和他们打了一年的糊涂仗”，[3]147故要学习“敌人”的长处。9月13日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蒋介石再次赞叹共产党的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明：“他们下级党部奉到上级的命令，一定要遵照执行，尤其对于他们中央的宣言决议，政纲政策，基层党部接到之后，一定要召集所有的党员，举行小组会议，切实研讨，并分配任务，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言论行动，莫不受其党的指挥和领导，而与其政策相符合；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整个的战斗体，原因就是在此。”[3]2421948年1月，在总结两年来对中共作战失利的教训时，蒋介石认为“共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有组织，对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组织的力量指挥监督，使之确能遵守命令，负责尽职，而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命令或贪污不法，甚至他们盘踞区内的民众，经过他们组织以后，都能统一管理，指挥运用。与我们比较，真可以说他们一个兵能当十个兵用，一万人能当十万人用。所以共匪能够猖獗嚣张。反观我们国军所以遭受如此的牺牲，人民所以遭受如此的痛苦，都是由于没有组织，或组织松懈所造成的”。[3]395
从国内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理论创新及实践探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面对“问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经济建设方面，仍存在由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优化经济发展结构的现实挑战性。在政治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有待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涉及到民众利益的机制、体制问题依旧较为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偏远落后地区仍然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挑战依旧严峻。在社会建设方面，民众的公共价值理念有待提升，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结构待优化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民生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破解。在生态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根源性的问题有待解决，即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化作用和生态治理机制的时效作用。2016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当今面临着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既在数量上也在质量上、如何相对平稳地管控潜在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如何管理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接的挑战。同时，挑战也来自改革。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异常艰巨，“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并举”。[23]40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3]51
从国际上看，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前景相比，在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过程中则需要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现实困境与严峻挑战。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加剧了当前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复杂性，使我国国际环境的风险隐患也在不断增多。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以“不等价交换”的形式剥削“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进而给一些“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4]463其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致使本国夕阳产业和生态破坏性产业外移至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带来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包括国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和军事等风险也在不断增多。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效应明显，地区争议摩擦加剧，恐怖主义、信息泄露、核安全、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图谋制造事端掣肘我国发展，日本、越南等国借机争夺东海、南海领域，破坏我国主权完整，朝鲜半岛争端局势威胁地区稳定和我国国际安全等；国内“台独”“藏独”“疆独”等势力无不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巨大挑战。
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深化改革时期的风险和挑战，更要“打铁还需自身硬”，然而此时中国共产党自身却出现了不容回避的问题。
北京市朝阳社区学院以老年群体需求为导向，紧紧围绕“服务提供主体、运行机制、服务资源、服务内容、服务对象”五个核心要素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学校推进、民众参与”的多元协作式社区老年教育服务模式，形成工作合力，解决了老年教育机制不畅，聚合力不强，资源重复建设、缺少整合规范，教育形式单一等问题。朝阳区社区老年教育工作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朝阳特色”的社区老年教育经验。
首先在组织层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所牵涉的复杂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固化藩篱使得在党员队伍中，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25]28-29在干部选拔方面，“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决定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原本为事关人心向背、国家兴亡的各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任务的重大问题。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包括有些党组织内部存在有章不循、执纪不严现象。其中以官僚主义作风所导致的执政腐败，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还十分严重。[25]47实际上，党政“一把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公检法等重要部门“错位”“缺位”而导致的干部队伍用人失察失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依然存在。在民主集中制贯彻方面，领导干部因忽视经济发展的科学性，一味地追求上级所定指标的攀升，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益而大搞“形象工程”，造成地方财政损失，使惠民政策成一纸空文。加之有的领导班子内部家长制作风盛行，既有民主不够、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也有集中不够的问题，班子里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22]765更有甚者，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错误权力观，大搞“一言堂”“拍案决定”，显然对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执政权威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在宣传层面，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双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复杂化、利益格局多元化与价值取向多元化所造成的思想认识误区多、问题多，党的宣传工作有受到轻视的倾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任务艰巨，“一些干部说起经济工作来头头是道，但谈到意识形态工作就枯燥乏味，不是照抄照搬的老一套，就是空洞无物的旧说辞”，[26]这表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不在于创新理论，而在于以党的理论发展新成果与具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问题和矛盾实践相结合达到宣传工作释疑解惑的目的。同时，宣传方式存在着单向灌输、不区分受众特点和层次的“上下一般粗”的弊端；一些宣传人员还不能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载体的深刻变革，宣传工作部门也存在孤立化、资源分散化现象以及宣传工作的阐释、广泛传播的滞后现象，使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不能被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理解、认同，对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产生消极影响。
再次在纪律层面，主要表现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涉及党的基本原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等问题上政治立场不坚定、理想信仰缺失、丧失党性原则而导致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党员干部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22]133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目无组织纪律，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安排。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处理一些应该由中央和上级组织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办事不靠组织而靠熟人、靠关系，形形色色的关系网越织越密，方方面面的潜规则越用越灵。[22]765
最后在党的宗旨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复杂化导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在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客观实践相背离。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群众意识淡薄，使各地制度机制存在的刚性原则，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引导渠道、联系载体流于形式，缺乏真正落实的可行性。有的党员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以掌权者自居，存在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等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则表现在以对个人政治前途“负责”的态度，执行上级政策不动员、不依靠人民群众，不惜损害群众个人利益而热衷于依靠行政权力推进工作，甚至原本利民惠民的政策也得不到群众及时理解、支持，进而导致党政工作上的被动状态持续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来说“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22]310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政治上看，主要靠的是组织的严密、宣传的出色、“带电高压线”的纪律、鱼水般的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即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第五次“围剿”之时关于中共政治优势的认知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27]时下恰恰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赶考”远未结束的路上，传统的政治优势却出现症状，这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在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征程中，战火硝烟中的对手已远，但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精辟洞悉，依然是中国共产党“赶考”路中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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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omintang’s Political Cognition of CPC during Party Confront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Inspirations
ZHANG Zhaoguo,DONG Jing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13）
Abstract: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Kuomintang of China,active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arena had not only united against their enemies,but also clashed and confronted with each other.In alliance and struggle,two parties observed each other's strong and weak points.As a rival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Kuomintang headed by Chiang Kai-shek objectively analyzed and perceived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pecially around “the fifth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 and the retreat from the mainland.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listed included robust organization,strong propaganda,strict discipline,and powerful mass mobilization.This survey by a political rival not only reveals the gap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but also provides an unfrivolous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Kuomintang of Chin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litical cognition; political advantage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2-0103-08
收稿日期：2018-10-29
作者简介：张昭国，男，山东济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董静，女，河北保定人，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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