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网络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民众通过自身言语和创作参与社会文化建构以及专业服务互动的程度日渐频繁和深入，通过艺术性创作来促进人类心理及社会服务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重要趋势。写作疗法以其对服务对象个体故事、潜能以及主体性的发挥而逐渐成为社会工作专业重要的服务技术之一，并逐渐实现了由个体性向团体服务以及社区营造的延伸和拓展。在历史溯源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发现写作治疗广泛运用于人类的肢体康复、心理复原与社会重建，并与社会工作在专业本质、历史发展、价值理念以及实务运用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互动、互补以及互构性。一方面，在整合和梳理写作疗法的生理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社会工作专业积极拓展了写作疗法的日记写作、信件写作、自传写作以及主题写作等多样性服务模式，为面向不同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精准的介入；另一方面，在对已有写作治疗多样性程序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工作服务的通用过程模式，发展出了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酝酿、立意、执笔、阅读、释义和装订等六个阶段的程序，以实现写作疗法解构、重构并升华服务对象生命故事的功能。最后，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新兴技术和方法，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运用写作疗法需要遵循双向沟通、主体外化、开放创作以及螺旋上升的原则，并在服务中持续对写作疗法的运用范畴进行精准定位，充分敏感到写作疗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限制，不断促进写作疗法的规范性、实证性和服务的证据为本性，不断促进写作疗法不同要素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构建本土专业话语体系。在社会工作专业向下一个百年目标迈进的历史时刻，社会工作需要通过更加多元和创新的方法技术去积极响应民众对社会文化以及精神灵性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彰显人类主体性、精神性、艺术性追求以及多元个人特质的价值，通过不断的专业发展将后现代主义、精神性和创造性整合起来，拓展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艺术性和人性化发展，最终形成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理论体系与中国风格。
关键词：社会工作；个案工作；写作疗法；建构主义
一、问题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网络社会以及公民参与的兴起与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文化、语言建构、社会活动以及专业服务中。无论是QQ 空间、微博微信、网络文学等虚拟空间，还是诸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国好声音等大众传媒，民众在自我形象、个性文学以及才艺展示等方面的参与得到全面发展。这不仅促进了公民社会参与的意识，更促进了社会公民主体性的发展，还促进了诸如人类心理、社会及文化服务专业的范式转向，即由专业权威和专业霸权向服务对象为本和共同参与的范式转向，由单纯依靠专业诊疗的问题视角向充分发挥服务对象潜能的优势视角转向。作为建基于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现代助人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也在不断吸纳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社会建构论的价值，通过探索语言、艺术、故事以及写作的意义来重构社会工作服务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与优势、自我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不断尝试以艺术性、精神性以及创造性的方式去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工作实践，促进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更加深入的直觉、意义以及精神性的交流与沟通[1]，最终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成效，以体现“社会工作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助人艺术”的学科本质。正是基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构建社会工作实践方面的历史张力和现实合力，写作治疗通过个人性、表达性以及经验性的写作活动来实现服务对象表达内心、意义建构、心理复原以及主体实现的功能，正逐渐成为社会工作迈向艺术性、精神性和创造性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
国家对国有林场的营林工程的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包栽植种植、营林抚育、中幼林抚育、成林抚育、母树林抚育、护林防火抚育、病虫害防治等。这些内容即是国有林场的主体，同时又是其主体的产业和林场进行投资建设的大业。小型林场的建设需要投入的资金是300到500万元，而大中型林场的建设需要的投资是上亿元，这也是进行林场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林场能够达到5000个，同时还有许多自然保护区和农民合作社的林场。在进行营改增之后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困境，因此，对征税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是许多林农迫切盼望的问题。
正如克尔凯戈尔所言：“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治疗方式。”[2]由于写作是人类运用语言文字创造生命生存自有秩序的一种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写作” 对于个体自身主体性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就显得十分重要。纵观中外文学史，因战争、重大疾病等使自己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创伤而创作出不朽之作的例子屡见不鲜。结合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文献发现，心理学将写作所具备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治愈作用提炼为一种治疗方法，称之为写作治疗。“写作”始于文学，“治疗”始于医学，文化人类学则用“文学治疗”一词将二者有效结合。在心理学意义上，写作治疗被定义为通过写，达到情绪宣泄、情感升华和生活重构目的的一种心理治疗领域的新尝试；从写作学角度来理解，对身心的疗愈功能是写作行为自带的属性[3]；从文学意义上看，文学治疗主要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克服自我苦闷或精神错乱并将苦闷情绪在作品中宣泄出来，达到心灵的健康[4]。社会工作也积极运用写作来促进服务对象自身潜能激发和社会功能恢复，并通过专业服务证明了写作治疗运用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必要性和运用可行性。
在社会工作与写作治疗进行艺术性和创造性整合的新时代，本文将从理论层面回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写作治疗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在实践中得到哪些领域的运用？与社会工作服务有何关联？二是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实务中有哪些运用模式？三是写作疗法运用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用程序有哪些？ 具体如何操作？ 四是社会工作运用写作疗法的注意事项和限制有哪些？ 放眼当下，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但与一般的公益性活动相比，许多社会工作专业活动虽然冠以“职业之名”却并未体现“专业之实”，虽然符合社会工作的程序和形式要求但缺乏专业方法和技术的价值理念和理论框架，更缺乏专业的评估和反思。因此，从理论和实务层面解释清楚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写作疗法，让运用者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确实是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探索的重要使命与面向。
二、写作治疗的发展源流及研究运用
（一）写作治疗的溯源及特征
运用文学来进行心理辅导与治疗起源于古代，流行于现代，但真正把“写作”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则是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结果。首先，19世纪初及其之前是写作治疗的探索阶段。在原始社会中，巫师在巫术活动中以唱诵词或者抒情歌来满足人们身心康复的需求。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用来形容诗歌神秘魅力的希腊词以及中国初期文字中映射的口传文化和早期文学《楚辞》等，不仅表现了古人生活与古宗教神话信仰的紧密关联，更表现了巫者是将仪式和疗伤融合在一起的[5]。从原始社会迈向封建社会，仪式表演（萨满、巫医等法术）转化为戏剧艺术，仪式的叙述模拟转化为神话陈述，仪式歌辞转化为诗赋，巫者特有的治疗功能也自然遗传给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家[6]。其次，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是写作治疗的萌芽阶段。诸多专业人员不断在其治疗实践中运用诗歌和写作的方式。到20世纪60年代，期刊写作知名爱好者Ira Progoff 在美国多所城市举办日记研讨会，范围辐射世界各地，这标志着写作治疗的萌芽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认识[7]。再次，20世纪80年AI写作作治疗正式形成。Pennebaker 博士在自己的实验中，要求被试写出创伤性事件、压力事件及情感等相关事件的深入想法及感受，最终用实验结果证明了写作在身心康复中的治疗作用[8]。随后，“写作治疗”与“阅读疗法”以一种心理治疗手段的身份被正式纳入新的专业技术体系。最后，写作治疗于20世纪末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86年，表达性写作的开创标志着写作治疗进入专业发展阶段，开创者Pennebaker 和Beall 把表达性写作视为一种新的范式带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直接丰富并拓宽了写作治疗的内容和研究视野。进入21世纪后，Lepore 和Smyth 将写作治疗的研究向纵深方向拓展，持续探讨了写作对个体身心健康以及社会功能的影响[9]。
其次，从历史发展层面看，社会工作通过文学和写作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反过来又促进了写作治疗的成熟与完善，不同专业人士协同合作，共同促进人类福祉。这种合作无论在社会工作的历史上，还是在写作治疗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失诸多成功的案例。社会工作从诞生之时就一直通过文学、随笔和写作来探寻社会问题，并开展社会诊断和评估。社会工作的开拓者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的《长远观点》（the Long View）一书就收录了她对诗歌的诉求、慈善工作者的培训以及社会工作者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各种主题的评论和分析，这些文章至今仍能激发并保持其新鲜感[18]。除了社会工作的专家之外，在心理学以及社会学领域，也有许多通过写作来探寻专业诉求的例子。比如，著名的弗洛伊德、荣格、兰克和詹姆斯等关于心理学的优美论文，或者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学的各类评述和优美论文,这些都揭示了表达以及写作通过意象、隐喻和其他元素，极强地表现了个体内在多元特质在专业服务中非常重要的地位[19]。因此，包括散文、日记、书信、传记甚至是微博微信等写作形式，都可以帮助社会工作群体更好地理解自己、了解他人、深入沟通并作出更为适当的专业判断。安·韦克（Ann Weick）雄辩地写道：“让一种文学形式从它的指缝中溜走吧，这种语言能最充分地表达人类经验，并在本质上赋予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的鲜明特征”[20]。
（二）写作治疗的研究与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写作治疗被广泛应用于犯罪、关节炎和哮喘、创伤后应激障碍、后天脑损伤以及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等群体服务中。Lane 在1993年的研究发现写作治疗显著提升了囚犯的自我承受能力，并促进了其社会融入与被接纳的水平[11]。Joshua Smyth 及其同事1999年的研究发现写作治疗显著减轻了患者的关节炎和哮喘症状[12]。Abdel Aziz 等在2006年的研究也发现，写作治疗使10 岁男孩PTSD 患者的恐惧和焦虑得到有效抑制，并显著提高了其睡眠质量[13]。Reginald D.和Leonard W.2009年的研究也发现，写作治疗显著降低了三名成年PTSD 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程度[14]。Michael Fraas 等2008年的研究则发现写作治疗促进了成年ABI 患者的心理情绪、沟通能力和社会关系状况[15]。Swanbon 等的研究也表明写作治疗有效降低了男同性恋者的回避心理和压力水平[16]。Petrie K J 等2004年的研究则发现写作治疗显著增强了HIV 感染者的免疫功能和自我控制[17]。
目前，中国的文学治疗研究呈现出“前十年，后十年”阶段性特征。在前十年，即1998年到2007年，整个状况体现出中西方文化“视界融合”基础上表现出的学术胆识和学术勇气，应和着文学研究学者内心对新研究疆域的渴望。后十年，即2008年到2018年，可以被看作文学治疗学术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有三：一是它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事件中得以适当运用；二是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的公开出版；三是近些年硕博毕业论文对该议题的深入探讨，具体来说包括叙事写作治疗、自由写作和灵魂写作在内的三大方式的研究[3]。相关研究文章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以“篇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搜索“写作治疗”和“文学治疗”得出中文文献分别为13 篇和84 篇，多为硕博论文，并且主要在2010年以后。具体来看，写作治疗相关研究与应用领域主要聚焦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学校心理辅导、大学新生自我和谐干预、语文教学、学生负面情绪的干预、抑郁情绪干预等方面。
（三）社会工作与写作疗法的融合发展
首先，从专业本质层面看，写作不仅协助社会工作践行了自身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更是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艺术的具体体现。写作有不同的层面，更有多样化的形式。如果探究性写作是了解个体自我以及社会机理的一种形式，那么建构性写作则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带来社会建构以及社会改造的效果。因此，写作有助于社会工作实现不同层面的功能和价值。一方面，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工作，同时也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更灵活地发挥自身的个性特质以及多样性服务技术的作用，更需要从不同层面回应服务对象的个体性语言、故事以及特质。其中，这种个性化、艺术化和表达性的写作不仅有利于服务对象个人意义的建构，更有助于社会语言、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影响的形成，最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见，写作在社会工作服务中不仅具有情意的表达功能，更具有社会的改造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治愈方式的写作疗法，也不再仅仅是协助服务对象来处理个人性的生理、心理和情绪问题，更拓展出团体的分享、社区的创作以及社会主题的写作来改变一群人、一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写作疗法所具有的社会改造价值。可见，社会工作与写作疗法在本质上都是助人导向，并不断实现了协助个体内在身心向外在环境、单一个案辅导向团队建设乃至社区营造的方向迈进。
在人类多元的服务专业系列中，写作治疗有其与众不同的专业特征：首先，是生命性，亦即写作中润物细无声的“治疗”给予服务对象更多的生活意义、情感寄托和社会支持。具体表现为：一是写作赋予服务对象的生活以生机。写作正是让生活和故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讲述和实践故事的行动也正是践行生活意义的生命动力。二是互动性所衬托出来的生命性。这既包括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在治疗过程中的频繁互动，也包括了服务对象与重要他人在新故事建构中的社会互动，更包括了服务对象将故事转化为文字后与读者的间接互动。三是文字所具备的优美特质传递出写作的活力。文字是有生命与灵性的，无论它寄托着人们的喜怒哀乐，还是承载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爱与牵挂，或者记录着人们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怀恋，更或是对未来前景的憧憬与期待，都不再仅仅是文字，而是它优美特质所散发出的魅力和活力。其次，是修辞性。无论从文章题材上谈论写作，还是从文学题材上谈论写作，写作治疗都需要运用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搭建缜密的思维框架、采用不落窠臼的表现手法向外界表达服务对象自身的精神世界。一方面，文字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修饰。服务对象凭借文字对生活进行描述，无论过去、现在或是未来，所书写出来的文字必定寄托其对人、事、物和生活的情感，将客观的现实转化为富有情感的文字。另一方面，改写是对故事的烘托。写作治疗中所提及的“改写”就是对已经书写的故事版本进行修改，修改的过程不仅强化故事的结构，其情感也将愈发炽烈。因此，这不仅是对故事本身的修饰，也是对情感的渲染。最后，写作治疗具有反思性。一方面，写作是对生命的反思。自传和日记写作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日记治疗的运用使服务对象在意识领域中，对与其症状及障碍有关的事件、观点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与理解，并由此带来思想与观念上质的飞跃[10]。另一方面，写作反思心理和行为。在安静、安全和保密的环境中进行写作，按照人的惯常思维模式，写作一般将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进行，而“为什么”的写作过程就是对心理状况和行为表现的反思。
再次，从价值理念层面看，社会工作与写作疗法均有非常严格的价值伦理和职业操守，两者都是为了针对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以此践行各自专业的价值追求与伦理守则。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不仅建构了不同层面的社会工作伦理委员会，更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本土视域下的价值理念，不断挖掘服务对象自身的故事、感受、能力、困难以及服务模式等。另一方面，写作疗法的运用同样也需要专业的培训以及伦理要求。除了社会工作专业所要求的尊重、保密、真诚以及服务对象自决等伦理以外，运用写作疗法更需要强调挖掘服务对象的潜能，倾听服务对象的故事，并开展多层面的赋权活动。发展至今，无论是社会工作服务还是写作疗法实践，都强调了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以及增能赋权的共同价值理念，只不过所采取的方法技术有所差异。在全球化以及网络化的迅猛浪潮下，社会工作与写作疗法无论在价值伦理以及方法技术层面，都在不断地交流、融合与共进，以实现共同的人类心理及社会服务的目标。
最后，从实务运用层面看，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正不断地将写作疗法纳入自身的方法与技术体系，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行动研究以及服务项目。作为“意义、代码、资源和情感”的承载者，文本具有影响和构建社会工作实践的强大力量。文本在影响和构建意义世界中的积极作用，不仅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日常活动，更适用于社会工作实践。在当代社会工作中，从民族志方法论、日常生活智慧以及文化研究中获得的见解有利于探索社会工作中的写作实践，并不断运用于评估诊断、方案协商、意义建构、作业布置、案例记录以及实践反思，最终促进专业技术以及服务成效[21]。
三、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理论基础及模式创新
（一）写作疗法的理论基础
写作疗法的发展与文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Pennebaker 曾承认，没有任何单一的理论能澄清写作范式的有效性[22]。
识字教学的手段多种多样，在选择时也应依据学生已有认知水平等具体情况综合考量。例如“识字加油站八”，“穴、窑、帘”不仅在字形上字头相同，在意义上也有其共通之处。这就要求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引导学生发现汉字音、形、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提高识字效率。
“立意”是社会工作者在经过“酝酿”阶段对服务对象有了初步了解后的进一步判断，并聚焦于写作模式的探讨与选择上。一方面，“立意”是对上一阶段的承接，拥有恰到好处的写作灵感后，方能准确“立意”；另一方面，“立意”是对下一阶段的推动，能够激发服务对象的好奇心和兴趣点，有利于服务目标的聚焦。根据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以及不同写作模式的属性差异，社会工作者引导服务对象精准“立意”并甄选写作模式有以下四个任务：一是意在笔先。通过“酝酿”阶段，社会工作者将初步掌握服务对象的性格、问题表征等。此时，社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结合服务对象的个性化情况，让其顺应写作疗法的节奏，结合实际情况选定适合的写作模式，避免心焦气躁。二是意多乱文。运用写作疗法开展服务应该确立核心目标，切忌三心二意，务必把握好治疗的主要方向。三是意需深掘。正式写作开始之前，社会工作者必须掌握服务对象的核心问题，并且进行深刻的剖析，这是运用写作疗法过程中把握中心目标和核心任务的保证。四是意贵创新。文学写作中十分强调立意的创新之处，应充分考虑个体差异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相应地采取适当模式和程序，以获得干预的最大有效性。
美国创意写作教授Louise DeSalvo 基于20年的写作经验，首创性构建了写作治疗的准备、萌芽、日志、写作、完成、分享、公开等七个程序，并建议据此编写一份流程日志和成效证明[35]。Stephanie Field 和Kathy McCloskey 则认为写作疗法的实施过程包括开始联系、 对话练习、叙事练习、自由写作练习、活动练习以及结果测量等六个步骤[36]。虽然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模式来确定写作形态与表现形式，但仍然需要遵循通用的服务框架和程序。这些程序不仅适合于遭受虐待性侵、心理情绪以及肢体疾病等身心障碍，也适合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功能缺失等方面的问题；不仅适合于传统的日志、信件、自传和主题的写作治疗模式，更适合灵活性更强的悼词、祷告甚至是微博等形式的写作治疗模式。
其次，是心理学的学科基础。心理学对于写作疗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框架，从最早的精神分析学开始，到后期的建构主义心理学，都极大地拓展了写作疗法的理论支撑。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文学是人类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它的治疗功能就是维系人们的精神生态系统平衡，使患者在文学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把真实生活融入到虚构世界中，以满足自己的幻想性补偿需要，让自己的内心烦闷得以宣泄[24]。一方面，写作让潜意识中的情绪得以释放。通过写作，将长期积压在心中的痛苦、愤恨、郁闷等情绪用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既可以达到宣泄的作用，也可以治愈心灵的痼疾。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作家压抑本能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是把沉睡在内心里的潜意识植入文学作品中，让压抑已久的本能欲望实现在自己的“白日梦”里[25]。另一方面，写作让潜意识中的“力比多”得以转移。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文艺升华与转移”观点认为，写作可以转移和消解“力比多”造成的压抑情绪，从而完成自我意识和潜意识的统一，让心灵获得健康平衡的状态。发展到后期，社会建构论成为写作疗法的核心理论基础，社会建构论认为信仰、价值观、制度、风俗、标记、分工，以及诸如此类组成我们社会现实的事物，都是由同一文化中成员之间一代又一代、日复一日的互动所建构的。所以，在社会建构论看来，写作疗法的本质就是解构和重构，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26]：第一，现实是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建构这个社会，并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第二，现实是经由语言构成的。社会建构论认为语言不是中性或者被动的，每当人们说话时就揭示一个现实，每当人们用语言表达时就把语言所产生的区别予以正当化。文字是语言的一种表征，写作既是解构社会予以正当化但不符合自己生活的故事的过程，也是建构自我正当化故事的过程。第三，现实由故事构成并得以维持。这里的故事不仅指服务对象个人的故事，文化和背景的故事同样重要。写作疗法在重新书写并建构新故事时，社会工作者还需要认识到其文化中主流故事的影响，注重从生活的特殊性发展出来的故事。第四，没有绝对的真理。服务对象生命中已有的故事是可以被解构的，并且可以通过写作从独特性中发展新的故事。基于社会建构理论的启示，写作疗法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代表性的写作范式——表达性写作。这一范式的提出者Pennebaker 等人基于实践的需要拓展了写作疗法新的理论基础，包括：一是情感压抑理论。该理论认为写作表达的有效性受个体抑制其负面情绪的程度的影响，倾向于抑制情绪表达的个体更容易受益于表达性写作[27]。但根据Greenber 等人的研究却发现，情感压抑理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表达性写作的理论基础[28]。二是认知加工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当个体受到创伤时，需要在改变原有图式的同时，加工形成新的图式。表达性写作可以让个体在回忆、描述创伤性记忆的过程中对事件进行重新组织和建构，这一过程有助于个体建构起新的并使自己更为适应的图式。三是暴露与情绪加工理论。该理论认为情绪暴露的过程可以通过表达性写作来完成。表达性写作可以提供一个背景，个体尝试着面对曾经躲避的恐惧刺激情境，从而逐渐减低非条件刺激与条件刺激的紧密程度，逐渐减少应激反应直至消失。四是自我调节理论。该理论认为表达性写作可以帮助个体认清自己对情绪的掌握和控制力，并协助个体认识到关键事情的意义，探索情绪的状况，澄清个体的目标，并让自我调控反馈系统正常运转。
最后，是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一方面，沟通行动理论为写作疗法提供了社会层面的分析框架。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将社会中的行动分为四大类，即目的性行动、规范性行动、戏剧性行动、沟通性行动。写作疗法中更多关注点在于沟通性行动，这种行动是涉及至少两个及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并在他们之间发生的口头、书面或者外部行动的内部活动。哈贝马斯指出，人类使用语言沟通的过程本身就是追求此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服务对象在写作过程中，时常通过隐喻的方式将心理情绪、畏惧的事物、内心的想法隐藏在独特个性的文字之中，而这些文字也正是社会工作者通过写作疗法开展服务的切入点。另外，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理想沟通情景的三个有效宣称更为写作疗法提供了技术支撑。真理宣称、正当宣称、真诚宣称等三个有效宣称渗透于社会工作服务的全过程，但写作疗法中更多关注于正当宣称和真诚宣称。正当宣称是指语言使用者在和别人沟通时，要遵守支配人与人沟通的社会规范，这一沟通行动理论中的观点主要对写作疗法中的伦理价值有着重要启发，即写作的价值伦理和内容务必正当[29]。真诚宣称，顾名思义，即是写作的句子和内容一定要真诚地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这是写作疗法专业关系和成效的保证。另一方面，写作疗法从符号互动论中吸取理论精髓，强调个体理解在写作诠释和互动中的重要意义。符号互动论能够为写作疗法提供理论指导的要素有三：一是某一事物对个体的意义并非固定的，而是通过解释过程来予以把握和修正。换而言之，符号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写作疗法强调问题与服务对象本身毫无关系，社会工作者对于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的解释至关重要，写作是对故事进行改写达到重构故事的目的，从而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二是个体具有与自我互动的能力，能够检验自身可能的行动过程、评估其行为的利弊得失。写作不仅是对自我的梳理，还是与自我进行有效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释放情绪、暴露自我、认识自我、调控自我的过程。三是“解释”在互动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布鲁默认为，在“刺激—反应”的概念中应插入“解释”一词，形成“刺激—解释—反应”的概念。写作疗法同样适合这一概念，解释的并非问题，而是对主流经验之外的例外事件的解释，在此基础上丰富事件以及自我的意义。
“那么，你准备怎样处置他？”男子看了一眼石屋，试探着问。范坚强伸出手去，将易拉罐捏得“嘎嘣”响，他舔着嘴唇上的酒液说：“我自有计划。”
（二）写作疗法的模式探索
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写作疗法的模式研究，但从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方式、写作类型以及写作形式的不同，可以将写作疗法分为以下四种模式：
数学知识内容是严谨的，很多单纯的数学知识教学，会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依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相应的故事情节，不但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参与数学学习。
一是日记写作模式，又称日记治疗模式，是指服务对象在没有外在压力和顾虑的情况下以自己为交谈对象，通过对事件、经历及感想的私人记录，尽情地表达和宣泄自己的情感，以促进心理、情感或身体的康复。日记写作既可以是促进成长的批判性反思记录，也可以是见证成长的心理过程。根据宋瑛和梁爱主对21 名因心理问题而多次就医的青少年开展日记治疗的总结，并结合社会工作相关知识，日记写作模式的主要操作步骤包括：（1）倾听服务对象，此时社会工作者主要是听取服务对象的描述并且做出必要的安慰和解释；（2）有目的的写作，此时社会工作者要求服务对象围绕“什么时候出现了心理障碍”“困境表现在什么方面”“尽快康复的期望”“对目前心理状况的认识”等方面来书写日记；（3）分析日记，即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书写的日记进行分析；（4）问题探讨，即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探讨问题，协助服务对象进行自我探索、自我认同和自我整合；（5）布置作业，社会工作者根据探讨情况给服务对象布置日记写作的作业，如“你认为还有哪些部分是值得继续探讨的”等[30]。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日记写作模式是一个循环模式，并非一次性使用就能达到效果，而且日记写作模式更适用于性格内向和社会支持网络缺乏的人群。
2.规范性文件的“守护人”。公职律师参与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议和修改工作，避免文书同相关法律法规冲突，保障文书合法、合理。
在阅读阶段，社会工作者的操作包括三大阶段：一是反复阅读作品。反复阅读不仅可以让服务对象释放当时写作的心理和情绪，还能起到“订正”的作用，即是修正当时对问题的理解或是丰富新的故事。如果是采用诗歌转录模式进行治疗，反复阅读的作用更会体现得淋漓尽致，诗歌的韵律之美，诵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建构服务对象积极正向的心态。二是分析写作内容。阅读不仅仅是文字的阅读，更是一种交流和表达。写作内容分析是社会工作者引导服务对象讨论分享写作时选择词语的原因，以及这样选择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感受。三是分享写作心境。服务对象阅读结束后，将有一个分享环节，倘若是小组创作模式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分享的内容包括当时写作的心情、环境以及朗诵结束后的心情。这段看似“形式”的环节却显得至关重要，原因在于这是服务对象对自己作品的鉴赏，是对自己更深刻地认识，是生命意义重构的过程。
结合标志盘、标志桶、过球杆、绳梯奥、小跳架、移动小球门等器具训练的俱乐部形式，将会显著提高大学生原有的身体协调性，提高跑动的能力与无球跑动的意识.训练的多样性，将从各个角度刺激这项技能的记忆，有利于大学生足球水平的提高.
三是自传写作模式，即是指社会工作者引导服务对象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整理，书写个人的人生经历，通过审视自己的过往故事，获得新的人生感悟的过程。由于大多数人在进行回忆的过程中会自然地流露发自肺腑的情感，所以书面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表达积极情感的方式，而且还能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挖掘出深层次的、尚未解决的痛苦。一般而言，自传写作模式分为两大类，即缅怀写作和自白写作。缅怀往事写作又称怀旧写作，这种类型的自传写作更适用于老年群体。缅怀往事写作治疗是指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回顾、梳理并书写人生经历中最重要、最难忘的时刻及其感受，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和面对过去的失败与困扰，从回忆中让老人重新体验幸福、成就、尊严，从而肯定自己，适应现在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环境，帮助服务对象找回快乐和荣耀。自白写作发生在自传书写经历着个人良心发现的内部斗争之时，它公开说出个人甚至非常隐私的行为和情感，不断解剖自己和展露自己，有着宽恕的成分，其形式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自白写作具体到老年人身上的写作是异于缅怀写作的人生回顾写作。人生回顾写作以完整的个体为中心，强调在关注积极回忆写作的同时感受消极的经历，重新整合人生，以一种平衡的心态评估整个生命的过程，促进其解决过去的矛盾与冲突，从而接纳自己、接纳当下、重建生活的期望[32]。
四是主题写作模式，即是根据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商量的主题进行写作，这种写作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写作模式，可以应用于任何群体，也不分年龄阶段。该模式在表达性写作的研究中有所涉及，Pennebaker 和Beall 最初的指导语是允许被试选择写作的主题，但在之后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写特定的主题，例如“即将到来的入学考试”“最近的丧偶经历”等[33]。综合Smthy 和Batten 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说明现在的应激事件可能比过去的应激事件引起更多的痛苦[34]。不过在国内，主题写作模式还是多用于青少年教育之中，更多的是发挥其成长性和预防性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主要包括展望未来式写作、想象性写作和反思性写作。
四、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程序指引
病毒载量检测频率：如条件允许，建议未治疗的无症状HIV感染者每年检测1次、HAART初始治疗或调整治疗方案前、初治或调整治疗方案初期每4～8周检测1次，以便尽早发现病毒学失败。HAART后患者病毒载量低于检测下限后，每3～4个月检测1次，对于依从性好、病毒持续抑制达2～3年以上、临床和免疫学状态平稳的患者可每6个月检测1次，但如出现HIV相关临床症状或使用糖皮质激素或抗肿瘤化疗药物则建议每3个月检测1次HIV载量。
（一）酝酿
作为写作疗法的“操盘手”，社会工作者需要先于服务对象开始“酝酿”，并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收集和整理资料。采用任何方法的首要任务都是了解服务对象，既包括服务对象的个人性资料，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身体状况、兴趣爱好、人格特征等，也包括服务对象的环境资料，如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等。二是评估需要和问题。这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针对收集的资料，对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问题进行评估，以得出服务对象是否适合使用写作疗法的结论。三是预估过程和效果。这是一个预估和想象的过程，预料针对某一服务对象运用写作疗法将会达到的治疗效果、遭遇的困难等，并规划写作的调整预案。四是沟通和交换信息。建立良好专业关系基于恰当的沟通和彼此的信任，社会工作者应充分接纳服务对象，还应合理运用同感、倾听、非批判、保密、自决等专业技巧。
作为写作疗法的服务对象，在接受写作疗法治愈心灵创伤和恢复精神愉悦的过程中，也需要在社会工作者引导下开展“酝酿”工作。这既是让服务对象充分意识到治疗已经开始，也是让其理解到写作疗法的主要方式，更是其逐步进入写作的“情境”。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营造“酝酿情景”的主要技术包括：一是制订规范。为了保证服务的顺利推行，社会工作者需要同服务对象共同协商并制定服务规范，例如包括保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内的服务契约，这也是有效消除服务对象“非现实性反映”的举措。二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本是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手段，结合写作需要想象力和联想的原则，在酝酿阶段利用自由联想这项技术有利于服务对象打开思路，营造写作灵感。三是明确目标。任何治疗都需要树立明确的目标，写作疗法也不例外，社会工作者应引导服务对象结合实际情况树立目标。四是冥想写作。社会工作者可借用轻音乐同时吟诵相应情景的文字，让服务对象写下感受，初步感受写作的乐趣。五是赏析美文。虽然写作疗法是依托写作而开展的治疗工作，但对优美文章的赏析也是进行写作疗法的关键，这对培养服务对象的美感具有潜在作用。
（二）立意
首先，是生物医学的学科基础。一方面，西方的微观生物医学理论为写作疗法提供了生理学学科基础。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生理学家塞里提出应激反应学说。所谓应激反应是指动物在遇到危险或受到威胁时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应激反应产生的同时，神经系统以及周围循环的激素都会参与进来，从而应对紧张情绪。但是，可能存在激素产生过多而体能无法消耗的情况，就会导致抑郁、恐惧等情况。李汝佳认为写作在化自然情感为审美情感的同时便消耗了这些多余的激素。同时，生理学认为，情感活动与位于大脑皮层下的神经过程有关。当神经兴奋达到皮层下部位时，情绪的变化状态会引起种种生理反应。而写作的过程，大脑不仅发挥了认识功能，也动用了它所存储的认识成果。这个过程传至皮层下部位，引起人体的生理变化，并对身体进行适度调适[3]。这也印证了维戈茨基所说的“艺术是中枢情绪或主要在大脑皮层得到缓解的情绪”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医理论也为写作疗法提供了东方智慧。从我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七情”与“五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每一器官的不同功能也对应着不同的情绪。“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悲伤肺、恐伤肾”等中医原理和“大喜大悲”“乐极生悲”等成语也都能证明生理医学与心理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3]。而写作的过程，正是将内心的情绪转化为外在的文字，从而达到舒缓情绪的目的。日本医生春山茂雄在《脑内革命》中提出“脑内吗啡”能够缓解人的情绪的观点，而“脑内吗啡”的产生途径可以是冥想，也可以是想象，包括文学创作。特别是创作时显示出来“神游”状态，能够实现祛除疾患和生理治愈的效果。
（三）执笔
在叙事心理学看来，服务对象的人是人，问题是问题，问题独立于个体之外，即认为当事人的“问题”是他们内化了的“自我”。因此，外化是叙事治疗对待“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策略。写作疗法中执笔写作的过程便是外化问题的过程，也是故事重构的过程。此时，社会工作者要通过运用背景、命名、改换指称等方式帮助服务对象领悟到人和问题的不同，并通过以下四个执笔的服务技巧引导服务对象进行问题的外化[37]：一是命名问题。将问题命名是为了更好的将问题外化，便于在写作过程中对问题有个确切的称呼。一方面，在没有确定问题的具体形式时可用“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代替，而不是用“我”指代“问题”，这是让服务对象在表述和心理层面与问题进行分离；另一方面，在社会工作者回复服务对象时可将其采用的形容词或是动词替换成名词，如将“我和同学经常打架”替换为“你是说，你经常和同学发生不愉快，甚至有些暴力行为”。二是询问影响。如果命名问题进行得顺利，那么可以开始询问影响。首先，社会工作者引导服务对象开始写作的是“这些问题”对自己有哪些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其次，写作的方向是将“问题”拟人化，让服务对象给“问题”写封信，内容可以包括想对“问题”说的话，也可以是“问题”是如何影响服务对象的。最后，写出在写作过程中，生活中的人、事、物对自己又产生了哪些影响。三是评估影响。社会工作者在阅读服务对象书写的上述内容后，是对“问题”的进一步了解，也为故事的重构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需要邀请服务对象判断这些“问题”的影响是好还是坏。这是帮助服务对象做出选择的阶段。四是论证评估。这一阶段，不是写作的过程，而是口头交流的过程。邀请服务对象说明自己对影响的评估，如果是好，那么好在哪里；如果是坏，坏在何处。
写作疗法中的“装订”也意味着此次治疗进入收尾阶段，即疗效评估阶段，具体包括服务对象的心理恢复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以及社会适应与发展等维度。为了更真实有效地反映治疗效果，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的测量工具包括心理测评问卷、效果问卷、主观报告评估、录像等[41]。从社会工作项目评估标准来看，作为评估的客体，社会工作者需要提供的信息不仅包括匿名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问题诊断结果、需求分析、写作模式采用、项目策划信息、疗效结果呈现等，最重要的是治疗文件以及写作过程中的叙事信。在评估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做到[42]：一是鼓励服务对象参与。治疗是否有效不是社会工作者单方面的定论，最具发言权的是服务对象本身，只有经过服务对象认可的工作成果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成果，服务对象的评价是评估工作者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二是坚持为服务对象保密。保密是社会工作者务必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评估中需要用到涉及服务对象隐私的材料，需要征得服务对象同意后才能作为评估之用。三是工作者需要积极反思。坦诚对待评估结果，虚心接受评估建议，不断总结和反思服务的质量。
（四）阅读
这里的阅读分别对应动笔阶段中的问题外化写作和故事重构写作。换而言之，阅读既是加强问题外化的过程，也是内化新故事的手段，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个体在写作时追溯自己的故事以及在写作后重新阅读自己的书面叙事，就把问题置于重新审视、考虑和评估中。这时，问题被外置和客观化，来访者可以意识到问题并不等同于他本人，可以将自己与问题分开，并且超越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问题就是问题，自己是自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新故事的重构与丰富不是写作疗法的最终目的，将新故事内化于心，替换被外化的问题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这也便是阅读的另一功能。阅读对于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都是重要的，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透过服务对象的阅读了解服务对象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通过阅读时的语气、表情、眼神以及肢体动作等细节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对问题的真正无畏是对他人的言表于心，对新故事的接纳是言辞恳切地诉说，实际上都是一种情感和心理的强化。社会工作者可以为服务对象提供三种阅读形式：一是默读式阅读。这是指服务对象个人静思默想的潜心静读，便于服务对象的独立思考，能够唤起服务对象的独特联想、体验、认知，成为对写作文本的艺术再创造。因此，这种方式更适合于外化问题阶段，很多改写将在这一过程产生。二是朗诵式阅读。这是指在环境相对隐蔽的情况下，服务对象面对社会工作者、同伴、亲人或者朋友朗诵写作文本的方式。这一方式一般在默读式阅读后进行，是对默读式阅读疗效的延续和提升，能够让服务对象从整体上、感性上、直觉上去认识、去体验、去加强自己写作的内容。三是分享式阅读。分享式阅读同朗读式阅读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独到之处。分享式阅读偏向于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写作内容。一般而言，这类阅读多被应用于写作疗法的“释义”阶段。
二是信件写作模式，即发生在服务对象与他人之间的书面对话，通过信件写作可以写出无法言语的心情和感受，这样便于客观描述事件和保持情绪的稳定。Michael White 和David Epston 认为，社会工作者或治疗师撰写的信件在治疗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包括利用邀请函鼓励准服务对象参与治疗，引导服务对象使用辞退信达到使“兄弟的父亲”“看管父母者”等角色退出“舞台”的效果，以及写一封预测服务对象及其关系或者家庭未来的信等等[31]。关于利用信件写作模式开展治疗的过程包含暴露、集中于生活主题、转向于意志力、强化行为、确认积极的生活态度等五个步骤。在信件写作模式中，较为传统的是实体信件，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逐渐发展出网络叙事表露疗法，对于受创伤心灵的恢复具有良好的效果，这也标志着电子信件形式的产生。无论是实体信件，还是电子信件，除了能够借用文字向社会工作者吐露内心情感，还能够给予服务对象充裕的时间整理和反思回信的内容。运用信件写作模式，社会工作者至少注意以下三点：（1）明确信件写作治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角色，即是信件写作作为加强辅导干预的一种模式可以单独开展，也可以结合面对面辅导进行；（2）信件写作治疗的主要功能是服务对象通过信件写作可以整理和表达压抑于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并且信件可以有选择性的寄送或发出；（3）服务对象有选择重新书写信件的权利。
（五）释义
“释义”一词借用于叙事疗法中的仪式化释义。所谓仪式化释义是指在叙事治疗中，对服务对象生活背景的“深描”，即通过讲述和复述生活故事完成的，它包括初始讲述、复述和重述等等[39]。将此运用于写作疗法，仪式化释义不仅是分享和见证写作成果的利器，更可以巩固和评估成果。写作疗法中的释义不仅仅是服务对象对自己建构的故事进行讲述，还可以将通过写作的故事印刷出来，将零散的纸上文字转变为组合而成的实体书本。在写作疗法中达到释义的效果可以通过三个阶段：首先，举办解说典礼。邀请服务对象对自己用文字建构的新故事进行释义需要一个恰当的形式，比如举办解说典礼。解说典礼是在写作治疗面临结束时，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举办的小型庆祝典礼，在典礼上服务对象以“新面孔”面对自己的见证团队，讲述自己的新故事。解说典礼的举办也是对借助语言肯定和鼓励服务对象的传统方式的弥补。社会工作者在典礼中要引导见证者与服务对象对话，在典礼临近结束时给予服务对象“毕业证书”。其次，组建见证团队。没有得到见证的故事是无力的，就像野外升起的篝火，尽管带来温暖和希望，但稍有不慎就会消散在微风之中。见证是一种贴心的呵护，是一种不断增添温度的木柴，是一个能让服务对象在写作中发现新故事并演绎成新生命的过程。为了帮助服务对象成功地与其定义的问题分离并助力服务对象与新故事成功接洽和融合，就需要组建一个团队作为服务对象新生活故事的见证人。David Epston 曾表示新故事的实行如果有亲属来见证，新故事的存在就会更加持续，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40]。因此，除了社会工作者能够作为见证团队的成员以外，还可以是家人、邻居、朋友等重要他人。组建见证团队的技巧包括：一是积极表达。社会工作者需要提醒见证者积极发现服务对象叙述写作故事中的例外事件，然后结合倾听到的例外事件去表达故事中那些让他人感到神奇的力量，以及例外事件所描绘出的积极景象。二是共鸣与触动。见证者的所有切入点都是从例外事件出发的，听到故事中的例外事件是见证者的第一项任务，带有力量感讲述自己同样的例外事件才是共鸣和共情想要达到的效果。三是保持真诚的好奇心。从整体上感受服务对象写作的文字和故事，带着好奇的心理去探索和感受服务对象的心路历程，这不需要单独表现出来，而是流露于所有的表达之中。最后，发送最后一封信件。在整个写作治疗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会收集笔记、录音、录像和信件，待到仪式化释义阶段需要对所有治疗文件进行整合，并且回复服务对象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了对这次治疗的总结、对服务对象的肯定、对见证团队的感激等，如服务对象允许在解说典礼中公布这封信的内容，将发挥这封信的最大作用，也可以将这一封信定义为以书面仪式和现场仪式相结合的美丽告别。
（六）装订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的外化是通过服务对象的写作表达出来的，而故事的重构则依托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对问题的加工处理。在执笔写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引导服务对象进行故事的重构：一是寻找例外。写作疗法认为，生活往往被一些固化的模式所控制，所以贴切这一模式的经验才容易被发现和意识到，而其余被忽略的则是例外，这种例外也称“独特的结果”[38]。这种例外的发现不仅是针对人对问题的影响做历史的检视，而且产生于社会工作者好奇心的催促之下的治疗过程之中，更有可能存在于探究服务对象期盼生活与关系不受某一问题影响的未来之中。社会工作者在叙事写作过程中需要处理三个基本故事：由悲观事件构成的支配性故事，由乐观事件构成的挖掘故事以及内化了乐观事件的新建故事。二是丰富新故事。发展对抗问题故事的新颖故事就是要发展丰富、详细而又有意义的故事。通过对故事细节的加工，包括情绪、想法、表情和行动都能丰富故事。重写新故事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应致力于建构人“积极主动的自我”，回信过程便是加强故事中支持“个人力量”的观点嵌入。丰富新故事的重要手段是改写故事。所谓改写，就是运用高度积极的好奇和耐心，借用精巧的提问，让行为背后的动机得到凸显。
利夫西住在美国佐治亚州费耶特维尔市。8月中旬，他在家中叫了一份中餐外卖，总价80.60美元。当送餐员欧文把外卖送上门时，利夫西掏出一张银行储蓄卡付账，不料刷卡机不认此卡。利夫西转而掏出支票簿，写了一张支票递给欧文。欧文表示，餐馆不收支票，只能把外卖带回餐馆。然而，此时利夫西家中的另外两人已经开始吃起外卖，导致这份外卖无法退回餐馆。利夫西与欧文发生争执，升级成肢体冲突。按照欧文的说法，利夫西曾掐住他的喉咙，推他撞到屋里的冰箱上。
五、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运用及反思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新兴技术和方法，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运用写作疗法需要遵循专业的原则。一是双向沟通原则。在明确自身协助者和引导者角色的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在指导语的牵引下让服务对象发现生活不止有一个版本，并且促成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服务对象的主我与客我之间、服务对象与其重要他人之间有更多的沟通，促成过去与未来的对话。二是主体外化原则。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将客体的“问题”和主体性的“我”区别开来，并发觉个人故事与主导文化故事之间的关联，意识到个人故事从来不是凭空建构而成，而是受身边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的影响，显示许多问题其实是其身处的社会位置及主流叙述牵引规范下的压迫性产物[43]。三是开放创作原则。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串联解构和重构的故事，摸索那条能够将故事串联起来的“线”索，还要鼓励修改、订正和重写，让服务对象更加清晰明白困扰他的问题是什么，是怎样困扰的，应该怎样丢掉这些问题，而且能够更有信心将新的故事内化于心，让新的故事流淌在自己身体之中，最终将一切生命体验都编织进一个意义结构之中，使所有的生命经验在审美层面上获得同等价值，是对“此在世界”和“全生命”的肯定[44]。四是螺旋上升原则。社会工作者运用写作疗法应遵循“螺旋式上升”原则，不仅要遵从简单到复杂的进程，还要结合服务实践开展加强“踩雷”预防。Louise DeSalvo 曾警告社会工作者不要鼓励人们在处于危机中或在经历强烈情绪时写作，包括无法控制的焦虑、抑郁或悲伤，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写作可能会放大服务对象的负面情绪状态[45]。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者积极提升自我专业素质和操作能力，通过长期的运用实践积累服务经验并证明服务成效，促进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科学性、规范性、专业性和实效性。
首先，要对写作疗法的运用范畴进行精准定位。一是对写作疗法的技术定位。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一种辅助服务方案，写作疗法需要结合其他技巧加以使用，更不能替代诸如资源链接、社会政策等服务策略。二是对适用群体的对象定位。一方面，写作疗法也有其自身适用人群的限制。Borkovec 等的研究发现具有高焦虑特质的个体并不适合进行深度认知分析，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自然的情绪流露，以促进其认知过程的适应[46]。因此，写作疗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群体，尤其是高焦虑特质人群和读写障碍人群等。另一方面，是对适用群体的相关要求。一般来说，写作疗法的服务对象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也需要较强的观察能力和自省力。三是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定位。美国的爱荷华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每年夏天都会开设“社会工作者创意写作” 课程，佛蒙特州戈达德学院也从2000年秋季开始提供一项相对较新的课程——变革语言艺术。可见，运用写作疗法的社会工作者必须是接受过有关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社会工作、艺术治疗、写作治疗等专业知识和技术培训的人员，而且必须在培训阶段开展过相应要求的临床服务实践。因此，相关部门应制定写作治疗师“培养、评价、使用”的人力资源管理用人机制，建立职业认定和执业资格制度，促进写作治疗师人才培养的科学化，促进能力评价的系统化，增强写作疗法运用的规范化，推动写作疗法使用的社会化。
其次，要充分敏感到写作疗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限制。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写作疗法也不例外，它虽然对服务对象的生理、心理具有治疗作用，但也并非“万能法宝”。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表达性写作也存在一定的副作用，社会工作者在运用写作疗法时需要甄选服务对象，将其副作用控制到最低限度，避免治疗过程带给服务对象“二次心理伤害”。二是写作疗法很容易停留在文字功夫而达不到深层次的心理和社会治愈的效果。写作疗法中的写作并非漫无目的写作，而是有计划、有安排、有规范的写作，仅停留在表面文字叙述而不能借用写作达到治疗目的的写作，不仅没有治愈效果，反而是对服务对象不负责任的表现。三是写作疗法具有适用范围的局限性。这不仅体现在写作疗法对服务对象的文化程度和文学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更对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有专业要求。如若是对写作不甚了解的专业人员借用写作疗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既是对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也是对自身认识的不足。
再次，要不断促进写作疗法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增强服务的证据为本。本属于心理学范畴的写作疗法研究和文化人类学范畴的文学治疗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而且研究成果并不显著。社会工作服务中疗法的运用多偏向于以讲述故事为媒介的叙事疗法，而以写作为主体的写作疗法得到实际应用的机会寥寥无几。加之写作疗法的相关研究与应用均处于初级阶段，在我国既没有写作疗法的职业标准和资格认定制度，也没有相关的执业经验积累，就更勿论写作疗法治疗师的专业培养、评价和认定制度，由此导致社会工作者运用写作疗法的规范性难以得到保障。基于这样的现状，社会工作者在现阶段运用写作疗法，除了学习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基本规范外，更应该通过临床实践增加服务的熟练程度和实效验证。具体来说，社会工作中运用写作疗法需要保证以下几方面的合格和规范：一是保证写作时间。运用写作疗法单次写作时间应在20 分钟左右，连续写作不少于三次。如此才能给予服务对象足够的时间激活记忆，唤醒情绪，对情绪进行觉察、加工、处理。二是熟练运用写作指导语。除了科学编写写作指导语外，还应科学使用指导语，并根据服务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判断是否采用结构化的指导语。三是及时反馈写作状况。在社会工作者收到服务对象的写作文章后，应给予理性分析，重点发现其中的隐喻部分和寻找独特结果，并及时反馈写作效果。四是营造舒适的写作环境。无论服务对象是在家进行写作，还是在社工室进行写作，都应注意写作环境的物理条件，空间、光线、隔音效果等，给予其足够的安全感，尽量保障写作期间不受干扰，提升服务对象参与写作的投入感和同理心，促进其打开心灵暗箱并与自我人格进行对话。
最后，要不断促进写作疗法不同要素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构建本土专业话语体系。国内对于写作疗法的研究多停留在文献研究层次，而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寥寥无几，这不仅限制了写作疗法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更是阻碍了写作疗法本土化和土生化。从已有的文献不难看出，关于写作疗法具体如何应用的研究几乎没有，多数聚焦于理论基础分析、功能分析、适用人群分析等。其直接原因是本土有关写作疗法功能的实证性研究少见；间接原因则是作为叙事治疗结构下的写作疗法既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框架，更没有形成相应的资格认证、培训体系以及专业团队，由此导致写作疗法缺乏专业的人才支撑，这是写作疗法本土化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因此，促进写作疗法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运用与推广，既要积极吸取西方社会中有关写作疗法的系统性研究经验，又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脉络，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写作疗法专业话语体系与运用框架。
现有理论和定量描述都已证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二孩”的政策变迁有一定影响。进一步借助多源流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媒体通过参与构建计划生育政策变迁三源流中的主要变量，间接作用于政策变迁的发生。
六、结 语
在向下一个百年目标迈进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工作不断拓展其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以促进专业化和人性化发展。一方面，基于历史源流和运用实践归纳了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功能、意义及其共生关系，并树立了其生理医学、心理科学以及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多元实务模式；另一方面，创新性提炼和阐述了社会工作服务中写作疗法的酝酿、立意、执笔、阅读、释义和装订六个阶段及其具体实施内容，并反思了写作疗法运用中的基本原则、适用范畴、服务限制、成效评估以及本土发展的议题和方向。
展望未来，网络虚拟社会全息融入，民众精神需求不断增长，社会参与全面渗透。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动张力之下，建基于现代主义权力和知识基础的现代社会工作，不仅需要持续推进专业化、学科化和体系化进程，更要应对来自福柯对现代权力和知识的解构危机，不断吸纳来个体性、内在性、多元性以及精神性的力量，充分尊重和发挥作为服务对象主体性潜能表现的语言、声音、文本、写作以及叙事的价值和力量。一方面，要基于实践拓展证据为本的实务模式，完善社会工作写作疗法的理论体系和运用框架；另一方面，更要适应科学范式和民众需求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彰显人类主体性、精神性、艺术性追求以及多元个人特质的价值，通过不断的专业发展将后现代主义、精神性和创造性整合起来，最终形成社会工作写作疗法的话语体系与中国风格。
根据笔者的研究，从《药品管理法》的性质而言，该法被赋予了药品安全事前监管的重要属性。而作为我国药品监管领域的重要法规，在《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中，疫苗作为一种药品受到了相关规则的明确规制。作为日常监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法第63、64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而一旦某药品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时，则药品监管机构有权对其药品及其有关材料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在七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即使药品需要检验的，也必须自检验报告书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参考文献：
[1] Thecla D . Postmodernism，Spirituality，and the Creative Writing Proces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J].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2001(1)：23-34.
[2] 索伦·克尔凯戈尔.致死的疾病[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2：28-30.
[3] 李汝佳.写作疗法理论研究与应用[D].温州：温州大学，2017.
[4] 王丰收.虚构与践行：从文学治疗看现代文学中的自杀[D].广州：中山大学，2009：35-36.
[5] 崔荣艳.文学治疗研究述评[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40-41.
[6]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1998(2)：88-100.
[7] Progoff，I. At a journal workshop[M]. New York： Dialogue House，1975：55-56.
[8] Pennebaker J W ，Beall S K . Confronting a traumatic event：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hibition and disease[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86(3)：274-281.
[9] Lepore，S.，&Smyth，J. The writing cure： How expressive writing promotes health and emotional wellbeing[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2：120-121.
[10] 邓秀平.用日记建构生命的方向[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2(8)：20-22.
[11] Lane B. Writing as a Road to Self Discovery[M]. Cincinnati： F&W Publications，1993：101-102.
[12] Smyth J M，Stone A A，KaellA，etal.Structured writing produces symptom reduction in chronic illness[J]. Psychosomatic Medicine，1999(1)：95.
[13] Aziz，Abdel&Thabet，Mousa&Palestine. Expressive writing therapy for victims of trauma Case study from Gaza[J]. Arabpsynet Journal，2006(12)：85-88.
[14] Nixon，Reginald&W. Kling，Leonard. Treatment of adul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using a futureoriented writing therapy approach[J]. The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ist，2009(2)：243-255.
[15] FraasM，Balz M A . Expressive Electronic Journal Writing：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 for Survivors of Acquired Brain Injury[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2008(2)：115-124.
[16] SwanbonT，BoyceL，Greenberg M A. Expressivewritingreduces avoidance and somatic complaints in a community samplewith constraints on expression[J].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Psychology，2008(1)：53-56.
[17] Petrie K J，Fontanilla I，Thomas M G，etal.Effect of Written Emotional Expression on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A Randomized Trial[J]. Psychosomatic Medicine，2004(2)：272-275.
[18] Goldstein H. Writing to be Read： The Place of the Essay in Social Work Literature[J].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1993(7)：441-446.
[19] Goldstein，H.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Parmers in discovery[J].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1991(4)：101-120.
[20] Stanley L. Witkin. Writing Social Work[J]. Social Work，2000(5)：389-394.
[21] Taylor C.Trafficking in Facts： Writing Practices in Social Work[J]. Qualitative Social Work，2008(1)：25-42.
[22] Pennebaker J W.Theories，therapies，and taxpayers： On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expressive writing paradigm[J].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2004(2)：138-142.
[23] 李孝英.《黄帝内经》中“喜”情感的概念化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4-100.
[24] 唐秋燕.文学治疗原理分析[D].恩施：湖北民族学院，2013.
[25] 曾洪伟.文学治疗：大学生心理疾病防治新方法[J].教育评论，2006(3)：43-45.
[26] Jill Freedman，Gene Combs.叙事治疗：解构并重写生命的故事[M].易之新，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27] 徐影影.表达性写作对中学生负性情绪的干预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4：66-68.
[28] Greenberg M A，Stone A A.Emotional disclosure about traumas and its relation to health： Effects of previous disclosure and trauma sever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2(1)：75-84.
[29] 黎民，张小山.西方社会学理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202-203.
[30] 宋瑛，梁爱主.日记与心理治疗[J].中原精神医学杂志，1996(Z1)：118-119.
[31] Michael White，DavidEpston.故事、知识、权利——叙事治疗的力量[M].廖士德，译.台湾：心灵工坊，2018：96-145.
[32] 刘斌志，郑先令.我国老年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现状分析与核心指标[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9)：59-66.
[33] Pennebaker，J. W.，&Beall，S.K.Confronting a traumatic event：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hibition and disease[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86(3)：274-281.
[34] 张信勇.写作疗伤[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122-124.
[35] DeSalvo，L.Writing as a Way of Healing： How Telling Stories Transforms our Lives[M]. Boston，MA：Beacon Press，1999：300-302.
[36] Stephanie Field，KathyA.McCloskey.Treating Traumatic Stress in Adults： The Practitioner's Expressive Writing Workbook[M]. New York： Routledge，2016：135.
[37] 李明.叙事心理治疗[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6：54-59.
[38] 李昀鋆.中国社会工作情境下叙事治疗理论技术应用及可推广性研究[J].社会工作，2014(4)：93-99.
[39] 文军.社会工作模式：理论与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78.
[40] Epston，David.Re-imagining Narrative Therapy： A History for the Future[J]. Journal of Systemic Therapies，2016(1)：79-87.
[41] 刘斌志，罗秋宇.诗词疗法：社会工作服务的文学探索及中国风格[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6)：26-37.
[42] 许莉娅.个案社会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90-191.
[43] 梁丽清，陈锦华.性别与社会工作[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45.
[44] 李俏梅.论写作与自我治疗[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0-87.
[45] DeSalvo，L.Writing as a way of healing： How telling our stories transforms our lives[J]. Boston：BeaconPress，1999.
[46] Borkovec T D，AbelJL，NewmanH.Effects of Psychotherapy on Comorbid Conditions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J]. Journal of Consulting &Clinical Psychology，1995(3)：479.
Writing Therapy in Case-based Social Work Services: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ocedural Guidelines
LIU Binzhi1,ZHENG Xianling2
(1.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2. Social Sciences School,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arrival of network virtual society,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interaction through their own speech and cre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in-depth. Promoting human psychology and social service through artistic cre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riting therapy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rvice techniques in social work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exert its individual story,potentiality and subjectivity and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group service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literature review,it is found that writing therap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human limb rehabilitation,psychological recovery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And it is highly interactive,complementary and inter-related with social work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nature,historical development,value concep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tc.. On the one hand,based on integrating and combing the physiology,psychology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of writing therapy,the social work specialty has actively expanded the diversity service models such as diary writing,letter writing,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and theme writing therapy to provide precise intervention for clients with different needs. On the other hand,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diversity procedure of the existing writing therapy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general process mode from social work services,this paper develops six stages of the process of the writing therapy,i.e. brewing,intention,writing,reading,interpretation,and binding in the social work service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life story of the object serviced. Finally,as an interdisciplinary new technology and method,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se of writing therapy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need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two-way communication,externalization of the subject,open creation and spiral rise,continuously and accurately locat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writing therapy in the service,be fully sensitive to the limitations of writing therapy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constantly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positivism and evidence of service as the nature of writing therapy,constantly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and siniciz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of writing therapy,and build up the local professional discourse system. At a historical moment when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is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nary goal,it is necessary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soc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spirituality through more pluralistic and innovative methods of technology and to highlight further the value of human subjectivity,spirituality,artistic pursuits and multiple personal traits. Through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postmodernism,spirituality,and creativity are integrated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practice mode of social work,to promote the specialization,artistry,and human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and finally to for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Chinese style of writing therapy in social work services.
Key words:social work;case work;writing therapy;constructivism
中图分类号：C916；I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9）02-0001-19
DOl：10.11965/xbew2019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H052）
作者简介：刘斌志，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liubinzhi1980@qq.com）
责任编校：梁 雁
标签：对象论文; 疗法论文; 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工作者论文; 故事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H052)论文; 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