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作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古以来就有“欧亚十字路口”的地理枢纽作用，有着地缘性的战略地位，因而在近代成为帝国主义侵夺的对象。抗日战争打响后，国内外各方势力为争夺“新疆问题”的解释权和政治主导权，从各自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出发，对“新疆问题”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述。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基本理念及其关于“新疆问题”的科学阐释，在向新疆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新疆政局各方的普遍认同，有力推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为结束新疆政治社会动荡奠定了基础，也为重塑新疆地区作为“革命枢纽”的地缘特性创造了条件，补充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新疆；民族解放
自古以来，新疆在亚欧内陆就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性战略地位，因而自晚清以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夺对象。清朝灭亡之后，新疆又一度陷入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中，在帝国主义干涉下不时发生民族纷争与冲突。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各方势力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新疆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并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以争夺新疆的政治主导权。其中，中国共产党也积极联系新疆的革命进步力量，并传播党的政治和革命理念。以往学界多集中于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活动[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史》，《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1981年第1期；阿吾提·托乎提、张宏超：《抗战时期的新疆与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新疆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杜瀚、杜飞雁：《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早期革命活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月(第21卷第2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历程[注]古丽孜拉、胡阿提、欧阳山：《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李霞：《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新疆的传播及影响》，《新疆日报》2018年5月12日。。但是，关于新疆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传入新疆的理论形态及其关于新疆问题的诠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效应、历史意义等问题还较少论述。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希冀以此补充相关历史与理论内容。
一、新疆战略区位与新民主主义的使命
新疆作为中国“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的一部分，是由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在西方关于中国版图的传统认知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而在上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观点，近年来逐渐为国内学界所接受。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包括满洲(东三省)、蒙古、新疆与西藏等地区，具有不同于内地汉族地区的区域社会特性。其中，新疆位于内地农耕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的过渡地带，在古代是后两者相互争夺的区域[注]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9—321页。。而且，因为新疆有“亚洲枢纽”(Pivot of Asia)的地缘区位，所以近代以来又沦为英国、沙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争夺对象[注]Owen Lattimore, PivotofAsia:Sinkiangandth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and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Introduction. 。詹姆斯·米华健则从世界史角度指出：新疆位于中亚地区，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交往中起到“欧亚十字路口”(Eurasian Crossroads)或“丝绸之路十字路口”(Crossroads of the Silk Road)的地理枢纽作用[注]James Millward，EurasianCrossroads：AHistoryofXinjia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p. Xii. 。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China YANG Yu-ting ZHAO Meng(54)
综合拉铁摩尔与米华健的观点，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经验上看，相对于中国的其他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新疆的战略区位重要性更为突出。
但是，从中国国家立场与历史角度看，新疆不仅战略区位显要，而且其主权得失反映着国家力量的强弱消长——国力强则得新疆，国力弱则失新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国力随之下降，从而诱使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入侵和渗透。其中，新疆的外患尤为突出，加上内政衰败，民族纷争层见叠出。同治年间，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催动下，新疆也爆发了规模浩大的武装起义，而中亚浩罕国与沙俄趁机侵占新疆大片疆土。直至光绪年间，左宗棠才上书清廷指出，“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的实际情况，并认为清朝前期西北之所以能够“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而新疆的战略区位重要性在于“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注]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刘泱泱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648—649页。。也即是说，新疆作为中国亚洲内陆国土的国防屏障，具有牵动东、西两翼国境的战略区位功能，其安稳平定有利于拱卫蒙古、内地地区与保障国家统一，其动荡分离则会危及西北、华北地区与破坏国家版图完整。据此，左宗棠主张，由于新疆主权得失关系国家根本利益，因而务必收复新疆并推行行省制。
对于左宗棠关于新疆战略区位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有很高的共鸣感，且历来重视对新疆的经营。抗战期间，新疆继续发挥其作为“亚洲枢纽”的作用，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和国际反法西斯交通运输线。新疆各族军民为抗日前线地区募捐，筹备大批物资支援抗战前线，安置内地民众等等，特别是安置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以及为相邻的陕甘宁边区培养军事人才和干部提供基地——给当时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注]谢敏：《新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抗战中的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7页。，中共中央多次赞誉新疆是最稳固的抗战大后方。新疆解放初期，时任新疆党政军“一把手”的王震将军也常常以左宗棠驻守新疆为例，向人们说明新疆的战略重要性，以此鼓励人们“在祖国西北边陲建功立业”[注]《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很清楚，晚清以来新疆在英国、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与挑拨下，不时爆发民族纷争与冲突。辛亥革命以后，新疆还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之中。对于新疆的内忧外患，举国上下难成有效的对策。特别是1943年3月新疆“三区革命”[注]1943年3月，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强迫各族牧民捐献军马，而捐马负担主要落在伊犁、塔城、阿山地区民众身上，于是三区民众掀起武装起义，随后在1944年11月于伊宁建立政权。盛世才下台及国民党主政新疆之后，新疆形成伊、塔、阿“三区”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相持局面。国民党当局称“三区革命”为“伊宁事变”，称三区政权为“伊宁方面”。爆发，军阀盛世才随后倒台，国民党当局趁机主政新疆，不仅没有实现新疆的和平稳定，而且一度加剧境内的政治分裂。对致力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实现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和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其必须肩负的历史任务。
2.3.2 稳定性实验 取编号为S9的和血胶囊供试品溶液1份，精密吸取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分别于 0、2、4、6、12、18、24 h 进行测定， 结果 5-羟甲基糠醛峰面积的RSD为0.82%（n=6），苍术素峰面积的RSD为1.00%（n=6），表明供试品溶液在24 h内保持稳定。
其二，在军事上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抗争采取残酷的镇压与屠杀。由于历史上新疆少数民族曾多次发动起义斗争，因而一直被历代中央政府和新疆当局视为“难驯之民”，在“平定”过程中可任意捕杀，“清乡、剿匪、搜店、搜山等等皆为屠杀之别名……更常有籍剿匪不得，而乱杀无辜者”[注]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新亚细亚》1934年第7卷第5期。(余贻泽是左翼学者，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
二、“三区革命”后各方关于新疆问题的立场
新疆作为“问题”而为国人和国际社会所广泛和高度瞩目，主要是因为新疆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大后方与对外交通主线的战略作用。1943年为反抗军阀盛世才的残暴统治，伊犁、塔城与阿勒泰的少数民族发动起义，促成了“三区革命”，令抗战之际的国人更加意识到新疆对全国政局的重要性[注]陈斯英：《伊宁事变前后的新疆政局》，《中国青年》1947年复刊第9号。。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当局、与新疆接壤的苏联、三区革命政权以及代表民间舆论的知识界，成为参与“新疆问题”争论及博弈的主要涉事力量和关注方，并分别持有迥然不同的认识与立场：
本次提升面积为9 105 m2。该节点是滨河新区的重要窗口，主要是行车人员经过，参与性不强，因此景观以观赏为主，以置石结合植物配置形成植物组团景观。植物设计采用绿篱色带、花灌木、小乔木、常青树、乔木等从低到高搭配，营造疏密有致的植物景观空间，改善生态环境，如图13所示。
其一，国民党当局及其“中华民族宗族论”。抗战时期，为了强化全国控制，国民党当局抛出了“中华民族宗族论”，认为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小宗”，未来应当“同化”到作为“大宗”的汉族中去。三区革命爆发后，吴忠信赴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就立即发表《告新疆民众书》，首要宣扬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将各少数民族贬低为“宗族”，试图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维护对新疆的统治[注]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8—99页。。“中华民族宗族论”在政治文化上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中央集权欲望，在其看来，新疆问题主要源于新疆军阀割据导致的“政治独立”，不但违反“中华民族宗族论”宗旨，致使新疆及境内少数民族未能得到中央的有效管理，而且为外国势力干预新疆政务和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了机会。因此，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措施是推进新疆主权、治权的“中央化”，以及行政上的“国民党化”[注]王川、张启雄、蓝美华、吴启讷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3卷(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43页。。
新动能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旧动能是指低效率、低质量、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和传统经营管理模式。新旧动能转换就是通过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转换更迭传统以资源和政府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新旧动能转换既来自“无中生有”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也来自“有中出新”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在传统中国官方与社会认知中，新疆作为内陆边疆是一个边缘性的地域存在，在革命与抗战过程中也不例外。但随着20世纪初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苏俄共产党提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民族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革命的主战场地区，其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4页。，这一思想逐渐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传播开来，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1939年毛泽东继承列宁的观点，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中国抗战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同时主张中国要和亚非拉各民族、英美苏的反法西斯主义力量团结起来[注]毛泽东：《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90页。。其中，中国共产党又认为，苏联是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支持力量，从而与苏联接壤的新疆成为中国联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大后方。1941年7月，中共中央在给“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立七周年的贺电中，就高度肯定了新疆作为“抗战最巩固的后方”的战略地位[注]《中共中央电贺新疆反帝军、反帝会成立七周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85页。。由此，中国革命不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获得了世界性意义，新疆在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枢纽性地位也逐渐显现出来。
其四，中国知识界的学术认知和政治立场。当时中国知识界通过学术研究，主要从历史角度阐述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动乱肇源于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民心背向，而关键在民族政策的失误，“累疣于今日”而酿成了当前的消极局面[注]陈澄之：《新疆伊宁事件之分析——西北近闻摭萃》，《新中华》1946年复刊4卷第11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过去国内的不统一，交通的阻滞，视新疆如化外，民族关系的不条整，国际势力的因利乘便”是新疆问题的起因，但帝俄侵略和苏联干涉才是主要原因[注]丁瑞馨：《新疆现状怎样改变》，《突厥》1937年4卷3、4期。；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矛盾是新疆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以往新疆割据军阀及汉人军官负有很大责任，因此“民族间的谅解”，尤其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同情之感”是新疆问题解决的前提[注]周东郊：《论新疆问题》，《西北通讯(南京)》1947年第5期。
以上是当时对于新疆问题的主要认识，各方都有各自的看法和立场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由于各方未能达成认知和立场一致，从而也不可能为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一个周全的政治方案。其中，三区政权与国民党当局之间不时发生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而苏联出于政治考虑不便公开介入，知识界则因缺乏政治与军事实力而逐渐退出论争舞台。期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主革命中的实力与作用日益增强，因而逐渐以积极姿态参与到新疆事务中去，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新疆各方朝和平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积极争取新疆的政治与革命领导权，而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传入新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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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视角下新疆的民族问题与“革命枢纽”地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内战，毛泽东由此提出，二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已经代替法西斯主义成为威胁全世界和平的反动力量，于是他主张“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1358页。。美国方面，为了对抗苏联与支持国民党当局，从而加紧在新疆的渗透活动，不仅指使麦斯武德、乌斯满等民族分裂分子开展反共活动与宣扬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注]《包尔汉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29—132页。，而且妄图支持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在新疆建立“大穆斯林国家”[注]包尔汉：《日记片段(1948年12月29日至1949年6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第44—45页。，破坏新疆和平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1949年6月，斯大林在中苏两党会谈上向中国共产党代表证实了美国策划在新疆建立“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阴谋，从而建议解放军尽快进入新疆，并表示提供军事物资支援[注]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1—392页。。
(一)新疆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问题
静电喷雾试验是在温室大棚内进行的；温度保持约22℃、湿度70%左右；喷嘴离地面高度为1.2m，与水平面向上成20°夹角。室内设置A～E共5列，每列设置0～7共8个采样点(共计40点，其中3点被喷雾机占用)，在每个点上放置80mm×60mm的采样光面纸。药液采用混合有红色色素的清水，固定喷雾机的出口压力为2.0MPa，液体的喷出量为123mL/min，采样点放置在离地面0.15m的高度，以减小地面对采样点收集雾滴沉降的干扰，如图1所示。
第一，跟生产条件相联系，明确施肥量。在近些年来，各地有效开展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深入研究小麦测土配方技术，掌握了在不同生态条件下小麦的施肥规律、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等参数，应按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科学测量施肥量。
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话语中，中国民主革命发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由此而开展了近百年的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斗争[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页。，因而如西达·斯考切波所言，“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注][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页。。在此过程中，由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地区，帝国主义对中国形成了全方位的侵略态势，而作为西北边疆战略要塞的新疆则成为主要的侵略区域。但帝国主义需要在新疆境内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才能维持侵略统治，而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其具体方式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族际制衡策略。“分而治之”是历任新疆地方统治者的族群治术，试图通过制造新疆民族隔阂而缓解自身的统治危机。对此，赛福鼎·艾则孜[注]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人，1944年参加三区革命。新疆解放前夕，赛福鼎率新疆代表团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赛福鼎历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回忆指出，解放以前，新疆地方统治者常挑起各族之间自相残杀，乐于看到各族之间的分裂，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山观虎斗”，“融蚌相争，渔翁得利”[注]赛福鼎·艾则孜：《赛福鼎回忆录》，上海：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82—86页。
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为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成果，其理论、纲领与政策基本成型于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就在于革命领导权由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念主张联合一切民主阶级而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并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主要的革命对象，其革命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总路线，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4页。，其中在边疆民族方面则承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注]《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13页。，从而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涵括了实现广大少数民族解放的内容，在向新疆传播过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新疆的具体理论形态。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改善新疆民族关系与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必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其三，在文化上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贬抑新疆少数民族的地位。以持有大汉族主义立场的国民党统治当局为代表，其通过把各少数民族定为“宗族”而贬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注]《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页。，特别是把新疆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血腥军阀统治，要求自治权利”的政治诉求污蔑为“叛民”行为，并以此为由拒绝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要求”[注]新华社：《新疆谈判破裂，蒋介石拒绝民族自治要求，人民不承认麦斯武德主新》，《人民日报》1947年7月16日第1版。。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以上民族压迫行为皆源于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统治者“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注]《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13页。，其背后则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新疆民族解放运动既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有反抗国内民族压迫的历史使命。简言之，新疆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问题。
(二)新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枢纽与主战场之一
其三，“三区革命”内部保守势力及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三区革命政权内部成分复杂，前期政权一度由艾力汗·吐烈[注]艾力汗·吐烈，苏联乌兹别克人，出身宗教世家，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而被苏联逮捕，逃往中国新疆伊宁、库车等地经商讲经。期间，他将穆斯林的苦难遭遇归咎于异教徒统治，号召在新疆发动“圣战”赶走汉人。1944年，他趁伊宁民众反抗军阀盛世才之机，鼓动武装暴动，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和军队元帅，主张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1946年之后，三区革命政权改组过程中下台，被苏联押返阿拉木图。等保守的民族与宗教上层所把持，他们成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对三区军民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宣传，主要包括：把新疆问题归咎于“异教徒”和汉人的统治，将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歪曲成对抗“异教徒”和“汉人统治”的“圣战”[注]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页。，主张在伊斯兰教和大突厥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政教合一的民族国家，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抗战以后，许多关心边疆局势的人士无不对新疆问题进行思考，或分析其成因，或提出相关对策，或预测新疆的发展走向等等。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解决以上问题还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视角出发，理清两个问题——新疆问题的性质是什么？新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为了反击美国的阴谋，中共中央向新疆三区方面发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9月7日周恩来在会上对少数民族代表指出：“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的挑拨。”[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另一边，中共中央解放军下达紧急进军新疆的指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则在9月28日发出指令，对将士们指出，“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一个行省，油源及其他矿藏极其丰富，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我们必须充分做好作战准备，以防万一，消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残余势力，解放祖国边疆，以便开发油源，修建铁路。这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31页。。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疆接壤苏联与作为“亚洲枢纽”的战略区位。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诠释下，新疆的边疆区位不仅没有在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中成为边缘力量，还被定位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枢纽与主战场之一，这一诠释在向新疆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革命整合作用，这将在下文予以论述。
四、三区革命与新疆革命枢纽地位的彰显
20世纪之后，国际上的民族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在新疆历次民族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传入与发展，一些狭隘的民族与宗教上层趁机将民族斗争导向民族分裂，给新疆各族人民造成了相当长时间的政治困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陆续进入新疆。开始有计划地宣传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三区和国民党当局在省联合政府问题上的破裂以及三区革命的进步领导人的积极传播，新民主主义在三区广泛传播开来，促进了三区军民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一)成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1946年冬季，三区革命代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利用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之机与董必武会面，表达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区革命，承认并接纳“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意愿。董必武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一意愿，而中共中央则复电表示愿意“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除原则上欢迎新共同盟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外，还特地安排“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少奇报告及其他印发文件”交给阿巴索夫，并要求他带回新疆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董必武转告阿巴索夫并指出，“新疆的进步组织能合并的话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地斗争”[注]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209页。。1948年8月1日，三区通过分析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作为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组织，并在11月12日发表《告全省人民书——纪念三区革命四周年》，号召各族人民同麦斯武德、艾沙等反动分子进行斗争。1949年5月1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由阿巴索夫任代表作题为《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基本精神，号召全疆人民动员起来，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注]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295页。。
其二，苏联及其在新疆的革命策动。19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基本完成对中亚地区的吞并，对新疆西部与西北边境线构成地缘压力，并借新疆与内地交通艰难之机而利用经济贸易渗透新疆地区，不时介入干预新疆政治事务与民族关系。十月革命后，沙俄倒台，苏俄/苏联取而代之，继承了沙俄时期对新疆的政治与经济贸易关系。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军阀都曾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1941—1942年，由于苏联在与纳粹德国作战中一度失利，盛世才见风使舵，投靠蒋介石当局，并驱逐苏联在新疆的经济与军事势力，自此与苏联关系破裂。逢1943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发生少数民族抗争，苏联对其实施策动与军事支持，以此作为“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注]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二)涤除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宣传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感召，三区方面通过开会、广播、报刊等方式，推动新民主主义理念及其民族政策有规模地在三区的传播，其中，三区革命进步领导人的积极宣传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与民族政策在三区军民中的传播达到了空前力度。
1948年11月，阿巴索夫通过讲话、发表报刊文章等方式，向三区军民宣传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的基本精神，并呼吁新疆民族解放运动应争取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阿巴索夫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现阶段就是正在开展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更大成就；新疆各本地民族人民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助下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的条件下，新疆人民的解放和新疆的民族问题才一定能够彻底的正确的得到解决”[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人民解放战争与新疆人民问题》，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另一方面，针对三区社会内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1949年1月13日，阿合买提江召集三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群众组织代表，召开会议并反思指出：“在革命开始时，是为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而开始的。革命的目的和方向是‘民族独立’……他们把‘自由’、‘解放’和‘民族独立’联系起来，认为有‘民族独立’的地方才有‘自由’，没有‘民族独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伊宁维、哈、柯俱乐部对伊宁各学校教师的讲话》，转自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7页。。6月6日，阿合买提江继续指出，“在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曾把全体汉族人民同国民党强盗等同起来，把全体汉族人民同一小撮腐败的国民党汉族贪官污吏、匪兵和警察混淆起来；而认为所有的汉族人都是敌人，结果，我们便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地打击和枪杀了自己的朋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不正确的政策”[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因此三区军民应当“迅速克服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那些错误，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应该不分民族，来建立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至8月，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参与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阿合买提江向三区军民宣传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6页。的政治思想，他指出，“保障各民族真正平等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民族获得解放，那他就应该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民主政治只有通过各民族共同进行反对专制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实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会适得其反。因此“谁希望自己的民族获得解放，谁就必须为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谁就必须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者”[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我们的民族解放革命和同盟》，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90页。。
(三)牵制国民党西北军事力量，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争
为了响应与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区革命政权宣布：在军事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认同新民主主义关于反帝、反官僚和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于是，三区革命领导人通过大会讲话和报刊宣传等形式，对三区将士进行思想动员，一方面涤除民族军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另一方面树立与培育民族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积极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其中，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在1948年11月就发表文章指出，三区民族军之所以是反抗封建军阀统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革命军队，其主要原因是“民族军本身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政治目的是民族军所有将士具有爱国主义觉悟的精神力量所在”[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民族军是十一月革命胜利的坚强保卫者》，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及其理念在民族军中的传播，民族军动员起来，“在玛纳斯河西岸修筑坚固工事，坚守防线，武器弹药也不断增加，对国民党形成威慑力量，使之不能入关支援甘、青等省作战，以牵制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注]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为解放军的西北作战赢得良好的局面。
1949年8月18日，基于三区革命的政治地位与三区民族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向三区方面发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信，信中明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注]《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请信和碑文、唁电》，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由此而确认了三区革命的人民民主性质，充分肯定了三区民族军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遗憾的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与穆努诺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在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随后，由赛福鼎·艾则孜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和三区革命代表，代替他们出席1949年9月3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指出，“全新疆人民经过了长期的武装与和平的斗争，已清楚的了解了新疆人民的解放，一定要和全国人民解放同时解决，所以一直的拥护和期待着全国的胜利解放”[注]《人民政协新疆代表，谈新疆人民的解放》，《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第1版。。1952年11月12日，赛福鼎·艾则孜在“三区民族革命八周年纪念会”和新疆、乌鲁木齐各族代表集会上继续指出，“三区民族革命运动虽然存在着缺点，主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革命遭受了不少曲折。但这一革命运动给了我们很大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到“新疆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有和全国人民革命事业共同进行，才能得到彻底胜利”[注]《伊犁等三区民族革命八周年，新疆及迪化各族代表集会纪念》，《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9日第1版。。
综而言之，三区革命之所以被承认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原因在于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认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特别是认清民族解放不等于民族独立。而且，三区军民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有效牵制，使解放大西北战役形成东西两翼遥相呼应的有利局面，促进了全国、全疆各族人民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上向全国展现了自身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一部分的革命形象。由此，此前一直被视为新疆事务的介入性力量的苏联也彰显了其支持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而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也充分彰显了自身促进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联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枢纽作用。
五、余论：新民主主义传入新疆的后续效应及其意义
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特别是解放大西北的胜利推进，以陶峙岳、包尔汉为代表的新疆国民党主和将领和开明政要产生了起义意愿，因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新疆有望实现和平解放。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代表驻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向中共中央表示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念，“深愿在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和“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注]陶峙岳：《驻新将士通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9月27日，赛福鼎代表三区革命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表示欢迎，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同时也宣告“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疆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三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注]《政协新疆代表声明 陶峙岳、鲍尔汉通电脱离国民党残余政府，符合新疆人民要求；伊犁等三区人民愿和全疆人民一道建设新新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第4版。 。于是，在三区民族军与苏联方面的支援下，解放军挥师西进，并于12月17日在乌鲁木齐与三区民族军、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宣告新疆和平解放以及新疆军区和省人民政府成立。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疆的基本胜利，由此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新疆的政治社会动荡，而作为“亚洲枢纽”的新疆也将迎来新的局面。
1.4 剑桥自动化成套神经心理测验 由英国Cambridge Cognition机构设计[11]，具有计算机化、多数项目不受语言和文化影响等优点，早期通过22项非语言性操作任务的分测验来诊断老年痴呆，目前由动态筛查、一键剑桥袜袋、空间工作记忆、延迟性样本匹配、快速视觉信息处理等额叶执行功能敏感的5个测验对抑郁症执行功能进行测定，在国外已广泛使用。由于经济水平与文化水平的制约，国内的研究尚不多见。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如何让计算机“理解”并“生成”人们的日常语言，相当于“听懂”和“表达”。中文分词技术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项基础技术，关系着后续研究对象的质量好坏。作者在CNKI 数据库中对主题为“中文+分词”、“汉语+分词”、“自动+分词”的文章进行搜索，得到1983 年至2018 年关于中文分词的4092 篇相关研究论文。
首先，晚清以来的内忧外患暂时缓解，新疆成为新中国联系亚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哨站。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如此一来，由于与苏联中亚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新疆成为亚洲大陆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交往联系的区域枢纽，而苏联也以新疆为区域媒介支援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这一良好的地缘互动关系一直维持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地区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新疆的地缘压力随之缓解，作为当代中国联系中亚、西亚、欧洲等亚欧内陆国家与地区交往的区域中枢，继续发挥“亚洲枢纽”的作用，承担新时代“一带一路”总规划的前线任务。
其次，新疆纳入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加强与内地及其他边疆地区的联系。三区革命与国民党起义人士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认同，有力推进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而新疆和平解放后，经过建党建政，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秩序在新疆得以建立起来，为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创造了积极条件，促进了新疆在政治、经济上与全国各地的接轨。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和“兰新铁路”及其他交通路线的开建，大大促进了新疆与内地地区的交流、交往、交融进程。新疆和平解放后，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新中国对新疆地区的治理都达到了空前水平，而新民主主义为此铺平了道路。
最后，新疆的和平解放，标志新民主主义在新疆的基本胜利，补充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边疆地区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新疆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党起义人士的认同，为整合新疆政治格局与和平解放奠定了政治基础，实现了其他主义所难以实现的目标。这在实践上佐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性，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中图分类号：D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2-0071-09
作者简介：龙其鑫，广东廉江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75)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民族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新疆南部兵团团场建设与边疆治理研究”(2018M643269)
(责任编辑欣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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