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之际由于严重的社会危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虚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切和反思，并且形成了具有强烈现实关照和批判精神的实学思想。这一时期的实学思想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精神，强调学术活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二是以回归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复古主义，并冲破了理学、心学的桎梏，实现“以复古为解放”；三是以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主动学习为主要表现的开放性特征，积极以西学丰富实学，解决现实问题；四是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否定精神，否定君主专制和思想权威，倡导个人价值。明清之际实学的批判精神与自我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之际；实学；经世致用
明清鼎革之际，“天崩地解”，政治、经济上的极大动荡，引起了一批有识之士的关切和反思。一方面，程朱理学在成为科举正统之后，成为钳制思想的工具，导致“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禅化”导致其思想亦日益空虚疏败。由于二者皆“无补于时弊”，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代表，对当时占据思想主流的程朱理学和王学末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形成“实学”思想；沿至明清鼎革之际，由于“亡天下”带来的思想冲击，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为代表，则进一步“由批评理学而发展为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抨击”〔1〕。在明末至清初的这段时期里，实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批判精神，体现出了经世致用、复古主义和开放性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早期思想启蒙的作用。
一、明清鼎革之际实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经世致用是晚明至清初实学肇兴的核心精神。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往往与封建统治的风雨飘摇相伴随，晚明实学思想的兴起亦然。概而言之，当时的明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而政治上则出现了黄仁宇提出的以道德为尺度而非以行政为尺度的官僚倾向。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困境，空疏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显然难以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所谓“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明史》卷二五二《温体仁传》）。而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徐光启等，从对理学、心学的批判出发，提出了学术应“反（返）之于实”（高攀龙），反对“平时袖手谈心性”的学术倾向，倡导“思以济世”“学必实用”“不发空言”“见诸实效”（傅山）的务实致用的学风，从而以有用的“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并且通过书院讲学、编写实学书籍如《农政全书》等形式，对现实生活给予关注，践行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更多的儒士开始关注经世致用的落实问题，即从经验生活中探讨经世致用的达成，对形而下的生活世界的关注成为实学理论结构上的一大特点。”〔2〕
明亡以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从民族复兴的时代危机感出发，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根源，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务虚禅化，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治学原则。顾炎武就将明王朝的覆灭归因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清谈：“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言‘一贯'，言‘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并进一步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黄宗羲也明确提出“学贵适用”的治学精神：“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之不能达之于事物，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也!”（《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姜定庵先生小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明清易代的冲击下，具有浓厚的民族复兴理想和救世情怀。在这些大儒的身体力行之下，清初的学风为之丕变，强调实证、实用、实行，开启了“崇实黜虚”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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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从晚明到清初这一阶段，“经世致用”成为实学的核心精神，无论是经济领域提出的“利用厚生”“惠商恤民”，还是政治领域提出的“公其是非于学校”，无不是强调学术活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同时，极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将能否付诸实行、能否有利于实行作为检验知识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就是能否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成为当时治学研究的重要尺度，以“外王”的学术取向取代“内圣”的学术取向，这是明清鼎革之际实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二、明清鼎革之际实学的复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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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取士下》中提出：“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可见在实学思想和西学知识的共同影响下，学术的经世致用成为实学家们判定人才与否的重要尺度；而充分吸收西方科学知识，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体现了明清鼎革之际实学思想极大的开放性的特征。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主动学习，不仅更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更新了当时的学术思维，进一步形成了“征实之学”的为学方法，甚至于出现了“算造根本，当凭实测”的科学精神的萌芽，从而极大丰富了明清鼎革之际实学思想的内涵。但是，在清中叶以后，这种“征实之学”却由于将工具本身作为一种学问，而演变成为乾嘉考据之学，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失去了“义理”上的探讨，进而变得黯淡〔9〕。
阳明心学在冲破程朱理学桎梏的同时，将“良知良能”亦即人的“本心”作为价值评判和解释传统儒家经典的首要依据，在当时固然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与创新。但“这个善恶交织的心灵如何能够自省？被过分凸显的心灵缺少了道德和真理的制约和修炼，没有了知识的支持和说明，它是否能够最终趋向善良和光明？”〔4〕特别是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对学界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冲击。阳明心学提出的以个人的“心”来对儒家经典进行解读、解释，必然也会引发思想上的混乱，这在王学末流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晚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都失去了一定的怀疑精神，并且在附会曲解的过程中也与经典的本意相去甚远。有鉴于此，晚明开始一批学者力图通过整理古籍、考据训诂来回归儒家典籍中的圣人学说，以期实现思想认识的统一，并以更为明确、“客观”的儒家学说来解答、解决晚明社会存在的政治、军事、经济难题，即所谓“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5〕。清初，顾炎武提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方以智提出“藏理学于经学”，这背后固然有深刻的伦理道统因素，但无不说明了明末清初时期实学对于回归原典的诉求。可以说，从学术思想上，这一时期的实学具有典型的复古精神，即通过严肃的训诂进一步回归儒家原始经典并从经典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明末清初的实学家们，“重在吸收西洋传教士作为传教工具的西方科学知识，使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充分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来丰富传统的经世之学、格致之学，并从而充分体现“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此时的实学家们积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工具和逻辑思维，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概而言之，明末到清初这一时期实学与“西学”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对历法进行的改革，主要是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与传教士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共同完成的《崇祯历书》，以及清初南怀仁等人完成的《康熙永年历法》，极大地解决了当时历法存在的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二是出于军事需要，对地理学知识和西方火器技术的学习。事实上由于晚明较大的军事压力，传统的实学家们就已经十分注意以考据的方式研究明代边疆地理，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使中国学者们开始接受西方地理学的“实测”方法，对山川地貌进行实地考察和绘制，其集大成者便是康熙年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此外明末清初的学者们还通过翻译、编写书籍的方式介绍、引进西方的火器技术和火器，如著名的红夷大炮就在明末清初的军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是出于水利、建筑、商业等的现实需要，对西方数学、物理、机械等知识的学习，李之藻说：“其道使人人归实，虚骄之气潜消。”（《同文算指序》）又如徐光启说：“开惶之士，究心实理，于向所陈百种道艺，咸精其能，上为国家立功主事。”（《刻几何原本序》）可见其翻译《几何原本》不仅是出于学术兴趣，更是对经世致用的践行。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则贯通传统实学“格致”和西学“质测”的思维方式，写成《物理小识》以达到通知致用的目的。
三、明清鼎革之际实学的开放性
明清鼎革之际的实学固然是以其经世致用为思想内核，但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相比，这一时期的实学还有浓郁的批判精神和否定精神。这种精神，使得明清之际的实学“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取向，而是形成了自己有别于宋明‘理学'‘心学'的理论体系、范畴体系”〔10〕。从对弊政的批判进而为对君主专制的否定，从对宋明理学、心学末流的批判进而对思想威权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也进一步形成了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尤其是对个人物质欲望的正视，在对“万物一体”“尊身立本”的论说中形成了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与现实直接相关的政治领域，明清鼎革之际的实学家们也积极从儒家经典中、从古代典籍中进行制度反思和建设，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封建、郡县之辩，他们承续了唐宋以来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思想，“成为学者挽救明朝的危亡与清初进行制度反思极有力的思想资源”〔6〕。如顾炎武在《封建论》中提出：“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颜元认为：“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颜李丛书·存治编·存人编》）黄宗羲则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的政治原则，并认为应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由士绅主导的封建自治。对“封建”制度的推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实学家们的复古精神，或者说古代典章是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直接思想来源。尽管诚如王家范批评的那样“亭林、梨洲先贤因为得不到类似亚氏那种政治学理念的支撑，既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公天下、私天下'固有的概念陷阱”〔7〕，但确实是对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抨击，并且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宣扬了晚明的重商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实学家们还积极推崇先秦礼学，以音韵训诂入手，考察和证实传统礼学知识，同时在教育中提倡对“礼”的现实实践；并希望在恢复原始儒家政教理论的权威地位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统治的有序。这些无不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实学的复古主义特征，当然，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批判，乃至于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更体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实学精神。
与经世致用精神相表里的，则是明清鼎革之际实学的复古精神。当时具有实学经世倾向的儒家学者，在倡导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同时，一方面是编写经验总结型的书籍，另一方面则是编撰经世文编，试图从传统的典章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晚明绝大多数经世文编是对于历朝或当朝典章制度的汇编，试图通过典章制度等的审察来直接指导经世致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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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鼎革之际实学的否定精神
从明末到清初这一时期里，还需要注意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一次“西学东渐”。可以说，明清鼎革之际实学思想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崇实黜虚”的思想需求冲破传统理学思想中的“夷夏大防”，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思想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实学家们“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促使他们积极地学习、借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并从而丰富了此时的实学思想和治学手段。在“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的指导下，明清鼎革之际的实学体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特征。
如前文所述，明清鼎革之际的思想家们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中，对明末的种种弊政进行批判，并进而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土地制度作出深刻的批判和否定。这一时期的实学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唐甄等人对“限君”“抑尊”进行了丰富的论述并设计了相应的方案：顾炎武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守令》）；王夫之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并以秦亡为例，认为“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黄宗羲更大胆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直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王源则从土地所有制提出反思，认为破解弊政在于取消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做到“惟农为有田”“有田必自耕”（《平书订》卷七《制田》）。这些直指君主专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批评，无疑是对当时封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自我否定。其虽然不是为当时的封建帝王提出治世良策，却在数百年后的晚清民国时期，为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其中很多思想直接来源于儒家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儒家“三代”思想的重新论述，但这样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意义仍值得正视。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到：“纵观二百余年之学术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之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而这种“以复古为解放”的精神，确是由明清鼎革之际的实学思想为滥觞。这一时期的实学固然有复古主义的精神，但在复古的同时，特别是在对传统的典籍进行考据、修订的过程中，则发展出了疑古精神和对传统思想权威的批评及否定。明末的李贽鲜明地提出是非对错不能“取足于孔子”（《焚书》卷一《答耿司寇》）。特别是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历经袁枚、章学诚等人而形成的“六经皆史”，突破了儒学本位和经学本位的束缚，以客观的态度对传统的儒家典籍和服郑程朱等思想权威进行了批评和否定。“在‘复古'的旗帜下，一层又一层的金粉尘垢被抖落了，儒学经典的原始面目一步步地被恢复了。”〔11〕而其恢复的过程恰恰是对思想权威否定的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今文经学的兴起，为此后康梁维新乃至新文化运动孕育了思想基础。
明清鼎革之际实学思想中，具有鲜明色彩的则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儒家传统上就有“民本思想”，如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得乎丘民为天子”等等，但是这些思想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换言之是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阐发的。其“被严格地限制在封建等级制度的框架之内，不能超出‘尊尊'和‘亲亲'的范围，因此‘民本'思想的主体在君而不在民”〔12〕。随着封建专制统治和理学思想钳制的不断加强，“三纲五常”日益强化，人成为纲常系统中的人，而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主体的价值。而晚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思想解放，对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天理人欲”进行了批评和否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鼎革之际主体意识的觉醒。泰州学派的王艮从“尊身立本”出发，提出“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絮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王心斋先生遗集·答问补遗》）。强调将人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尺度，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对人的价值的正视，亦是对人的物质生活基础的正视，使得“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提出成为可能。李贽认为，既然“人必有私”，应当正视、重视人的物质需求，做到“好恶从民之欲”（《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王夫之在理欲问题上继承了泰州学派欲出于自然本性的思想，提出“随处见人欲，即随处是天理”（《读四书大全说·孟子·梁惠王下》）“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论语·里仁》）。诚然，在此肯定物质欲望和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在对传统心性论的批评和否定的过程中，出现了晚明和清初追求物欲的现象，但不能不承认，对个人需求的正视，恰恰是对个体价值的正视。人不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服从者，而是具有独立价值和独立意义的文化个体，换言之个体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亦是个体从封建伦理关系中，尤其是天理人欲的对立关系中得以解放。也正因为此，顾炎武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过梁启超的阐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此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明清鼎革之际，实学家们出于对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思考，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而其对儒学经典的探索所体现出来的复古主义精神则进一步冲破了程朱理学的桎梏，并扭转了理学、心学的空虚学风；此外这一时期的实学还体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并且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了“征实之学”的治学方法。这对于当前的学术教育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实学思想家们在反思明王朝覆灭的过程中，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进而对君主专制和思想威权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并形成了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否定”的精神更近于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了中国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早期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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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Thought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Dai Hongyu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Fujian 365004,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due to the serious social crisis,the emptiness of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 and Lu-Wang's Philosophy of Mind aroused the concerns and reflections of insightful people,and formed the practical thought with strong realistic care and critical spirit.There were four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al thought in this period.Firstly,with the core spirit of"serving the society",it emphasized the attention paid by academic activities to real life.Secondly,the retro-Confucianism,with the retur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s its main content,had broken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and realized"the liberation of retro-Confucianism".Thirdly,it was featured by the openness of active learning of west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and actively enriched practical learning with western school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Fourthly,it had a strong spirit of criticism and negation,which denied monarchy and ideological authority,and advocated personal values.The critical spirit and self-denial of the practical though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played an enlightening rol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practical thought;social 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2266（2019）05-0053-0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程视野下晚清理学对福建学校教育的影响及实践研究”（FJ2018X005）；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明清实学的教育内涵研究”（JAS170470）；三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明清实学的教育内涵研究”（A201718）
［收稿日期］2019-01-28
［修回日期］2019-03-22
［作者简介］戴红宇，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研究.
［DOI］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5.010
（责任编辑 张玉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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