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从人类社会分化出了阶级和有了阶级斗争，也就有了政治。但是，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中，政治的性质和形式又是不同的。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建构起来的是竞争的政治，我们在习惯上也将其称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民主”一词是与农业社会的“君主”政治进行比较时而作出的命名。这是因为，在近代早期的语境中，指出新建构起来的这种政治不同于君主政治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就这种政治的性质和表现形式来看，定义为“竞争政治”才是较为准确的。在近代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竞争政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不断调整，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面对着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竞争政治遭遇了难以为继的问题。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就必然会要求终结竞争政治，并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政治模式——合作政治。
关键词 竞争政治 合作政治 民主政治 社会转型
在对“政府改革”进行了反思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理论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变革了激励机制，改变了组织结构，改革了行政体制——可如何进行文化变革呢？怎样能使政府再造制度呢？一旦我们离去，如何才能确保组织不会重蹈覆辙呢？”①这显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考，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改革，并未真正实现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改革。虽然引进了企业家精神和竞争机制，对政府的流程也进行了调整，但在组织结构上，并未实现其“摒弃官僚制”的预期，更不用说行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制度重构了。但是，从奥斯本等人在这里的设问来看，他们是希望制度层面能够发生变革的，只是他们并未找到合适的出发点。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进入21世纪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成了组织活动以及全部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环境，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思考新型的制度模式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行政的政治生态方面——民主政治。其实，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整体，对它的小修小补可以在它的某个部分中进行，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必须从整体上去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
就工业社会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而言，其核心地带就是民主政治，其他所有方面都或者直接地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或者以民主政治为存在的前提。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会指向政治这个核心地带。这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核心地带中发生了变革，才意味着社会治理变革取得了积极进展。民主政治属于竞争政治，它是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而建构起来的。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转型的运动，必然会要求对竞争社会中的所有基本的方面进行改革，以求通过这种改革去建构起适应合作社会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以，从竞争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转变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合作政治在根本上不同于竞争政治，比如，它不具有特定的形式和运行方式，也不受场所的限制，而是存在于合作行动之中的，是每一个合作行动者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加以诠释的政治，是真正属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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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政治是竞争的政治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政治不仅是政治生活的形式，而且也存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因为，民主政治是具有管理功能的。在社会生活中，“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②也就是说，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之中，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都希望和要求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某种模糊的民主原则去组织行动。如果说在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③的话，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则是一种组织方式。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所包含着的管理维度中是没有竞争的，而政治维度则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在性质上就是竞争性的。在20世纪，民主政治的管理维度逐渐地独立了出来，剩下的是由政治维度构成的完整的政治体系及其过程，而且都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竞争政治，是竞争政治的同义语。当然，在管理过程中也会把民主政治的竞争性保留下来，用以解决管理过程中一些具有政治属性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管理系统与其政治生态保持一致性的一些象征性做法，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根据政治的观念去认识管理和接受管理的要求。
就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而言，必然包含着竞争方式的选择问题。其中，斗争就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竞争方式。艾丽斯·杨说她一贯反对协商民主的一种假设，那就是认为协商对话这样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开放的公共辩论”一定是“有礼貌的、有秩序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和有绅士风度的论证。”④在她看来，因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由于不公正、贪婪、偏见与价值差异而导致的冲突。民主政治是一系列将对他人的纯粹排斥与敌对转化为在各种可以接受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对抗的制度。”⑤人们之间的分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去加以消除的，而有一些则是不相容的，是需要通过对抗性的行动去加以表达的。对于这些，民主制度应予包容，也正是在这种包容中，把民主政治形塑成了有规范的竞争政治。在民主制度中，政治所要做的是把“敌人”与“对手”区分开来，当对手扮演了坚定的反对者角色时，不是将其消灭，而是要予以宽容，努力理解他们的要求、主张和思想，尊重他们的表达。
显然，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扬弃和超越工业社会的竞争文化将是一项重要课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到曾经被工业社会所否定了的农业社会中去开掘合作资源，并用来建构合作文化和合作社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想到了北京城市建设曾有的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为了让“社会主义新人”获得解放了的感受，将封建社会象征物的城墙拆除了。北京人将拆下来的砖石盖起了许多新房，解决了大批从农村征召进城的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改革开放后，北京进入了新一波造城运动，“拆迁”一度构成了一道壮观的景观。但是，在这一波造城运动中，拆下来的砖石从未出现再利用的问题。因为，对于新建起的建构物来说，那些拆下来的砖石是无用的废物，是被作为垃圾而运出城外填埋的。由此，我们想到，对于合作社会的建构而言，无论学者们从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合作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地加以利用。我们决不能因为农业社会的政治是工业社会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就认定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出了问题时可以到它的对立面中去寻找替代性的方案。合作社会及其合作政治的建构，需要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出发，需要充分考虑的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人的共生共在。相对于这样一项面向未来的探索，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并不具有多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为了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治模式，是不能像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那样简单地把 “君主政治”改写成“民主政治”就开拓出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合作政治的建构要更为复杂得多，也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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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彬的、有礼貌的、温和的协商对话”只可能发生在封闭性群体成员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在这种封闭性群体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也许他们之间就某件事如何去做会更好这样一个问题有分歧，但对这类分歧，通过协商对话而不是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显然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社会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其一，封闭性的群体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其二，在封闭性群体的成员之间有着利益一致性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可能会存在争议的问题；其三，现代社会的排斥性压迫结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制度性的不平等、不公正决定了民主政治在其制度无法充分提供平等、公正的情况下能够容许被排斥者、受压迫者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更不用说会容许他们去与排斥者、压迫者开展斗争了。正是在此意义上，应当承认“民主斗争的过程是一种在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及其被提出来的解决方案的辩论中与他人进行‘交战’的努力，也是一种在解释和证明他们观点的正当性的提议中与他人进行‘交战’的努力。在诸如此类的和他人就某些议题与结果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那种无序的、混乱的、令人讨厌的或者令人不安的沟通方式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有效的因素。”⑧在这里，艾丽斯·杨所表达的是一种关于民主的经典性意见。可以认为，自从有了民主政治以来，人们都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协商民主理论为了话语功能的最大化之目的，在其所确定的或默认的理想条件中将民主政治中的斗争忽略了。就此而言，艾丽斯·杨在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中重新阐述民主政治的“斗争容许”功能也是必要的，是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的。
在阿伦特对目标、目的和意义所作出的上述区分中，实际上是要以理论论证的方式去支持一项“政治将在某一刻从人类历史上完全消失”的判断。阿伦特说，“如果说政治行动追求种种目的，而且必须根据行动的权宜与否来对行动作出判断，那么政治所关心的东西本身就并非政治性的，而是优于政治的，正如所有目的必须优于实现目的的手段。此外，一旦目的实现，政治行动也将终止，而且如果政治不过是实现非政治性的目的——政治唯一的存在理由——之恰当、权宜的手段，那么一般而言的政治将在某一刻从人类历史上完全消失。”⑬如果我们在民主政治中所看到的行动者是利益集团、政客、国家等，那么，阿伦特的这个判断是能够接受的，而且也是必须接受的。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政党、国家等都有着自己的目的，需要通过政治行动去实现它们的目的，而且是以竞争的方式去实现各自的目的的。从现实来看，由于目的是不断生成和不断变动的，致使政治必须被延续，利益集团、政客、国家等也将一直是作为竞争的主体而生生不息。但从逻辑上讲，总有一天，所有的目的都得以实现了，或者是任何目的都不再生成，或者是利益集团、政党、国家等都带着它的目的消失了。这就是阿伦特作出政治将消失的判断时所作的论证。如果仅仅是在逻辑上提出了这个判断，是不应被列入空想主义之列的，不应以此而对阿伦特提出批评，而且应当接受阿伦特的意见，那就是政治将必然走向消失。
就工业社会的情况看，民主政治的常态是，“在政治争论中，由于某些或者所有的竞争者不相信其他人会将他们尊重为政治平等的人，所以，讨论通常会进行不下去。因而，在那里仅仅存在着权力政治。”⑨正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艾丽斯·扬要求协商民主理论也必须在承认民主政治是竞争政治的前提下去设计协商过程。其实，如果溯源现代议会的开端，就会看到，互相对立的两派是分别将对方称为“托利”或“辉格”的。这已经为民主政治做了定格，即必然是以相互辱骂开场和脱帽互为致意离场。告别时的互致问候无非是为了下一次还能够在同一场所见面，以便开始一场新的对骂。所以，当协商民主希望看到一副文质彬彬、相互尊重、自愿承认他人的景象时，不仅是对民主政治的改写，而且是表达了一种否定民主政治的愿望。只要存在着利益冲突，只要存在着各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设想人们带着平和礼貌的笑容进行协商对话。即便训练有素的政治家会将其职业假面制作成和善可亲的样子，一旦进入辩论的过程，也会为了自己的职业利益转而扮出凶相毕露的样子，甚至会想出某些刁钻的骂人词语辱骂对方，以便能够通过媒体而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以求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高票。总之，协商民主对协商对话过程的温情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是借了民主之名的反民主做法。“不吵不闹不是民主”，而吵闹的背后则是为了利益、权力等所进行的竞争，竞争就是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一切对民主政治的改造，都不可能改变其竞争政治的性质。
竞争政治根源于社会的分化，反过来，竞争政治又在社会分化中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分化以及由于社会分化而带来的随处可见的边界和区隔是竞争的前提，也是我们的社会成为竞争社会的条件。从工业社会的发生史来看，在公共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区隔”。区隔成了一种界定新兴精英的方式，一方面，与旧的贵族精英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与被统治的大众和平民阶层区分开来。“在很多正式场合，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经常表现得好像只有他们有发言权，他们的话才算数，其他人则往往由于不熟悉辩论的要求和议会程序中的手续和规则而变得沉默，他们即使发言，也会被那些负责人看作是在鼓动‘分裂’。在很多现实的话语环境中，文化上存在差异、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各种群体同居一处，此时强硬、好斗的标准以及按照竞争规则发言的要求就是强有力的消声器和评价机制。”⑩
也许这种区隔是由于文化的、精神的或心理的原因所致，却又是与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心—边缘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文化心理结构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状况。因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就以性别、种族、民族、肤色、性取向甚至城乡等为轴线而作出，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农民的表达权就因此而被经常性地忽略了。说穿了，当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得到了文化上的支持后，社会精英就以把持话语权的方式排斥了差异。社会精英基于自己的话语权而表达出某个意见，并将这个意见强行地说成是全社会的共识，社会精英以代表了和创造了这种共识而把自己说成是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部门的标志，说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及产出都具有公共性，时时处处都通过加以“公共”一词而要求人们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公共”一词是具有欺骗性的，是为了掩盖民主政治作为竞争政治的实质，更是为了掩盖政治被用来统治和压迫边缘群体的工具。如果边缘群体识破了这种欺骗，也会产生抵抗的要求。但根据法治，他们的抵抗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进行。因而，民主政治就是他们开展抵抗活动的平台和场所。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供他们以合法竞争的方式去进行抵抗的平台，当边缘群体的抵抗进入了政治过程，就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存在政治过程中的斗争、抵抗等，所具有的都是竞争的形式，而把所有的斗争和抵抗都转化为竞争，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功能。
二、竞争政治自反中的政治转型
在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论视野中，政府是被作为行政机构看待的，即要求把政府所代表的行政与政治区分开来。这样一来，我们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看到了竞争的政治与非竞争的行政（政治）两个构成部分。虽然行政被看作是执行部门，即对政治部门通过竞争的方式形成的决策的执行，但是，行政所具有的对竞争政治的平衡职能也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以竞争的形式出现时，是让非竞争性的行政部门发挥平衡作用的。这样一种设计可以说非常完美。事实上，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发挥着对民主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平衡作用。如果说民主政治与整个社会都是竞争性的，都是通过竞争而去证明自身的存在和获得发展动力的，那么，把行政部门打造成一种非竞争性的存在，令其在竞争的社会发挥平衡竞争的作用，在设计思路上的确是无比精妙的。但是，这只能说明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部门，而不是能够把它看作是政治体系之外的存在物。正如一架机器的某个平衡设置是这架机器的一部分一样。事实上，在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是否属于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能否成立的问题上，是一直存在着争议的。就实践来看，在处理一些日常性的事务时，使得政府似乎不具有政治属性，实际上，政府在处理这些与政治距离较远的事务也是从属于政治合法性的经营的。根据这种理解，那么，可以说政治与行政的区分更多地属于策略性的安排。所以，几乎所有对政府的调整和改革，也一直都是以直接的政治行动的形式出现的。
②[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页。
世界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的行政改革就是一项政治活动，可以说，没有人会将其视作脱离了政治的事务性活动。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所谓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努力在政府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微观层面阐发改革的思路，实际上，诸如“企业家政府”、“公共服务民营化”、“引入市场机制”等，都是对政治格局的调整，甚至包含着调整社会结构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其理论上的政治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政府属于政治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是不应怀疑的。也正是因为它是政治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政治—行政二分才可以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提出来。但是，在这项原则被提出来之后，却把政府打造成了非竞争性的存在。既然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在原初的设计原则上是被作为非竞争性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在竞争政治和竞争社会中发挥平衡器的作用，那么，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在政府中引进竞争机制就变得非常可疑了，其社会后果包含着一种引发社会失衡的可能性。
对此，法默尔曾经作出过质疑，认为把竞争引入到“懒散而垄断政府”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政府无论怎么改革，也不可能让政府官员获得“竞争性企业主”的动力和实际财富。所以，政府中根本不可能产生讲究实际的私营部门的执行者。也就是说，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机制肯定会失败。如果政府引入竞争机制成功了，那么政府所获得的这种竞争机制对社会将是灾难性的。从逻辑上看，之所以企业间的竞争能够显现出某些积极效应，那是因为有着一个不参与竞争或不开展竞争的政府。一旦政府自身也有了竞争文化，开展竞争活动，整个社会就失去了一直被作为平衡器的政府，而是把政府改造成了竞争的参与者，即把政府转变成了竞争的一方。这样的话，政府无论是参与到了民主政治的竞争中还是参与到了社会的竞争中，都意味着工业社会原初建构原则被抛弃了，以至于这个社会不再有一个平衡设置了。
也就是说，如果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政府引入竞争机制不仅是面向社会的功能重塑要求，而是面向民主政治的参与行动的话，就会发现，政府以其所掌握的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而投身到民主政治的竞争活动中来，就会把民主政治改写成集权政治，而且它可能不是沃尔多所说的“行政国家”意义上的集权，而是会通过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竞争完胜而取缔竞争，就像市场中的垄断者一样凌驾于一切竞争者之上。当然，在政府之中也是存在着某些竞争的，政府中的公务人员由于受到竞争社会的熏陶而拥有竞争的观念和文化，当他们成为公务人员后，仍然会带着这种竞争观念和文化，而且也会反映到行为上，特别是在争夺业绩、争夺晋升机会和争取更多薪水方面，都会与同事开展竞争。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政府应当赋予其正当性，更不能去证明其合理性，反而恰恰是应当去加以抑制的。从实践来看，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张得到了认真执行的国家，一般都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衰落，出现了公务人员对社会、对民众的冷漠，在一切法律容许的地方，公务人员都把个人利益追求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所以，竞争文化天然地是公共利益的腐蚀剂。
因此，在大风降温来临前认真检修电路，加固室外的线路，修剪影响到线路的树枝，以防影响供电线路；清理室内的线路，防止因升温需要导致用电量大增引发断电甚至火灾。
在考察了竞争政治实践所包含着的自我否定逻辑后，我们可以再去关注一下政治学家们的理论思考。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对竞争政治的反思也必然会导向对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怀疑。特别是在阿伦特那里，提出了政治消失的看法，即推导出了民主政治走向终结的结论。
阿伦特指出，“目标一向是政治行动所追求的；政治的目标仅仅是我们借以为自己标定方向的标准和指令；政治目标本身从来都不是僵死的，其具体的实现总是不断变化，因为我们面对的他人也有自己的目标。”⑪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原子化的个人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工业社会的建构所遵循的是这样一个逻辑：首先，假设每一个人都是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其次，每一个人都拥有“天赋人权”；第三，人权之中的自由、平等贯彻到为了自我利益实现的一切活动和交往过程之中；第四，民主政治是上述三个方面实现的途径。所以，参与到民主政治中的每一个人以及民主政治应当予以保障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目标，而且每一个人的目标都具有独特性。由于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原子化个人的基础上的，而每一个原子化个人又有着自己的目标，那么，在目标实现的问题上，如果同时需要满足自由、平等的原则，就只有竞争这样一条途径，即自由地开展平等的竞争。由什么为自由地开展平等竞争提供保障呢？显然是民主政治。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个人与民主政治目标的关系问题。因而，每一个人都需要把政治目标作为个人目标的标准，接受政治目标的指令和接受政治目标为个人目标标定的方向。但是，政治目标从哪里来？肯定不像人权那样是由“天赋”的，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以竞争的方式展开的。所以，民主政治是通过竞争的方式去确立政治目标的。正是这样，民主政治也与这个社会共享着竞争文化。
一旦考虑政治目标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这个过程背后包含着目的。其实，这是一个在表述上会显得十分复杂也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目标背后都有着特定的目的，目标是从属于目的的。政治目标的形成过程也包含着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的目的。在代表制结构中，目的又必须被表述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所代表人群的认同。通过竞争过程而形成了政治目标，或者说，在竞争的过程中把目的转化成了目标。在目标出现后，目的隐藏到了目标的背后。但是，目的在隐藏到了目标背后还不仅是“形”的意义上的隐匿，而且也是内容的空泛化，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目的是空泛的而不是具体的。如果这种目的是非常具体的话，就会异化为集权意志，也就不可能成为每一个人去自觉地 “借以为自己标定方向的标准和指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阿伦特意识到需要对“目的”与“目标”进行区分，同时也把“意义”纳入了进来，合并到一起进行讨论。或者说，阿伦特是把“意义”作为统一目标与目的的基础或中介因素来看待的。阿伦特说，“在政治上，我们不得不区分目的、目标和意义。一个东西的意义，不同于它的目的，意义总是内在于事物本身之中，而且只要活动在继续，那么这个活动的意义就能够存在。一切活动和行动都是如此，无论它们是否在追求某个目的。目的则恰恰相反，只有等到实现目的的活动结束之后，目的才开始转变为现实……而我们借以标定自己方向的各种目标，则为所有那些被制造出来的东西提供了必需的判断标准。这些标准超出或者优于那些被制造出来的东西，正如每一种衡量标准都优于它所衡量的东西。行动的目标与行动的目的，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处于行动之外，独立于所采取的行动而存在；而在行动的目标与行动的意义之间，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比目的更加无形，但与意义不同，目标在任何具体行动完成之后仍可以继续存在。”⑫
事实上，民主政治本身在根本性质上就是一种对抗性策略的应用和施展过程，是在社会分化以及存在着不同阶级和多元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一种理性对抗的活动方式。任何关于民主问题的探讨和构想，如果回避了对抗和斗争的话，就不能视作是在民主政治的主题下所进行的思考。在政治文明化的进程中，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止公认为最好的解决社会对抗的途径。同时，也说明民主政治与对抗性社会的相关性，一旦社会对抗由于某种原因而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比如，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把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推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即把社会对抗的问题从那个位置上推了下来，那么，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当然，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人类对抗的加剧，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真正终结。在没有了人类的情况下，仅仅属于人类的民主政治也同样不会存在。
此外，在服务意识为导向的内部管理环境建设过程中，还应加强信息化管理手段升级及高校新文化建设工作开展力度。信息化管理手段升级能够确保管理层更加及时地进行财务数据收集与分析，确保管理与实际活动开展始终保持一致，避免管理层与执行层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矛盾冲突。高校新文化建设则应致力于将经费管理制度与具体执行细节融入文化建设与意识培养之中，将制度内化为一种文化，让管理人员与执行人员从被动执行转为主动参与，从而大大提升他们在制度执行方面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创新性，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然而，如果从现实的角度去看的话，就必须承认，即使政治消失了，而人的目的还将存在，因为人还是要生活和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的。显然，对于这种简单的事实，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阿伦特不会看不到，她所说的目的是指社会分化条件下的利益集团、政党等各种在政治过程中必然导致冲突的目的。这一点应当说是非常有见地而且也是非常深刻的哲学洞见。如果我们把阿伦特用“政治消失”这种否定形式的表述翻译成肯定性的论述的话，就会形成另一个论断：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政党等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开展竞争性的政治活动将会遭遇条件不允许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应当把所有的目的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人的共生共在。在作出这一种表述形式上的翻译后，我们却获得了另一重内容，那就是不像阿伦特那样武断地认为政治会消失，而是认为政治会得到延续，只不过政治的性质、形式和意义都将不再是竞争政治。所以，所谓政治的消失，其实是指以民主政治出现的竞争政治的消失。如果政治不是贯穿着竞争文化，如果竞争政治不是博弈的手段，而是出于人的共生共在之要求，那么，我们在政治活动中与他人相遇时，就会非常看重他人的目标。因为，在他人的目标中也许包含着对人的共生共在更有价值的因素。那个时候，也就是在竞争政治消失后，将会生成一种合作的政治，这种合作的政治是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的。
在我们试图理解阿伦特关于目的、目标与意义的论述时，如果同时对行动进行动态的观察，也是可以对目标、目的和意义进行与阿伦特相同的区分的。但是，那必须是立足于同阿伦特相同的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旦我们站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就会看到，合作政治中的行动目标、目的和意义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所有目标和目的都是指向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者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并不是各自有着自己的目的，只是在承担具体任务的行动事项上才会出现目标上的差异。当然，正是因为在具体的事项上会出现行动目标上的差异，才为政治留下了空间，让行动者可以通过政治的方式和途径去就目前正在开展的行动进行交流和探讨。至于行动的意义，或者行动目标的意义，都需要在与人的共生共在的标准的对照中去作出判断。人的共生共在是所有行动者共有的目的，也是所有行动共同指向的目标，还是意义的判断标准。在这里，只有目标可以从属于双重理解：在抽象的意义上，是与目的同义的，即一切行为所指向的人的共生共在事实上也就是目的；在具体的意义上，是与具体的任务相关联的，是行动者可以通过政治而进行讨论和交流的。但是，这种政治决不是竞争政治，而是合作政治。
三、在社会转型中建构合作政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变的叙事风格，如果所探讨的是某个地域性的问题，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域外的情况，与域外进行比较，发现域外成熟的思想和操作经验。比如，威尔逊在提出“行政学”的构想时，就首先把欧洲大陆搬出来。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就肯定会问道域外或求助历史。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学者在探求真理方面明显地存在着热情不足的问题，而炫耀学识往往成了第一要务，域外以及历史为中国学者所提供的恰恰是炫耀知识的广袤空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中国的学术作品中，几乎在对现实的任何一项思考中都包含着对域外文献和历史经验的梳理。同样，对一切中国问题和全新的世界问题的研究，也都首先要看域外学者或历史上的先贤说了什么，否则，就没有去加以涉猎的信心。我们曾经读到过专门探讨西方国家服务型政府建设经验的论文，也拜读过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找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支撑的宏篇巨制，可以断言，关于合作政治问题的研究也必然会有着同样的遭遇。随着合作的问题成为一个学术话题，或者说，随着合作治理和合作政治思想的传播，将会有一大批学者突然发现人类历史上有着那么丰富的合作经验，也会发现“桃花源”是那么美好的合作社会，而且在北欧也一直有着“合作主义”的思想传统。
我们承认，在人类历史上，合作行为亦如竞争行为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在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合作文化的话，那肯定是不实的，更不用说有合作社会的思想了。正如克尔伯格所指出的，“许多传统的亚洲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特别强调和谐与集体依存，而非冲突和个人竞争。这种合作与互惠的态度进而促使了更加复杂的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精细和广泛性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诞生。然而，必须再次提醒的是，切不可理想化或夸大这些文化的合作与互惠层面，其实这些文化之中也从来不乏封建军阀战争、压迫妇女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因此，在这些社会里，互惠合作与对抗压迫同时存在。”⑭可以认为，工业社会继承和发展了农业社会中的对抗和压迫的一面，并将其重塑成规范性的竞争，建构起了竞争文化。正是在竞争已经把人类引入全球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是因为竞争体系变得难以为继而出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
所以，艾丽斯·杨认为，“在一种存在着各种社会群体、差异与重大的不公正的社会中，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斗争的过程。斗争早已不是处在与敌人对抗过程中的对峙，而是一种公民的彼此进行沟通性的接洽的过程。那些具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或者利益的人为提出某些议题而进行斗争，其他人可能会由于那些议题而受到威胁，或者，他们可能只是认为那些不同的议题是更加重要的。一旦那些涉及他们的议题被纳入到议程中，那么，公民们必须就那些相关的条款——他们将来要依据这些条款参与到那种议题中——与其他人进行斗争，他们必须斗争，以使他们的观点能够被他人听到，同时也必须通过斗争来说服他人。”⑥至于斗争方式的选择，只要合乎法治的要求，就应得到包容。一般说来，“由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和被排斥的群体不可能等着那种程序变成公平的，同时也由于通常会存在着很多竞争性的利益与议题，所以，在各种不平等的情况下，那些处于被压迫和不利地位的群体除了为争取实现更大的正义而进行斗争之外，别无选择。”⑦
之所以我们不像阿伦特那样会认为政治消失，是因为我们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有着诸多需要通过政治去解决的问题，也会存在着需要集结大规模力量的行动。比如，面对小行星撞击地球而进行应对的问题，在遭遇了外星人入侵而如何去加以应战的问题，就可能是小型的行动体无法承担起来的任务，而是需要集结大规模行动力量，而且在这种集结力量的过程中包含着诸多政治事项。总体看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单一的行动体是势单力薄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行动体是处于合作场域中的，一方面，合作场域是开放性的和没有边界的，在需要的时候，整个人类就构成一个合作体系；另一方面，合作场域所拥有的是联动性的网络结构，整个场域、整个体系既可以以分散的无数单元行动体独立行动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一个整体而开展合作行动。所以，是不会出现无法集结起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
我们认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出现的时候，任何“绝对观念”都将退场。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拥有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也就不会再相信任何一种绝对观念。比如，在政治方面，民主、自由、法治；在经济方面，市场、竞争等，都是被作为绝对观念对待的。当它们遭遇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时，立马就会丧失了绝对性。在科学研究中，某些绝对观念也许为科学发展设限，使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走到了尽头。比如，在物理学的领域，引力观念就是一种绝对观念，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都是在对某些引力想象的解释中产生的。由于有了作为绝对观念的引力观念，科学家也就不会想象或不敢想象无引力的世界。在宇宙研究中，基于引力去想象黑洞，就会认为那是一种无限致密的天体，是在先假定了引力必然存在的前提下才会产生黑洞是因为无限致密而有着那般强大的引力，或者说，是把黑洞想象为引力无限大才认为它是无限致密的天体。对于宇宙，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它是复杂的，假如在宇宙中旅行的话，任何不确定状况都可能出现，所以宇宙学中也包含着复杂性理论。但是，在这个领域中，科学家却没有确立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观念。因为，如果科学家确立了这种观念的话，就会想象宇宙中存在着无引力的区域是合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逻辑的。这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把黑洞想象为致密天体，就不会判断那是一种超强引力的现象，反而会将黑洞想象为无引力状态。如果我们发明一个概念的话，也许用“引力寂”这样的词去描述我们想象的那种无引力状态是合适的。或者说，如果我们把黑洞设想为无引力的虚空状态，那么，一切有引力的天体进入这个虚空之后，都会被虚空吞蚀而陷入一种“引力寂”的状态。所以，一旦形成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我们就不会把作为竞争政治的民主政治看作是绝对的和唯一的，就会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人类的基本目的时，合作政治是完全可以建构起来的，并能够实现对竞争政治的替代。
除了假想的诸如小行星撞地球、与外星人发生战争等之外，就地球自身中发生的事来看，更多的事项是需要小型行动体去应对的。而且，既然一切行动都是发生在合作场域中的，每一个行动体的独立行动也就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实际上，每一个小型的行动体都是处在更大的合作体系中的，所开展的都是合作行动。应当说，合作场域中的行动是不会受到行动体规模的制约的，因为，是承担任务的需要决定了每一项合作行动都能够随时调动起适当规模的行动者。这与工业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工业社会的几乎所有社会性的行动都处于竞争环境之中，行动体的大小受到竞争环境的制约，行动体规模上的变更也因为竞争环境而变得非常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工业社会是因为受到竞争文化的驱使而产生了无数需要通过大规模行动去加以应对的事项。一旦人类社会实现了合作文化对竞争文化的替代，对大规模行动的需求就会迅速下降，甚至不再有这样的需求。这样一来，合作政治也就会反映出行动体的规模以及开展行动的合作性质。这样一来，任何竞争政治的经验在这里都没有发挥作用的场所和机会了。
①[美]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谭功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注释：
就人类思想史来看，伟大的思想并不来源于那些科学研究或学术活动的竞争者那里，而是那些独立于竞争系统之外、弃绝名利的人的创造物。虽然那些竞争者在竞争机制的驱动下也生产出了大量貌似有思想的作品，但距离“伟大”范畴的地标，总会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们不认为竞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性动力，更不是唯一性的动力。我们认为，竞争只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开启的人类历史的新的阶段中，竞争不仅不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反而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其实，即使在工业社会中，竞争的价值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竞争是有害的；在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对于重大的理论创新而言，竞争也无法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一切能够被纳入到竞争活动中去的科学研究，虽然也可以定义为科学研究，但只能说是平庸的模仿性质的科学研究活动，至多也是诠释性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归入重大理论创新的范畴。所以，关于竞争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作用都需要在具体的分析中作出评估，而不应笼统地对竞争作出无条件的肯定性评价。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那些被宗教尊奉为最伟大的神才具有超越一切条件的价值。如果不存在着“竞争拜物教”的话，那么，竞争的价值就需要在具体的条件下去加以认识和定义。所以，无论我们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竞争政治抱有怎样的感情，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必须将这种感情放置一边，然后，去积极地参与到合作政治模式的建构中去。
短期内对考上内初班、内高班、大中专本科院校的贫困户子女给予资金奖励，提高贫困户子女学习积极性，保证其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从长远来讲，加大对基层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基层教育环境，提高教学质量。扶贫扶智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4］。
（3）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的思路，弥补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不足的缺陷，同时，要大胆鼓励创新意识，提出富有创新意义的新想法和新方案。
我国在针叶树种营养繁殖研究上的主要方法有限，另外营养繁殖中的环境因子、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技术问题以及内源抑制物质与生根机理的关系都属于讨论的问题，但是目前对其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并不多，这与针叶树需求现状大的现象不相适应。目前，营养繁殖技术在不断更新，这些技术在针叶树无性繁殖中值得进行技术和应用研究。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④⑤⑥⑦⑧⑨[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彭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61、61、62、62、62、74页。
⑩[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2 TVS、宫腔镜对子宫内膜病变诊断符合率 TVS对子宫内膜正常、慢性非特异性子宫的诊断符合率以及总诊断符合率低于宫腔镜诊断(P<0.05)；宫腔镜与TVS检查对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内膜萎缩、子宫内膜息肉、子宫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癌诊断符合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⑪⑫⑬[美]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63、163页。
⑭[美]迈克尔·克尔伯格：《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成群、雷雨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由图3a可知，虽然载荷等级和锚固长度均不相同，但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均沿锚杆锚固方向单调递减，且均在锚固始端出现最大值。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随锚固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少并逐渐趋于稳定，说明越远离锚固始端，界面剪应力提供抗拔力的能力越小。弹性变形阶段锚杆界面剪应力非均匀分布的规律与以往研究成果一致[13,20,21]，说明了式(9)的可靠性。由图3b可知，相同载荷条件下，随着锚固长度的增加，不论是锚固起始端还是锚固尾端，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值都不同程度降低，说明相同轴向载荷作用下，增加锚固长度可以降低整个锚固长度界面的剪应力。
作者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治理的伦理重构”（16JJD72001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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