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最早出现在“二战”前的欧美国家，早期智库的目标并非直接影响国家决策，而是向决策者和公众指出不同政策选择背后的潜在影响和后果，当代智库的功能逐渐聚焦于专业的政策分析和决策建议。土耳其是最早拥有智库的中东国家之一，土耳其智库主要从事政策导向研究和分析并以此影响国内舆论和政策制定。
土耳其智库的历史演变
（一）土耳其智库的萌芽（20世纪六七十年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作为冷战体制下西方阵营的一员，自由主义充分发展，特别是1961年自由主义宪法为其智库建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法律保障。首先，政治自由化带动民间思想多元化，土耳其政府需要这些思想平息彼时国内的反美情绪；经济自由化使商业团体需要更多渠道向政府表达诉求，推动了智库建立。其次，1961年宪法和1967年《民法典》的修订共同为“基金会”提供了法律框架，这使得以基金会形式出现的智库增多。最后，1963年《安卡拉协定》，明确了土耳其的欧洲化倾向。此时，政府迫切需要研究欧共体的机构和人才解决融入欧洲过程中的问题。
1960年，土耳其成立国家规划组织，后被并入新成立的发展部。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发展计划。1961年成立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和1965年的经济发展机构，在《民法典》修订后分别更名为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和经济发展基金会，后者是土耳其第一个专门处理与欧共体关系的机构。1974年成立的外交政策研究所是土耳其第一个专业的外交政策智库，由其出版的《外交政策》是土耳其第一份外交政策类期刊。
预测区内成矿地质条件较好，碳酸盐岩地层分布范围较广，断裂构造发育，岩浆岩活动频繁，面积性物化遥信息众多，赋存于浅变质岩及碳酸盐岩接触带或层间裂隙中的矿化蚀变信息极为显著，均与朱溪典型矿床有较好的可对比性。不同之处在于预测区内出露的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脉，且其规模及矿化强于朱溪矿区地表岩脉，但最新钻探验证在深部揭露到约145 Ma的黑云母花岗岩。水系沉积物异常中铜较朱溪矿床要好，而钨要差，显示区内的成矿岩体可能较朱溪偏碱性，较朱溪矿区更有利于寻找铜矿。
（二）土耳其智库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美苏两国的智库发展带动了各国智库建设。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政府需要智库对信息进行专业分析并以此来支持决策。受国际环境影响，土耳其智库的议题开始多样化。首先，1980年政变后伊斯兰成为意识形态的补充，宗教研究智库随即建立。其次，为加入欧共体，土德关系充分发展，德国智库在土耳其的分支机构带动了土耳其智库建设。
政治与社会研究基金会、中东与巴尔干研究基金会和伊斯兰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右翼政治家的马尔马拉集团于1995年更名为马尔马拉战略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在土耳其的分支，促进了土耳其民主基金会和土耳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基金会的成立。
（三）土耳其智库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
伴随冷战结束，国际议题陡增，研究项目和人员间的国际流动构成了智库间的跨国网络。海湾战争、土耳其与库尔德人的矛盾使土耳其国内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讨论尤为激烈。首先，土耳其政府为制定替代政策成立了政府型智库，加之冷战后许多国家对土耳其研究的兴趣和需求增加，纷纷在土耳其设立智库分支机构，促使土耳其智库数量猛增。其次，经济自由化政策不仅迎合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促使商业团体建立了大量智库以解决新问题。全球智库成为了新的行业领域，土耳其智库也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21世纪以来，智库发展被纳入全球化进程，当前活跃在土耳其的智库大都成立于这一时期。首先，土耳其于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为达到欧盟的民主和人权标准，土耳其放松了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也将智库视为表达观点的新渠道，为土耳其民间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而民间智库的繁荣反过来又激励了政府智库的发展。其次，土耳其媒体与智库之间的共生关系不断加深，媒体需要智库分析问题，智库需要媒体向公众和政府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特别是发展成熟的智库经媒体宣传知名度提高，开始设立二级智库。最后，智库对信息的准确分析为企业和商人带来了巨大利润。在全球化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智库在土耳其设立分支机构。
土耳其智库近年来的影响力不断攀升，根据《全球智库报告》，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和自由思想协会在2017年全球智库排名中分别位列第74和85位；西亚北非地区排名前50的智库中有5家来自土耳其。智库主要通过七种方式影响国家决策。
准备眼罩1对，耳塞2对。实验第一阶段利用眼罩模拟视觉障碍，第二阶段利用耳塞模拟听觉障碍，第三阶段因为符合人群，因此不做模拟设计。
（四）土耳其智库的繁荣（21世纪以来）
当前，与高校图书馆文化活动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阅读推广、素质教育、文化传播、主题活动、艺术展览等多个方面，而将文化活动与空间再造相结合的研究尚不多见。如何在图书馆现有空间内，发挥全方位的空间功能，打造出多位一体的文化空间，适应于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真正把高校图书馆的文化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对于推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耳其内政部于2000年设立了内政部战略中心。成立于2003年的安卡拉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专注于土耳其和周边国家关系。欧亚战略研究中心建立了二级智库——土耳其21世纪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组织。
土耳其智库的特点及分类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继续支持深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开展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排贫困县的资金增幅不得低于该项资金平均增幅。分配给贫困县的资金一律采取“切块下达”，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不得指定具体项目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提前谋划，切实管好用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确保资金精准高效使用。
（一）土耳其智库的特点
首先，土耳其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多变。土耳其是“强政府”国家，政府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智库，特别是批评政府政策的智库持强硬态度。2002年土耳其总参谋部成立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宣称主要关注外交议题，不讨论土耳其内政，但其分析文章中多次批评正发党及其库尔德政策。该中心最终在正发党政府针对军方的“大锤审判”行动中遭关闭，中心负责人也于2011年大选前被捕。
其次，土耳其智库的意识形态多元分散。2006年成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和2009年成立的战略思想研究所持保守主义；2004年成立的土耳其亚洲战略研究中心具有保守民族主义倾向，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它们都支持土耳其政府，并与外交界、军事界和政界保持积极联系。正发党议员、国际组织的土方代表、埃尔多安总统的讲话大都基于以上智库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智库在土耳其依然盛行。2007年成立的图兰战略研究中心和土耳其21世纪研究所支持极右派政党活动，后者出版的季刊载有“土耳其超级民族”和“突厥石油”等泛突厥主义新名词，并认为这是未来全球能源危机中突厥语世界的重要战略。此外，土耳其还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伊斯兰主义、“居伦主义”、凯末尔主义和土耳其欧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智库，但弱意识形态化的智库通常注重在政治行为体之间保持中立性，更愿意通过媒体或者个人关系等渠道向政府传递信息。
根据隶属关系，土耳其境内智库大致可分为政府智库、政党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和外国智库分支机构五大类。
第四，通过获得政治权力影响国家内政外交决策。智库成果常被作为宣言、声明，或被政治领导人在讲话中引用，因此政党都将智库看作增加政治影响力的途径。许多政治家既是智库人员也是政党成员，他们在提升智库政治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土耳其21世纪研究所创建于1996年，其创始人之一夏邦·卡拉斯塔什于1998年加入民族行动党；民族行动党成员于米特·厄兹达于2006年进入土耳其21世纪研究所工作，并宣布参加民族行动党领导人选举，最终于2015年进入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二）土耳其智库的分类
最后，土耳其智库在人力资源方面面临选择困境。土耳其智库会根据研究方向招收学者、军官、政治家和外交家，但签署的工作合同通常是短期的，只有在进行2—3年的特殊研究计划时才签署长期合同。短期合同无法使青年研究人员全心投入工作，再加上政府和智库没有专门的培训体系，导致专家们在多个智库兼职。此外，部分智库会选择活跃在其他国家的土耳其专家，以迎合政府的外交政策需求。但作为智库发展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是土耳其智库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
政府智库隶属政府部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土耳其外交部成立的战略研究中心、1997年成立的国家战略研究委员会、2000年成立的内政部战略中心、2002年总参谋部成立的战略研究中心和2006年成立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研究中心等。政党智库隶属于某个政党，或者由某个政党建立。土耳其政党智库主要有正确道路党的政治与社会研究基金会，以及民族行动党的马尔马拉战略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图兰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与战略分析中心。高校智库设立在高等院校，土耳其约有80家高校智库。其中，马尔马拉大学以拥有9家高校智库位居榜首，其他高校智库主要分布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大城市的高校。2016年“未遂政变”后，与“居伦运动”相关的约15所高校被关闭，这些高校的智库和研究中心也不复存在了。民间智库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捐助者和政府资金，但由利益集团、捐助者和政府资金控制下的其他团体成立。土耳其民间智库的数量最多，有130多家。2006年成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是当前土耳其最重要的民间智库之一。外国智库分支机构是国外智库在土耳其设立的分支机构，隶属于国外智库，但在土耳其国内专门从事土耳其研究。德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土耳其设立智库分支机构，紧跟其后的是美国智库。东方研究所伊斯坦布尔办公室和马歇尔基金安卡拉办公室都是德国智库在土耳其的分支机构。
土耳其智库的政策影响方式
欧亚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是土耳其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与国外智库合作密切。土耳其外交部于1995年成立了战略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97年成立了国家战略研究委员会。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和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分别于1991和1994年在土耳其设立分支机构。土耳其学者于1992年成立自由思想协会，商业团体1994年成立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
第一，通过新思维和新观念影响公众和国家政策方向，这是最主要的方式。如土耳其前外长达武特奥卢提出的“零问题”外交战略，以及土耳其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的《土耳其2023战略愿景》和《土耳其2053“权利与正义”》。
第二，通过重构已有观念影响公众舆论和国家内外方针，这是最常用的方式。智库对已有观念进行探索和重构，使其更聚焦于当前国家战略，如正发党政府提出的“新奥斯曼主义”等。
译文 Why be so lofty,with your passion for pu-rity?Why must you alone have such delicate adorn-ment[14]72.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研究人员和分析机构在专业上的区分更加细化，对决策者的影响也更加全面、具体和直接。经过长期发展和调整，土耳其智库形成了自身特点和不同类别。
第三，对政府战略和政策的实施提出具体建议。如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的土耳其需要按照欧盟标准进行民主化改革，智库纷纷就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细节向政府建言。
麦草垛虽浮浮沉沉，还算安稳。天快亮的时候，远远看到了楼房。杨小水做梦都没想到，她第一次到县城竟然是坐着麦草垛。那些露着房顶的楼房，还有房顶上被困的人，像戏台上的布景一样，在杨小水的眼前一晃而过。
3．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实践基础。大多研究者认为，对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和拓展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培育路径研究;对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研究有利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培育且有助于共享发展理念的有效践行。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实践基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五，通过“旋转门”机制影响国家政策，即学者或政治家在智库和政府部门之间转换。这种不断加强和积累的联系有利于学者或政治家在向智库宣传自己观念的同时为政府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如土耳其前外长达武特奥卢曾是大学教授，在埃尔多安担任总理期间曾出任国家首席外交政策顾问，还被《外交政策》评为“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位思想家”之一。
第六，通过出版物对政府政策行为作出预测或评价，土耳其较为有影响力的智库出版物包括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的英文季刊《洞察土耳其》等。
第七，智库与智库之间、智库与民间团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也是智库提高其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土耳其智库对中土关系的影响
土耳其智库在中土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重要，特别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积极在中土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首先，土耳其智库承认中土关系的重要性。土耳其亚洲战略中心主席苏莱曼认为，中国与土耳其在工业与金融、安全与国防、投资与贸易、基建与通讯、能源与粮食、科技与教育、智库与媒体等多方面存在合作潜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加深了中土两国关系。土耳其是局势相对稳定的中东国家，在中东和中亚两大区域都有重大影响力，而中东和中亚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区域，因此中土两国可以通过合作在相关地区发挥作用。
其次，土耳其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响积极。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最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将其称为“现代丝绸之路”，因此土耳其多用“İpek Yolu”（丝绸之路）来指代“一带一路”倡议。土耳其亚洲战略中心主席苏莱曼还特别强调智库在中土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加强中土智库之间的交流能使两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思想交流、增进两国间的了解和互信，为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2012年11月，土耳其亚洲战略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土耳其—中国论坛”；2017年5月，土耳其亚洲战略中心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第二届土耳其—中国论坛”；2018年举行的“第三届土耳其—中国论坛”，标志着中土智库交流日益频繁。土耳其英文期刊《洞察土耳其》于2018年第1期刊登了《中国的持续崛起：全球性挑战与区域动态》一文，肯定了中国在国际和地区政治领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因此，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拓宽了中土两国的交流途径和外交渠道，也为政府提供了可靠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与土耳其智库交流的过程中，以下两个因素需要引起进一步关注。一是土耳其内部政治的变化。土耳其智库受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较大，因此与土耳其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应当着眼于商业团体及其智库，从而更有利于中国和土耳其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对接。二是土耳其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智库。2018年，作为执政党的正发党在选举中与民族行动党组成联盟并在选举中获得胜利，民族行动党将对土耳其未来的内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土耳其21世纪研究所是与民族行动党关系密切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智库；图兰战略研究中心是于2007年成立于科尼亚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智库，它坚决维护土耳其民族主义和突厥人的“图兰意识形态神圣同盟”，与军方和民族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接近；国际关系与战略分析中心是于2004年成立于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智库，其意识形态也与军方和民族行动党接近。土耳其的政党智库大都属于民族行动党。
土耳其智库自20世纪60年代的萌芽逐步发展到21世纪的繁荣发展阶段，通过学习欧美国家智库在土耳其设立的分支机构，以及随着本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和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点，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也对中土关系带来影响。土耳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国家，与中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方面都存在密切合作，智库在中土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未来智库交流与合作将为中土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West等[13]研究指出，运动负荷可导致TSC2的磷酸化而失活，从溶酶体进入细胞质，不再保持与Rheb 和GDP的结合状态，从而激活Rheb与氨基酸，进而刺激mTOR进入溶酶体，激活mTOR，增加蛋白合成。另一方面，mTOR的作用靶子可被运动负荷激活。这就提示，存在一种机械受体，即一种蛋白直接感受到力量刺激，并转导成一种化学信号。而且AMPK与TSC2的磷酸化直接相关。本文通过检测大鼠股四头肌TSC2与血清中TSC2的含量得出，TSC2的含量变化与AMPK含量变化趋势一致，即在力竭运动后增高，可能负调控mTOR信号，使蛋白合成下降。
【作者系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站博士后；摘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17JZD03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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