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中国最稀缺的政治资源是救亡与启蒙的领导力量。一种民主力量能否胜任救亡与启蒙的领导角色，关键在于能否提出具有先进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民主救亡与民主启蒙方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逐渐把民主方案的先进性与阶段性统一起来、把民主方案的人民性和救亡与启蒙的人民性统一起来、把民主方案的革命性和领导权与枪杆子统一起来，在破解救亡与启蒙的领导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政治制度模式。
【关键词】民主救亡；民主启蒙；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制度模式
走向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文明方向。近代以来，成功走向民主的民族国家往往是运用民主的价值和制度成功地破解了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重大历史课题。作为近代中国两大历史课题，救亡与启蒙内涵的根本制度问题正是如何由专制走向民主。要破解这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救亡与启蒙的领导力量不仅要提出先进的完整的民主方案，还要启蒙和组织起强大的民主救亡力量，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挫败强权政治，自觉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崭新的中国式民主制度。这就规定了作为救亡与启蒙的领导力量必须同时具有先进性、群众性和革命性的基本特征。
在近代中国接力式的对国家出路探索的过程中，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登上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舞台又先后失败的历史事实证明，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任务对于领导力量的选择具有历史规定性。一种政治力量能否胜任领导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角色，关键在于其能否提出具有先进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民主救亡与民主启蒙方案，并把这种历史规定性上升为自身的行为自律和理论自觉，通过民主方案的设计和民主启蒙与民主救亡的实践使之转变为现实性。救亡与启蒙对于领导力量的历史规定性归根到底就是对于民主方案的历史规定性。合格的救亡与启蒙的领导力量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最稀缺的政治资源正是对这种复杂性的具体体现。
还有一些化学蚀刻剂在不同行业中应用，如盐酸-双氧水溶液、硫酸-过硫酸铵溶液、硫酸-铬酸溶液等，这些方法大多使用硫酸、盐酸等易挥发酸类，腐蚀过程都会产生有害气体，并不符合健康和环保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选择与建构民主方案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规定性阶段性地统一起来，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治协商内在统一的民主制度、体制和机制，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领导问题。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P.1514）
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方案的先进性与阶段性统一起来
在近代中国，困扰救亡与启蒙的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制度落后与腐败。因此，先进性是近代中国民主方案的生命，而阶段性是民主方案内部结构构建和要素生长以及生命力释放的具体规定性。十月革命把中国的救亡与启蒙带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把中国启蒙与救亡民主方案的选择带入到了社会主义民主——人类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阶段。新的民主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民主救亡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相结合，最终产生了全新的救亡与启蒙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站在了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历史接力的最新环节上，而且拥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世界视野，因此，她所提出的民主方案不仅彻底地推翻专制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而且最终还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用坚持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来保证先进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民主方案的真正实现。历史证明，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能代表人民利益、最革命的民主力量。因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更为重要的是，领导权问题是决定着民主本质的第一因素，因为它直接联系着一个国家的国体问题。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劳农群众的政治立场，在第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保障和实现工人和贫农的当前利益，就要“引导工人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4]（P.115），以群众路线的斗争方法完成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有意义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这种联合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是降伏于、附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和政党存在，“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4]（P.123）这些对于联合与独立的思考，已经包含了对于民主革命和联合战线的领导权的思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战时期，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就是争取和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领导抗日和领导民主运动成功地统一起来，而以红色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所实行的新民主则代表了民主的中国方向，也是救亡与启蒙的不可移易的制度方向。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明确代表了和平、民主、统一建国的历史潮流，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最终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选择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中国空前建立起了人民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人民民主革命最终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由挫折走向成功的“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1]（P.1479）。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提出、建构、实现和有效运行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把民主方案的人民性和人民救亡与人民启蒙的主体性统一起来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阶段性调整和完善人民性的民主方案，分步骤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的救亡与启蒙任务。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在中共二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建构了最初的民主制度框架：在国体上，坚持与贫农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体上搞工人阶级与贫农的苏维埃。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根据地政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和红色士兵在民主选举和当家作主的实践中开展民主启蒙和民主养成，保护富农利益，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雏形初步绘制出来。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更好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1935 年中国共产党把民主建国方案由“工农共和国”调整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3]（P.159），为了更好地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1936 年8 月2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开始把民主口号由“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推行内战、独裁和卖国，挤碎了“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幻想，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满足各党各派参政议政民主诉求的民主联合政府方案，而且还创立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参与制度，创新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的民主协商机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认识到真民主、真爱国和真进步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内在一致的，最终站到了人民民主的政治立场上来。
在近代史的世界舞台上，人民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实现新飞跃的基本标志。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上，先进性区别于落后性的应然标准正是人民性。用人民的救亡与启蒙来破解“敌强我弱”的客观问题，是民主取代专制必备的客观条件。总之，人民性的民主方案是检验先进性与否的根本标准也是实现先进性的最根本的保障。
The next lemma,due to X.C.Pang,which is a generalized version of the well-known Zalcman’s Lemma on normal families.
三、中国共产党把民主方案的革命性和领导权与枪杆子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现实的主体性出发，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近代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是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来实现的。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人民才能由被统治的对象，变成国家的主人，人民只有由革命主体出发，才能最终上升为民主主体。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1]（P.1475）。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表达方式和制度保障形式。
在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中，先进性为革命性指明了正确方向，而革命性为先进性提供了表达方式和实现方式；人民性为革命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现实的保障，革命性为人民性提供基本的作用方式和实践方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先进性的、人民性的民主救亡与民主启蒙方案，最终以民主革命的方式实现。
人民民主是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必然结果。但是，“人民”在近代中国既不是原生态存在也不能自然生成。因此，要实现近代中国人民性的民主方案，首先就要用人民性的民主方案去启蒙和组织各种民主力量，展开人民性的救亡，用人民性的民主救亡实践启蒙和养成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主体性，用人民的民主革命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权。从阶级属性来看，由于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与生俱来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作为自己的必然选择，指出：“（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4]（P.90）。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成功地创造了群众路线这样一种人民民主的启蒙形式和实现形式。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而民主方案“掌握群众”的过程不会是自发实现的，只能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民主启蒙来完成。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民主启蒙，就是要“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树立起“中国是中国人民的”[5]（P.1101-1102）自信自觉。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用人民史观总结中国民主革命史，批判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用唯心史观所胡诌的中国近代史[1]（P.1509），从整个中国革命的纵向历史视野出发，强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P.1516）从实践上来讲，在大多数中国民众还处于蒙昧状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自己发展成为民主救亡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把工人组织进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4]（P.6），并强调“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6]（P.9），把工人阶级建设成为合格的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民主派，如果“大量的贫困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4]（P.113）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农村，引导农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在农村存在两千多年的政治等级制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教育农民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争取政治平等和翻身当家作主。传统的农民阶级正是在民主的新组织、新思想、新力量的启蒙下，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最终转变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力量、主力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进行最大诚意的说服、争取和团结，最终通过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成功团结在一起，汇聚成“人民”，以人民民主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人口规模的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救亡主体和启蒙主体的同时，也把人民性的民主由理想变成现实，由中国的局部区域扩展到中国的整个版图，中国人民成为这个民主版图的真正主人。
从专制到民主，从精英民主到人民民主，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制度内涵本身就是一种质变。对于这种质变，帝国主义不允许，封建主义不允许，官僚资本主义不允许，因此，中国的救亡与启蒙最终都是以民主革命的面貌出现的。可以说，人民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宿命”。
在寻找破解救亡与启蒙历史课题的政治制度模式的接力式探索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救亡与启蒙的制度方案都不能逃不出“天国”和“君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旧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能使中国开创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新路，五四运动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所膜拜的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构的客观规定性。而中国共产党一大就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类大同之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政治方面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提出了既立足国情，又着眼未来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发展的两步走计划：第一步援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打败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获得民族独立和比较的自由；第二步反对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的解放。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同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民主的两步走计划：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又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最能展示救亡与启蒙历史规定性的民主形式，“因而是过渡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P.675）中国共产党通过两步走的民主方案设计，最大限度地遵守了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对于民主的内在规定性，既不混淆两个民主发展阶段的差别，绝不超越阶段提出民主救亡与民主启蒙的任务，又强调两个阶段的前后衔接，绝不允许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通过两步走把先进性的救亡与启蒙方案发展成为真正能支撑中国走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冠动脉出现穿孔的现象，则会引起病人的大量出血，为了能够有效的减少病人的自己身体里的血液浪费以及输入的血液，对患者的心脏负担进行减负，相关的医护人员需要在无菌的环境下把抽个出来的心包积血再次的从患者的动脉输入体内，每一次输入的血量为100～150 mL，其每一次间隔的时间药以患者在手速过程中血压的具体情况以及心率的快慢来进行判断，在回输完成之后要用生理盐水对使用过的心包和引流管进行冲洗。手术结束后如果在X射线下心影逐渐的缩小，同时在心脏B超中看出心包的积液减少，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停止抽吸及回输心包积血。
下一步建设思考 如何让广大教职工愿意使用平台进行项目管理？如何让系统的数据成为学校大数据库的一部分，防止信息孤岛？
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专制政府对应着人民的战争，而人民的战争最终要缔造先进性和人民性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领导权同武装斗争统一起来。在近代民主救亡的征程中，武装斗争是最主要的形式，领导权的体现和实现主要是对于枪杆子的掌握，思想启蒙也必须同武装斗争统一起来，而且武装斗争也是人的主体性、人民的主体性训练和实现的重要方式。“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中国民主的实现逻辑最富真理性的阐释。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工农武装割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新中国的代表，解放战争期间，正是凭借着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各民主党派粉碎了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的图谋。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战略决战时期，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和团结的基础上，在中间道路彻底幻灭之后，也认识到“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是不可能的，应该是“积极地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7]（P.394）。
近代中国的民主救亡与民主启蒙不仅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更要建立“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富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1]（P.1512），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先进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民主救亡与民主启蒙方案，在成功破解了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课题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 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8]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毛泽东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 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 社，1983.
[8]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11-0036-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发展课题“近代中国民主选择与建构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研究”（201703030501）；河北省社会发展课题“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道德体系建构研究”（201703020102）；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科类）“习大大与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SZ151173）。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财富精神与核心价值认同的精神期待”（HB15MK041）。
【作者简介】刘永春(1976-)，男，山东胶南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郑亚男(1979-)，女，吉林长春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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