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的30多年中，心理学者采用内隐理论与外显理论两种模式对智慧的概念与测量进行了大量研究。内隐理论探索外行人头脑中的智慧概念与结构，关注认知、情感及反思等成分，采用自我报告的量表法测量与智慧相关的人格特征；外显理论是心理学专家建构的智慧理论，关注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应用，采用情境测验法评估与智慧相关的能力表现。两种模式下的智慧概念与测量研究在理论基础与测量方法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与挑战，未来应该整合内隐与外显两种研究模式，探求普适性的智慧定义和准确客观的智慧测量，以促进智慧心理学的应用与发展。
关键词：智慧；内隐理论；外显理论；测量
智慧是人类毕生发展的最高品质。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人们对成功老龄化中认知机能和积极因素的重视，以及对智力、创造力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入，智慧日益引起心理学的关注。在过去30多年中，心理学者采用“内隐理论—外显理论”二分模式，对什么是智慧、智慧由哪些成分构成、怎样测量智慧以及怎样获得智慧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智慧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关注智慧的通俗定义，即那些不熟悉心理结构的外行人(layperson)对智慧和智慧者的认知与定义；智慧的外显理论(explicit theory)是心理学专家或其他领域研究者基于哲学定义和人类发展的心理阶段建构的智慧理论体系，目的是建构智慧的操作性定义并开发测量工具，以测量人们的智慧。[1]然而，当前心理学的智慧概念与测量研究在理论基础和测量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者重视和深思的问题。
一、智慧内隐理论模式的概念与测量
(一)内隐理论模式的智慧概念
智慧的内隐理论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研究和建构智慧的通俗定义，一种是采用描述特征词评定法，探讨外行人头脑中智慧或智慧者的特征。总体表明，外行人头脑中的智慧概念一般包含认知(杰出的有关自我和世界的知识)、社会交往(移情、提供良好建议的能力)、情感(情绪管理能力)以及动机(朝向公共利益)的特征。智慧也被操作性定义为由多个相互关联的成分整合而成的多维构念，每个成分都被视为智慧的必要但非充分的特征。例如，Kramer将智慧定义为“智慧是思维、情感与反思的对立与辩证模式的有机整合，一种在人际交往中发展的对现实的看法。”[2]Orwoll和Perlmutter认为“智慧是一种多维度的平衡或是认知与情感、归属以及社会问题的整合，高度发展的人格与认知能力的整合就是智慧的本质。”[3]Birren和Fisher将智慧定义为“智慧是人们对生活任务和问题反应能力的认知、情感和意志方面的整合。”[4]Ardelt承接这些观点，将智慧定义为认知、反思与情感三项人格特征的整合，认知指不断渴望了解人类境况的真相，尤其是人际外和人际间的事务；反思指采取多元视角的能力，包含自我反思与自我洞察；情感指对他人的同情与关爱，即以积极和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人。[5]另一种方法是关注人们对自我或他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智慧表现，该方法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调查人们将谁视为智慧者以及为什么将其视为智慧者，采用的是智慧者提名法；二是关注个体为什么将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人或事视为智慧的，采用的是自传式叙述法。研究表明，智慧者最常见的特征涉及认知能力(如知识、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智力)、对他人的关心(如敏感、慷慨、帮助和指导)、积极的态度(如幽默、信任和积极思维)以及超越(如灵性、与自然相连的感觉)。[6]
(二)内隐理论模式的智慧测量
智慧的内隐理论侧重对个人智慧的测量，个人智慧被定义为一种人格特征或是对自我的态度或看法，关注个体对自我及其生活的洞察，主要采用自我报告的量表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测量工具是：(1)Levenson的成人自我超越问卷(adult self-transcendence inventory, ASTI)。该问卷从个体自我超越的视角测量个人智慧，ASTI测量的自我超越与神经质存在负相关，与经验开放、责任心、宜人性以及冥想训练存在正相关；[7](2)Ardelt的三维智慧量表(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该量表包含认知、反思及情感三个维度，主张通过智慧的三种成分指标直接测量智慧。3D-WS与环境控制、主观幸福感、生活目的以及主观健康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症状、死亡逃避、惧怕死亡以及经济压力感存在负相关。3D-WS的三个维度与宽恕、心理幸福感测量存在显著正相关，与SAWS的情绪管理与幽默成分存在正相关；[8](3)Webster的自我评估智慧量表(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该量表包含5个维度：重要的生活经验、回忆/反思、经验开放、情绪管理以及幽默，能够有效预测愚蠢(负性的)、繁衍感以及自我整合感、领导风格、宽恕、心理幸福感及社会赞许回答的水平。SAWS得分与繁衍感的测量以及自我整合的测量存在相关，与依恋回避呈现负相关；[9](4)Brown和Greene的智慧发展量表(wisdom development scale, WDS)。该量表包含6个维度：自我认知、理解他人、判断、生活知识、生活技能及学习意愿。[10]总体上，自我报告的测量量表能够反映个人智慧的操作化定义，不仅测量了被试与生活经验相关的认知成分，同时兼顾了情绪控制等的非认知成分，能有效测量个人智慧或是与之相关的测量结构，与其他人格特质测量有着较强的显著相关，尤其是与自我发展量表以及个人智慧任务测量量表有着强相关，但是与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测量无显著相关。
二、智慧外显理论模式的概念与测量
(一)外显理论模式的智慧概念
智慧的外显理论即心理学专家和研究者建构的智慧概念体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作为成年期人格发展的智慧概念、作为后形式辩证思维的智慧概念以及作为智力与认知—情感专门知识扩展形式的智慧概念。
F&EI的评估计算程序如图4所示，其中C1为工艺控制安全补偿系数、C2为物质隔离安全补偿系数、C3为防火设施安全补偿系数、MPPD(maximum probable property damage)为最大可能财产损失、MPDO(maximum probable days of outage)为最大可能停工天数，BI为停产损失。F&EI值与危险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所列。
智慧内隐理论与外显理论对智慧概念与测量研究的发展，不断增进人们对智慧的理解，使哲学与宗教领域充满神往与高贵的“智慧”走下神坛，智慧不再是圣人、上帝或极少数人的独有之物，智慧就展现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人皆可以为尧舜”。总体上看，虽然心理学领域智慧的概念与测量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各研究者之间在智慧理论上的定义以及实证上的测量等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智慧研究结论仍然充满模糊性与挑战性，仍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者重视和深思的问题，未来应该整合智慧的内隐理论与外显理论两种研究模式，共同建构智慧的概念理论与测量方法。
1.作为成年期人格发展的智慧概念
2.作为后形式辩证思维的智慧概念
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周延地界定医疗事故的概念，才能明晰医疗事故的责任，才能进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构建。医疗事故概念的不准确性往往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司法实务界中，让断案法官无所适从，造成个案的不公，因此正确界定医疗事故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
该类型以Erikson的观点为代表。在毕生发展阶段理论中，Erikson将智慧定义为通过解决在个体生命历程中遇到的各种危机而获得的同一性发展的最理想终点。[11]Erikson认为，人格发展要求获得和解决一系列心理危机，每一危机出现在生命周期中的某一特定阶段，智慧被认为是在生命发展的最后阶段——“自我整合对绝望”的危机成功解决后自然展现的结果。自我整合的方式一是个体能够从容地接受死亡，从而能够让个体超脱于生活，以一种超越的视角看待凡尘俗事；另一种是个体产生应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的责任感。Erikson认为，虽然并不排除智慧在人生的其他阶段获得的可能性，但是智慧主要是作为成功完成最后生命发展阶段的自然结果。
智慧的外显理论侧重对一般智慧的测量，一般智慧通常涉及人们的生活与世界，在对复杂问题思考时不掺加自身或者对他人的特殊关注，从观察者的角度洞察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智慧行为和表现，主要通过创设的情境测验方式测量个体的智慧。
该类型以新皮亚杰学派(neo-Piagetian)为代表。Piaget曾提出个体智慧的发展需要以其思维方式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重视从个体认知发展尤其是个体思维方式发展的角度探讨个体的智慧及发展。他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将智慧视为个体认知发展的最后阶段，以辩证思维的出现为特征。[14]但是新皮亚杰学派则认为，青少年在掌握形式—逻辑运算后，认知发展并没有完成，因为这一认知水平尚不足以处理人们经历的各种复杂问题，智慧的产生必须基于后形式运算阶段所发展出的更高层次的认知结构。Arlin主张该认知结构是能让个体“发现问题”的认知结构，智慧与个体发现问题的能力有关。[15]也有学者认为智慧的产生必须要以辩证推理或是相对推理作为基础。[16]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懂得整合各方面的观点，通过正反、整合等辩证思维的过程而得到更高一层的领悟，而且有智慧的人由于有更高层次的认知结构，因而在推理上不仅能整合内在的各种信念、动机、情绪，同时还能容纳外在环境中各种不同的逻辑与价值系统，并在认知上做出良好的统整。后形式运算的关键是对普遍真理标准的超越，形式逻辑运算所需要的普遍真理在人们面临更复杂的问题中可能很少被识别，这些问题(如人际冲突)通常以出现多元化的真理、不相容的目标、矛盾的事物以及高度的不确定性为特征，从而对模糊性的容忍以及愿意妥协就比严格的形式—逻辑的决策制定要有用得多，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就是智慧的特征。因此，新皮亚杰学派将智慧定义为越来越复杂的、动态的思维，其判断标准包括意识到多元化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意识到悖论与矛盾，以及处理不确定性、不一致、不完整和妥协的能力。后形式思维不仅关注辩证认知而且关注认知与情感的整合，后形式运算者比非后形式运算者显示了更少的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即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而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性格因素)并且展现了更高水平的道德理性。
但是其他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则提出相反意见，认为智慧与个体的经历、经验、个人成长甚至生理成熟密切相关，是一种随着生命历程而展现出来的心理素质。例如，Ryff和Singer将智慧描述为个体自我所有方面的整合、对立双方的调和、支持集体和公共的利益而超越个人的事务。[12]Levenson等认为，智慧等同于化解以自我为基础的同情、理解和整合的障碍后的自我超越。[7]Loevinger和Wessler认为智慧是一种朝向心理成熟的持续发展的过程，由压力、自我保护、顺从、自我意识、谨慎、个人主义、机能自主以及整合八个阶段组成，八个阶段又以压力控制、人际交往风格、意识集中以及认知风格四个维度的逐渐成熟为特征。[13]
3.作为智力与认知—情感专门知识扩展形式的智慧概念
柏林智慧模式主张智慧在本质上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智慧所涉及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展现，从而主张通过向个体呈现虚拟的生活困境评估他的与智慧相关的表现(wisdom-related performance，WRP)来测量智慧。[20]为了引出并测量个体与智慧相关的表现，被试被问及一些困难且真实存在的生活问题，如“想象你的一位好友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他或她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准备自杀。他或你是怎样想的？他或你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呢？”被试被要求“出声地思考”这些问题，回答被记录下来并经过转译，再由一个评判小组根据智慧的五项标准采用7点量表对其提出的方案进行量化评估。研究表明，该方法的信度较高，能够测量个体与智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数量及质量的近似值。
Sternberg的智慧平衡理论将智慧定义为“运用默会知识，在短期和长期内通过平衡个人内部、人际间和个人外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实现适应现实环境、塑造现实环境和选择新环境之间的平衡，以获取公共利益的过程”。[18]Sternberg将默会知识——实践智力的一个成分——视为智慧的核心特征。默会知识以行动为导向，它帮助个体实现个人价值的目标，但它只能从个体自己的经验中获得，不能通过阅读或通过他人的教导而“替代”地获得。重要的是，智慧并不完全是默会知识，智慧还涉及实践智力(默会知识)被用于最大化而不仅是个人自己的或是某人的自我利益，而是各种自我利益(人际内的)与他人的利益(人际间的)和个体生活情境中的其他方面，如个体所在的城市、国家、环境或是上帝之间的平衡。从这种观点看，智力与智慧是相关的，都采用推理和问题解决技能，都具有以有益的方式运用信息与知识的能力。不同的是，智慧的目标是最大化公共利益，而不是最大化个人利益。后来，Sternberg进一步提出成功智力模型，该模型将成功智力定义为一种智慧、智力和创造力的综合体(wisdom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synthesized, WICS)。任何成功都应该来自这三大要素间的整合和平衡，只有三者兼具且平衡的人才能真正成功。[19]
(二)外显理论模式的智慧测量
近年来，虽然高等教育投入在逐年增长，但有些高校仍旧持续面临办学经费紧缺的窘境，诸多教学问题难以得到显著优化，其中实践教学问题尤为突出。部分高校虽然开始逐步优化实践教学，尝试应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但是应用经验不足，难以在短时间内显著提升实践教学质量［1］。因此，基于多元智能理论探究高校实践教学困境与出路，是加快优化高校实践教学、提升综合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选择。
该类型以Baltes等的柏林智慧模式(Berlin wisdom paradigm)和Sternberg的智慧平衡理论(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为代表。Baltes等建构的柏林智慧模式将智慧定义为“一种生活中基础且实用的专门知识系统。”[17]专门知识系统指渊博的知识和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合理判断，以及计划、管理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方式和方法，即指与生涯规划、生涯管理和生命回顾相关的知识。在柏林智慧模式看来，智慧是一种通过经验和实践获得的洞察力和高度分化的知识和技能的整体，并提出五项评估智慧的标准：一是丰富的事实性知识，如人类境况、毕生发展、发展过程与结果中的变化、人际关系和社会规范等；二是丰富的程序性知识，包含处理生活意义与行为的策略和启发，如提供建议或处理生活冲突的方式；三是毕生发展的情境，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教育、家庭、工作、朋友、休闲、社会公益等)及其相互关系中，从毕生的视角(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考虑生活问题；四是价值观相对主义和生活优先原则，指承认和包容价值观上的个体间差异，并且优化和平衡个体与公众间的利益；五是对未知事件的认知与管理，即智慧的人应该知晓未来的不确定性，并能开发出各种方案进行有效地应对。后来有学者认为柏林智慧模式忽视了诸如情感和行为倾向等智慧的非认知成分，于是又增加了一项标准——使用智慧的动机——情感倾向，因为智慧应该有助于帮助自己与他人获得福祉，有助于个体高效协调自己的认知过程和善良道德品质。[17]
智慧平衡理论则主张智慧的典型输出形式是提供建议，从而可以通过向人们呈现多种涉及人际内、人际间和人际外利益问题的解决方案来评估个体的智慧。在Sternberg开发的智慧测量方法中，先向被试呈现一些小品文，文中包含虚拟的困难的生活情境问题以及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施测时要求被试融入问题情境，假想自己是当事人，并对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质量进行评估，然后将他们的评定与领域专家的评定进行对比，最后根据评估分数来推论个体的智慧水平。这种方法由于限定了问题解决的方案，较柏林智慧模式的测量更为客观。[18]
在最近的一般智慧测量中，Grossmann等提出智慧推理(wise reasoning)的概念，即“运用某种实用的推理指导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挑战。”[21]智慧推理以辩证的思维和理智的谦虚为基础，主要展现在能够采取不同的观点，认识到知识的局限性与变化的可能性，做出灵活的预测，以及寻求冲突的解决与折衷方案。他们开发新的范式测量智慧推理：给被试呈现一些国外社会团体之间冲突的故事，如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对移民的同化等，被试推理在那些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回答被转译并从不同的观点进行视角转换、预测的灵活性、对不确定性与知识局限的认知、寻求冲突解决办法、寻求妥协等方面进行评分。研究表明，超越自我中心视角，即从他人的角度，或是采用抽离而不是自我沉浸的视角，反思生活情境和价值观的变化，其推理的智慧水平更高。[22]
三、研究展望
其次是建立机构，完善风险评估制度。可以建立相关风险管理机构，在校长领导下开展工作，由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和具备专业风险管理知识的人才以及一定经验的教师为主要成员，对学校重大事件进行风险评估。下设风险评估小组，对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列出的风险清单，分析不同环节的关键控制点，制定相应控制措施或应对策略；为完善风险评估制度，风险评估小组还可以针对不同业务，给出风险评定标准，对涉及的风险点、风险等级进行评定，用以判断风险程度的大小。
(一)建构一种普适性的智慧概念理论与操作性结构
智慧的内隐理论假设个体头脑中已经具有了与其他心理结构相类似的智慧结构，即智慧结构通过图式表征与智慧的原型和样例连在一起，研究者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如描述特征词等级排序法、智慧者提名法、自传叙述法、与智慧有关的个体特征实验操控法)和分析技术(如因素分析法、多维标度法、定性分析法)创造性地定义和操作智慧。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帮助人们从内到外地理解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内隐理论得到的智慧概念与结构相对分散，描述也更明细具体，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行人并没有将智慧的概念与结构概括到理论的高度，另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表述更多与具体样例中与智慧相关的具体经验联系在一起。智慧的外显理论以专家、学者和哲学家的智慧定义为基础，先在心理学理论化的基础上对智慧进行操作性定义，再通过实证调查对智慧的表述进行验证。与内隐理论相比，外显理论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更具有客观性，其研究结果可能更接近智慧的内在本质。正如Baltes和Staudinger所言，与智慧的内隐理论相比，智慧的外显理论关注的是“与智力相关的智慧”而不是“智慧的人”。[17]
从表2可以看出,指标X5的回归系数最大,其后依次为X4，X1，X3,X2,因此首先剔除指标X2.为了检验剩余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后向筛选法后发现,最终进入方程中的只包含X1和X5,表明虽然X3和X4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但是并未通过统计检验,不能进入方程．因此，最后的自变量选取ln X1与ln X5,因变量选取ln Y．
从以往研究结果来看，尽管外显理论与内隐理论的概念建构来自不同的理论渊源，但是外显理论和内隐理论的文化—历史基础是一致的，两者至少有三个关于智慧本质的假设是相同的：智慧是整合的和整体的、智慧涉及杰出的行为表现、智慧在自觉地最优化个体自己的潜能和他人的潜能方面指导个体的行为。广义而言，智慧是一种认知能力(心理学的智力活动范畴)，具体而言则是一种洞察能力(即智力活动中的杰出表现)，其目标是促进个体反思自己的生活经历、对他人观点开放、有目的地学习和成长，从而过一种有利于自己和他人福祉的生活。[23]虽然智慧的内隐理论和外显理论是二分的，但两者提出的构成成分仍有很多重叠，两者建构的智慧操作性结构都涉及实践智力、使用知识技能谋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情感与认知的整合等，它们仅仅是研究的角度不同。一些学者也认为这两种方法是可以互补的，内隐理论可以帮助外显理论收集智慧的特征，而外显理论可以帮助内隐理论精确智慧的本质。[18]因此，未来应该通过两种研究模式的融合，寻求一种更为普适性的智慧定义与结构，这也更有利于智慧的跨文化理解。例如，在吸取中西方经典智慧观精义的基础上，汪凤炎和郑红提出并阐述了“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认为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主张智慧在本质上是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良知与良行的统一。[24]这一智慧概念与结构既具有良好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又具有较好的文化契合性，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与推广。
(二)建构一种具有良好生态效度与准确客观的智慧测量方法
虽然大多数研究表明，智慧内隐理论的自陈量表能够确切地测量个人所声称的智慧，但是由于其采用了大量与人格相关的维度与项目以及表达方式，其测量结果看起来与人格的测量更为接近，让人无法看清到底是测量了智慧还是测量了智慧的人格。相关研究表明有些量表与智力测量相关较小，其原因在于自陈量表只是测量了个体的知识经验与思维策略，还缺乏与个体外在智慧表现的行为操作的测量。智慧外显理论建构的情境测验方法要求被试回答有关困难生活情境的问题和有关道德与生涯规划等方面的问题，被试在这些情境中的智慧表现由对他们回答的评定所决定。这种测量方法强调个体的智慧在社会互动情境中的现实表现，被试的实用智慧能够得到有效发挥。但是有学者认为，与智慧相关表现的理论与测量侧重于被试解决基础生活实践领域困境的认知能力，评定的只是被试所拥有的专门知识的数量指标。而且与智慧相关的知识与判断技能被视为是心理的、社会的或是与工作相关的功能和整体的经验，因而有学者批评其测量的是假设的被试关于智慧的表现，而不是智慧本身。[25]例如Mitchell采用预先定义反应选择的“智慧测验”表明，更多的人可能会从一些可选择的方案中选择最智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实际上他们自己能够产生的明智的解决方案。[26]
心理测量的生态效度关系到研究情境是否接近现实世界的境况，在测量智慧时尤其重要，因为智慧在特殊的、罕见的情境中表现得最为清晰。尽管高智慧与低智慧的人在他们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但在困难、不确定、与个人相关和情感挑战的情况下，个体的智慧差异会被放大。[27]例如很多人只是受到他人之间冲突的轻微影响时，都可保持冷静并采纳每个人的观点，但当亲身参与涉及他们生活中重要领域的冲突时，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综合而言，智慧既不能仅通过标准的人格问卷测量，也不能只通过传统心理测量学的智力测验测量。要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应该同时兼顾内在智慧特质与外在智慧行为的两种测量，整合智慧人格因素的测量与智慧能力因素的测量。一些新的测量方法已在试图提高生态效度。例如Brienza等人开发了情境智慧推理量表(Situated Wise Reasoning Scale，SWIS)，一种自我报告式和自传式智慧测量方法的“混合体”。要求被试回忆最近的人际冲突，并回答关于情境及其主观体验的若干问题，然后被试填写自我报告项目，测量他们在处理冲突中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智慧推理的方面(理智的谦逊，对流动和变化世界的认识，对不同观点的欣赏，局外人有利视角的运用，考虑和寻求折中方案和冲突解决办法)。Brienza等人研究表明，与总体自我报告智慧测量相反，SWIS评分与各种偏差包括社会赞许无关。[28]因此，SWIS是一种有前景的测量状态水平的智慧推理的新方法。当然，在整合现有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如果再由外部深入到内部，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辅助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或脑电分析技术，确定智慧者和非智慧者不同大脑区域的激活程度，这样对智慧的评估将更加客观、准确。
玛丽自身具有经营农场的头脑和能力，对于迪克的经营，玛丽能指出迪克的错误和不足以及如何改变现状的方法，但是每次在农场刚有起色的时候玛丽就退出经营，重新躲在铁皮屋里。这一切都是玛丽内心的观念在作怪，她打从骨子里认为经营农场和赚钱养家是男人的天职。所以，玛丽走出困境首先要摆脱落后的观念和心理负担。在《野草在歌唱》这部作品中，多丽丝·莱辛以细腻的笔触告诫广大女性一个切实的道理：妇女的生活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及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相依存，女性的个人命运完全由自己掌握，需要在命运转折点保持清醒头脑，做出理智科学的判断，避免因一时冲动及从众心理承担惨痛的后果，用自己的知识和冷静的判断争取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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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esentStatusandProspectofResearchonConceptandMeasurementofWisdom
CHEN Haobin
(SchoolofEducation,JiangxiScience&TechnologyNormal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psychological researchers have done a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on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wisdom in two models of implicit theory and explicit theory. Implicit theory of wisdom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wisdom in layperson's mind,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reflect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mainly use the self-report scales to measure personality traits related with wisdom; Explicit theory of wisdom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wisdom theory of psychologists, focus on the expertise and skills applied in the practical life, mainly use the virtual situation test method to evaluate the wisdom-related performance.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tegrate th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wisdom in two kinds of research model, expand and improve the measuring method of wisdom, to search for the universal concept and accurate as well as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wisdom.
Keywords:wisdom; implicit theory; explicit theory; measurement
中图分类号：B84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9)02-0118-06
*收稿日期：2018-06-04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2.023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16YB098)
作者简介：陈浩彬(1979-)，男，江西九江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心理学。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118.1145.006.html
责任编辑：吴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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