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解的相对主义倾向，是理解理论一直以来所极力避免的。将正确的理解建立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之上，是特伦托会议的一个积极的尝试。理解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不断地回到传统，筹划解决传统问题的回溯式前行。而传统却完全不能保证可以让人们获得正确的理解。虽然传统必然为理解活动提供基础，但传统与文本之间的张力，却是诱发理解的相对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与文本之间存在必然张力的传统，非但没有阻碍我们进行理解，反而使理解活动得以不断扬弃、超越自身，从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正确的理解；传统；文本；相对主义
一、引言
伽达默尔在1965年申明：“无论如何，我的探究目的绝不是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1](535)但遵循着这门具有古老传统的学说一直以来的思维路径，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将他的本体论诠释学理论应用于自己的理解实践之中，并执拗地将之当作某种可以追寻到原意的方法。由此，“问题产生于这种情况，正是伽达默尔的本体论使客观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受到了质疑。从贝蒂(Emilio Betti，1890—1968)的立场上看，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是损害客观性的批评家，他们想使诠释学陷于没有标准的相对主义泥潭中”[2](68)。在本体论诠释学的支持下，具有相对主义倾向的理解活动自此具有了合理的说明。今天所见的任意理解大行其道的现象，与我们对主体意识过分自信甚至自负不无关系。事实上，“Hermēneuein本身就含有客观性的要求”[3](21)，在追寻客观历史知识的认知性诠释理论中，“正确的理解”，即所谓“原意”，是理解活动最重要的目标与起点。伽达默尔本人对自己本体论诠释学理论的积极辩说，以及对古代思想家著作的不懈解读，都以实际行动承认了其存在性与合理性。如何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获得这种客观的理解，事实上是理解理论自建立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西方诠释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对理解的客观历史知识的追求不断地受到“相对主义泥潭”的侵扰。在应对这个持续出现的困境的诸多探索中，天主教的特伦托会议(1545—1563年)①将遵照传统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传统：“正确的理解”的必要基础
在理解活动中，获得正确的理解不仅仅需要规范文本，还需要理解者坚守“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共同性的具体普遍性”[4](34)，即我们所谓的“传统”(tradition)②。传统在理解活动中以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存在着，它是保障理解的正确性的一个必要的基础(the necessary basis)[5](53)。在17世纪的理解理论中，改教派的“唯独圣经”原则与天主教会的《圣经》理解理论之间的根本矛盾即在于是否承认传统，即天主教所谓的“使徒传统”。
(一) 理解的传统与文本具有相同的权威
对原意的理解，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一方面是依靠成文的典籍，另一方面是依靠教会的传统，即“使徒传统”(apostolic succession)。使徒传统指的是一种圣职和教义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其宣称被选定的使徒继承人与一般的信众完全不同，他们享有上帝独特的恩典，能够领受耶稣赐予十二使徒的同样的权威、力量、责任。因此，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合法继承者，后世的主教可以完全延续前代主教的权威传承的脉络，并在这个不间断之链中，一直回溯到使徒们[6]。所以，罗马教皇们理所当然地继承圣彼得的职位，行使其职权[7](1472-1478)。天主教会认为其正是通过耶稣亲自建立的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8](9)而获得独自占有《圣经》文本解释的权威传统。
意识形态的重要责任人。思政课教师是高职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应成为学生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如此，在使徒传统的预设下，形成两个相似、相通的路径：十二使徒亲自从耶稣那里获得继承，后世的罗马主教从彼得那里获得继承，这就是所谓的“这圣传由使徒亲闻于耶稣，或者由使徒在圣灵的默感下创设，然后像手手相递一般一直传承到我们这里”[9](18)，从而承载着解释《圣经》原意的权威传统。由此而传承下来的传统，与《圣经》文本的权威等同。按照文本传承和使徒传统的相关教令的阐述，我们可以在规范文本和遵照传统的相互支撑之中，通过理解活动重新回溯到独一的上帝为它们的作者[9](18)的原意之中。
质言之，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使徒传统为理解活动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基础。按照伽达默尔的总结，这就是教会依靠其保持着基督徒群体中维科所谓的那种具体普遍性[4](34)。这种经由教会传递下来的纯正的教义[9](18)，由耶稣亲口颁布，以非语言的方式从使徒那里一直传递下来，为我们从中领悟救赎原意提供了保障。
(二) 传统：弥合“圣言”与“人言”的罅隙
二是开展民营经济筑基工程。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基础，壮大民营经济规模，提升民营经济竞争力。引导同行业民营经济抱团合作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加大民营企业合作，组织开展项目洽谈、集体招商引才、共享研发攻关、融资担保等活动。建议政府设立年度民营企业奖励计划，形成鼓励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预期，重点鼓励支持创业型、创新型、高成长性民营企业。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纳入到刑法处罚的范围是必然的，而且必须实现对该行为的全面监督，不能仅仅是以危险结果的发生为依据。我国目前已经在刑法中加入了危险驾驶罪，其中包括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具体的规定中，不需要考虑醉酒驾驶所造成的具体后果和情节，只要行为人存在醉酒驾驶的客观事实就构成该类犯罪，需要处以拘役以及罚金，因此需要对该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研究，明确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构成该类犯罪，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并在实践中实现对社会安全的保护。
然而，这个从“人言”理解“圣言”的过程，对《圣经》理解活动来说，仅仅是次结构。从本质上来说，这个理解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借助对文字的理解，去寻求从传统通达未来救赎的道路。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是形成了一种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视域融合，是将业已存在的文本视域和当下读者自身所拥有的视阈的融合。融合后，读者“获得一个视阈，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4](415)。所谓整体与尺度，是隐含在理解者的精神世界中的，借助对传统问题的回答，推动理解及其他人类活动的形成与发展，而不是那种拘泥于文本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原意，甚或理解者存在状态的原初呈现。对未来的筹划，即是建立在对某种善、善的世界的原初而降的不懈追寻。未来筹划的目标根植于历史之中，同时将因不断远离历史传统而被销蚀掉的精神根基，在主体的视域之中予以重建树立。显然，传统的枝蔓会因为理解主体的当下境遇所生发出来的实时体验而遭到蚕食。若希望人们可以重新回到群体的具体普遍性的演进过程中，则必然要借助于理解历史文本，以一种不断回溯历史的方式，回答传统在当下所提出的问题。
回答传统的当下提问，就是尝试在人的当下存在状态之中不断地理解、回答传统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要将自身置于传统的历史流变之中，借助视域融合，向着某种相比较而言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性层面不断前进，向着某种可以克服主体当下一切有限性与个别性前进，最终获得圣言所蕴含的真理。正是这样的进程，理解活动才真正获得合法的存在地位。因此，理解文本的过程，始于读者对传统问题的意识，这种意识即是主体在理解之初所具有的理解前结构。事实上，理解或者说寻觅对传统问题的回答的过程，不仅包含我们能够意识到的东西，即自我意识到的此在存在状态，还包含那些未被意识到的或者因前见之不同而被刻意忽略的，甚至依然隐藏在历史存在物之中未曾显现的正确的理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
对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建设特色体系的思考…………………………………………………………………………李 军（3.69）
三、传统无法保证“正确的理解”
诚然，无论是文本还是传统，任何一种可以作为理解对象的东西都是“关于res gestae，即人类的作为的既成事实”的[12](15)。但是，正如我们在实际的理解活动中所经历的那样，理解的对象，包括文本，甚至是“使徒传统”，都是以人言的方式得以保存的。理解的对象以我们可以接纳的语言的方式呈现在主体面前，反过来说，我们总是在语言工具的帮助下去把握对象。理解发生在语言之中，并回到语言的层面上，以一种“以文行事”④的方式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都是词的分享者”[13](10)，理解活动是对某种业已存在的历史留存物或者传统观念的语言分享。在这一过程中，语词并非独立自主、无所挂碍的，其诞生于某种蕴含着具体普遍性的特殊传统，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遵循自己的传统不断成长。甚至可以说，每一个特定传统中的语词都表现着其特定群体中的一个细微的或者是宏观的特殊意义。归根结底，在理解活动中对历史留存物的语词分享是对其所表达的特殊内容的分享。理解对象从来都不会游离在语词之外，它总是借助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理解活动是一种借助语言、文本与业已存在的主体存在状况来进行对话的过程。我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处于理解活动中，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处于语言的沟通与交流之中。自我与传统、他者所进行的问与答，以及信息的给予和获取，相互争论，都会最终以语言的形式实现融合。质言之，理解活动总是在语言世界中实现着主体与历史留存物(即传统之间)付诸语言的沟通与交流、传递，即我们总是“与文本进行的一种谈话”[4](499-500)。
将正确的理解作为理解活动的目标，即要求理解活动的结果必须符合对象。一切追寻所谓原意的诠释学理论都是这种符合论的③。从施莱尔马赫、阿斯特、狄尔泰到贝蒂、利科尔、赫施，理解理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存在某种特定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由此而得到那种外在于理解主体，并且可重复验证的可靠的正确的理解。这种结果是符合理解对象自身的存在状况的，主体可以借助科学的理解活动完整地进行复制。就此而言，符合对象的结果先于一切理解活动客观地存在着，不会因为主体的不同视域而有所变化。于是，理解活动的真正意义，就仅仅在于将那些可能会使我们产生误解的假的前见从主体思维世界中尽数清除掉，并使理解结果可以像“科学‘事实’被当作独立于见解、信念和文化背景的东西而被经验到”[11](4)。
利科尔认为，文本“展示着人类经验的历史真实性的根本特征，即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交流”[14](134)。同时，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某种科学的方法，通过对文本的客观意义的探索来弥合这些距离。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理解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导致理解结果与历史中所存在的事件(即文本与其所述说的内容之间)不相符合的因素。首先，这种企图通过主体努力寻回对象原意的努力，从理解理论探索之初特别是在古典语文学时期便为理论家们所重视，进而形成诸种类型的诠释学方法论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文本无论从其具体的存在方式，还是其语言表述的意蕴表达来说，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之中有所缺损。那种客观存在的原始的东西，虽然在我们的历史考据、辞章分析等工作的努力下，会以某种方式来到我们面前。但仔细分辨，它已经体无完肤，甚至面目全非。在现有条件下，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时间是多维的，但在实际中，我们却难以实现时光倒流，无法将历史的存在重新拉回理解现场。
其次，理解主体从来都不是直接触及对象，我们总是借助语言进行某种理解。因此，在一个具体的理解活动之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客观对象。我们能够理解的只是某种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对象。无论是前文所述的人言和圣言之间的距离，还是人言与文本语言之间的距离，都体现了在理解活动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分离。一旦我们认为有所理解，事实上表达的是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某种获取，而与作为理解对象的原意虽然不是毫不相干，但也无法肯定其符合性。就天主教会在特伦托会议上的相关教义来说，虽然神学家们认为能够保障统续传承的“手手相递”，但是也无法逃出语言间距的牢笼。换言之，从符合理解对象的角度来说，任何通过语言表达和理解出来的，都已经是异己的了。我们很难去判断一个异己的意义是否与原意一致，甚至，我们仅仅能够假设它们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语言意蕴上的相通性。
虽然传统并不能保障理解活动中的原意呈现，但传统却是理解活动不可或缺的基础。首先，传统与文本都能够为我们获得理解提供基础。中世纪后期，神学家们根据《圣经》中的一些文句，如“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16](《圣经·若望福音》20：30)，“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16](《圣经·若望福音》16：12)，“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假使要一一写出来，我想所要写的书，连这世界也容不下”[16](《圣经·若望福音》21：25)等，带来了一种新的观念：上帝的救赎启示，一方面存在于《圣经》正典中，另一方面又通过使徒们对耶稣言谈举止的记忆、感受、记录留存下来，并由教会传统所继承。
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说“没有一种符号能够在绝对的意义上同含义(bedeutung)同一”[1](19)。进而，语言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传统基础之上的。当语言用于表达见解和进行理解时，如果表达方式本身符合这个传统中的语言的逻辑方式——基于传统孕育了语言的角度来说，那么涵括在传统中的特殊前见就已经完全强行地植入我们的语言之中。任何所谓的客观的表述、符合的理解，事实上都不存在。甚至一旦“当你允许对方用他的语言符号进行言说时，你就已经完全接受了他的观点。因为言说的一方所采用的符号，本身就规定了另一方的话语形式”[15](9)。对理解主体而言，掌握一种语言(包括母语)，就意味着精神世界接受并认同了一种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所存储的某种特定传统的思想或者思维模式，已经使其所包含的观念体系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被接纳。我们总是以为自己通过语言把握、拥有甚至创造了世界，也谦虚地认为一切被我们用语言所把握，都从属于主体的精神世界。但不可避免地，在理解之中，语言裹挟着传统的前见，已经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我们的意识世界。我们自以为的把握、拥有、创造，仅仅是一种静态的预设。而借助理解活动，语言已经事实上动态地把握了我们。传统正是通过前见，利用语言，从思维、操作的能力与方式的层面改变着人的精神、物质世界。这一点，正如《圣经·创世纪》中的亚当，上帝赐予的定名权使他获得把握、支配世界的机会，但事实上，通过语言把握世界仅仅是起点，如果亚当以及我们这些后代希望得到上帝的救赎，就必须要在语言的世界之中摆脱自身有限性的束缚，这才是我们借语言理解世界的最重要的神学意义。
可以说，无论是古典语文学，还是近代建立在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诠释学方法论体系，都要求我们在理解活动中克服“间距”，寻找到某种同一。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莫兰看来，这些企图克服间距的理论却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主客体相分离，精神与物质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对立”[16](18-19)的后果。甚至可以说，一切理解活动都无法重建或者复制某种异在的对象，理解活动仅仅发生在主体的语言世界中。更确切地说，理解活动的发生，只是在读者的精神世界中，立足于当下的存在状况，在回答传统提出的问题时，进行着此在的生存筹划。我们根本无法证明，当然也无法证伪，是否存在某种外在于理解语言、主体意识世界之外的所谓符合对象的客观知识。不同理解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正是理解主体的传统带来的前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体视域的不同所造成的。在伽达默尔看来，现代诠释学方法论所能提供的，是企图建立“一切经验科学基础的归纳方法在精神科学领域内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4](12)的理解方法论。而事实上，我们看到，诸种建立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方法论体系，其目标是那种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的所谓的理性意见。16世纪的新怀疑主义者蒙田在《雷蒙·塞邦赞》里早已对此进行过批判。无论是依赖作者思想的考据、梳理，还是依靠文本的考古、校勘，某种符合的原意绝无可能借由我们的理解活动实现。构筑在权威规定的传统基础上的理解，的确是自古以来备受称道和遵循的路径，但显然这也并不能够完成原意的探索。
四、传统与理解之间的关系
(一) 传统为理解提供基础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兴起，各式外语学馆在沿海通商口岸次第开办。在清末新政期间全国性教育改革开始之前半个世纪内，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已经设立66所新式学堂。[5]
由此，会议颁布的教令，将经典文本和传统同时作为正确的理解的“论证与支持”[9](19)的基础，将文本与传统结合起来保障理解的正确性。在神学中，上帝真理的正确性与整体性是密不可分的。从经典文本和传统的关系来说，经典在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既作为结果又作为参与者，传统是经典得以形成的基础。没有传统就不存在任何的文本，也就没有所谓的经典；经典文本亦不可能脱离传统而存在，正是通过不断地对文本尤其是被群体广泛认可的经典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才能够塑造出具有某种具体的普遍性，即传统。所以二者都需要对方的参与来实现和展现自身。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基督教救赎福音——上帝作者原意的承载者，都是需要对方支持的不完全者。就此而言，理解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辩证的有机整体。缺失传统，经典绝无可能出现；缺失经典，传统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正如我们从特伦托会议的教令中看到的那样，神学家们认为文本和传统相互支撑，可以为正确理解《圣经》提供基础。这种对正确理解的探索与追寻，虽然未能最终使人们从中世纪跌宕起伏的现实中找到坚实的、彻底的解放与救赎，但对教会教义的分歧不再扩大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二) 传统与文本在理解活动中的张力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正确的文本和一以贯之的传统实现正确的理解。但当文本意思简单明了时，传统是应当退居幕后呢？还是应当以其他的方式替代文本？当我们自以为传统的观念已经相当明晰时，文本的存在是否还有价值？换句话说，传统与文本，二者相对于正确的理解来说，是否一个是真理的源泉，另外一个仅仅只是背景、补充？或者说，二者都已经各自承载了全部真理？
从梵二会议关于“启示来源”论题的设定，以及会议中对文本和传统关系的集中讨论[17](26)，可以看出，在正确的理解的目标下，理解活动中的文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依然继续着。保罗二世在会议贺词中说：“即便涉及‘启示的奥秘’，‘圣言’也终究是用‘人言’来表达的，不能不受制于语言的‘限制’和‘弹性’。”[10](33)事实上，这种对语言沟通可以弥合差距表示怀疑的论调，同样适用于反对者对传统的怀疑。传统也必然受制于人所创造的活动，在活动中形成且逐渐固定下来的人们的观念、礼仪等流传物总是以某种方式影响着、甚至遮蔽着传统。质言之，无论我们给传统赋予何种神圣性，它也无法摆脱所有“人所创造的”所带来的种种有限性。而且，传统的传递与理解，也必然通过“人言”才能进行。所以说，理解活动本身都会处于文本与传统的张力之中，偏重传统必然会使得理解活动墨守成规，偏重文本则可能难以抑制“异端邪说”。归根结底是因为二者都是“人所创造的”，人的有限性与自在自为的真理全体之间存在着不相协调的罅隙[18](326)。
这里s(t)表示不考虑时延和衰落时匹配接收到的信号,具体波形已知,如果发送端采用根升余弦脉冲成形,s(t)就是升余弦信号。α1是幅度参数,代表整个传输过程中的衰落。t1是脉冲的到达时延,v(t)是噪声信号。经过采样得到
事实上，一个潜在的危机已经出现，即文本与传统相互支撑，这种对正确理解的追寻方式，很容易使理解活动落入自然科学界限严格的窠臼之中。在那里，文本与传统就变成了两个截然分开甚至对立的客体。二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种紧张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理解活动中，必然让我们无所适从。而且，在我们看来，无论文本还是传统，都是人所创造的(man made)。虽然改教派将《圣经》文本看作是神圣的，天主教认为文本和传统都是神圣的，但我们看到，在草拟教令时，特伦托会议的神学家们，就文本与传统的关系，他们使用“部分/部分”(partim-partim)的表述，即上帝真理一部分记载于《圣经》文本中，另一部分存在于教会的传统中。这种表现已经体现了他们对传统与文本在传递上帝救赎真理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偏差有所担忧。所以，在一些主教评价这种表述有反上帝(ungodly)的意味后，会议最终发布的教令便在此处换成了“与”[5](86-87)⑥。但文本和传统在理解活动中各自的作用，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
虽然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不相协调的罅隙所形成的张力会成为“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4](404)。但不得不说，在特伦托会议前后，基督教异端迭起，教会分裂，都与《圣经》解释的多种多样不无关系。这种混乱的局面显然与“积极”这样的评价并不完全相符。理解活动中文本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必须要对此负一定的责任。而且，今天看来，这种张力甚至是《圣经》理解的相对主义倾向的决定性诱因之一。
五、遵循传统是理解活动对未来的筹划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正是希望自己能够借助文本与传统，在获得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跨越“人言”与“圣言”之间的鸿沟，努力在理解活动中弥合当下与未来之间的罅隙。无论是特伦托会议的教令，还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理解活动，虽然都或隐或显地追寻某种正确的理解，但显然遵循传统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获得它，符合文本也并不能保证我们真理在握。人们总是希望克服理论和实践中的某种困境，不断弥合传统与当下之间的罅隙，走向理想的未来。“吃久藏的陈粮”的目的在于“贮藏新粮”[16](《圣经·肋未纪》26：10)。吃“陈粮”的理解活动，理解的对象是文本与传统，但理解的目的是为了产出“新粮”，而非“陈粮”。在主体的筹划之中，理解活动显然不是对某种过去对象的再现，或者对自我存在状态的确认与坚守，而是一种体现着生命的整体性与筹划活力的积极的人类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进行着理解传统的活动，而且也在理解活动中不断创造新的传统。所以二者之间的有限性或者张力，本身对于理解活动来说，必然存在。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解活动，无论是理解对象的主体意识，还是理解对象的语言文本，都具有某种确定的知识性结构，在特定的传统中以一种相对稳定的语言表述习惯、概念表达方式等展现出来。就此而言，当理解活动触及对象时，认知的诠释方法体系能够在推动理解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理解活动总是处于一种向上的变动中，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当下的主体理解感受来说，任何两种或者多种相关联的理解都不是纯粹不同的平等意见，它们总是建立在某种业已形成的传统意见的前见之上。甚至可以说，某种新的理解的产生，总是在主体意识到前人理解的某种局限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这种意识也可能是臆断。但总体来说，无论是标榜自己持有的是正确的理解，还是仅仅宣称自己获得的是与他者有所不同的理解意见，任何的结果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简单的替代、肯定与否定，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我们宣称是更好地趋向于对象，还是更加合理地呈现此在，这种向上的变动，正体现了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建立在对理解的传统知识结果的肯定与遵循、对理解方法的更新，以及对某种业已意识到的有限性的认识和扬弃之上的。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借由理解活动推动此在的未来筹划。
理解《圣经》文本，从基督教的救赎教义来说，是一个借助有限的人言去追寻无限的“圣言”的神圣原意的过程。毋庸置疑，“人言”与“圣言”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隔阂。但事实上，“神学诠释的独特逻辑，并不是要消除‘圣言’与‘人言’的异质性，并不是要弥合‘意义’与‘理解’的鸿沟，却正是要通过这种绝对的异质性，在绝对‘延异’(différance)的过程中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意义关系”[10](43)。这种延异不仅是因为人与上帝之间天然存在的距离，而且从文本的形成而言，还因为有时间间距的存在，毕竟作为一种历史文本，《圣经》的创作、编纂、正典化，以及流传到今天，已经经历了数千年。
虽然这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对理解的未来筹划大多数的时候不能如期实现，甚至解蔽与遮蔽也总是接踵而至，但理解活动的总趋势依然是积极向上的。有限的东西，那些阻碍人们理解的假前见不断被发掘出来，主体有意识地在未来筹划中予以克服。理解的筹划活动，如果将其目的理解为肯定此在自身存在的价值，就显得有些片面。事实上，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主体从有限的半成品走向至善的成品。新教改革“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原则重视了文本在理解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特伦托会议的教令则申明文本只要篇目确定、印刷正确便似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遵循传统才是理解活动对未来的筹划基础。在“陈粮”基础上产出“新粮”的理解活动，将“比较完满的东西从不甚完满的东西展现出来”[18](326)，并使主体逐步走向某种终极目标。由此，我们在遵循传统的过程中，借助对文本的理解，开启智慧之门，将进步的期望付诸理解活动，以期实现“凡人所能享受的最高幸福”[19](200)。
此外，在伍子胥逃亡中遇见泊纱女、姐姐、渔夫、妻子时，运用了场面叙事，不仅有对答还有场面的人物心理和景物描写，如:
注释：
① 会议全称为 the Sacred Oecumenical and General Council of Trent，拉丁文为Sacrosancti Oecvmenici，et Generalis Concilii Tridentini。一般用英文或者拉丁文简称。汉语通常翻译为特伦托会议，又被译为脱利腾会议、特伦多会议、特伦特会议、特利腾会议或天特会议，也有在会议前加修饰语“大公”以示尊崇，为避免与圣公会(Anglican Church)混淆，这里的sacred、sacrosancti一般不译为“圣”。
② 传统，在《圣经》解释理论中又称为圣传(tradition古法语tradicion，拉丁语traditioen)，源自“tradere”，意为“传递”“传话”，指在某个群体中被接受并代代相传的学说、信仰以及实践观念与方法，群体间正是藉此得以相互区分。在基督教世界中特指由使徒和教会传承上帝的神圣启示，因而亦称“传承”“教会传统”“使徒圣传”，在《历代基督教信条》中有时被译为“遗传”。本文集中讨论传统对理解活动的影响及其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传统如何以及由谁来进行界定的问题。
③ “何谓真理”问题的回答，在哲学史上存在着三类观点：“符合论”“建构论与生成论”“合理性论”。具体可参见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7页。
④ “以文行事”(Do Things with texts)，系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回应语言学家奥斯汀的“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时，针对文本写作所提出的观念。在奥斯汀那里，Doing things有三层意义：“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本文讨论的文本早已形成，故在使用时以“后”(per-)，即文本形成之后对人的行为思想、感情、行为的影响为主。具体参见艾布拉姆斯.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251-274).
⑤ 《圣经》文本录自：圣经.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教务委员会.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9.后文不再另注。
⑥ 会议草稿的拉丁原文为：hanc veritatem partim contineri in libris scriptis，partim sine scripto traditionibus，在正式颁布的文件中改为：hanc veritatem et disciplinam contineri in libris改为：hanc veritatem et disciplinam contineri in libris scriptis et sine scripto tradition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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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 to tradition: A historical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tendency of relativism in hermeneutics
SUN Yiwen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In understanding theories，the tendency of relativism has always been what should be attempted to avoid.It was a positive attempt of General Council of Trent to bas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n adhering to tradition.Essentially speaking，the activity of understanding is to return to tradition，which means planning a retrospective forward to solve the traditional problems.However，tradition does not ensure that we can obtain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Although the tradition could inevitably provide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the tex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voking the tendency of relativism.It is tradition between which and the text there exists inevitable tension that，rather than hindering our understanding，keeps pushing our understanding to sublate and transcend itself，hence rendering constant development possible.
Key words:correct understanding; tradition; text; relativism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1-0041-07?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1.006
收稿日期：2018-03-01；
修回日期：2018-08-25
基金项目：201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形成源研究：以《共产党宣言》初期译介(1899—1919)为中心”(2017BKS005)；第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0419)
作者简介：孙义文(1981—)，男，安徽五河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诠释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邮箱：yw2090@163.com
[编辑：胡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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