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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史如何写作和建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有哪些不经意间便掉入的陷阱，思想史写作者需要详细考察这些问题，并得出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为研究对象，阐释思想史写作中面临的研究对象的确立和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两大难题以及用“思考”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考”为思想史建构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思想史未来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思想史 思考 研究对象 界限
十几年前一部个人视野的思想史横空出世，掀起了关于思想史若干问题的讨论。十几年后回头再来读葛兆光这部一百二十余万字、历时七载完成的《中国思想史》，感叹作者惊人学识和毅力的同时，也给后世学人带来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和思考方法。
一、思想史写作面临的两大难题
对于思想史的写作而言，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思想史的界限问题，即它的内涵和外延问题。思想史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这似乎是横在从事思想史研究者面前的第一道鸿沟。以《孔子研究》和《中国儒学史》两本精深的研究专著蜚声学术界的赵吉惠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发出无可奈何的感慨，他在《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一文中写道：“（思想史）产生了两个颇感困难的问题：一是对象广泛无边、包罗万象，没有具体的规定性，难于研究；二是若在某个方面有所侧重的话，势必造成与某一专门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复。”①
这段作于20世纪80年中期的文字对思想史的边界问题做了相当深刻的思考，按照赵吉惠先生的阐释思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往往出现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史界限的模糊导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多元化。这种复杂化、多元化的直接结果是消解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使思想史的研究失去中心，变成一个无所不包、没有边界、空洞的集合体。然而，“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②不得不说，即使有人能写出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但是它就真的是思想史著作吗？网罗所有学科中有关于思想的部分，加以分类整理和描述，就一定够得上一部合格的思想史著作所要求达到的标准吗？……思想史著作有没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如果有，又该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势必成为思想史建构意义上基础性、建设性的问题，回答好这些问题，也就意味着真正开始了思想史的写作和建构。
二是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思想史的写作中无疑会遇到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关系，梁启超就曾用学术史的名称来命名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以“学术史”命名，实则是作为思想史断代研究的著作。无论是过去了的20世纪还是21世纪以降，在思想史之前冠以限定词的著作不时出现，而以某时代命名的断代思想史研究著作的数量则相应地大量增加，更不用说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通史类研究著作的数量了。那么，如何清理思想史研究中与其他学科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交叉问题，是将这一问题加上括弧悬置起来，只将历史遗留至今的经典著作当做思想史阐释的文本，还是将各个学科的知识有所筛取然后融汇为思想史的叙述话语呢？这似乎是摆在思想史研究者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① 赵吉惠：《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第78页。
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回答
葛兆光在研究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围绕着一个明确的中心：具有建构性意义的“思考”。通过对思考的确认，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评价标准，才能保证思想史写作过程中不出现过多的枝蔓，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中心落到实处。这里所说的思考，不是日常经验世界中人们依据常识所理解的思考，而是一种理论的叙述话语，具有建构性的意义。“思考”，不是将某一件事物的形式和内容翻来覆去地思索、探究，更不是在大脑中机械地重复着事物的质与量。这里所说的思考，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人类存在方式，它拥有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的精神，是理性地求知而非感性地比附，它是人对其所处的宇宙空间和古今时间的追问，更是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对人本身所进行的反思，它表明的是人与宇宙空间、古今时间、人类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复杂的存在状态和复杂的存在关系。可以这么说，人只有在思考中才能存在，也只有在思考中才能实现人之为人而区别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价值。这样说并不是想否认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价值，如果从生存的持久性而言，前者恰恰要久于人类。但就存在状态和存在关系而言，人以及思考的人确实区别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释的人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也在于此。可以这样讲，人创造了人自己（请读者注意，这里的两个“人”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思考意义上的人，且人有思考的人和不思考的人之间的区别）。前人的技术、知识、思想、信仰成为后人思考和实践的资源或起点，也正是因为用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所以保证葛氏的思想史讨论不至于丢失研究对象和研究中心。同样，也是因为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才能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理清和其他学科之间复杂而缠绵的交叉、重复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外包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包装作用，还应能通过商品外包装体现出商品自身的文化特质、质量特点等，进而确保这些商品能更好的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陶瓷在现代酒类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将能更好的提升商品包装的价值。使用陶瓷作为酒类产品包装容器，消费者不需要将商品包装作为废品进行处理，陶瓷器具本身具备非常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结合这些内容来说，除了提升商品质量之外，保证商品外包装的价值和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现代酒类包装设计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应能将陶瓷器具及陶瓷元素等灵活的应用起来。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对于这一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运用，首先体现在葛兆光对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核心的思考“秩序和建构秩序”这一点上。如果说要给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概括出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无疑就是“秩序”。且不用看所写的内容，单看一下两卷的目录：第一卷第一编第五节“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第二编第八节“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II）：社会秩序”；第二卷第一编第五节“重建国家意识形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将思想史的发展看成是秩序的解构与建构的思想便一目了然。纵观中国古代那些优秀的思想家们和他们深邃的思想，无论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还是到晚清康南海的《大同书》抑或民国熊十力的《体用论》，历史的滚滚车轮中，思想的洪流总是重复又重复，千年后的人们同样进行着千年前人们的思考，湮没在历史黄沙中的片纸只字，被千年后的人们阐释成自己的理论所拥有的久远的历史记忆，韩愈挖掘出孟子在后世儒家中的思想地位，为自己“道统”思想的建立确立了久远的历史联系③，梁漱溟、熊十力搜寻佛学典籍，在玄奘、窥基的唯识学体系上嫁接救亡图存的种子，凡此种种思想行为的背后，都有着明确的，甚至唯一的目的——秩序——建构天地人之间的秩序，建构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是建构人心的秩序。可以这样说，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就是秩序涣散和秩序建构的复杂的互动过程。因为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时代变化，使原有的秩序一次次被解构，也正是如此，新的、更能适应新时代的秩序又一次次被建构，于是，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就是这样不断地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复杂的动态流动过程。这一点，正是葛氏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基本立足点。正是基于对秩序这一关键词的把握，才使葛氏在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很好地确立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很好地清理了思想史写作与其他学科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为思想史清理出一方适合自己作战的战场。
其次，这种思考体现在葛兆光对建构思想史所需材料的选择上。参照前人如胡适、冯友兰、侯外庐、钱穆、徐复观等人所进行的思想史研究工作，材料的选择主要集中于经典文本，思想史的建构也不过是对于所选材料的解读。这些材料选择的方法着眼于精英主义的立场，显然有严重的缺陷，如对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研究就是后人追加的成果，“我常常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当时有多少读过王氏那些在深山中撰写的精彩著作？”④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如果想要深入地影响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很长的时间。朱子的思想虽然在南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真正被意识形态化而影响普通的知识、思想、信仰世界则要到元代以后。因此在对思想史写作所需材料的选择上应该将视野放得更宽阔，将关注的焦点多放在除经典思想家及经典思想著作之外而与普通人的知识、思想、信仰世界密切相关且能描述出普通人知识、思想、信仰世界的其他材料上。运用这样的材料所建构起来的思想史，不再是单薄的、线性的知识文化精英对宇宙空间、古今时间、人与宇宙关系、人与自己关系的思考，而是一种厚重的、复杂的普通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这样说，正是运用这些材料所建构的思想史，才是“人的”思想史，更是“活的”思想史，在这种思想史的建构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通大众，他们都是思考的主体，都具有存在的意义，而非干巴巴机械教条式分析阐释的对象。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葛兆光所选取的思想史建构材料所呈现的思考意义。在第一卷第三编第一节中，葛氏将不为一般思想史写作中所重视的“铜镜铭文”作为该时期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考察的对象。且不用考虑铜镜铭文中究竟表达了秦汉时期怎样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也不用考虑葛氏如何进行论证这些思想意义，单就其材料选择的新颖性就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然而我们接着去考察铜镜铭文上的三类相互关联的内容⑤，即一是对人的寿命永恒表示期盼、向往神仙的永恒自由的思想；二是对世间的幸福表示期盼、向往“富贵幸福”的思想；三是对家国天下的思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千年前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在千年后的人们这里依然具有合理性。“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⑥。也正是在这种思考中，思想变成了活的思想，思想者变成了活的思想者。
②④⑥⑩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版）·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第7页,第1页，第7页。
最后，这种思考还体现在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方向转变，即“一般知识、思想、信仰世界”的提出上。这一说法的提出，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中，有对这一提法嗤之以鼻、严加批评的，如陈克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道，葛兆光所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是一种生硬的理论划分，将“精英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区分开来，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方式，并通过《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为例，指出“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重要的是对材料作比较、参证、融贯的工夫。是一个怎样运用材料(How)的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取什么作材料(What)的问题。任何课题，相关的材料总是收集得越多越好，这是不用说的。英语里相见问好，说How do you do? 不说What do you do? 在How 的意识下，对众多材料作比较、参证、融贯的长思路运作，弄清事实，弄清事实与事实的联系，这是历史的正常做法。反之，不问How，只问What，像老僧面壁似的对着材料，冥思苦想，或胡思乱想，结果必定是客观事实少，主观理解多，文章写得长，思路实很短”⑦。 此人的语言充满幽默和讽刺，颇具可读性，但纵读全文，却能清晰地看出，第一，他并未真正深入思考过普通大众的思想世界是否存在、何以以往思想史的建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的“留白”、所谓的“精英思想”又是从何而来等问题；第二，他将思想史的研究完全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系统，所要求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丝毫不曾注意到思想史是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但也有人对这种提法表示理解的同情，崔罡通过对从侯外庐到张岂之的思想史写作研究，充分肯定了葛氏研究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才是中国思想史真正的起点”⑧。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中国思想史》面世已将近二十载，然而对于葛兆光“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提法所做出的回应中，批评的力度依然远超于肯定、赞赏的力度⑨。有的学者从中西方对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史分析中提出自己的批评，通过这种方式做出的批评性结论，少了个人的盲目自大和文人相轻式的嘲弄、少了字里行间流露的轻蔑和个人学术兴趣所带来的成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或许可以解答崔罡为何不惜笔墨为葛兆光辩护的原因了。虽然按照葛氏自己的观点来说，“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弥补传统思想史写作过程中重点关注精英思想和有精英思想出现的时代，葛氏认为思想史不是点鬼簿和光荣榜，思想史写作中应该将人们生活的实际社会中作为底色和基石而存在的普通社会和生活的思想纳入思想史考察的范围和思想史写作的轨道。“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这样一种思考，它将普通人（大众）关于宇宙、时空、社会、人生的思考通过思想史的写法呈现出来，得以在后世构建起千年前普通人的思想世界，并力图在这一思想世界中探索关于宇宙、社会、人生有效的答案，从而将线性时间中消失了的思考加以叙述，使其在千年后得以呈现，正如前文所说，这种思想史的主体是“活的”人，这样的思想史是“活的”“思考”史。思考不是文化权力的拥有者自说自话的专断独裁，思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应该是属于每一个思考着的个体，是他们得以彰显自我存在价值的有效途径，思想史的写作不能仅仅将经典思想家和经典思想著作作为阐释的文本进行无限的解读，应该在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相应地纳入普通大众的思想世界、思想水平作为与经典思想家和经典思想著作并行的第二个层面出现而被加以考察和认识。
根据《通知》，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重大病虫害和意外事故等，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保险费率应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原则上风险保费（含大灾风险准备金）不低于80%，费用附加不高于20%。试点产品不得设置绝对免赔，相对免赔不得高于30%。
三、两大难题如何解决？
何以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核心，就可解决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两大难题而使自己的研究游刃有余？对于思想史的写法，葛兆光在完成《中国思想史》之后写过这样一段话：“思想史究竟如何写？有相当多的疑问仍然盘旋在我的心中，直到我写完了这部两卷本的思想史，回过头来重新修订这个《导论》，说实在话，仍有些没有清楚。”⑩这里所说的疑惑显然针对思想史写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但纵观两卷本思想史，从中可以看出葛兆光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首先是关于思想史界限的问题，对于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其他学科关于思想的学说，应该纳入多少，葛氏在其著中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讨论，可在《中国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无疑纳入了哲学史、宗教史的相关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哲学史、宗教史的知识全部纳入，而是将其作为思想史思考的背景。新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影响，跨学科、多元化的理论倾向成为学者追求的贵妇，而那种严格确立研究领域界限的做法已被斥之为低贱的奴仆。从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不得不纳入其他学科系统的常识和知识作为自己讨论的背景和基石这一点来看，这种缠绵悱恻的关系似乎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甚至是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看起来并不相同但却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学科之间很难将各自的界限定义的十分准确，换句话说，这类学科很难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其实，并不是只有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界限很难理清，甚至是在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之间，这种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这种学科之间的互动，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跨学科等不再严格按照传统学科门类进行严苛的学科限制的新型学科分类思想和方法兴起的原因，又或许是这一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如此所导致的结果是打破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天然或人为屏障，带来知识更自由的流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本身是否也包含着消解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结构自身的因素？在打破学科界限的同时，原本的学科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这是新一轮的知识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还是知识的普及化甚至庸俗化倾向呢？这些问题似乎还需要更多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在跨学科的研究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思想史的写作中想要保持纯洁性似乎已经变得不太现实，剩下的就只有如何把握“跨”度。从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可以看出，如何保证不发生喧宾夺主的现象，首先就是要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中心。思考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存在方式，而这恰恰是其他学科门类诸如社会史、经济史所不需要倾力关注的。这样一来，思想史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两大难题实际上都已经被解决，即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核心（中心），既规定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思想史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同时也与其他诸学科划清了各自的领地。
笔者8：30到塘口，池塘面积9亩，池塘边坡露出水面50～60cm，水浅，1.3m左右；伸手入水估测透明度15cm，水色浓绿色。鲢、鳙、草鱼、鲫一共放4000尾左右。一星期前有人来塘口撒网取样，第二天发觉有1尾草鱼死亡，邻居说是烂鳃，给了7瓶药，进行治疗，治后仍有零星死亡。饲料投撒后，池鱼也不像以前争着抢，光在周围转，不吃。是不是拉网吓的？问其药瓶是否还在？找出一看，180mL/瓶，标明治疗量20～30mL每亩每米水深，未具体标明成分，杀虫同时有部分消毒功能。按常规2瓶即可，而实际使用了7瓶，超出5瓶，施药可能有中毒风险。
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旦研究对象确立起来，这门学科相关的问题便都会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研究对象的确立，就如同古代战争中的王旗，往往具有精神向导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在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思考”无疑就是这样一面王旗。这里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不要把“思考”简单地比附为“想”，这样就丧失了思考中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的精神。而这两者，正如葛著中所揭示的那样，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方式。思想史复杂的写作过程首先必须明确叙述话语的中心——思考，在思考这一中心的统摄下有效地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界限，选择能建构思想史核心的有效材料，还必须纳入普通人的思想世界作为建构思想史大厦必不可少的支柱，以此方可建构起真正的思想史写作和研究。
总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写作，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核心，从而廓清了思想史研究的界限及思想史写作中与其他学科过于枝蔓的纠缠，从而得以保持思想史研究的中心不受其他学科相关知识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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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分析可知，市场集中度偏低已成为我国房地产业面临的严峻挑战。较低的市场集中度既没有带来充分竞争和消费者福利，也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抵御市场风险，严重阻碍行业健康发展。为破解市场集中度偏低带来的诸多问题，优化中国房地产业市场结构势在必行。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版）·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证明 因为T,I,F均为实数，故根据实数的大小关系，结合概率易知，对任何a,b∈R,若a>b,则P(a≥b)=1,反之，P(a≤b)=0。由此，(1)得证。
⑤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版）·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
⑦ 陈克艰：《“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学术界》2000年第1期,第129页。
⑧ 崔罡：《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传承》2009年第6期，第139页。
⑨ 王锟：《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 ——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19页。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 赵吉惠.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2）.
[3] 陈克艰.“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J].学术界,2000 （1）.
[4] 崔罡.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J].传承,2009（6）.
[5] 王锟.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2）.
作 者：柴永鹏，苏州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美学基本原理。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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