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娜: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介入尺度与模式论文

刘明娜: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介入尺度与模式论文

[摘 要]网络时代,自媒体形成了一种“质询”警方的网络舆论危机,而新技术革命和权力救济功能使之获得支持,警方新闻的谨慎和延迟致“小道消息”成为民间舆论场。有必要探寻网络非理性“质询”警方的舆情波动规律及模式化特征,分析网络舆论“质询”警方介入尺度及新内涵,切分“质询”警方的边界点,建构更为完善的舆情危机应急体系,保障警方能集中精力解决好社会治安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关键词]“质询”警方;介入尺度;舆情波动;新内涵;舆论生态

在传统的纸媒时代,由于把关人审稿和人工传送流程,其缓慢的工作节奏让关涉危机事件的舆论表现得较为克制和宽容。而互联网时代,信息瞬间上网并同频传播,为慎重起见,政府和警方的新闻发布难免延迟。可在官方新闻发布之前,网络舆论已迅速积聚社会各种诉求和焦虑,“质询”警方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是网络舆论最具现场感和执行力的手段之一。一般来讲,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和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等,人大代表可以依法对有关部门提出质疑和询问,受质疑和询问的机关必须在规定期间做出书面答复或口头答复,其发挥的重要监督作用,程度上要比询问严重得多。质询的针对性、强制性和广泛性全面深入地贯穿在提起、答复、处理三个阶段。如果舆论引导不当、舆情管控不力,极有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产生公共危机,致使社会秩序不稳定。本课题参照借用“质询”释义和“质询权”适用含义,探析当前网络舆情针对警方质疑和询问的新内涵和边界点问题。

一、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现状及新内涵特征

晚唐诗人李咸用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诗中写道:“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只自红。莫把少年愁过日,一尊须对夕阳空。”其诗记录了距今一千多年的“新闻”:久未相见的故友,在战乱年代相逢多议打仗事。古老民间的新闻传播和舆论,与今天专业角度的新闻传播和舆论,特别是与目前广泛使用的自媒体场域的新闻传播和舆论,理解上仍是比较接近的。记者把一个客观发生的事实完整地或者选择其中最精彩的片断描述出来,就是新闻。舆论则是一种自在的意识形态。网络为自媒体提供了一个以舆论为手段实现自我诉求的低成本高收益平台,为使舆论收益最大化,网络舆论在非理性冲击警方的舆情喧嚣中,展示出一种针对警方的“质询”式舆论新轨迹,从而赋予了网络舆情新内涵。

(一)自媒体形成了一种“质询”警方的网络舆论危机

传统新闻舆论观点支持警察执法不应屈从于舆论的压力,要求传媒对于司法应保持谨慎态度,不得预先做出不客观的报道或者有偏向的评价、评论。网络空间的公众言论,如微博、微信、贴吧、QQ群、论坛等“小道消息”,颠覆了新闻舆论的传统保守,放大了传媒言论自由,曝光舆情个案背后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矛盾,释放老百姓内心的“集体焦虑”,激发了公众参与舆论制造的获得感。案件舆论发生之后,警察就成了舆情中心,自媒体造成了一种“质询”警方的网络舆论危机现象。

Li 2013a: Li Xuezhu (李学竹), Munimatālakāra の梵文写本について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Munimatālakāra], Mikkyō bunka 229.

(二)新技术革命和权力救济功能使“质询”警方获得技术和道义上的支持

由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平台所标识的网络信息新技术革命,使人类卷入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变革浪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并不自知的、难于把握的一个全新的世界结构、社会结构和文明状态当中。但对我来说问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这一轮的技术革命,用一个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剧烈,如此的广泛,如此的巨大,但是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完全未经抵抗,几乎未经讨论’。”①戴锦华:《这一轮技术革命,“我们完全未经抵抗,几乎未经讨论”》,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06/23/40895759_669449083.shtml.信息新技术赋予网络言论表达的匿名性、把关人缺失、消息碎片化、问责模糊性,提供了网络非理性言论攻击他人的便捷性。对此,在网络空间浸润已久的两微账号小编、客户端平台记者、网络平台管理员、版主等十分熟悉。另外,精确指向特定用户的数据引擎已经成为新闻内容的“标配”。互联网时代,“受众的迁徙使媒体主流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主流媒体已由原来的新闻报道‘引领者’变成‘跟随者’。”②范以锦:《传播影响力迁徙后的主流媒体应对》,《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1期第58页。

无可讳言的是,当今网络具有某种权力救济的功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公正处理的案件,正是通过网络舆论“质询”而成为公共事件,并得益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最终得到解决。为了吸引网民,稳固主流媒体地位,提供网络新技术平台和回应社会关注成为媒体的首选,以权力救济的功能引发舆论,使“质询”警方获得了技术和道义上的支持。

(三)警方新闻的谨慎和延迟致“小道消息”成为民间舆论场

人们习惯将非官方发布的道听途说的消息和传闻称为“小道消息”。与官方网络传媒不同的是,“小道消息”来源于自媒体、交友圈、跟帖评论等多种渠道,传播的往往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人和事,与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容易引起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共鸣与互动,尤其是有些“小道消息”最后得到了验证,更加深了人们对“小道消息”的信任。在某些危机事件中,警方“权威发布”的谨慎和延迟使其不如“小道消息”及时,让人们误以为“权威发布”是为了某个集团利益而糊弄公众,或者是为了某种难言之隐而掩盖警方能力之短,转而相信“小道消息”。

通过本文对长江穿越隧道防治水施工技术的阐述及对策分析,证明合理采用防治水施工技术,能够有效解决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涌水渗水问题,能够确保隧道掘进安全和工程整体进度。同时,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非常重要的施工对策。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为隧道工程的施工工作者提供有效的参考价值。

“小道消息”以民间自发的非理性言论推动网络舆论不断形成。“小道消息”和“权威发布”交错搅动并引发舆论,“质询”警方的民主监督,也有缓解众怒的时候,但也给网络“质询”警方提供了民间舆论场,这种针对警方的“质询”式舆论新轨迹,对警方新闻舆情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网络非理性“质询”警方的舆情波动规律及模式化特征

一边说着,胖子一边掏出一包烟,拿着烟盒抖出一根递给老道,老道笑着谢过。胖子自己点了一根,等候老道答复。

17例咨询者酶联免疫法检测结果为阳性,占1.60%,1047例咨询者酶联免疫法检测结果为阴性,占98.40%,18例咨询者胶体金法检测结果为阳性,占1.70%,1046例咨询者胶体金法检测结果为阴性,占98.31%,两种检测方式检测结果符合率为99.90%,两种检测方式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一)互联网、非理性自由言论、警察三元素引发第一波舆情“涟漪”

第三阶段,非理性“质询”警方和政府形成压倒性舆论。面对网络非理性言论,警方信息发布谨慎,且发布平台少,国内主流媒体对警方信息转发范围小,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非理性言论与官微、官博对冲较大,非理性言论转发广,占据着主流舆论位置。在一些网民的非理性因素作用下,各种舆论鱼龙混杂,“质疑”声音泥沙俱下,论坛上尖锐的“质询”如砖头横飞,快速激起网络舆情“浪涛汹涌”。用“质询”警方的负面新闻搅动并引发舆论危机,使舆情性质和方向发生了变化。

新闻的及时性以及事件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使得新闻报道是一个逐渐接近真相的过程。但是,媒体报道危机事件开始时不可能像专家学者那样做出专业判断,也不可能像检察官、法官那样证据确凿。新闻传播和舆论生成过程中,渗透进深度的人际关系、个人情感、相互影响的参与感,如家国中心主义、乡土中心主义、自尊心、自豪感、圈子文化等。太伏是个乡镇,乡土氛围较为浓厚,本不会对全球产生“涟漪”震动,但互联网、言论自由、警察三个元素被网络非理性舆论选择,“消极情感引发刺激的影响力可能在于消极事件固有的新奇和意外。而且,关注消极形象的生存值可能已经超过了回避不愉快刺激的欲望。”①苏珊·泰勒·伊斯特曼:《媒介宣传研究》,张丽华、陈颖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第25页。网络舆论倾向于“质询”警方维护治安不力,“太伏事件”发生时微信、微博、境外舆情迅速介入传播,而警方以发通稿方式回应舆论主流关切,并对网络质疑的个别细节作了回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猜疑心理。一些媒体紧紧抓住所谓的“群众关心的细节”开始网络“质询”,将公众拉向了警方的对立面,形成多变诡谲的舆情震荡“涟漪”。

以表1所示问题为例,编码方式如图2所示,包括机器选择链和工序顺序链。解码时,为了尽可能将工序插入到对应机器上最早可行的时刻加工,从而减小最大完工时间,采用主动调度的解码方式[22]。

“质询”警方的网络舆论影响力来源于五个方面:其一,专家、学者、权威人士、科学、数据、真相等民间元素的介入,律师的推波助澜,学者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一旦开始“质询”,往往使警方措手不及;其二,著名媒体和知名记者因为职业精神或名利,以真相、正义的名义“质询”警方,履行新闻监督的职责,他们是不可能与警方“长期友好相处的”;其三,因个人修养、家庭或家族、国家等差异导致的不满,自媒体活动圈里“质询”警方时的言论个性化十分明显;其四,因每个人的固有思维、情绪控制、习惯养成、客观环境以及人际交往等影响,“质询”警方的网络言论诉求中个性化特征突出;其五,现实社会并不完美,绝对的公平难以做到,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转变成“质询”警方的社会治理能力。

(二)网络舆论全面“质询”警方引发舆论危机

第一阶段:警方对舆情危机潜伏时期重视不够,在舆论“涟漪”效应扩大过程中,面对非理性言论汹涌的态势,只在影响力极小的官方微博、官方网站发文回应,而国外一些媒体将“太伏事件”与前期国内热点事件结合讨论,导致舆论危机爆发,使警方应对十分被动。

该事件因恶意炒作、境外势力、主流媒体、网民非理性言论等因素,社会舆情稳控面临重大考验,引起了政府和警方高度重视。线下,警方竭力查明事件真相,政府各部门协同警方广泛开展深入细致的稳控工作。线上,新闻舆情应对工作启动了高级别、多维度、多层面方案,市政府宣传部门精心组织媒体见面会、现场通气会,警方、宣传部门主动携手,全面开展事件调查、舆情引导、社会管控三方联动,在新闻权威报道中澄清事件真相,驳斥非理性言论,正面引导舆论,舆情危机逐渐缓解。

“太伏事件”事发地在学校,一个学校相当于一个小社区。如果相关基础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问题,疏导管控存在疏漏,对社会矛盾就需要防微杜渐。否则,那些管理不善的问题会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当引发系列社会治安问题时,公众容易将问题归咎于警方维护治安不得力。

百里香是琵琶仙的铁杆票友,对之心仪已久,暗誓今生今世非琵琶仙不娶,只是一直没有表明心迹。眼见琵琶仙羊落虎口,百里香心急如焚,却又无力相救,只得向见多识广、为人仗义的坤二少爷求助。

(三)后舆论时期的非理性言论退场

“太伏事件”的特殊性源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公众的理解惯性是警方应该给该事件一个明确清晰的说法,而警方的发言必须准确、客观、真实,这使该事件舆论场域中警方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阶段,警方注意到事件调查、社会面管控、舆情引导“三同步”,及时发布通报,但主流媒体错过了发声的最佳时机。网络传播移花接木视频、攻击政府工作不力、谣言滋生蔓延,媒体各类发声引爆舆论。

其中 X(k k-1)是利用系统的上一时刻的状态预测得到的系统当前时刻的状态,X(k-1 k-1)是系统在上一时刻的最优状态,u(k)为当前时刻状态的控制量。在对系统的状态进行更新后,下一步需要对系统的误差估计协方差矩阵进行更新,可以用 P(k k-1)来表示系统的误差估计协方差矩阵:

后舆论时期非理性言论退场,事件新闻性迅速过时,大众传播学认为信息传播要经过“舆论领袖”这个中间环节,才能最终到达一般受众。从“太伏事件”舆情危机中探寻网络非理性“质询”警方掀起的舆情波动规律,在舆情波动规律中发现爆发汹涌舆情危机的推手、利益诉求甚至政治问题,为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提供正确的决策,而危机事件平息后,社会治理亦任重道远。

三、网络舆论“质询”警方介入尺度及新内涵分析

“太伏事件”是当前网络舆论空间泥沙俱下、舆情风暴的一个缩影,其以震撼的方式明确网络舆论“质询”警方边界点的重要性,从司法独立、言论自由、舆论生态空间三大领域集中揭示了网络舆论“质询”警方边界点的划分并引发相关争议。

(一)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监督司法的执行力

翻译研究发展到今天,大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翻译不仅是“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仅从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来分析翻译的研究方法已“过于狭隘”。当下翻译方法、手段、研究角度等的变化和创新有一个明显趋势,即注重学科交叉性,或者叫跨学科性。

网络舆论因上述原因“质询”警方,引发事件次生舆情问题,仅靠警方官网的几次发帖、回应,其影响力微乎其微。被“质询”后必回应,不愿说、说不好的现象不允许存在。将“质询”警方的言论自由部分和恣意妄言内容作明晰的理解划分,有助于规范警方新闻舆情引导工作运行,明确基层所队、机关科室之间新闻舆情引导工作的职责、任务及分工,使宣传部门和基层执法单位之间能快速联动、合成作战、高效运行,增强警方与电视台、网站等新闻媒体的沟通协作主动性,使立体化的宣传格局形成常态,从而促进网络舆论采取积极有益的新措施。

(二)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非理性表现

网络传播“质询”警方的非理性突出表现在:其一,以非理性极端观点指责警方引爆舆论危机;其二,国内涉警事件通过互联网在国外渗进各种政治和利益诉求,再倒灌入境,向警方和政府施加压力;其三,面对新问题,个别民警执法存有争议,而一些警种和部门对新闻舆情引导和应对此事的方法过于简单,引起公众猜疑时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疏导,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将公众推向了对立面;其四,有的公安机关在新闻舆论引导工作中研判失当,对媒体的“叮问”表现出反感和强硬态度,非但没有站在公众的立场考虑问题,而是一度指责媒体的诸多不当,导致新闻媒体的批评更加激烈,舆情危机“叠加升级”;其五,在对待新闻舆论的热情和创新问题上,媒体常常领先于警方,公安一线指挥官值守现场维护治安,媒体争抢第一时间报道一线现场情况,警方被“质询”后的舆情应对自然滞后于新闻舆论。

例如在开展课题学习时,教师首先针对全班进行课题学习,教师起到引导作用,对于课题学习的选题、探究过程以及最后的问题阐述等环节对学生进行示范;在针对小组性的课题学习时,教师应当积极观察学生的探究进展,记录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并在最后予以指出;而在针对个人的课题学习时,教师应当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学习兴趣匹配相应课题,从而强化学生的优点,弱化学生的缺点,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综合素质能力得以提升。

人类因追求文明进步而希望赋予言论越来越大的自由,网络言论治理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争议,给非理性言论滋生蔓延提供了无限的场所和可能。危机事件固有的新奇和意外引发的消极情感,在网络言论上表现为典型的起哄、极端、自我、惊悚、移花接木、谣言、爆料等现象,并因“质询”警方时被更加关注,传播效果得以升级,网络舆论通过“质询”警方,监督司法的执行力。

(三)切分“质询”警方边界点,保障警方集中精力解决好社会治安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警方开展常态化新闻舆情导控工作,在舆情危机蓄势阶段,能快速实现全媒联动,有效组织集群作战,取得很好的新闻舆情导控效果。“2017年3月14日成都无牌司机驾车冲卡”[1]引发的舆情事件,首次发布的警情通报内容不够详实准确,成都市宣传部、政法委、公安局“三同步”处置工作未能有效协同,舆情分析研判精准度不够,稳控相关人员的工作不到位。意识到舆情尚处于酝酿波动状态,但潜在危机蓄势即发,警方快速与网信部门、市宣传部沟通,网信和宣传两部门联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网络言论疏导稳控舆情,警方全力配合相关媒体以“第三方视角”报道还原事实真相,将网络“质询”言论遏制在危机蓄势阶段。

舆情危机潜伏阶段,给事件的真相调查和处置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和机会,此时新闻舆情引导的时机和分寸把握很重要。在舆情稳控时段警方及时发布无牌司机驾车冲卡警情通报,同时澎湃新闻等转报《新京报》的不实报道,《新京报》不得不主动删除先前尖锐的非理性“质询”式报道,舆论正能量开始向警方倾斜。

网络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客体是各种现实社会现象及问题。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网络如影随形,其自由散漫的意识形态,如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等,表现在传播效果上,可以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因素。其中非理性因素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即便是多数人的意见,也可能处于非理性状态。以“太伏事件”③2017年4月1日上午6时左右,泸县太伏中学一学生(赵某,男,14岁,初二学生)在宿舍楼外死亡。该事件在网上发酵,针对警方言辞尖锐,网络言论片面极端,谣言叠加致舆情不断升级,此次舆情危机文中简称为“太伏事件”。太伏事件,https://baike.baidu.com/item/4%C2%B71%E6%B3%B8%E5%8E%BF%E5%A4%AA%E4%BC%8F%E4%B8%AD%E5%AD%A6%E5%AD%A6%E7%94%9F%E6%AD%BB%E4%BA%A1%E4%BA%8B%E4%BB%B6/20597802?fr=aladdin.为例,分析网络非理性“质询”警方的舆情波动规律,从中可以看出非理性言论负效应集中在放大危机事件中的恶劣影响、诱发网络舆情危机爆发、引发社会道德危机、导致次生侵权伤害、引起社会秩序动荡等方面。

要处理好新闻舆论断后问题,化危为机,从根本上消除后患,以彰显警方执行力,增强政府公信力。在“质询”警方舆论缓解并渐趋冷静时候,警方接受《红星新闻》独家采访报道,正式推出“成都武侯凯迪拉克车主死亡前90分钟”全面还原真相独家报道,实时适度公布案件真相及细节,态度真诚,让民众了解真相,理解警察处置行为,舆情聚焦,民众关注,舆论积极主动表示支持警方严格执法,至此,“质询”警方的舆论危机解除。

通过解析“成都无牌司机驾车冲卡”网络舆情危机的成功化解,可以看出警方开展常态化新闻舆情导控工作,实行全媒联动、集群作战,有很好的效果,但运行成本高,警方全面接单承受压力大。只有切分“质询”警方的边界点,划清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理性和非理性、警务和非警务内容,对事件舆情进行科学分流,压实全社会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新闻舆情工作的分兵把口责任,才有利于警方集中精力重点处理好舆论生态空间“质询”警方的介入尺度问题,使警方能集中精力解决好社会治安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激发全社会主动积极参与网络舆论生态建设。

四、新内涵视野中对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反思和再出发

网络舆论非理性“质询”导致的与警方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舆论与警察执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包括:对于“事实”的认定标准不同;媒体的时效性与警察执法程序有矛盾;公众的好奇心和警方对隐私权的保护职能有对抗;网络舆论的倾向性与警察执法的中立性相冲突,等等。警方在引导网络舆论方面不能单凭传统手段,传统手段诸如要求媒体在报道警察执法时应尊重司法的专业性要求、把握好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法律边界等。传统媒体审核过程拘谨保守,网络舆论却是秒发、炒作式快速占领舆论高地,竭力漫游在媒体更多的界面,以道义、民主、监督等名义“质询”警方,拆解、离散警方执法的权威性,这是一场全新形式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性质和特征具有复杂性,其化解策略必须遵循这一复杂性。

(一)充分把握网络舆论“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合意达成”的规律

网络舆论监督的权利,其依据来自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网络作为媒介平台提供公众行使社会舆论监督的权利。在新媒体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公众可以便捷地参与到公共事件中来,民众的质疑、讨论、臆测、“质询”等内容,在网络空间被无限分享,个人的“无责”意识被网络客观地放大。

网络舆论“质询”警方导致言论严重失实被问责时,文字表达的想象、价值观多元选择、调查采访不够深入细致、转载编辑文字出现误差、核实程序不严格等,为网络错误言论提供了丰富的容错证据,警方执法的原则性与网络舆论的灵活性相比,在网络舆论空间,网络舆论“质询”警方占据天然优势。

网络空间里警方表现出的克制、专业和忍让,使人们发现以网络舆论“质询”警方作为突破口解决自己的问题效果很好,警方总是温暖而理性的回应民众的“质询”。新闻的真实性是一个逐渐加深认识的过程,“沉默的螺旋”理论重视舆论的“社会合意”(social consensus),认为舆论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媒作为“载体”“喉舌”或“公众的精神纽带”发挥着合理的作用[2]。在互联网时代,警方必须学会对非理性倾向民意的回应,对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适应,把握网络舆论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合意达成的规律。

(二)建构更为完善的舆情危机应急体系

警方工作领域是社会矛盾倾泻的低洼地带,承载着几乎全部的社会伤痛和矛盾,社会信任和不满的双刃剑随时可能翻云覆雨。面对突发事件,网络舆论需要争夺的是时间,时间越早越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就能争取主动权,做到新闻报道早、快、准,警方信息要先发制人。2005年7月“伦敦地铁发生连环爆炸案”[3],经过几小时全面封闭,当天即实现部分运营。次日除了爆炸现场仍在封锁清理中,其余地方都已正常运营。伦敦金融城的交易也很快恢复,秩序井然。危机的成功化解,得益于英国有一套突发事件应急体系,警方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准确、透明,信息沟通及时全面,公众对危机的发生、进展情况非常了解,避免了恐慌,使公众能理性地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使得危机平稳渡过。根据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舆情波动规律,用“预则立”的老办法建构较为完善的舆情危机应急体系依然有效。

(三)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助力精准化舆情引导和应对

网络舆论“质询”警方导致的危机问题,既有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带来的管理滞后付出的必然代价,也有我国警务工作规范化和专业化自身尚未完全理顺的原因。警察执法是媒体监督的重点领域,警方采用有争议的执法手段更是网络舆论激烈“质询”与警察产生对抗的“重灾区”,也是警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根据“质询”警方内容切分警务和非警务网络舆论,完善“人工+技术”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将非警务舆论分流至社会归口部门,让相关部门分担责任,主动接受自身履职范围的网络监督和批评指责,警方就能针对“质询”警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行精准化媒体引导和应对。

五、结语

明确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新内涵和边界问题,引入权威机构评论,鼓励第三方介入调查监督,并在相关媒体发声,是抓好涉警网络舆论生态建设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涉警舆情危机中的警民对抗。处理好网络舆论“质询”警方的意义,不是抵抗新技术,不是堵塞言论自由,不是删掉警方感到“不适”的言论,更不是试图阻止网络舆情发展这个过程。当人民享有网络新技术越来越多的巨大便利时,人民和警方都在付出,他们共同失去了面对面交流沟通的诚恳和纯粹。当前频发的“质询”警方危机事件,使警方执法举步维艰,这个艰难博弈中警方居于弱势的对话过程,事实上是给公众自己一点空间、一点时间、一点机会,使之在警方刻意放缓的对话、沟通、和解过程中,使宣传部门和公共管理部门逐渐成熟,从警方“盾牌”护卫的后方走向前台,主动成为新媒体资源的集聚地,警方与宣传部门和衷共济,与网友广结善缘,加强沟通,超越争议,才能建设更为美好的网络生存环境。

[参考文献]

[1]成都无牌司机驾车冲卡,撞伤路人和交警后竟然死亡[EB/OL].(2017-03-18)[2019-04-17].http://www.sohu.com/a/129263128_554010.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9.

[3]百度百科:伦敦七七爆炸案[EB/OL].(2017-01-02)[2019-04-17].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Y_wdyaJexMJw 22Bb91HQIiWvorSuLXE2GiSSkgtRdNiGmrIk7oUoMThhVDcVY VVHiU6hG7Ziuu5e1K5vd8nci5EkKUWX9SU3prmp7p9pImI4ff BUyYdyM6YIP1CtVCE4WgCW8pVUkCxU6D37LTWBrkFDz9o h9AugV__xf4o9dAW.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bout Inquiries of Police Involvement Scale and Model

LIU Ming-na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 Teaching,Chongqing Police College,Luzhou 646000,China)

[Abstract]Network age,news and we-media form"inquiries"of polic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supported by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right relief function.The prudence and delay of the police news make hearsay a public opinion field.It is necessary to probe into"non-rational network inquiries about fluctuation rules and patterned features of police public opinions,analyz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bout inquiries of police involvement scale and new connotations,segment boundary points of inquiries about the police,develop a complete public opinion crisis emergency system,keep the police focusing on solutions to key and difficult problems in social public security.

[Key words]inquiries about the police involvement scale;public opinions fluctuation;new connotations;public opinion ecology

[中图分类号]D631.1;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048(2019)05-0037-06

DOI:10.19736/j.cnki.gxjcxyxb.2019.0507

收稿日期:2019-05-30

基金项目: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2019年度课题(LZ19B074)

作者简介:刘明娜(1970— ),女,重庆人,四川警察学院基础教学部教授,主要从事法律文化与现代传媒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蒋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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