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摘 要：“忠孝节义”作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最早出处史无定论。一般来说，学界普遍认为其最早出现在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其实，《旧唐书·薛仁贵传》中“忠孝节义”四字已连用，《魏书》中亦有“忠孝节义”的提法。“忠孝节义”是对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炼，但其广泛流行是在宋明重建儒家纲常伦理秩序后，并借助民间俗文化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忠孝节义”的提炼和传播，对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忠孝节义；出处；考证；补充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核心价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忠孝节义”[1]。它是对汉代以来直至清末中国社会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体系之高度概括和凝练。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忠孝节义”以其琅琅上口、涵盖性强、影响力大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一度成为高频词。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宋以后，主要就讲忠孝节义了[2]。也就是说，传统的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都凝练成这四个字。“忠孝节义”通过小说、话本、戏曲等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在明清时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此，考证“忠孝节义”的最早出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遗憾的是，关于“忠孝节义”的最早出处长期悬而未决，没有定论。张岱年始终关注这一词组的出处而不得其解。目前，学术界的通行说法是，“忠孝节义”一词始见于南宋洪迈的《夷坚丙志》的“忠孝节义判官”条。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原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教授[3]。对于“忠孝节义”这样一个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至深的关键词，笔者在阅读古籍时也注意查考其出处，并在《旧唐书·薛仁贵传》中发现有“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的字样。据此将“忠孝节义”一词的最早出处向前推进了400多年[4]。《魏书·礼志四》曰：“羽葆，圆盖华虫，金鸡树羽，二十八宿，天阶云罕，山林云气、先圣贤明、忠孝节义……奇禽异兽可以为饰者皆亦图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庙则乘之。”据此，“忠孝节义”一词首见于《魏书》，其最早出现在北魏道武帝时期的皇家车辇的图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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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创作《魏书》的史料来源除了起居注还有北魏时期邓彦海的《代记》和崔浩的《魏书》等前人资料。尽管《魏书》有“秽史”之说，但作为与任何家族和个人均无利害关系的《礼志》，其中所载舆服之制应不存在主观上的贬抑或溢美。且作为舆服制度在一朝之中应有所因革，因此，虽然魏收的年代距道武帝已有百余年之遥，但魏收之世所见皇族乘舆应体现对太祖时期乘舆的传承和沿革，其对太祖时期的乾象辇的记载在资料上当有所本，在实物上也当有所闻见。《魏书》中志的部分成书最晚，约成书于天保五年(554)十一月。因此，对于“忠孝节义”一词的首次出现最保守的可以断于公元554年。如果《魏书》所记载太祖时期乾象辇的图饰准确无误，那么“忠孝节义”一词的首见至少可以推到公元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到公元409年拓跋珪被杀这一段时间里。其中，最有可能的年份是天兴年间。天兴元年(398)六月丙子，拓跋珪诏有司议定国号。同年秋七月，迁都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十一月辛亥，诏议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议。十二月己丑，太尉、司徒进玺绶，群臣称万岁。《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二年(399)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通过这一段记载可知，拓跋珪在386年至398年期间一直称代王，直至398年定都平城才正式称魏国，是为北魏。也就是在这一年才建宗庙、立社稷，并制定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包括郊庙、社稷之礼，并在第二年正月开始正式施行。考虑到北魏的历法采用的是夏历，天兴元年十一月辛亥才诏令董谧制定郊庙、社稷礼仪，到正式确定礼仪，以及与此礼仪相关的乾象辇和象辇等的制作绘图，最后在助祭郊庙时正式使用，“忠孝节义”的出现最早应在公元399年初。因此，在魏收《魏书》所记无误的前提下，“忠孝节义”一词最早可能出现在公元399年。
“忠孝节义”出现在北魏初年的皇后乘舆的图饰上，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在五胡乱华时，一方面，胡风胡俗传入中原；另一方面，中原汉人的文化也迅速改变着少数民族的生活。如本来鲜卑是游牧民族，是不喜乘舆坐辇的。但受中原帝王文化的影响，鲜卑人建立魏国后，也在礼仪制度上全盘继承了华夏文化中的舆服制度那一套，并按照儒家文化的风格，在舆服上绘制一些代表文化元素的象征图饰。“忠孝节义”出现在北魏道武帝时期的乘辇上就是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按照文化发生学原理，在吸纳异质文化的次序上，一般先是器物层面，次及制度层面，最后才是思想文化层面。从道武帝皇后乘舆中的“忠孝节义”图饰可见，鲜卑人对中原文化的吸纳既体现了这一特点，又表现出这种文化融合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仅仅一个乾象辇就把鲜卑人汉化从器物层面(由乘马而乘车)到制度层面(定郊庙之礼)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绘以“忠孝节义”图饰)的全过程呈现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承儒家伦理纲常特别是提炼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南北方齐头并进的态势。自汉代确立三纲五常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态已基本建构完成，但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尚待时日。不过，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智识之士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提炼和总结。在南方的东晋，孙盛将社会称道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精炼成“忠孝义节”一词(1)见《三国志·姜维传》注。。而与此同时，北方民族也将“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绘制在宫殿、车辇等器物上，并将其浓缩为“忠孝节义”一词。这说明，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特别是伦理纲常的速度和深度都不亚于汉族人对儒家伦理纲常的传承和发展。尽管《魏书》《旧唐书》关于“忠孝节义”的提法和孙盛关于“忠孝义节”的提法，在宋明以前只是寥若晨星的思想火花，但这表达出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全社会对这种核心价值观逐步认同的趋势。这一趋势与中国社会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向宋元明清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特别是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
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和制度的学习和吸纳并非始自北魏，石赵、姚秦、苻秦、慕容氏等都注重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和文化，并积极倡扬儒学，弘扬儒家伦理纲常。对于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和准则，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很早就开始自觉地认同和弘扬，并且已经有了将这些方面的道德楷模制成图像进行宣传教化的惯例。据《晋书·艺术传》载，羯族政权后赵的石虎就在太武殿上图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另据《北史·序传》载，西凉国的凉武昭王李暠曾建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并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可见，图画忠孝节义等道德楷模是少数民族政权(西凉国主虽为汉人，但长期僻处西北，胡化较深，且其国人多为西北少数民族)接受汉人儒家文化的一种通行做法。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传播途径往往采用比较直观和形象的映像手法。这从北朝石刻、造像等都可看出，而其对于中原文化中伦理道德的宣扬教化也体现在碑刻、殿宇、车服等图像上。尽管今天的考古尚未发现北魏的乾象辇，但从《魏书》记载来看，乾象辇所绘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自然界中的山林云气；一类是游龙、飞凤、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奇禽异兽等现实和传说中的动物；还有一类就是先圣贤明和忠孝节义。参考西凉、石赵图画特点，基本可以断定：乾象辇所绘制的“忠孝节义”图饰就是所谓的“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其中，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分别对应的是忠、孝、义、节，只是在顺序上变成“忠孝节义”，这不仅琅琅上口，而且不破坏“忠、孝、节”三德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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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加之儒家的被边缘化，在汉代刚刚得以确立的三纲五常和与之配套的三德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坚守儒家的纲常伦理，但受玄学和佛、道思想的影响以及胡风胡俗的浸染，儒家纲常伦理难以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即便是隋唐一统，但整个社会仍处于民族融合过程中，佛、道与儒家分庭抗礼，儒家道统还没有得到全面复兴。而且唐代复兴儒家道统的努力和重建纲常伦理的进程很快就又被残唐五代的分裂和无序所打断。因此，在魏晋到赵宋期间，作为封建纲常的三纲、三德虽不绝如缕，但未能真正重回国家意识形态的顶端，也未能成为全社会所高度认同和固守的道德准则。而宋代的道学复兴，特别是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兴起，不仅从理论上详尽论证了三纲五常的神圣性和永恒性，而且还重新占据了国家意识形态主阵地。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对整个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总结和提炼。因此，琅琅上口的“忠孝节义”在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被人们所普遍认同和广泛使用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这一点上说，虽然北魏时期就有了“忠孝节义”的提法，初唐时期也偶尔一现，但其被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而广泛传播却是在宋明以后。这其中，小说、话本、戏曲等民间俗文化对“忠孝节义”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正是有了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化，“忠孝节义”才得以迅速传播，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道德规范。
考察“忠孝节义”出处，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广泛传扬，关键在于内容的精炼性、涵盖的广泛性、传播的有效性。平心而论，尽管“忠孝节义”是封建旧道德的核心价值观，但在内涵提炼和社会传播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更有必要对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辩证和梳理，考证“忠孝节义”一词的出处及流衍不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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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桑东辉.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辨析——兼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别与联系[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1).
[2]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0.
[3] 陈瑛.中国伦理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338.
[4] 桑东辉.“忠孝节义”考论[J].道德与文明,2013(4).
SupplementaryResearchontheOriginofLoyalty,FilialPiety,ChastityandRighteousness
SANG Dong-hui
(HarbinAcademyofSocialSciences,Harbin150010,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values of the feudal society, the origin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was not clearly defined in history. Generally speaking,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book, entitled YiJianZhi, written by Hong Mai in the Song Dynasty. In fact, the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had appeared in TheBookoftheOldTang·theBiographyofXueRengui, yet, these four characters, when used together, had appeared much earlier in WeiShu. They were refined from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the three basic rules and five constant virtues in the feudal society, but they became widely popular in the Song Dynasty after the Confucian ethical order was rebuilt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y, together with the famous folk popular culture, became even more widespread and well-known. The refine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such core values of the feudal society as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are of good referential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carry forward today’s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words: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source; textual research; supplement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9)05-0064-03
收稿日期:2018-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人伦观的价值合理性及其现代审视研究”(13BZX07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桑东辉，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博士，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 贾马燕]
标签：忠孝节义论文; 儒家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核心价值观论文; 纲常论文; 《唐都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人伦观的价值合理性及其现代审视研究”(13BZX071)阶段性成果论文;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