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9年6月29日，震惊全川的蓬溪武装起义在四川省蓬溪县牛角沟镇爆发。此次起义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旗帜，面对起义部队浓厚的封建性质和旧军阀习气，起义党组织尝试通过领导掌握军队、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等实践措施对起义部队进行改造，但由于起义部队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后、革命意识和理论水平不足、斗争策略选择失误而遗憾失败。此次对旧军队的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进行红军武装力量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蓬溪起义；旧军队；改造尝试
蓬溪武装起义爆发于四川省遂宁、蓬溪边界地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地区进行红军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中共四川党组织在土地革命阶段所领导的规模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的一场地方军阀部队成建制的兵变起义。”[1]参与起义的三千余官兵不畏艰险、不惧强敌，历时近一个月，行经十二个县，转战一千余里，先后建立了两个县苏维埃政权，在四川地区第一次打出了红军的大旗，极大地震慑了四川军阀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蓬溪起义的爆发是党中央针对四川地方军阀因地制宜开展渗透和兵运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党创造性地将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与改造旧军队结合起来。虽然改造最终失败了，但这是党改造旧军队的一次有益尝试，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乃至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对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军队开展大规模改造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蓬溪起义党改造旧军队的尝试措施
蓬溪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一次罕见的地方军阀部队成建制的武装起义，参与起义的主体是四川军阀邓锡侯统辖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军江防第七混成旅，该部士兵大多是由雇佣招募的封建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失业工人组成，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和旧军队习气。面对这样一支反动落后的旧军队，起义部队党组织为了将其打造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做了大量的改造整顿工作。
（一）领导掌握军队，打下坚实组织基础
军队掌握在谁手中，是关系到军队的性质，更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由于忽略了武装力量的建设，因而在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大批共产党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屠杀，党组织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严重受挫。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认识到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开始着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掌握反动军阀旧军队的领导权，能够为改造反动军队革命性质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也是改造工作能够成功进行的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前提。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后，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四川党组织开始重视对反动军阀部队开展军运渗透工作，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下辖的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及其前身部队很早以前就开始有共产党人的活动身影。1923 年，为抗击吴佩孚侵川，第七混成旅前身部队一度划归四川“讨吴之役”的川军东路军刘伯承指挥，当时在第七混成旅担任营长的旷继勋与刘伯承时有接触，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受其影响旷继勋在思想上比较进步。1925 年冬，已升任江防军第七混成旅第二团团长的旷继勋在得知黄埔军校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后，便与好友王文鼎在军中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并派钟光戎前往广州联络，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1926 年，钟光戎在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陪同曾赴法勤工俭学的共产党员秦青川一起回到第七混成旅的驻地彭县开展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在秦青川的努力下，旷继勋、王汉章、黄孔乡、王文鼎等该部中下层官佐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共川西特委为加强党在第七混成旅的工作，又相继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第七混成旅，组成了党的领导核心——旅委会，各团、营、连中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1928 年6 月，第二十八军第五混成旅中刘文仕、秦仲文两团的党组织暴露，为反抗反动军阀的迫害两团在潼南县双江镇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将部分在起义中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转移至旷继勋部工作，这样旷继勋部就成了打着国民党军旗而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共产党人逐渐在这只旧军队中站稳了脚跟。1929 年6 月，为了打破军阀黄隐借口整编和罗泽州企图吃掉其部的阴谋，在代理旅长旷继勋的指挥下，全旅三千多人在蓬溪牛角沟宣布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由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朱三元任前委书记，同时派共产党员到各连排中任职，从而牢牢掌握住了这只旧军队的领导权，为起义党组织改造这只旧军队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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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武装起义，增强部队组织凝聚力
针对起义部队革命性质的改造工作，党组织也考虑过对其进行革命理论宣传教育，提高其思想意识和理论水平。但是由于起义党组织缺乏进行革命理论教育的政治人才以及起义开始后部队多数时间都在转移战斗，最终由于思想意识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而未能落实。其结果就是起义部队革命理论教育工作的滞后，导致起义部队中多数官兵没有经过严格系统的思想启发和理论学习，政治能力较弱、思想觉悟低下，“同志日常生活很少谈政治问题，一般的政治兴趣都非常低，以指挥部论，一天只见吃喝谈笑，甚至于打架”，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始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由于未重视官兵思想宣传引导，起义后部队“对于党和阶级以及土地革命、革命兵变等理论和策略毫不知道，而士兵更是莫名其妙”；红军倡导的经济公开未能贯彻，“抢得的东西沿街出卖”，“筹到的款子又不归经济委员会管理”；党支部生活日渐退化，党代表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谓按时开会，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这些现象都表明，起义部队带有封建性质和旧军队的流寇主义风气并没有褪去，“同志之官僚化，与红军生活之腐化，及阶级色彩之浓厚”[6]（P.53-73）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这些都说明，未能开展良好的思想理论教育也是蓬溪起义党改造旧军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学习策略使用意识不强，不知道学习英语策略的系统性，更不会在遇到困难时对学习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究其原因，正是由于长期受传统英语学习模式的影响，他们对英语的认识还停留在“教师教、学生学”的层面，不能以自身为中心安排学习。其中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英语就是为了应付考试，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在传统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只重视语言基本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导致学生只会死记硬背。很多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对英语学习极为松懈，这种消极的学习态度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三）建立红色政权，坚定部队政治信仰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1927 年的“三湾改编”中首次提出的，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开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先河，对推动党组织建设发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革命军队中完善的基层党组织“不仅为工农革命军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接受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而且使党找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4]，从而保证了党领导作用的发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
蓬溪起义爆发后，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抽出一段时间针对队伍中存在的封建性质和军阀习气对士兵进行宣传、组训、纪律教育等工作，因而起义党组织决定采取边战边炼的工作方法，在战斗中锻炼和改造起义部队。起义开始后，起义部队连夜解放了蓬溪县城，随后离开蓬溪向西充进发，一路上转战牛马场、新镇坝、营山、梁平等地，几乎每天都在战斗或进行转移。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旷继勋等党员军官们战斗时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冲锋陷阵；休息时与普通士兵同吃同睡，杜绝打骂士兵，取消军官小灶，用实际行动在起义部队内部宣传和践行了官兵平等、上下一致的新型官兵关系。此外，各级军官干部和党员经常抓住机会与士兵们促膝长谈，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经过长时间的战斗锻炼和思想引导，第七混成旅广大官兵深受感触和教育，对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不断加深，开始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起义部队的凝聚力不断提高。同时，经过严酷革命斗争的考验，全旅上下革命意志增强，思想立场坚定，政治和军事能力不断提高，起义部队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也不断增强，精神面貌和风气焕然一新。
蓬溪起义爆发以后，第七混成旅在起义党组织的带领下星夜兼程，于6 月30 日凌晨胜利解放了蓬溪县城，“摘下了国民党蓬溪县指导委员会的吊牌，捣毁了衙署机关，没收了县衙大印，烧毁了粮册档案，释放了在押人犯，并成立了‘蓬溪县苏维埃政府’，由四川工农革命委员会委派随员刘汉秋为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长”[3]。这是四川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四川民主化进程和四川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解放蓬溪后，起义部队随即派士兵向民众进行革命宣传，号召“抗租、抗粮、抗税”，组织工农暴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革命思想。随后，在转移的过程中起义部队又建立了“新政县苏维埃政府”，镇压了当地团总邱俊成，并开展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土匪恶霸的行动，清算了一大批鱼肉乡里、为非作歹的官僚和土豪劣绅，赢得了当地民众和起义士兵的支持拥护，为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遂蓬起义中红色政权的建立是党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改造旧军队的一次努力尝试，它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土地革命思想，验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先进性，让广大士兵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光明前途，坚定了自身的政治信仰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使广大士兵在精神与信念上得到了洗礼和升华，极大地提高了士气，推动了对起义部队革命性质的改造。
蓬溪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改造旧军队的一次努力尝试，其在政治上是极其成功的，它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旗帜，为党后来的旧军队改造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遗憾的是此次改造最终失败了，梳理分析起义和军队改造的过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二、蓬溪起义党改造旧军队失败原因分析
王涤非说：“从进出口数据以及国际产能数据分析，整个国际磷肥市场的需求增量大于供应的增量。供需关系的改变导致了价格的变化，特别是2017年与2018年，国际磷肥的价格呈现上涨趋势。”
（一）未能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
政治信仰是一支军队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任何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不懂得为什么战斗，就会丧失战斗力。党领导的数次武装起义，如顺泸起义、平江起义等，都证明了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溃而不散、甘于牺牲奉献的根本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2]（P.511）这种进步的政治精神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蓬溪起义中对旧军队的改造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根据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建立红色政权，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全旅上下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从思想上对起义部队官兵进行改造。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革命斗争的成功离不开科学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理论的指导。“要把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革命武装力量，做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努力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尤为重要”[7]。党领导的数次武装起义证明，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坚持思想先行、政治挂帅的原则，是实现红军队伍打不垮、拖不烂、冲不散，最终成为坚定的新型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原因。
（二）未能开展革命理论教育，革命意识和理论水平不足
健全、通畅、完善的党组织系统，是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增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力以改造旧军队的前提。在着手对起义部队进行改造之前，起义党组织敏锐地发现了部队内存在“把连支部的组织取消，改为营支部，这样使支部脱离了群众，而发生不健全的现象。”以及“党员成分不好，吸收党员没有一定的标准……口头革命非常之多，投机分子亦复不少”[5]（P.499）的情况，并试图对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进行锻炼和完善。但是起义的爆发打乱了党组织的计划，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组织部队进行战斗和转移上，党员锻炼和基层党组织完善工作开始滞后。也正是由于党支部建设不健全，导致起义部队党支部事务讨论多集中在营团一级，“下级对上级无工作报告，上级对下级无工作指示和经常检查的工作”[6]（P.51），起义党组织无法了解军队改造工作实际情况进展如何。同时，党支部不健全使得党的思想和命令难以贯彻影响到最底层的士兵大众，党为改造部队革命性质而制定的规定、推行的措施难以在基层士兵大众中得到贯彻执行，改造工作在基层士兵大众中进展缓慢，这是导致党改造工作最终失败的一大原因。
马克思主义革命军队是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强有力武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赖于党领导的纪律严明、精干强悍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但是，起义的第七混成旅构成成分复杂，大多是封建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失业工人，带有与无产阶级革命部队性质相悖的封建性质和军阀部队习气，如散漫落后、自私分裂等，导致起义部队严重缺乏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对这样的情况，起义部队党组织创造性的采取了边战边炼的改造方法，通过实行武装起义，在战斗的过程中锻炼和改造队伍，增强部队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未能做到从实际出发，斗争策略路线选择失误
对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从革命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合理的选择斗争和发展策略至关重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必须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史表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掌握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是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中把握革命发展方向、选择正确斗争策略、解决党面临的困难险阻的重要前提。
由于蓬溪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危急，起义党组织在尚未完成对旧军队革命性质的改造的情况下，决定贯彻四川省委关于起义后“应该尽可能向下东走，必不得已时才可走川北”，以及“如到不能支持的时候，应把最勇敢善战的分子……编为一个或几个小的游击队，分散到各处与农民联合起来，长期实行游击战争”[8]（P.90）的路线和策略的指示。但是起义部队的这一做法未能做到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考虑到由于部队革命性质改造尚未完成、革命思想理论教育不足导致起义后部队面临“军事负责同志缺乏对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的困难，难以执行游击战争这一几乎完全陌生的新型斗争策略。同时又因对地区情况不熟悉、物质匮乏以及交通联系不便等条件的影响，起义党组织“忽略了兵变之后应当立即开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错解省委的指示应向下东移动，以为只有下东，才有办法，才是好革命的地方”[6]（P.76），只顾急行军向下川东地区转移，战士们疲于奔命、人困马乏丧失了战斗力，最终使得这支尚未来得及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性质改造的起义部队被反动军阀以逸待劳、围追堵截所击溃，党组织对这支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彻底宣告失败。因此，未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选择合理的斗争策略和路线，是蓬溪起义党改造旧军队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要实现掘进机定向掘进，需要实时修正掘进机机身位姿，即需要建立掘进机机身空间位姿计算模型。假设巷道理想测量坐标系为OcXcYcZc，OcXc轴与巷道设计中线重合，指向巷道断面，OcZc轴指向巷道顶板，巷道底板平面由XcOcYc平面构成。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位姿变化时，机身坐标系O0X0Y0Z0由测量坐标系OcXcYcZc经过3个旋转和1个平移变换得到。设掘进机的机身航向角为δ、机身俯仰角为φ和机身横滚角为γ，机身沿着X、Y和Z方向平移分别为PX、PY和PZ，则掘进机相对于测量坐标系的机身位姿T计算模型见式(4)。
三、蓬溪起义党改造旧军队的现实启示
蓬溪起义证明了一支纪律严明、精干强悍的新型人民军队是起义和革命胜利的重要的保障，也证明了打造一支这样的部队是一项艰难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威胁着世界和平，党迫切需要打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传承红色基因的新型人民军队，承担起保卫改革开放建设成果、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在蓬溪起义九十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蓬溪起义中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分析党对旧军队进行改造的尝试措施和总结失败经验，对于当前党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作用。
土地是财富之母，是我国农村人口的重要财富来源与财富象征；同时，土地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贵州省山多地少，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稀缺，因此，充分利用好土地资源，通过政策、工程手段、科学技术等发挥其潜在价值，对于贵州省实施精准扶贫，帮助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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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易惠明.红五军的创建为我党改造旧军队提供了成功经验[J].湖南党史月刊，1988，（7）.
[8]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四卷）[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7.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8-0018-04
【作者简介】徐蒙翔（1993-），男，河南周口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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