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研究★
【摘 要】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的《边疆通讯》，作为蒙藏委员会下设的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创办的政治性综合刊物，其所刊载文章内容紧贴边疆现实情况，汇总了大量边疆时事、学术信息，是当时边疆学术问题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在大量的文章中，关于西康地区的研究不少，涵盖西康地区边疆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其内容不仅为当时对西康地区的边疆学术研究、边疆治理作了有益的探索，也为当今研究中国边疆史、边疆民族现实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边疆通讯》；西康地区；边疆
20世纪40年代初期，时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战场上，中国军人艰苦抗战，保卫疆土；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中国学人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边疆危机的迫切性、严峻性，边疆建设的重要性，纷纷著书立说、办报办刊，以期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建言献策。在此背景下，各类边疆研究团体、报刊及边疆调查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而《边疆通讯》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对于《边疆通讯》月刊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成龙的硕士学位论文[1]在对《边疆通讯》月刊各期内容作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边疆与边疆学术的时代特征、学术特征。其他如房建昌的《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2]、周晓晴的《三四十年代西康地区期刊(藏族部分)之述略》[3]等的期刊论文也对《边疆通讯》有所述及，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有以《边疆通讯》月刊中有关西康地区的内容作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另外，《边疆通讯》所刊发的文章涉及全国各边疆省区，但其刊载的有关西康地区的文章不少，且对西康地区的研究较为全面，所刊载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等。因此，本文以《边疆通讯》中刊发的有关西康地区的文章进行分类整理，并作阐述，以图有所认识。
一、《边疆通讯》创办背景及其特点
(一)创办背景
《边疆通讯》月刊为蒙藏委员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于1942年11月在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创办，1947年1月迁至南京出版发行，到1948年11月停刊为止，共发表五卷59期278篇(其中续文25篇)文章。依此观之，《边疆通讯》可以说是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份官办边疆研究期刊。《边疆通讯》何以活跃在20世纪40年代，而不是在其他年代？这主要是大小两个背景的原因。
大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如马大正先生所言“19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中国边疆研究高潮”。[4]这两次边疆研究高潮都与边疆危机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是学术研究对现实关怀的体现。
天脊集团是国内煤化工领域的知名企业，依托技术创新独特优势，大力推进“肥化并举”，坚定信心做中国最好化肥、做世界最好硝酸铵和苯胺，紧紧抓住寻求合作、实现共赢宝贵机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圈，积极开辟国际市场，硝酸铵等主打产品远销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
小背景则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大批内迁至西南地区的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学术、教育机构已安顿好，具备了抗战复兴，恢复重建的条件。在此情况下，聚集在西南地区的边疆研究机构、团体也恢复了学术研究工作，并通过创办各类边疆研究期刊，把边疆研究推向高潮。如1940年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于昆明创办《语言人类学专刊》《边疆人文》；1941年中国边疆学会于成都出版《中国边疆》；1941年8月，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于重庆创办《边政公论》；1942年金陵大学文学院边疆社会研究会于成都创办《边疆研究通讯》。正如《边疆通讯》发刊词所述“……目前如雨后春笋般蔚起的调查和研究团体……”[5]，《边疆通讯》正是在此背景下作为其中一棵“春笋”成长起来。
(二)《边疆通讯》特点
《边疆通讯》作为当时众多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刊物之一，它有何特点呢？其最大特点就在于“通讯”二字，所谓“通讯”就是传递信息的意思，而《边疆通讯》就起到了传递边疆信息的作用。
《边疆通讯》的创办者指出“……我国边疆辽阔。事态繁多，建设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断非少数人和少数机关团体所能胜任，尤非各自为政所能见功，势必统筹并进，分工合作，取密切的联系，作经常的沟通。”[5]尽管当时已有不少边疆研究团体和刊物，但“分布在边区或国内各地，东西南北，相距窎远，加以交通的阻塞，彼此之间，工作上的联系，极感缺乏，当然更谈不到消息与资料的交换，藉资参证，以利工作的进展。”[5]正是基于此种情况，《边疆通讯》创办之初就表达了“成为各称边疆建设机关或边疆研宄团体的精神联系的中心”[5]的愿望。概言之，《边疆通讯》创办的目的除了像其他边疆刊物一样致力于边疆事务、边疆问题的研究外，更多的是在边疆研究、边疆建设中，在学界、政界中起到一道桥梁的作用。
变换器总体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用于5节锂电池储电和输电,以单片机为主控芯片,输出两路PWM控制信号,驱动MOSFET半桥电路实现升、降压的功能,按键调整工作模式和工作电流值,Buck/Boost双向DC-DC电路用于功率双向传输,直流母线上的采样电阻和分压电阻用来对电流与电压信号实时采样,液晶显示器可以实时显示系统参数,辅助电源为变换器各部分芯片提供稳定电源。
《边疆通讯》的桥梁沟通作用，除了反映在其发刊词及编者后记中，更多的是反映在其栏目设置与所刊内容上。该刊在其“征稿简则”上把栏目设置分为六项：“本刊内分下列各栏(一)论著(二)资料(三)消息(四)书报评介(五)游记通讯(六)其他”。[6]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栏目编排，则一直都是论著、通讯、边疆政教人物介绍、边政资料、边务消息、边疆研究论文索引这六个栏目。其中“论著”栏目所刊登的是边疆学者所撰写的边疆问题研究文章，与一般边疆刊物无大区别；“通讯”栏目刊登的是各类边疆地区游记，描述当地风土人情，亦兼具时事性质，记载地方时事；“边疆政教人物介绍”栏目则主要介绍边疆政教人物的生平事迹及在当地的影响力；“边政资料”栏目对该时段的重要边政新闻予以刊登，带有时政性质；“边务消息”栏目则对该时段内的全国边务消息进行汇总、概述，包括边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事务；“边疆研究论文索引”栏目对同时期的其他边疆刊物所登载的边疆研究论文作目录索引。此外，在期刊的每期尾页都有登载一些学术信息。从第三卷开始,《边疆通讯》栏目设置变化较大，如将“边政资料”栏目改为“边疆一览”，但只是栏目名称不同，内容、性质还是不变。另外，还不定期地增加一些栏目，如特载、书报评介、教育、文化报导、特写、边政简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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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湖生态空间受挤压。河湖是城市生态空间的核心元素，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但批复的城市总规一般是扩张性规划，河湖生态空间将受到挤压。在此背景下，应考虑如何优化空间结构，确保河湖面积不减少、功能不减弱、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对西康各地区情形作概况介绍的文章在《边疆通讯》涉及西康地区文章中所占比例不少，共有18篇，其中续文8篇。
从以上对该刊的栏目编排及论著内容的分析、归纳中可以看出，该刊栏目的编排紧紧围绕着“通讯”，亦即“交流”展开，除刊登优质的边疆研究论著以飨读者外，还占用较多的版面来刊登边务消息、边疆学术信息、相关论文索引等。在论著内容上针砭时弊、建言献策，如李中定的《康区的习惯法》(第一卷第1期)、丁珍亭的《西康夷族参政感言》(第四卷第8、9合期)等。充分体现了“成为各称边疆建设机关或边疆研宄团体的精神联系的中心”的决心和效果，而这正是《边疆通讯》创刊的目的及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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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通讯》中涉及西康地区的研究内容
《边疆通讯》创刊7年，共发表了五卷59期278篇论著，所刊内容几乎涵盖当时边疆研究的方方面面，涉及全国各边疆省区。其中涉及西康地区的文章达63篇，其中续文13篇，所述内容包括西康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文化与教育等方面。
(一)对西康各地区的概况介绍
在内容方面，所刊登的文章除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情、民情等作基本介绍外，更多的是揭露、剖析边疆民族地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对该地区的发展作长远的规划。如卫惠林的《论建设凉山夷区之重要性》(第四卷第8、9合期)、岭光电的《建设川康夷区计划书》(第四卷第8、9合期)等。这些论著内容不仅在学术界内部分享、交流，还连通了学界与政界，起到了建言献策的作用,亦即如王成圣在其《倮儸的语文》一文中所言：“以供留心边事者之参考，并求教正于有道之士。”[7]
对西康地区情况作全面概述的文章主要有：左仁极的《今日之康西》(二)(第一卷第2期)对康西昌都军事、贵族制度、财政、司法、交通、差役、商业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康西与内地不同的独特政治、经济情况。李中定的《康南八县通讯》(一)(巴安)、《康南八县纪要》(二、三、四、五、六、七、八)(白玉、得荣、义敦、理化、雅江、 稻城、定乡)(第一卷第4、5、7、8、9、10、11、12期)用8篇文章对这8个县的基本情况分别作介绍，包括区域沿革、疆域、地势、气候、户口、粮税、交通、物产、商业、教育、宗教、县治等等。 云杰(云杰是倪锴先生的雅号。)[8]的《邓柯鸟瞰》(第二卷第3期)对西康邓柯县的疆域沿革、县区之划分、土司头人情况、宗教、当地居民户口、职业、生计等一般情形及交通等进行介绍。
户绝财产继承的不平等性。男女不平等，户绝财产继承不管在何种情形下，在室女的继承份额都多于命继子，这本身就说明了女子财产权利的扩张趋势；女女不平等，在室女份额多于归宗女、归宗女份额多余出嫁女，高桥芳郎认为不是女子财产权利不同而是根据身份的抚养费用不同。仁井田陞认为女儿也是权利主体，但就女子之间的差别没有做特别说明。
丁珍亭的《西康夷族参政感言》(第四卷第8、9合期)对占西康人口几乎二分之一“夷族”人民在省参议会中没有参议员代表，在中央仅有国大代表与立委，而无监委等的情况深感不平，呼吁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使西康“夷族”人民有平等的参政权。
李中定的《康区的习惯法》(第一卷第1期)，指出康区的习惯法可分为民事、刑事及行政三类，并认为此种习惯法与政府所颁行之法律多相抵触，却未得到纠正，而广泛施行于康区，以致官方的司法机构门可罗雀。作者对此三类习惯法分别进行概述，认为这些习惯法仅有一二可足保留，其余皆流毒日久，亟需改革。
通过上述比较，两种方案均能满足输送容量及电磁环境的要求；两种方案均能满足极限载流量2917 A，方案4年费用节约23.57万元，优于方案1。
(二)对西康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介绍及规划
除对西康地区政治情形作介绍外，有关该时期西康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规划的文章亦不少，共14篇，其中续文2篇。
首先是对西康地区经济组织、行业的论述。如谭英华的《说“锅庄”》(一、二、三)(第一卷第2、3、4期)对富有西康边区特色的“锅庄”进行了介绍。作者探究了“锅庄”的起源、含义，认为“‘锅庄’是一种起源于土著康人的家庭组织。”“‘锅庄’的含义看似十分复杂，然而不是不可理解的。就它的应用上说，不外作旅店、商号或排栈、炉灶、舞蹈四种解释。”此外，作者还论述了“锅庄”的社会性、经济性，认为其是西康农业家庭的剪影，对家庭的成员关系、经济生产活动起着相当的影响、作用。梁达新《西康之毛牛》(第五卷第5期)叙及西康的畜牧业，对西康牦牛的体型特征、饲养管理方法、育种及其杂交种、一般性能、主要疾病、产品之加工及运销等进行了介绍。此外，在“边政资料”栏目亦对当时西康煤铁储量进行了调查统计(第一卷第3期)。
对西康地区政治形势、政治组织作论述的文章则主要有：左仁极的《今日之康西》(一)(第一卷第1期)对西康境内金沙江西岸深受藏人影响的各县政治组织、政治区域进行了介绍，其中着重介绍了当时昌都的政府组织噶厦及其主管官员噶伦。程沪生的《木里之行》(一)(第五卷第8、9合期)考证了西康省盐源县辖境内“木里”名称的来源；介绍了木里的各民族情况，指出木里民族由四方荟萃而成；介绍了木里的政教情况，指出“木里”还沿用着清朝的封制和西藏的宗教组织，即“三大经堂(寺庙)五大衙门一活佛”，其中宣慰司兼大喇嘛具有无上权威，“木里”虽属盐源县辖境内，但县政府未能对其实行直接管理，政令不达；对木里土司世系表、宣慰司的产生等也有所介绍。
其次是对西康地区发展计划的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又可以分为几类，其一是对西康地区的整体规划：如卫惠林的《论建设凉山夷区之重要性》(第四卷第8、9合期)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对凉山夷区的建设作出计划。其中，政治建设计划主要是实现凉山夷区安定、推行宪政扶植夷区之自治、废除封建阶级解放奴隶；经济建设是交通的开发、农林事业的开发、工矿事业的开发、畜牧事业的改良、合作事业的提倡；文化建设是建立文化实验区总站、设立文化建设站、发展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生产教育、设立卫生院附设医院。格桑悦希《二郎山建筑缆车计划》(第三卷第9期)对在二郎山建筑缆车的计划作出建议，认为应由省主席邀约本省绅商及有关机关负责人发起组织西康缆车公司筹备处，开展筹备、建设工作。作者还以印度某缆车为例，考察了当地地形、装置、运量、管理等，以作二郎山缆车建筑的参考。岭光电的《建设川康夷区计划书》(第四卷第8、9合期)以土司的身份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角度对川康夷区的建设进行规划。
再次是针对西康地区某些问题所规划的改良措施：如马长寿《凉山夷区的社会工作》(第四卷第8、9合期)对凉山“夷区”的社会性质、“黑夷”以“白夷”为奴的阶级制度、“夷区”中战斗不休问题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并提议从改革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风俗，开展经济建设等几方面来推进夷区的社会建设。余文成的《川康边区夷族的新估计》(第五卷第6、7合期)对川康边区即所谓的夷区进行了介绍，指出一般民众对夷族的认识不全面，带有偏见，提倡打破历代民族狭隘的偏见，客观地认识“夷族”及其文化，视其为手足兄弟。对于“夷区”的治理，则指出要调节“夷区”内部的矛盾，使其内部团结一致，减少各支的争斗；建立有权威的行政机构，委任官吏，汉夷并用，加强对夷区的治理。
从上述文章可反映出，时人对西康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尤为关注。论者对当时西康地区封建、奴隶制度残余严重、迷信盛行、交通不便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都有清晰的认识。并且都“对症下药”，建言献策，更提倡客观地认识“夷族”及其文化，视其为手足兄弟，建立有权威的行政机构，委任官吏，汉夷并用。反映了时人主张通过加快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措施、方针来建设边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土司，如岭光电分享了其治理经验及发展规划，从中亦反映了土司、头人人物对促进本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发挥着相当的作用，而这也是论者主张“汉夷并用”的体现。
(三)对西康地区土司、头人的介绍
“边疆政教人物介绍”栏目是《边疆通讯》的一大特色栏目，其中也涉及到西康地区土司、头人的介绍，另外，“论著”栏目也有对此人物、职位的专题论述。共12篇，包括“边政资料”栏目中土司、头人调查表。
其次是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的介绍。如王成圣的《西康宁属的倮族》(一、二、三)(第四卷第7期、第10、11合期、第12期)对西康宁属的“倮族”内黑白夷阶级及土司现况进行了介绍，指出“黑夷”掳掠他族，即“白夷”为奴；当地尚有名存实亡和名实俱存的土司制度。另外，作者还对当地“倮族”的生活状况(衣食住行及其他活动)、婚姻制度、语言文字等进行了介绍，并绘制了“西康省宁属各县夷族概况调查表”，列举了宁属各县夷族各支人口、户数、分布等。
其次是对具体土司、头人及其对所辖地治理情况的介绍。如于式玉的《黑水头人——苏永和》(第二卷第7期)对黑水边民头人苏永和及其家族进行了介绍，也论及他在当地的治理情况。庄学本的《介绍越嶲暖带密土司岭光电》(第四卷第8、9合期)对西康越嶲暖带密土司岭光电的生平及其致力于开发、建设西康民族地区的事迹进行介绍。此外，岭光电还在《我在夷区实施建设的经验》(第四卷第8、9合期)一文中讲述了他在“夷区”怎样在“夷人”屋顶上安置亮瓦，创办斯补小学的过程，禁烟的经过、逼迫“夷人”种桐树的困难，怎样破除夷区迷信的传统等实施建设的经验。
上述文章主要对抗战时期西康民族地区的整体情况作了考察，考察内容虽涉及方方面面，但重点刻画该地区在政教、法制方面殊异于内地，时人对此关注，一方面是对西康民族地区原始、落后的政治、法制、经济环境予以揭露，另一方面也深感于西康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迥异，边疆民族地区未能纳入到国家政权的直接、有效管理之中，边疆民族未能平等参政，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仍任重道远。
柯化龙的《大凉山罗罗族的婚俗》(第一卷第5期)、王成圣的《倮儸的婚姻制度》(第三卷第8期)对西康宁属大凉山彝族的社会阶级、婚姻形态(掠夺婚姻、买卖婚姻、私奔婚姻)、婚姻传统观念、婚姻仪式等进行了描述、探讨。黄万民的《倮儸的家庭问题》(第一卷第5期)对彝族的家庭的组织、家长与家政、彝族女子(未嫁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宗法组织与分居承继等进行了描述和探讨，认为彝族的社会是一个部落式的原始社会，指出彝族社会中存在以“白夷”为奴的问题，主张解放“白夷”。
就上述所列文章而言，抗战时期学人对西康地区土司、头人及其所辖地区情况的刻画、描述都较为平实，无强烈的褒贬色彩。但从行文中亦可看出，对具体的土司、头人的介绍，多倾向于正面，叙述他们治理辖区的政绩；而对土司、头人职位沿革的介绍，则相对有批判色彩，多揭露其所辖地区社会制度落后，政教合一，封建色彩浓重，土司头人势力大等。之所以有如此的矛盾性描述，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西康地区的土司、头人对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促进此地区的发展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土司、头人良莠不齐，其与带有封建性质的社会、政治制度相随，权势过重，占据了所辖地区过多的资源，并且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理念格格不入，更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学人们一方面对土司、头人的治理辖区的功绩作客观描述，另一方面又对残存封建制度甚或奴隶制度的土司、头人辖区有所批判。民国成立，行民主共和制，却又迟迟未能彻底实行“改土归流”，上述所言也是其原因之一。
(四)对西康地区边疆民族的介绍
有关西康地区边疆民族的介绍，主要集中于其民族源流、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等方面，共14篇，其中续文2篇。
首先是民族源流方面的介绍。如王拱壁的《倮儸传说的人种由来》(第一卷第5期)讲述了西康彝族的创世故事及祖先来源传说。朱祖明的《西康三十九族之由来》(第三卷第11、12合期)对西康省西北部三十九个“宗族” 中各宗族的迁徙经过进行介绍、考据，并绘制了一些族表。李元福《康南沿边十七族》(第三卷第9期)分别对西康南部边地的各“宗族”，西番族、呷密族、罗族、水田族、麽些、力些、苗族、摆夷、模梭、仲家、潞子、 俅子、山头、巴朗等的人口、分布、源流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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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土司、头人职位沿革兼及其所辖地区情况的介绍。如魏光大的《德格土司之今昔》(第一卷第10期)介绍了青康藏交接地区——“德格”，对其狭义和广义之属作了区分，其文所论即为广义的“德格五县”，并对德格土司的历史进行了追溯，强调其封建形态的遗留。维多(维多是王克训的别号)[9]的《田坝上下土司与额润土目》(第二卷第4期)对西康宁属越嶲县田坝镇的上下土司、额润河流域的“白夷”土目及其所辖之地情形进行了介绍。探讨了两地物产、治安、户口 、税捐、民族关系等问题。文汉的《华苴庐土司》(第四卷第4期)对西康南部盐边县境内的华苴庐土司及其家族进行了介绍，并叙述了该土司的衙门、政治力量、治理情况。指出土司辖境内土地皆归土司所有，而土司对当地各族农民负有保障生活安全之责。
再次，《边疆通讯》的“边政资料”栏目还对当时西康的土司、头人进行了调查，并罗列其名单，如《西康各县土司调查表》(第一卷第5期)《青、康、滇现存土司统计表》(第一卷第10期)《西康已废土司现存仍有势力者》(第二卷第1期)《西康各县土职头人调查表》(第三卷第11、12合期)等。
接车后，首先询问车主，得知该车为偶发性故障，曾经在一家修理厂更换过点火线圈、火花塞，曾经还因为漏油拆卸过发动机进行漏油处理。此故障多发生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在更换点火线圈、火花塞后有所好转，但时间不长，又会出现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的现象，且发动机故障灯被点亮。
再次是对宗教的介绍。如王成圣的《倮儸的神权思想》(第四卷第3期)对大、小凉山的彝族的传统宗教信仰进行了介绍。分别介绍了其宗教职业：巫觋 ；宗教仪式：献神与祈祷、禳解殃祸、神职人员笔摩的法术。最后，在结论部分指出，在奉行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扶持少数民族，开展边疆建设工作。此外，在“边政资料”栏目还对一些宗教寺庙进行了调查，对其数量、寺庙名称、地点等情况进行了罗列，如《松潘各寺院调查概况表》、《松潘境内回教清真寺及其教民概况调查表》(第一卷第8期)、《西康各县喇嘛寺庙调查表》(第二卷第5、6期)。
2017年，四川粮食产量3498.4万吨，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66%，粮食总产量排名也从2003年仅次于山东和河南的第3位下降到2017年的7位，2011-2016年四川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排名也不理想，同时四川人均粮食产量0.42吨，人均排名仅为16名。这意味着，四川粮食生产处于全面下降之中。2006年-2017年期间，全国粮食累计增长率为24.1%，而四川粮食累积增长率为22.3%，由此可见，四川粮食累计增幅大幅低于全国水平。(见表1)
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登记以及相应的公示制度，作为“阳光法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和采纳，并一再被证明是治理腐败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制度措施。正如我国学者燕继荣所说的，“作为现代政治结出的一项硕果，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标志性制度。因此，要不要引入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不仅成为考验各国政府反腐诚意和决心的试金石，而且还是考核各国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7］
上述文章对西康彝族祖先来源的考据用的是神话传说，大概是当时尚未确切了解彝族的源流，但也有论者对西康各族的迁徙、谱系表作了考据、绘制，反映了时人对各族尤其是彝族的历史源流等情况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另外，对西康边疆民族社会制度、风俗的介绍中，指出了其民族的一些陋习，如“买卖婚姻”“掠夺婚姻”“掠夺奴隶”等，这些陋习主要与其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即社会形态落后，民众迷信、缺乏现代法制建设等有关。针对这些陋习，论者也提出了扶持少数民族，破除迷信，开展相关边疆建设等的建议。
(五)对西康地区教育、文化状况的介绍
《边疆通讯》月刊中有关西康地区教育、文化论述的文章共有5篇,其中续文1篇。教育方面，针对西康一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论述的有：任映苍的《大小凉山夷民教育》(第二卷第9期)指出大小凉山“夷区”缺乏学校等教育机构，儿童只受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族中相传的成语教育之。林达珊的《凉山边民教育的现况及其改进意见》(第五卷第8、9合期)介绍了凉山区域及目前的社会教育、中等教育、国民教育等的教育情况。针对其在招生、课程、学生出路、学生待遇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配合夷区特殊环境，调整原有教育事业的改进意见，强调经费要充裕、人才要集中、工作要切实、考核要严紧。最后，呼吁重视西南夷族问题，要开发凉山夷区，首先要重视教育。程沪生的《木里之行》(二)(第五卷第10、11合期)对木里边疆教育情况发展进行了介绍，叙述其筹备学校的过程，办理学校教育中所起纠纷、所遇困难等，并分析其原因。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当地土司的阻挠、民众家庭贫困、怕被征当兵、喇嘛寺庙和学校抢夺生源等，民众不愿送子女到学校读书，致使当地学校招生困难。后经西康省政府西昌屯垦委员会派员到木里彻查，与当地喇嘛寺庙协调，问题始得解决。
也有针对当地某一学校所作的论述。如林达珊的《六年来的西康越嶲小学》(第四卷第6期)对西康越嶲小学的创设过程及其使命；学校概况包括行政组织、学校经费、学校设备、教职员、学生；教导实施；服务社会的推广工作进行了介绍。
此外，在民族文化方面，王成圣的《倮儸的语文》(第五卷第5期)对西康“倮语”的分区方言、特点、各种此类的用法；倮文的形式、起源、普通法则及其特质进行了介绍，并呼吁训练“倮语”人才以治理边疆。
上述文章指出了西康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困境，主要是由于该地区经济落后、教育资金不足、教育事业底子薄、土司阻挠、民众保守、迷信等，这也是当时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指出，在面对客观环境困难时，要想办好边疆民族教育，需要在招生、课程、考核、学生待遇、学生出路等方面的工作上落实细节。另外，有论者提及边疆民族语言的运用，反映了时人已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乃至地区的治理需要本土化，要根据民族地区的特色来开展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结 语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逐渐加深，朝野上下对边疆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边疆学术研究进入了高潮。可以说，近现代的中国边疆学术研究是一种“经世”之学，是紧贴现实问题来展开的。另外，随着国民政府及大批教育、科研机构的西迁，西南边疆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边疆学者们对于西南边疆的关注度、研究量也在增加。
创刊于重庆的《边疆通讯》虽是面向于全国边疆地区，但其刊载的有关西康地区的文章不少，在介绍西康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情况的同时，往往会指出其问题、弊病，如“夷区”残存的奴隶制度、法制上沿用传统的习惯法、官方机构未能有效治理、“夷民”的迷信心理、教育落后等等。尽管《边疆通讯》是由蒙藏委员会下设的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主办，所刊载的论著或多或少带有时代与国民政府对于边疆、民族认识的局限性。但这些论著或深或浅显地反映了“川康夷区”所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当局的注意，并提供相应的建策。从中凸显了《边疆通讯》紧贴现实问题的“经世”性。
从横向角度来说，自我定位为“成为各种边疆建设机关或边疆研宄团体的精神联系的中心”的《边疆通讯》通过其富有特色的栏目编排设置，对相关边疆时事、学术信息的汇总、刊载，尤其是反映当时边疆民族地区情况的一系列文章，使其确实起到了沟通当时政界与边疆学界以及边疆学界内部之间的作用。从纵向角度来说，《边疆通讯》所刊有关西康地区的文章兼具历史与现实的意义，这些文章大多是当时专门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查阅相关文献，进而结合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撰写而成，其中所蕴含学理性的分析、结论值得当代学人参考、借鉴。并且，该刊所刊载的大量学术信息，诸如《西康各县土司调查表》等的调查资料也为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边疆通讯》所刊载的有关西康地区的文章虽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文化与教育等多方面，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文章都遵循着一条主线，即通过向国人介绍西康地区的情况来揭露当时西康地区封建、奴隶制度残余严重；迷信盛行、文化教育落后；交通不便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论者大都能“对症下药”，提出明确的解决措施，而这些措施也都指向了一个点——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即通过此来发展、建设边疆。需要指出的是，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并不代表边疆从属于内地，或者内地对边疆民族地区人民居高临下的“教化”，而是说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要有充分的、平等的交流、融合。如余文成的《川康边区夷族的新估计》中提倡客观地认识“夷族”及其文化，视其为手足兄弟，建立有权威的行政机构，委任官吏，汉夷并用；以及王成圣的《倮儸的语文》呼吁训练“倮语”人才以治理边疆等都体现了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充分、平等地交流、融合的观点。
尽管民国时期未能真正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但通过考察时人有关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观点，有益于我们梳理近现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也为当今我国真正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提供借鉴与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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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ntheStudiesofXikanginFrontierNewsletter
Liu Zhiwen
【Abstract】Founded in the 1940s, FrontierNewsletter, as a political comprehensive pub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Frontie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ystems under the Mongolian-Tibetan Commission, contains articl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ality of the frontier and collects a large number of frontier current affairs and academic inform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academic exchanges in the frontier at that time. Among the articles in this publication, there are many studies related to ethnic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education,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makes a useful exploration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governance of the frontier in Xikang area at that time, also provides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frontier and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the frontier nationalities.
【Keywords】FrontierNewsletter; Xikang; frontier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9)04-0006-07
作者简介：刘志稳，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邮编：650500)
① 注释：由于民国时期西康与云南、四川、青海、西藏相接，因此本文将《边疆通讯》月刊中诸如《青、康、滇现存土司统计表》《川康夷区建设计划》等文章皆视为该刊中有关西康地区的文章。
[责任编辑：林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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