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为了党的前途命运，为了人民的福祉，以温文尔雅、谦恭和善著称的周恩来也曾四次大怒，拍了桌子。
对张国焘怒拍桌子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策划和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7月中旬，中共中央着手制定湘、鄂、粤、赣4省秋收起义计划。同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来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前敌指导工作。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召集在九江的领导同志开会（即九江第三次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最后商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共产国际在接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报告后，没有明确答复，而是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复电，认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7月26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在武汉举行会议，对共产国际的复电内容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因此派张国焘赴前敌委员会，目的是“坚决前敌之发动”。但张国焘认为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因而对南昌暴动一事仍旧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27日抵达九江后，张国焘立即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人开会，要求根据共产国际的复电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遭到与会者的强烈反对。但张国焘仍旧在29日两次给南昌有关方面发了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时再解决。30日凌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当即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歪曲中央“坚决前敌之发动”意见，说中央的意见是“宜慎重”，并把共产国际当成帽子压人，认为共产国际态度也不明确，他主张说：“第一，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第二，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张国焘这一意见立即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的反对，认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能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为此争论了几个小时。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在医院各科室发放问卷，讲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后，调查对象进行问卷填写，经研究者检查无漏填、错填项目后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22份，有效回收率92.50%。
读，就是教学生自读教材内容。要设计初读、一般性地读、常规性地读、达标性地读和创造性地读。先是通过初读课文，明确写作目的，理清思路，落实字词；再是通过反复读课文，整体感知，激发兴趣；最后通过细读课文，寻疑解难，达到学习的目标。在设计初读课文时，根据不同文章，或从结构入手，或从中心事件入手，或从重点词、句入手，或从开头、结尾入手等，让学生明确写作目的，理解思路。再读课文时，可引导学生细读寻疑、解疑。
周恩来后来回忆道：“当时的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在我们就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
在“破四旧”中，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受到红卫兵冲击，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破坏，石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在红卫兵看来，万国公墓安葬的多是过去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墓地，里面埋葬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岳父母，必须予以摧毁。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已经去世35年的父母竟然暴尸荒郊，她心灵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声大哭。
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激烈的争论中，为保证武装起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愤然以辞职相抗争，他“砰”的一声拍了桌子，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没有想到平时待人温和的周恩来竟然发这么大的火，只好表示服从多数。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身为太医院的头号人物，院使的工资才不过一个月六百元。御医的月薪，四百元。至于助理，那就更抱歉了，一个月三百元。试想，能入太医院的，首先得学医多年，摸爬滚打后，终于磨炼出杰出的医术，然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时，差不多也发须皆白了，才有希望进入太医院。几十年的奋斗，最后的工资，竟然只有区区几百元！
对李德怒拍桌子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失利了。此时的中央苏区，四面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中央苏区内，由于常年征战，资源枯竭，中央红军对敌作战行动越发受到限制。193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率领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以及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突围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
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驻守黎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黎平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于18日举行黎平会议，继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讨论，以从组织上解决当时最为紧迫、争议最大、关系全局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博古置“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是中央红军的五六倍且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这一客观事实不顾，仍然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周恩来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和博古一样顽固不化，也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继续在会上分析敌我形势，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黎平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至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采用了“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导致红军的行军速度和作战机动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由于“左”倾领导人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敌人的4道封锁线后，由最初出发的8.6万余人骤降至3万余人，残酷的现实使部队“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黎平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它促使了“三人团”的进一步分化，“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使中央红军从极端危险的境地走了出来。
李德看到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对李德如此霸道和固执己见十分生气。当时“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在李德印象中“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周恩来这次“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周恩来在1943年回忆说：“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周恩来这次拍桌子，毛泽东在1956年八大之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也是老实人不发火的缘故吧。”
为宋庆龄父母墓地被挖拍桌子
Boise Cascade木制品公司高级业务副总裁Mike Brown表示：“出售给Woodgran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专注于基于单板的工程木制品和胶合板的业务。”
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通过邓颖超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邓颖超听后极为震惊，马上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闻讯大怒，一气之下拍了桌子，当即给上海方面打长途电话，责令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不得借故拖延。在周恩来的严令下，被“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抓紧时间重修了宋氏墓地，重立了墓碑。当邓颖超把重修新墓的照片亲自送给宋庆龄，并征求她还有什么意见时，宋庆龄对周恩来夫妇的帮助极为感动。她紧紧地拥抱邓颖超，说：“恩来的这份恩情，我将永生不忘。”
对江青拍桌子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谈。
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讲了“错话”“软话”，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犯了右倾错误，并让政治局开会讨论。于是，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展开批判。江青等人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在会上肆意攻击，说与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污蔑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地代替毛泽东等。当时的周恩来虽然癌症已在扩散，身体已很虚弱和疲惫，但他对污蔑之词实在忍无可忍，起而与之争辩，冲着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作为我国技术法规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制约、管理涉及技术性行为和事物的强制性规范，强制性标准在我国经济建设、公共安全、社会运行以及政府管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的制定，明确了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构成。有利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部门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适应政府部门的统一管理以及实现计算机自动化管理的需要。
周恩来大义凛然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感动了在座的不少人。12月9日，持续半个多月的“批周”会议后，毛泽东发话平息了江青打倒周恩来的企图，说：“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摘自《党史纵览》，本刊有删节）
标签：周恩来论文; 南昌论文; 中央论文; 前敌论文; 共产国际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老年世界》2019年第3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