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承接西方哲学史中对必然与自由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从人道主义视角，运用经济规律与人的感性存在之间两极对立的解释结构来分析异化劳动，从而实质性接近了“社会现实”这一概念。马克思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升到哲学批判，提出“对象性关系”理论，阐述了存在是在实践中彼此显现的人和自然界，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历史是对象性关系的展开等重要思想，将对存在问题的理解划定在人的对象性活动（实践）领域，从而实现了从主-客两分到主-客统一、从理性本质到感性存在、从存在的静止性到存在的时间性等重大转换，开启了一场存在论革命，并为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奠定基础。马克思进而阐述了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统一的思想，将社会现实确立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归属，揭示了科学的时间性、历史性，实现了科学观的革命性变革。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现实；存在论；科学；实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1]159。在《手稿》中，马克思承接了西方哲学史中对“必然与自由”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从人道主义视角，以“两极对立”的解释模式分析了“异化劳动”，在此基础上接近了“社会现实”这一概念，进而开启了存在论、科学观和实践观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本文试图按照“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根据《手稿》文本并结合马克思的其他相关著作，阐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
一、从“异化劳动”到“社会现实”
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初衷是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亚当·斯密（A.O.Smith）、让·巴蒂斯特·萨伊（J.B.Say）等英国、法国的国民经济学家，而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现实批判有其哲学的高度，而这正是他在《手稿》中开启一场哲学革命的根本原因。
在《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的人道主义视角。同时，他以必然与自由的矛盾为核心，运用“两极对立”的解释结构来分析异化劳动。《手稿》针对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的基本二律背反。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马克思所列举的几个二律背反，重点揭示的是国民经济学所描述的不同经济规律之间的冲突，而其价值关切都是工人的利益。因此，所谓“两极对立”的解释结构，就是从国民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这一角度分析问题。例如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二律背反是工资规律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2]12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的基本二律背反，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内在矛盾的体现，也根源于国民经济学的视域局限于异化劳动领域之内。从共时态的空间维度看，国民经济学的视域局限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而对这一物质生产过程之外的东西视而不见，所以他们只考察工人，而“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2]14，因而无视人和自然界在异化劳动领域之外的存在问题，这既是其局限性所在，也是其并非永恒普遍规律的根源与明证。从历时态的时间维度看，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状态虚构为“自然”状态，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抽象为从来如此、亘古不变的永恒现象，即非历史的、超历史的现象，从而无法思考一个重大主题，即批判并超越私有制，推动社会变革和人的存在的转换。上述两方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国民经济学将从异化劳动这一历史现象中得出的基本原理抽象为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从而一方面沦为“关于事实的科学”，另一方面沦为理性形而上学。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事实科学和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它蕴含了马克思后来在哲学、经济学上各种理论创造的基本主题。
提取各文本频次大于3%的高频词，共计240个，词频数2 922次。根据高频词含义、词性进行整合分类，发现高频词主要表现在物质景观、精神文化、情感认知及旅游服务4个方面，取案例地各类特征排名前6的高频词(见表1)。物质景观类占总词频的46%～55%之间，说明历史建筑设施等是古村古镇最为显著的体验感知。其次是情感认知类和精神文化类，这与古村古镇的怀旧和教育功能相关。古村古镇旅游服务特征普遍较弱。
马克思所要做的工作正是要指明被国民经济学所遮蔽掉的东西。为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实现分析问题的视域转换，即从“异化劳动之外”来审视“异化劳动之内”。这一转换正好直接体现在“异化劳动”这四个字上。对于同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国民经济学家全然不懂得这种劳动的异化性质，因为劳动的异化性质只有以人的感性生活为参照才能得出。马克思则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是一种“异化劳动”，关于这种劳动的国民经济学遮蔽了异化劳动领域之外的存在，因而其理论一旦超出异化劳动领域就失去了解释力。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学说的目的，恰恰是要探究超越异化劳动的历史科学，这也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目的。
由于异化劳动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人，因此，人的存在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关切。如果将这一观念上升到哲学高度，就必然提出存在论变革的重大主题，《手稿》中稍后阐述的对象性关系理论正是马克思哲学对存在论的初创。因此，人的本质必然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延伸。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劳动异化，这就必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属于异化劳动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即不异化的劳动是什么？二是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劳动？克服异化劳动后应该走向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对于前者，马克思的回答是，人的非异化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对于后者，马克思认为不是从异化状态回到“原初状态”，而是克服异化状态进而过渡到异化被扬弃的状态，也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解放”。由于“异化劳动”最后归结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于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逻辑就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共产主义学说。由于“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逻辑就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对科学观的批判，这推动了他对科学观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视为特定的历史阶段，从人道主义视角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在他对四个规定的分析中包含了共同的解释结构，也就是将国民经济学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加以对照，分析了异化劳动中包含的对立两极：一极是国民经济学家看到的“客观事实”，另一极是国民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而马克思看到了的“人的存在”。在第一个规定“物的异化”中，马克思指出了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52。马克思从多方面描述了这一异化的两极对立：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等。在第二个规定“活动着的异化”或“自我异化”中，马克思分析了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2]54。这一异化也表现为两极对立：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等。在第三个规定“人同类本质的异化”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的“类同人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57。这一异化的两极对立是，由于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人本身同人相异化，因而也就使类生活同人相异化。在第四个规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中，马克思说：“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行和发展。”[2]59既然人从类本质中异化出去并与自己的本质相疏远，那么他也就必然与其他人相分离并处于对立之中；反之亦然。工人生产产品仅仅是手段，而对于他人（资本家）则是目的；工人生产的产品与工人自身相对立，也就是与资本家友好。
三是从存在的静止性到存在的时间性。在理性主义哲学那里，由于主体、客体与人的感性存在相分离，因此，主体和客体都沦为静止的、既成的和不变的存在者。海德格尔将这一问题定性为，由于误将存在等同于存在者，从而导致“存在的意义问题……被付诸遗忘了”[4]26。所谓存在之遗忘，其中之一指的是遗忘了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一方面，传统哲学将人从自身的感性存在中抽象为主体，这是对人的感性存在的遗忘。由于人的感性存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因此，对感性存在的遗忘，就是对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遗忘，其结果就是将主体视为既成的、现成的存在。另一方面，对人的感性存在的遗忘也意味着将一切事物的存在与人的感性存在分离开来。于是，客观世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也被一并遗忘了，其结果是将客观世界抽象为“客体”，同样是既成的、现成的存在。上述双重遗忘导致主体、客体都沦为与人的感性存在相分离的“无根之存在”。
异化劳动学说表明，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两个层面：一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资本逻辑所开辟的层面；二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视阈之外的社会现实层面。国民经济学家看到了第一个层面并正确地揭示了这个层面的基本规律。但是，第二个层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盲点。所以马克思说，异化劳动“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2]13。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在于，他已经看到了资本逻辑与人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恰恰是被国民经济学所忽视的领域——社会现实、人的感性存在。必须面向这个“事情本身”，才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真相。异化劳动学说试图将被国民经济学抽象化、范畴化的东西搁置起来，揭示社会现实的现象实情。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概念，但是，他已经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实质性接近了“社会现实”这一概念，并将人的感性存在视为社会现实的核心。这是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学说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异化劳动学说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演变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相关思想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核心内容表述为“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123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颇为类似，他首先对国民经济学实施了“加括号”、“现象学悬置”的工作，进而深入到对社会现实内在矛盾的描述。他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中还原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的现象实情，对国民经济学实施了批判和建构双重维度的工作：在批判中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局限性，在建构中达到了对人的感性存在的关切。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与胡塞尔（E.Husserl）的“事情本身”、“生活世界”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基础上，他越出了国民经济学的界限，深入到对社会现实的感性层面的探究。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与海德格尔在20世纪提出的“存在问题”[1]前言5本质一致。他在《手稿》中开启的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呼应了尼采（F.W.Nietzsche）等人对现代形而上学之虚无主义（Nihilism）本质的批判，并与海德格尔等人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共同构筑了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可见，一旦从哲学史的大视野去审视《手稿》，就不难把握它对整个当代哲学运动所起到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将社会现实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造奠定了最初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的致思逻辑在于，国民经济学虽然表面上以劳动为出发点，但“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2]62。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绝不是什么“最自然”的东西，恰恰相反，这种劳动是抽象的、片面的和颠倒的，即异化的。因此，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面，对劳动和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一立场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出发点。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从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转向现实批判，并且将核心聚焦在对工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上，将批判的锋芒放到人的存在这个核心。他从存在论根基上开展现实批判，并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归属和落脚点。
班级的整体学习氛围和学习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课堂表现，班级的整体学习风气好，则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高，课堂沉默现象越不易出现。反之，越容易出现课堂沉默现象。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四个字所标示的视域转换，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方法论转换，而毋宁说它是一种存在论转换，即从关注与人无关的客观事实到关注人的生存。马克思借用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概念，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国民经济学家的“前理解”或“先行视见”截然不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具有不同的领会方式。因此，方法论差异源于存在论差异，这实质上也构成马克思和国民经济学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二、对象性关系与存在论革命
异化劳动学说表明，马克思哲学的基点是社会现实，核心是人的存在问题。那么，从存在论上看，社会现实处于哪一个区间，它是如何形成的？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必然提出存在论变革的重大主题，《手稿》中阐述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就是创造新的存在论的理论尝试，他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又作了更成熟的阐发。
（一）对象性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
可见，对人的感性存在的遗忘是理性主义哲学对人和世界加以抽象的核心。只有与人的感性存在相结合，以人的感性存在为基础，才会展现出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既然对存在的遗忘导致将存在等同于存在者，那么，首要的问题就应该是将存在与存在者区分开来。二者的不同在于：存在者是既存的、现成的；存在却包含时间性、历史性。既然对人的感性存在的遗忘是将存在等同于存在者的根本原因，那么，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就必然根源于或奠基于人的存在的展开过程。唤起对存在的记忆，关键在于唤起对人的感性存在的记忆。存在以人的感性存在为基础，离开人自身的存在就不可能把握存在的本来意义。因此，对人的感性存在的关注是构建新本体论的关键。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对人的感性存在给予了最根本的关注。因为只有关注人的感性存在，才能揭示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也只有关注时间性和历史性，才能把握存在。
首先，存在是在实践中彼此显现的人和自然界。马克思认为，实践、对象性活动就是人对由他的存在和本质所确证、设定的自然界的改造活动，人总是在他与自然界之间彼此确证和设定的现实的、具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开展实践。因此，在实践中，人与自然界得以相互设定，只有在实践中与人照面、被人的存在所显现和设定的自然界才是人的对象并与人形成对象性关系，因而才是现实的自然界，也只有这样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在马克思那里，对象性、现实性和存在等概念是大致等同的。他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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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性关系决定了实践是对象化活动，即人总是在实践中将自身的存在和本质外在化、现实化和客观化，通过对象的变化来确证自身。马克思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己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2]105
作为一名教育史专业的学生，适当多读一点经济学方面的书，掌握一些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教育它不是独立的存在于设种种，它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学应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到“生而知之”，及“及其知之一也”。学习有关经济学的文献时，要从中体悟经济学的本体；学习理论模型时，要留意各种事物的特性、每种选择的风险和机会成本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养成不断将所学理论和所知经验事实进行比对的习惯。如此，才能更好的立足本职，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研究，更为深入的观察各种教育经济现象，深刻的了解当时的教育，对教育史进行全方面的研究有百利而无一害。
为什么看起来一帆风顺的普洛斯，怎么会愿意“卖身”呢？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采访时分析，此次并购和时任普洛斯CEO梅志明所在的管理层，意图通过联合外界资本力量，对普洛斯进行私有化，从而在香港上市有关。
其次，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反过来讲，没有进入实践、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就不是人的对象，无法与人形成对象性关系，因而它对人来说是非对象性存在物。在马克思那里，非对象性、非现实性和非存在等概念也是大致等同的。他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106
最后，历史是对象性关系的展开过程。既然对象性关系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那实践的发展就是对象性关系的转换过程，也是感性、现实性的展开和生成过程，这一过程构成历史的本质内涵。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它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它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92
飞行器控制系统是飞行器的重要指令系统，对控制飞行器的姿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成飞行器控制系统的实时仿真需要先建立其数学模型，然后应用Matlab/Simulink完成飞行器控制系统仿真模型搭建，最后设置仿真环境及应用监控软件实时监测调试。
（二）对象性关系理论引领的存在论革命
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包含着对实践、存在、社会现实和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崭新理解，也包含着对感性、理性的重新定位，属于存在论的革命性创造。具体地说，对象性关系理论的存在论蕴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主-客两分到主-客统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主张主体与客体两分，这种主-客两分的二元论设定了人和万物的存在论地位。现实的人被从感性存在中抽象出来成为纯粹以抽象思维而存在的“主体”。笛卡尔（R.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将人抽象为理性“我思”，这种主体是脱离自身存在境域的人。自然界被抽象为与人的存在分离开来并与主体相对峙，被主体的抽象思维所设定和表象的“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被抽象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本然的、天然的联系，被抽象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主-客体关系。
作为实践的结果，自然界转变为人化自然。通过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凝聚和体现在作为对象的自然界之上，在自己的作品中以自己的对象呈现出来。人的存在和本质体现在自然界因实践而产生和显现出来的新的规定性中。这样，人在实践中所面对的自然界是经过实践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是获得了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界，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2]90，这样的自然界不再是天然的自然或自在的自然，而是人的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统一。
从知识论上看，对象性关系理论凸显了科学的存在论维度。马克思的科学观可以用《手稿》中的一句话概括为：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是一门科学。由于存在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对象性存在，因此，社会现实（人的感性存在）是科学的基础和归属；既然“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那么，理性试图把握的那个与人无关的客体就被取消了，这对理性是釜底抽薪式的限制和批判。可见，对象性关系理论一方面凸显了科学的感性基础，另一方面限制了理性的适用范围。具体地说，马克思的科学观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本体的构建是语义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关系语义网使用的好坏。主要涉及3方面内容：本体的描述语言、构建方法和构建工具。
二是从理性本质到感性存在。理性主义哲学将现象与本质（即柏拉图那里的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两分，并且主张本质高于现象，只有本质（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本质决定现象（即感性世界），现象只是本质的摹本。于是，主体应该并且能够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客体的本质，即把握理念世界。关于本质的知识是唯一正确的知识，关于本质的理念、共相、普遍规律和逻各斯等是现象世界的指南和主宰。于是，从本质高于现象推论出理性高于感性，理性对人的感性生活具有理所当然的主宰权。在这种思路下，感性必然受到理性的压制从而失去自主性、批判性，生活世界的内在矛盾被遮蔽和忽视。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用抽象思维确证世界的存在，通过抽象思维去把握理念世界，由此形成的理性知识对感性世界具有绝对优先性，这就是理性主义或理性形而上学，其根本问题在于将现实的人抽象为理性我思，从而遮蔽了人的感性、非理性方面；将现实的人抽象为静止的主体，从而遮蔽了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只注重以理性去把握世界，从而忽视了前理性的本源性存在。于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绝对知识对人的感性存在构成威胁和破坏，二者形成冲突。
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将人的感性存在置于基础和优先地位。马克思的“感性”指的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感性，是在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相互确证，也就是“感性对象性”。在对象性关系中，人的感性存在居于主导地位：人以其感性存在确证对象的存在，也在对象性关系中肯定人自身的存在。马克思对人的存在论地位的凸显，与海德格尔赋予“此在”以基础性地位是一致的；他以人的对象性存在来建构感性实在，类似海德格尔主张“此在具有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性建构”[4]64。对象性关系理论表明，马克思突出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他把人视为理性和非理性统一的具体存在，也就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现实个人”；他要人们去关注的是实践（对象性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而不是去关注那个高悬于感性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
如果将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与康德哲学加以类比，似乎可以得到某种有意义的启示。康德将客观世界对人的呈现，即人以感性的先天形式（时间、空间）去整理的对象称为现象，马克思则将在实践中向人呈现、与人形成对象性关系的感性对象性视为真正的存在；康德将产生现象但处于现象之外的那个没有进入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的客观世界称为“自在之物”，马克思则将没有进入实践领域、没有与人形成对象性关系的客观世界视为“非存在”。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谓“对象性存在”可以视为他的“现象”概念，马克思所谓“非对象性存在”可以视为他的“自在之物”概念。在凸显人的感性对于存在的意义方面，康德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不同的无非是康德哲学是在认识论意义上凸显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而马克思是从存在论意义上凸显人的感性存在。
“两极对立”的解释结构表明，马克思找到了评判异化劳动异化性质的参照系和根本标准——人的感性存在。他对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分析都是在描述工人的生存状态，他揭示了异化劳动中包含的内在矛盾，而这一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真相。因此，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理解具有存在论的差异：国民经济学家由以出发的事实是与人无关的客观事实，马克思由以出发的事实是包含人在内的社会现实；国民经济学家遵循的是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解释路径，马克思遵循的是人道主义的解释路径；国民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一切要素（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作为物质对象加以描述，马克思则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人的存在状态。国民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抽象为经济范畴，将人抽象为工人——可以用货币加以衡量和交换的商品，将工人的劳动抽象为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加以量化计算的价值。因此，国民经济学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家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2]50于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事情本身”、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工人的“生活世界”等都被国民经济学的经济范畴掩盖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包含的对立两极，实质上就是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体现。国民经济学家描述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中的必然性，却忽视了人的存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的目的恰恰是要关注人的存在、自由和解放，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对象性关系是人和自然界彼此确证对方存在、本质的一种关系。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是把“对象性活动”（实践）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中介，将人的因素引入对存在问题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因此，实践范畴是把握对象性关系的杠杆支点。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主要包含以下要点①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有诸多反复的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仅引证部分有代表性的原文。。
综上，尽管对小学生的口算已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在以下两个方面还缺乏较为深入的探讨：（1）小学生各年级口算发展情况如何，是否存在发展的关键期？（2）小学生口算速度和广度在发展上存在怎样的联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下文将以加法和减法的口算为例，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索．
那是我为了参加市中心动漫展而画了三天的参赛作品，现在却惨遭蹂躏。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的弟弟——秦晴，一定是他干的。
必须明确的是，对象性关系理论将对“存在”的理解划定在社会实践领域，这一存在论转换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其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不是对唯物主义的否定，而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否定。马克思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方面，却并没有否定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更没有否定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他的目的仅仅在于凸显人在实践中的地位和能动性。因此，对象性关系理论也不是对唯心主义的肯定，而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要走向唯心主义。
三、科学的感性基础与实践的内在矛盾
针对理性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问题，当代哲学存在论转向的核心在于“还原”：将被主-客两分的二元论所抽象的理性主体，还原为现实的人（感性主体）；在本然状态下，人是既包含感性又包含理性的现实的人，而不是什么主体；自然界也是本然的存在，而不是什么客体；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本然的关系，而不是什么主-客体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既然非对象性存在物是“无”，那么它对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象性关系理论超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它以实践为基础，将自然界和人、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体和主体统一于人的感性存在，从而确立起马克思哲学的实在观：只有对象性关系中的感性存在才是真正的实在。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用“社会生活”、“物质生产”等概念表述他的实在概念，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社会现实”这一概念表述之。“社会现实”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基石，是理解全部社会和历史之谜的最终出发点。马克思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他也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确立了他的人类自由和解放学说。
第一，社会现实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知识的发生和形成问题上，传统理性主义科学观主张科学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的认识。由于理性主义将科学与人的感性存在相分离，因而将科学视为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即人用自己的理性思维去把握客体的本质。于是，理性主义总是离开人自身的存在去勾画与己无关的所谓本然、自在的客观世界，并将这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将人的感性存在凸显到最重要位置，在马克思看来，以人的感性存在为核心的社会现实是科学的根基和出发点，是人得以认识世界的基本前提，也是一切科学得以可能的“根”。脱离这个根，人就会成为无根的存在，科学也会成为无根的知识。马克思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2]89～90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即社会现实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146。因此，从存在论上看，社会现实是客观事实与人的事实的统一，它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因而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蕴含价值的。社会现实的存在论蕴涵决定了以下方面：首先，科学问题不具有超越于社会现实之上的客观性、中立性。任何科学问题都是从社会现实这个根基中生发出来的，因而既包含事实维度，也包含人文维度。科学应该既关注事实问题，又关注价值问题；科学的出发点不仅是社会现实中的客观事实，而且是社会现实中的人，包括人的存在、价值、权利、目的和自由等。不仅如此，“人的事实”是更为根本的方面，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5]152，“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2]90。于是，科学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实质上是对人的认识，科学既是“关于事实的学问”，又是“关于人的学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90反之，脱离社会现实尤其是脱离人的感性存在这个根基，科学必然沦为“只见事实的科学”，只见物不见人的科学。因此，科学的立足点必须深入到社会现实和人的感性存在这个根基中去，将这个根基作为根本出发点，否则，科学就会丧失社会现实所赋予的感性生命。其次，科学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抽象、中立性认识。科学以社会现实和人的感性存在为根基，这个感性存在的根，马克思称之为“感性对象性”，海德格尔称之为人与世界在前理性、前科学和前反思状态的“原初关联”、“在世界之中存在”[4]61。人在这种“原初关联”中对存在的领会方式，构成科学去认识世界的“视域”或“前见”。科学总是起始于特定视域，它是在特定视域中向人显现和敞开的存在。按照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如果说人是认识世界的“主体”，那么，人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就是先于认识的“前理解”，人对世界的感性对象性就是人去认识世界的视域，而社会现实则是视域或感性对象性赖以形成的土壤。因此，人对社会现实领悟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向和程度。
第二，社会现实是一切科学的归属。在科学的价值和功能问题上，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以本质世界凌驾于现象世界之上，造成对现象世界特别是人的感性生活的破坏。理性知识是静态的知识图式，而人的存在是展开的历史过程；理性知识是逻辑的，而人的感性存在包含非逻辑、非理性的成分。因此，以理性知识来指导人的感性生活，必然出现静态知识与人的感性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的冲突，出现封闭的世界图式与人的存在的展开过程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出现理性知识的逻辑性、理性与社会生活的非逻辑、非理性之间的冲突。
为此，任何科学、知识的应用都必须与人的感性存在相结合，并以人的感性存在为基础和标准。科学的应用过程不仅是作用于客观事实的过程，而且是作用于人的过程，理性主义科学观的失误在于用逻辑的和理性的知识遮蔽人的感性生命。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题就是要从存在论上拯救出人的感性生命，关注人的感性存在并将其置于基础性、前提性的重要地位。在《手稿》中，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家局限于从自然主义视野去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客观事实，而没有从人道主义视野去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人的存在状态，没有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世俗基础本身的内在矛盾。因此，国民经济学家“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2]73。在评价自然科学的社会价值时，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89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的科学沦为更加敌视人的科学！自然科学的应用产生了非人化的后果！可见，在社会实践中如果以人的感性存在作为评判标准，那么，非常真理性的科学有可能产生伦理道德上非常恶的后果；非常真实的客观规律有可能产生非常不道德的后果。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所描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人的存在状态。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明的是：只见事实的科学与人的感性存在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可能，因此必须关注社会现实中事实与价值的矛盾。科学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不仅是遵循客观规律的事实过程，而且是遵循人的目的的文化过程，如果社会实践中仅仅强调遵循科学和客观规律，那么科学和客观规律与人的存在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对立。
只有把“事实科学”与“人的科学”统一起来，才能确保科学在实践应用中的正确价值取向，达到改造社会现实的功能。科学不仅要致力于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客观事实问题，而且要致力于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道德和价值问题；不仅要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必然性、规律性，更要关注社会现实中人的存在问题，从而推动必然与自由、科学与人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从实践层面看，必须关注静态的科学知识进入动态的社会实践的途径和矛盾。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探究科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内在矛盾，并试图揭示化解这些内在矛盾的哲学智慧。在哲学上，普遍知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矛盾被表述为必然与自由的矛盾。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探究伊壁鸠鲁（Epicuru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原子论的差异为主题，实质上就是探讨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必然与自由的探讨影响了他后来的理论活动，他的实践观将这一矛盾具体化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矛盾。
从内在结构看，实践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践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科学、理性）；另一方面，实践必须符合人的感性存在。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前一个方面，因而总是将实践理解为理性活动，突出客观规律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它具有机械论、决定论倾向：凸显理性、客观规律对人的感性存在的优先性，却忽视了理性与感性、科学与人文、规律与目的之间的可能冲突。同时，理性主义实践观也忽视了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选择性和批判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实践定义为“人的感性活动”[6]137，目的在于凸显人的感性存在的优先性、自主性。马克思不否定实践应该符合理性，也不否认实践要以科学和客观规律为指南，但他认为实践更应该符合人的感性存在（如人的目的、价值、自由和权利）等。人的存在才是实践的根本目的。只有与人的感性存在相结合的科学才是现实的科学，如果仅仅强调实践的合理性、合规律性，就有可能遮蔽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导致“存在之遗忘”。而将实践定义为感性活动，就意味着实践是以人的感性存在为出发点的，因而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将人的存在提升到最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在于“重新唤起对存在的记忆”，他的哲学也因此成为人类解放的学说。
第三，科学的形成和应用都具有时间性、历史性。既然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应用都奠基于人的感性存在，而人的存在的展开表现为时间性、历史性，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从科学知识的形成上看，人的感性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决定了人对存在的领悟所形成的“感性对象性”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转换的。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具体的，因而它赋予存在以具体性；实践是不断展开的过程，因而它赋予存在以时间性、历史性。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88这种对象性存在不是现成的或既成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因此，科学总是要受到人的感性存在的制约和影响，并随着感性存在的变化而发展。从科学、知识的应用上看，科学与人的感性存在的结合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二者在时间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统一。
［附注］本文受到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项项目（项目编号：CQUMXZX201502）资助。
我国计算机犯罪的立法结构可以用“两点一面”［1］来概括。“两点”为1997年刑法修订时新增的第285条和第286条；“一面”为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犯罪的提示性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第285条又增加了两款规定，使得本条一共三款。本文主要对我国现行刑法第285条对我国计算机犯罪立法现状进行探讨。
[参 考 文 献]
[1]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1－0036－08
［收稿日期］2018-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8XZX004
［作者简介］张德昭（1965-），男，四川西充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邓莉（1987-），女，四川内江人，中共重庆市委《党课参考》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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