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国家发展的全局。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内在要求，群众观点为乡村有效治理确立了价值归宿，提供了力量源泉。基于此，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要从群众中来，着重畅通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与建构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共建共治机制；到群众中去，着重构建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价值评价与利益共享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乡村振兴；乡村有效治理
乡村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随着乡村社会原有的治理生态逐渐瓦解，这种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真空”状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在乡村转型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从政策议程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治理有效在诸多因素之中起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基础性作用。
在对轨道站内客流运动规律进行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于轨道站点评价展开了丰富而全面的研究. 文献[3]根据轨道客流等指标的定量变化，对各类通行设施的服务水平进行等级划分. Tsukaguchi[4]和Mori[5]基于客流特征变化对轨道站点内的通行设施进行评价，Sarker[6]主要从轨道站内出行者的便利快捷、舒适安全等角度，对通行设施的服务水平进行划分.
吕温卒后，其子安衡寻刘禹锡，为其父吕温整理文章。经刘禹锡整理后，吕集分上、下两册。现因年代久远等多种原因，无法还原吕集的全貌。关于吕集残卷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吕温文集有三个版本系统；一种认为吕温文集有两个版本系统。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吕温诗歌收录最多的是《全唐诗》，共计102篇；收录吕温文章最全的是《全唐文》，共收八十八篇;《吕衡州文集》共收八十二篇。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理论基石
人民群众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核心理论向度，也是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实践主体观赋予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认识主体观要求乡村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观强调乡村有效治理的成效应接受群众检验。[1]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参与乡村治理高度契合。
（一）人民群众实践主体观赋予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人民群众是社会进步的实践主体，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历史能够不断发展的动力源于从事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的人的动机，在人民群众中孕育着人类社会的实践创造力与历史推动力。人民群众在乡村有效治理的主体地位彰显出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首先，人民群众是乡村有效治理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千百年来，无数的人民群众扎根在广阔的乡村，从事着农业。每一代的农业劳动者都是在继承前一代人农业经验的基础上不断革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其次，人民群众是乡村有效治理的精神财富创造者。人民群众在乡村的社会实践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了精神支撑，主要表现为邻里互助、乡风文明等乡土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农耕社会活动下形成的乡土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厚，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人民群众的共同精神财富。优秀的乡土传统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支持。最后，人民群众是乡村有效治理变革的决定力量。乡村有效治理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乡村有效治理问题的产生与人民群众的公共生活密不可分，乡村有效治理需要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乡村有效治理涉及人民群众诸多利益的全面变革，从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方式的路径选择到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制度建构中如何保障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地位，再到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在效果上如何做到人民群众权利保障和实质正义的统一。这都需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共识的凝聚，充分提升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获得感。
（二）人民群众认识主体观要求乡村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正确主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来源于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其本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对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
乡村有效治理就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出发。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指出，任何合法的无产阶级运动都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正当利益为出发点。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利益的满足与实现。因此，乡村有效治理就要主动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必须积极地回应人民群众日渐多元的利益诉求，满足多元群体成长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需要。
（三）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观强调乡村有效治理的成效应接受群众检验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中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人民群众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最能直接观察社会变迁并推动社会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最有发言权与评价权。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与实现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自觉、能动参与社会历史实践，根据实践对象的特征与规律，依据自身的要求与利益，进行价值创造。人民群众实践活动总趋势是以合力的形式，顺应并决定社会历史的进步，人民群众也就必然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乡村有效治理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方法论保障，也是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
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乡村有效治理的价值归宿与力量源泉
面对乡村社会出现的村治不彰，空心化问题严重且振兴乏力等问题 ，要推动乡村振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乡村有效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最重要的方法论。
（一）一切为了群众为乡村有效治理确立了价值归宿
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5]要解决为了谁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5]解决依靠谁的问题，必须在乡村有（P5）效治理中尊重人民群众所表达的意愿。要以人民群众为师，在其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乡村有效治理的智慧与经验。
首先，在建构具体的乡村有效治理制度或政策时，要征询并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要进行分类分析，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乡村事项，在决策时，可通过村民大会、民主协商会等形式确保决策方案的民主性与可行性。在此过程中，人民群众可以充分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政治诉求。并以此来促进政府的决策水平的提高。这种良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必然会增强人民群众对乡村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参与热情，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其次，实践出真知，群众生灼见。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乡村有效治理的认识主体作用。如安徽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以极大的胆识与勇气，拉开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帷幕，成为亿万人民群众智慧与力量的代表。最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乡村有效治理的首创精神，以形成乡村有效治理的最大合力。人民群众在参与乡村有效治理过程中可以集思广益，凝聚乡村利益共识，形成治理合力。通过充分论证与协商的乡村治理决策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纳与执行，让决策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行为，从而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提升乡村有效治理绩效。
由表2 可知,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白色念珠菌的第1 组3次重复试验结果为无菌生长,且第2 组均有菌生长,菌落数都不少于100 CFU/mL。金黄色葡萄球菌第3、4、5组间菌落数误差3次重复试验结果分别为13.9%、21.1%及7.27%。其中,第2次重复试验可能由于操作误差导致组间菌落数误差偏高。白色念珠菌第3、4、5 组组间菌落数误差3次重复试验的结果为4.0%、10.25%及13.3%,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白色念珠菌第6 组3次重复试验皆为无菌生长。
乡村有效治理要秉持治理为民与治理惠民的基本理念，将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时也有满足其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正当性。坚持治理为民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与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使其成为提升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治理惠民要以良好的乡村有效治理促进乡村社会资源共享，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在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同时实现治理成果人人共享。
综合考虑灯桩建设周期（通常1年）、总投资、勘察设计时间及成本等因素，结合灯桩建设选址位置，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地质类型进行勘察，同类型灯桩勘察设计互相借鉴，以此类推，编制灯桩标准化勘察报告。
大丫每次吃大豆腐之前，一准儿要躲在水房的墙角那儿很响地撒一泼尿。这时候，老K总要阴下脸说，这个骚货非把那个墙基冲塌了不可！
（二）一切依靠群众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了力量源泉
（P27）就要求在乡村有效治理中要把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利益需要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视为根本的价值归宿。在这个过程中要主动回应人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与秉持治理为民、治理惠民的基本理念。
要以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乡村有效治理。从乡村有效治理存在的问题中寻找工作方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中寻找工作目标，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寻找工作思路，不断挖掘人民群众创造潜力、激发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活力，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与动力源泉。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
人民群众是价值评价的主体。既然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一切价值产生、发展的依据，理所当然也是价值评价的主体，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无需证明的社会公理。习近平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4]因此，人民群众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必须对自身的价值创造活动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预测，更需要对自身价值创造活动所形成的价值对象进行价值评价。
（一）畅通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主动汲取人民群众在伟大历史变革中所创造的才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坚持走共建共治的道路，彰显人民群众在乡村有效治理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共建强调乡村有效治理各主体（人民群众、党员、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治理，始终做到乡村有效治理能问需、问情、问计于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共治强调乡村有效治理的公共参与，各治理主体的协商共治。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乡村矛盾，以达成共同意见、采取共同行动。
拓展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有效渠道。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渠道是否畅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利益的反馈机制，让乡村有效治理的其他治理主体，如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能够倾听来自底层群众的声音。充分发挥乡村民间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在利益表达方面的作用，保障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进行利益表达，参与乡村有效治理。
（二）建构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共建共治机制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公共权力的主体。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参与、评价与监督等方式对公共权力的运转加以控制。从群众中来，就是要通过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使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询问人民群众关于乡村有效治理的意见，再经过利益综合机制分析汇总整合做出治理决策，并将决策信息不断反馈、改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实质在于权力与权利的沟通。
AHS是指一侧上肢或手不自主、不协调、相互干扰的运动，伴有对受累肢体的陌生感和拟人格化。而这种由胼胝体梗死引起的AHS共分为两种类型，包括：额叶型和胼胝体型。表现为额叶型异己手综合症的患者往往累及优势侧手，这类患者会出现强握摸索反射和运动障碍，同时部分患者会出现强迫使用工具等症状，影像学显示这部分患者多为胼胝体前部受累，研究发现尤其当运动前区和扣带回受累而发生梗死时症状明显。出现胼胝体型异己手综合征的患者则多为孤立的胼胝体缺血性病灶，这类患者为非优势侧手受累，主要临床表现为手间冲突以及镜像运动，研究并未发现额叶体征[6, 18-24]。
拓展乡村公共空间，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认同感。其重点是在乡村有效治理中，能切实地培育人民群众的公共精神，突破“各扫门前雪”式的自利性治理。拓展乡村公共空间的价值在于服务当地的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在乡村共同体生活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乡村成为人民群众实现协商互动的场所，也成为人民群众参与乡村事务、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的物质载体，成为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
发挥乡村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制度是机制的内在前提，机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现，制度创新能够带来机制的转换，机制的创新反作用于制度的完善。推进乡村协商治理制度化是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要减少走过场、表面热闹的协商关键在于制度供给，要积极出台乡村协商的制度规范。乡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个协商主体的权利与责任的边界，从而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全过程提供坚实的机制与制度保障。
（三）构建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价值评价与利益共享机制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指出，人民群众具有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双重主体属性。乡村治理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能否让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时有更多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到群众中去，就是将人民群众视为评价乡村有效治理成效的最高裁判者，实现治理人人参与，利益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
实现人民群众对乡村有效治理的公共政策合理性评价的目标。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实际是人民群众表达自身观点，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这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和支持，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人民群众对乡村有效治理的公共政策合理性表示不满意时，可以督促政府重新检查公共政策各个子系统的制定过程是否合理。
实现人民群众对乡村干部有效监督的目标。在乡村有效治理中，构建乡村群众价值评价机制的重要一环在于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人民群众与乡村干部同处于一个生活共同体，更了解乡村干部的行为作风。因此，人民群众具备了监督乡村干部行为作风的基本条件和内在动力。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能够加强对乡村干部的监督，规范乡村干部的行为，提升乡村干部的政治、道德素养，进而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王 芳,李 宁.基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生态治理公众参与研究[J].生态经济,2018（0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98.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Value Destin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Liu le，Bai Qipe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Th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is a fundamental project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in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Marxist historical view of the masses, and the view of the masses sets up the value destination and provides the power source for th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is, th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should take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ming from the masses, which focuses on making up the smooth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the masses’ interests in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sses’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and also the path of going to the masses, which mainly constructs the masses’ evalu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Key words：Marxist concept of mass history;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C912.83文献编制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4-099-004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19CZZ023）、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研究”（17YJC71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 乐（1993-），男，陕西汉中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民主与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石墨烯材料的敏感膜对pH的响应机理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石墨烯边角的酚羟基[4]与pH溶液接触时，会发生质子交换从而产生电位差，这为石墨烯修饰电极在pH传感器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同时石墨烯表面的少量含氧基团可与水及氢氧根离子形成氢键，因此，晶体外延型的1～2层石墨烯可灵敏地感知表面的离子浓度，从而成为性能良好的pH传感器[5-6]。但是鉴于石墨烯材料的灵敏特性，此类传感器中石墨烯材料对氢离子的选择性以及其他离子的干扰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白启鹏（1985-），男，河北张家口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民主与社会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文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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