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是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客观需要。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一要体现国家视角，善于观大势、谋大局，解决站位不高问题；二要提高智慧，善于出大策、成大事，解决研究问题能力不强问题；三要汇集思想，善于建队伍、促协同，解决高端人才不足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基础性工程。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必须迎头赶上，常抓不懈。横观世界主要国家的知名智库，它们各有各的特点，无论形式怎么样，这些智库的建设总是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必然的联系，总是和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必然的联系，总是和这个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中国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发展，既要遵循基本规律、国际标准，又要突出中国特色、时代要求；既要纵横捭阖，吸取百家之长，又要另辟蹊径，提出独到见解；既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又要厚积薄发、行稳致远。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好六性，即方向性、战略性、原创性、科学性、综合性、开放性。
坚持方向性
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坚持按国家宪法和法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自觉贯穿到国家高端智库工作链条之中。
方向性是决定性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俗话说：“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如果方向出了偏差，必然事倍功半；只有方向对了，才能事半功倍。有些人说：“智库建设不能讲政治”“智库报告必须中性化”“智库人员需要个性张狂”。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智库的作用本质上就是为各种复杂难题提供政治解决的预案和方案。因此，我们国家智库工作人员既要有家国情怀，又要有人民思维。现在有些智库的个别人员乱说，帮倒忙，倒帮忙。这样不仅不好，也是不值得提倡、不允许的。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一定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谋领导之所谋。坚持方向性就是要牢牢守住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自动地瞄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方向性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必须聚焦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道路，深入探讨中国话题、中国难题和中国问题。新时代国家智库工作人员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要强化“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研究成果一定要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自觉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坚持战略性
要聚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瞄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着力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衔接问题，进一步强化价值导向、问题导向与应用导向，积极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不断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
受到传统经济发展形式的影响，国内的预算组织机构体系并不健全。就目前来说，能够在专业的预算机构帮助下开展预算决策工作的企业在市场上的数量相对较少[2]，同时公司内部的预算组织机构设置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负责预算管理工作的决策单位和具体执行单位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工作过程中的工作效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董事会对企业部门的控制力度相对较弱，导致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了一定问题。
顾名思义，国家智库工作人员既要有中国特色、中国视野，还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战略性是服务高端决策的必然要求。所谓战略性问题就是主要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宏观的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往往涉及体制优化、制度优化和政策优化。加强战略性，决策无不胜。现在一些智库研究涉及的是一些细微末节的问题，没有抓住大局，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抓准要害。有的基础性研究部门或者高校机构摇身一变，就想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成为国家高端智库需要严格的功能重建和流程再造。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站位一定要高，智库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决策服务，既不是翻译和转述外文文章，也不是论证既有的观点。解释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不是高端智库的主要工作。战略性是宏观性和前瞻性的有机统一。战略性要求必须超前一步，智库研究一定还要想领导之所该想，急领导之所该急，谋领导之所该谋。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其的光荣使命。国家高端智库一定要以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着重加强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重大问题研究。
坚持原创性
智库研究切忌东倒西歪，不要拾人牙慧，不要照别人的葫芦画瓢，要直视问题、大胆设计、小心求证。现在有些所谓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新闻记者写的材料差不多，人云亦云，流于一般，流于平庸，缺乏创造，缺乏创新。当前智库如雨后春笋，但是一定要遏制智库平庸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国家高端智库成果不能混同一般智库成果，一般智库成果不能混同老百姓的街谈巷议。原创性既是智库的立身之本，又是智库学术自信、能力自信的基础。原创性是一种气度、一种追求和一种品格。“无创意，不创新，毋宁死。”原创性是自己独到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结果的有机统一。国家高端智库研究成果一定要彰显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要彰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要彰显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国家高端智库还要善于想领导之所未想，急领导之所未急，谋领导之所未谋。国家高端智库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国家高端智库和普通智库在新时代要紧密合作，要从中国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中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要从历史的高度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要从新时代的视角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设计出有建设性的新机制，由此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你看你这孩子，总把人往坏处想，别忘了，这五十万我是不会还的，你都知道借条就是一个台阶，对张仲平没用，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否则，你没有赌注，怎么再赌下去呀？怎么赢回你心上人的照片呀？”
要立足高端定位，凝练主攻方向、突出专业特色、注重成果质量，增强理论和政策创新能力，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话题、善发中国声音，努力推出原创性的智库研究成果。
坚持科学性
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研究很有必要，既要学会单兵深入，又要多兵种协同攻坚；既要善于把握专业前沿，又要善于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切实提升智库系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2013年，大连市水务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水利部的统一部署，围绕大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全域城市化发展要求，以水务现代化建设为统揽，扎实推进水务重点工作落实，积极开创水务工作新局面。
科学性是智库的生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一定离不开学术性建设。科学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学术深度的智库一定搞不好，一定走不远，注定也是活不长的。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巴甫洛夫曾说过事实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的理论是虚构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要研究事实，研究客观实际存在的现象。科学性是一种研究素养、研究规范和研究逻辑。智库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是指研究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即概念、定义、论点正确，论据充分，实验材料、实验数据、实验结果可靠，图表、数据、公式、符号、单位、专业术语和参考文献运用准确。智库建设的科学性是指课题的选择要以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也不能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科学性是规范性和逻辑性的有机统一。所谓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都是出世的，而智库研究都是入世的，因此智库研究要善于运用学术工具解决现实中的鲜活问题和难题。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要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保持应有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担当，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方案。新时代智库建设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贡献。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杜绝学术造假，杜绝学术卖弄，杜绝学术标签，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搞学术，殷殷切切提对策。
唑来膦酸相关性急性葡萄膜炎主要发生在女性且以中老年女性为主，这与唑来膦酸治疗的适应证有关。唑来膦酸相关性急性葡萄膜炎可累及双眼，也可累及单眼，临床表现主要有眼痛、视力障碍及眼睛充血等。部分患者伴有寒战发热、疲劳感、四肢肌肉酸痛、恶心呕吐及关节痛等急性期反应 （acute phase reaction，APR），APR是唑来膦酸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一般在首次给药3 d内发生[28]。本研究34例患者中，18例在首次用药3 d内发生急性葡萄膜炎，提示急性葡萄膜炎可能也是APR的特殊临床表现，已有学者将眼部症状作为唑来膦酸注射液的一种APR[29，30]。
坚持综合性
加强科学素养、提高学术品格、发展科学理论，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改革和创新，主动引领中国的发展、改革和创新。只有勇攀学术高峰，才有可能创造政策高峰。
众所周知，现实世界中任何问题本身就是复杂体，具有多元复杂性。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生态学等独立学科往往用肢解的眼光看问题。我们过去只注意消除学科内部的片面性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学科间的片面性问题。古代有盲人摸象的例子，“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目前，我们高端智库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缺陷。世间本无龙，何来屠龙术，不能再叶公好龙了。综合性是多元性和同一性的有机统一。我们研究问题既要善于一分为二，又要善于合二为一；既要善于一分为多，又要善于合多为一。对于复杂的现实问题，我们一定既要拆得开，研究得透，又要合得拢，还得了原。综合是整合的前提条件，整合是一系列综合的必然结果。做智库工作的人，一定要学一学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是致力于实现系统最优化的一门科学，既是哲学思维，又是实用工具。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各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整合科学体系。新时代智库研究一定要善于跨界、跨学科、跨壁垒，要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加强学科间交流合作，在重大研究领域形成研究合力，多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强调综合性就是要还原事实本身，注重系统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自古以来世间没有全才，信息爆炸时代更是如此。新时代智库工作者必须学会跨界思维、跨界合作，最终实现跨界融合，才有可能实现属于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要进一步提高选题站位，深入研究论证，提出对策建议，着重提升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坚持开放性
智库如果没有人才就不可能新陈代谢，智库如果没有能量就不能吐故纳新，智库如果没有物质和信息交换就不能够日新月异，因此，要以开放促进智库的内部改革，实现智库的机制更新、功能提升和流程再造。
众所周知，自然系统通常可以划分为3大类：开放系统、封闭系统和孤立系统。对于开放系统来说，系统内外存在物质的交换和能量的传递。而封闭系统中，物质是不能交换的，但是能量却可以传递。而孤立系统里，物质和能量都是隔绝的，是不通的。 所谓开放性是具有开放性质的措施和形式，其实开放也是改革。开放性是开放意识和开放行为的有机统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建设国家高端智库要反对做封闭系统和孤立系统，要积极做敞开系统和开放系统。只有开放系统才有耗散结构，而耗散结构理论作为以揭示复杂系统中的自组织运动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具有方法论功能的新兴学科，其理论、概念和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现象，同时也适用于解释社会现象。如果智库自己都组织不好，怎么能帮助完善国家的秩序化呢？智库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关键是凝聚智慧、震荡智慧和放大智慧。因此，人才是关键，机制是活力。新时代智库要注重解决吸引人才、凝聚人才的问题，选好首席专家，建设好研究团队，形成开放、竞争、流动的人才机制。要创新智库内部治理，完善制度设计，激发智库活力，加快形成灵活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要加强智库与决策部门的沟通联系，搭建常态化互动平台，做到供需有效对接、工作一体联动。一定要开门办智库、开放办智库，完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中一定要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活动。我们不仅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而且要用高尚的道德感染人。人总是要有一种高尚精神的，人总是要努力作出更大贡献的。开放性有利于整合资源、促进激励、改善绩效。古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新时代智库工作者只有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才能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要创新工作机制，解决突出问题，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资金等保障方式方法，加快形成灵活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办出专业特色，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伟大时代赋予了光荣的使命，新的使命召唤全新的智库。上述六性，对于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而言是命之所系、运之所维。这六性既是互相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既是功能分项的，又是相互作用的；最终整合在矛盾对立统一的运行过程之中。其中，方向性是其他五性的重要前提，原创性是其他五性的必然结果。中国在新时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中，在宏观层面要处理好方向性和战略性的统一，在中观层面要处理好科学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在微观层面要处理好原创性和开放性的统一。“莫愁前路无知己”，智库建设只要多行好事，多行正事，多行新事，一定会迎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摘自《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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