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论文文献综述）
张岳[1]（2021）在《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文中指出民国前期（1912-1931）,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从共和制到一党制的嬗变过程。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在清末十余年的革命奋斗中,终于推翻了满清政权,同时也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中华民国。民国共和制度的初建,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政治领域便诞生了诸多的政党政团,一时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些政党为了在新生的政权中分得一席之地,便采取分化或重组等多种方式,进行竞争。政党林立与多党竞争,成为民初政治领域的主要特征。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利用分化瓦解甚至暗杀之术,对民初政党进行打压,最终取得民国最高统治权力。在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权力操控中,只有共和之招牌,而无共和之实际,民国共和政治逐渐走向衰落。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他不能坐视民主共和制度之衰亡。他不断努力以维护共和。首先,他与北洋军阀势力相抗争,发动二次革命,两度护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次,他数次改组政党,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以增强政党之力量。最后,他在逝世之前,转移了政治方向,实行联俄联共之政策。他“以俄为师”,要用政党之力量来改造国家。他学习俄国政党经验,改组中国国民党,大大增强了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的后继者胡汉民、蒋介石等都接过孙中山“建国三程序”的旗号,开始提出“训政”。从《训政纲领》到《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完成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的法律程序,开始了国民党“训政”时代。“训政”的本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共和制从此消亡。民国前期政治制度从共和制到一党制的嬗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中国社会缺乏共和制的社会基础。当时普通民众与政治脱节;民初政党虽多,但普遍缺乏远大政治理想。其二,军阀当政,军人扼杀民主政治。其三,孙中山政治思想之转变。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致力于民主共和政治,并没有强调政党之力量,以至于孙中山的奋斗是“孤独的奋斗”。他实行联俄联共以后,学习苏俄经验,强化以党治国。在“建国三程序”中,他强调的“训政”,重点在于训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而不是胡汉民、蒋介石们所说的“一党专政”。所以,孙中山的“训政”本质与胡汉民、蒋介石的“训政”是有差别的。
王笛[2]（2020）在《从承认民国到敦促参战: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1913-1918》文中认为20世纪初,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了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态度。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是唯一能干预并防止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政策的国家。1913年威尔逊任总统并派芮恩施担任美国公使之后,中美关系进一步密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主要西方国家。1915年美国公开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随后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协约国,奠定了巴黎和会上提出收回山东主权要求的基础。考察1913-1918年间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无疑对理解1919年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以及收回山东权利的失败之原因,会有深入的认识。美国认为,中国的独立和不受外国控制,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中美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问题在于,并不等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际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结论便十分清楚:依靠外国力量的支持,最终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陆阳[3]（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高海波[4]（2019）在《1907-1916年袁世凯与美、德外交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袁世凯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长期负责外交事务,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由于能力出众,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进入中国谋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对外交涉在清末日趋复杂。依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裁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新设外务部负责对外交涉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开始主持全国外交事务。晚清在国内叛乱和列强的双重打击下,国力日趋衰微,实力难以自保。外务部在对外交涉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但袁世凯还是积极参与对外交涉,经过与德国的艰难谈判,修订了《津镇铁路借款条约》,挽回了部分失去的利权。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利用美国来制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处境。民国建立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全权负责外交事务。民国初年的政局较晚清更为混乱,对外交涉也更加棘手。为了获得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并为北京政府提供急需的贷款援助,袁世凯通过一些列外交谈判,争取到了美德等国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武力夺取德占胶州湾,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运用美国的影响成功化解了日本的侵略图谋。由于对形势的误判,袁世凯错误的发起帝制运动,遭到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对,美德两国为了保持中国国内安定,维护在华利益,起初表态支持袁世凯称帝,但是随着反对帝制的呼声愈演愈烈,两国放弃了对袁世凯帝制的支持,备受打击的袁世凯不久死去。本文论述了自1907年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起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这一时间段内与美德外交关系的演变历程。论文的框架结构以时间为轴,通过对袁世凯与美德两国外交关系的论述,探讨双方关系的变化。本论文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章、本章内容为袁世凯青年时期对美国两国的认知,在政治生涯开始后与两国逐步建立起密切的外交关系,在外务部尚书任内与美德两国就中美德结盟问题的交涉。第二章、本章内容为与德国的津镇铁路借款交涉,由于津镇铁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德国的这次谈判,是袁世凯外务部尚书任内的重要外交事件,借款条约的成功修订让袁世凯赢得了国内舆论的认同和赞赏。第三章、本章内容为辛亥革命时期,美德支持袁世凯复出镇压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后,两国又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在形式上统一中国。随后,袁世凯兵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举其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第四章、本章内容为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在一战爆发、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复辟帝制等事件中,争取美德两国对北京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支持。结语部分、主要对1907-1916年期间袁世凯与美德两国的外交活动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
鲍立娟[5]（2019）在《《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研究（1911-1916）》文中提出1911年8月密勒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在华美式报纸《大陆报》,打破了英国报业在华垄断局面,一度成为远东地区销量最大的外文日报,在华经营时间长达38年。《大陆报》与当时在华外报的最大区别在于头版刊登重要新闻,刊登大量中国新闻。头版的阅读者人数是其他版面的两倍,报纸的头版报道往往反映出报刊最关注的内容。因其头版大量报道中国新闻,目前学界的普遍认识是《大陆报》对于西方读者认识真实的中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份在华美式报纸如何报道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为何这样看中国,目前为止尚无研究。将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有助于理清美国报业传统在华的出现、传播,有助于从“他者”的角度多样化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分析《大陆报》为何会在密勒等人的经营下成为在华发行量最大的外报,更有助于以史为鉴,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借鉴。因此,本文根据《大陆报》（1911-1916）的文本材料,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分析《大陆报》为何会在中国创刊,创刊后如何在中国扎根。然后通过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总结出《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的一般规律。从报道频率上来看,《大陆报》的头版中国报道基本与中国的现实律动保持一致;从议题设置来看,头版以时政性的硬新闻为主,兼具文化、社会、经济等新闻报道;《大陆报》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是从“国际新闻的视角”出发,在报道中力求做到平衡,这也是起初《大陆报》获得大量读者,迅速打开发行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大陆报》对于中国内政的报道量最大,其次是国际关系议题的报道,再者是社会议题,文化议题,经济议题的报道占比最小。以此为基础,本文对这些议题进行整合归类,从《大陆报》如何报道中国内政,报刊如何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生活,如何践行其提出的“致力于中国发展”的方针几个方面分析《大陆报》如何看待中国,为何这样看待中国。通过1911-1916年的报刊原始资料分析,本文认为片面地从“利他主义”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份完全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报刊;或者单纯地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大陆报》只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都是有失偏颇的。《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对美国来说,《大陆报》为其了解中国事务提供了一个媒介平台,打破了英式报刊的垄断,发出了上海滩的“美国之音”;对中国来说,在国际上传递了较为真实的中国图景,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有所助益。《大陆报》报人以“美式精英”视角来看待中国,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支持中国发展;但是报刊也实践着其“致力于中国发展”的办报方针。美国人从报刊实践中获得物质利益、权力秩序和个人声望,中国借此机会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在国际舆论上获得助益。这一过程或多或少是一个“等价互惠”的存在。
冀睿[6]（2019）在《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审计制度源自于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立宪政治的发展中,审计制度得到了重要的改造,从传统迈向了现代化的演进道路。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家动荡,政局起伏。随着欧风美雨的影响,立宪救国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共识。在近代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审计制度拉开了改革的帷幕,接受了立宪政治的现代化改造,并受制于国家宪制的整体布局和权力分配。本文旨在立宪政治的视角下,以我国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审计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在近代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中,探讨审计制度的生长和变化的轨迹;分析立宪政治对审计制度的改造,对立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审计制度生长路径进行梳理;同时,将立宪政治作为审计制度创设和成长的框架和动力,解释近代中国各种审计制度从选择、创立到演变的根本原由,探讨各种审计权力配置模式及制度构造与宪制之间的关系;寻求审计制度演变的深刻意涵,揭示审计制度发展的历史启示。为贯彻这一意旨,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导言部分,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等进行阐释。第一章,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的塑造。本章对审计制度的兴起和改造进行了研究,特别是结合英、法、德三国的宪制发展背景,分析了审计制度的兴起,并就英、法、德三国的立宪政治发展对于审计制度的改造进行了探讨。本章还分析了立宪政治中的审计权型构,对于审计权的立法配置模式、司法配置模式、行政配置模式和独立配置模式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此外,本章从人民主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代议制、税收的合法性控制四个方面研究了审计制度对立宪政治的支撑性,审计制度不仅接受了立宪政治的改造,也对立宪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对西方国家的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之间关系的揭示,将为近代中国立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审计制度构建及改造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第二章,晚清立宪的筹谋与审计制度之构想。伴随着晚清立宪政治的发展,西方近代审计制度被引入中国。本章探讨了晚清立宪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生基础,并从立宪政治之诉求、统一财权的刺激以及治理贪腐之需要三个方面分析了预备立宪对于审计制度的需求。本章还深入地阐述了晚清政府对于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权衡与选择,探讨了日本审计制度对晚清审计制度改革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晚清政府构建独立型审计制度的原因。此外,本章还对于晚清预备立宪中的审计制度设计思路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研究了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超越与缺憾。晚清审计制度的改革设想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对于晚清政府从财政视角认识和理解宪制体系的运行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也为此后民国时期审计制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参照和比较。第三章,共和立宪与审计制度的再造。在西方近代审计制度的影响下,北京政府完成了晚清预备立宪时期未完成的谋划,建立了共和制背景下的新型审计制度。本章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创设和变迁进行了研究,结合北京政府时期的时局发展,对北京政府初期审计制度的缺失和再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本章还分析了审计制度的入宪尝试以及在宪制中的初创,共和宪制体系中的审计制度不再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工具,已成为保障人民的财政知情权、财政监督权和财政问责权的利器。此外,本章结合北京政府时期的立宪风潮,分析了宪制的变迁对审计制度的重要影响,探讨了不同宪制下权力的整体布设对于审计制度变化的影响。北京政府时期审计制度的演进历程,为国民政府五权宪制下的审计制度续演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第四章,五权宪法下审计制度的嬗变。本章对五权宪法体系下的审计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考查。结合五权宪法理论体系,本章对孙中山先生的审计制度构想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五权宪法理论体系中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之间的关系,五权宪法理论体系中的监察型审计制度凝聚着中西审计制度的不同特色,统合了行政监察和财政监督,弥补了监察机关在财政监督领域的不足。本章深入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监审合一”制度的初创,并对初创后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章还对初创后的“监审合一”制度和“监审分立”制度之间的往复变化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五权宪制的建立,阐述了这一时期有关审计权力配置的论争,研究了“监审合一”制度在宪制体系中的确立和发展。第五章,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生长的思考。本章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和思索,分析了审计制度在财政监督与制约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从提升监察效能、预算执行的财经监察以及审计问责方面阐释了审计制度对于推动监察制度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阐述了不同的政治结构和审计权力配置对于审计制度发展的影响,并对近代中国“监审合一”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此外,本章还分析了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对现行审计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启示,通过对我国现行审计制度发展的检视,分析了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对审计制度的历史发展的借鉴,探讨了现行行政型审计制度的未来改革路径,以推动审计制度在我国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陈宗海[7]（2017）在《美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历经了塔夫脱和威尔逊两届政府。塔夫脱政府极力推行“金元外交”、与列强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威尔逊总统一上台就断然舍弃协调一致原则,采取单边行动,为其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想主义”赢得了行动自由。辛亥革命前夕,美国虽然对形势就有所察觉,但依然保持乐观,对清政府的灭亡并无太多的先见之明。革命爆发后,塔夫脱政府始终奉行中立政策,与列强协调一致,既拒绝承认革命政权,也不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并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这和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和不干涉原则及其门户开放政策、“利益均沾”原则有关。为了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及谋求更长远的在华利益,美国“拥袁贬孙”,积极扶持在华利益代理人。威尔逊上台后,美国退出了六国银行团和率先承认了中华民国,这当然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客观上美国此举有利于打破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为新政府赢得喘息机会,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从美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可以看出,美国所标榜的共和制度、“理想主义”一直在围绕着现实国家利益打转,其对华政策显示出的是一种与武力入侵不同的新殖民政策的特点,其最终目的是促使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毛自鹏[8]（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研究指明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承红磊[9]（2017）在《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文中研究说明顾维钧于1915年8月赴美并在其后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一职,是袁政府在帝制运动期间于外交上的一项重大人事安排。这既与袁政府在此时期联合英、美、俄以抵制日本的整体外交策略有关,也与袁政府有意引导美国有关帝制舆论及吸引美国投资和借款的具体需要有关。顾维钧赴美后,在引导美国有关中国帝制舆论、巩固中美邦交及联络美国商界方面都颇为尽力,并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虽因时局发展未能挽救袁政府覆亡的命运,却也给予了一定支持。顾在公开场合完全避免谈及帝制运动。他对袁政府的支持,大概可以从他对过去几年袁政府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期望中国在袁政府的领导下能进一步统一和强盛以及袁世凯对他本人的信任和重视等方面去考虑。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及其在美外交活动,反映了此一时期政界人士面对帝制问题时的复杂面向。
马建标[10]（2017）在《“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文中研究说明一战前后,美国"进步主义"跨越太平洋,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既是由于一战所造成的特殊的国际情境使然,还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欧美同学会及其姊妹团体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努力提倡有关。进步主义的两大思想流派,即实验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政治、外交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胡适将实验主义引入学术研究,开创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典范,使得进步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持久性影响;威尔逊主义不仅激发了"五四"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还催生了1920年代初期的"好政府主义"与"好人内阁"。好政府主义固然具有中国的"圣王精神"传统,但是美国进步主义也是不应忽略的外来思想源流。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既是外交官,又是着名学者,他的知名学者身份使其成为欧美留学生的"精神导师"。作为留学生的"精神导师",芮恩施利用他的学术威望鼓励欧美同学会和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传播美国的进步主义,推动中国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但是,在四分五裂的北洋军阀时代,芮恩施与欧美留学生的进步主义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固在情理之中。
二、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1）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共和制的确立与实践 |
|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共和制的确立 |
|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及其政权结构 |
|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共和制的确立 |
| 二、共和制的实践与名存实亡 |
| (一)政党政治与多党竞选 |
| (二)政党政治失败与袁世凯独裁 |
| (三)军阀操纵政权与共和制式微 |
| 第二章 从“共和制”向“一党制”之嬗变 |
| 一、孙中山政治理念之转变 |
| (一)维护共和制失败之教训 |
| (二)政治心理移位与联俄联共之选择 |
| 二、孙中山强化政党之努力 |
| (一)迭次改组政党之失败 |
| (二)效法苏俄重塑中国国民党内核 |
| 二、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政治走向 |
| (一)北伐战争与国民党势力之壮大 |
| (二)蒋介石统一全国与独裁地位的确立 |
| 四、《训政时期约法》颁布与“一党制”的确立 |
| (一)“训政纲领”的出台与共和制的消亡 |
| (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颁布与“一党制”的法制化 |
| 第三章 从“共和制”到“一党制”嬗变原因 |
| 一、缺乏共和制的社会基础 |
| (一)普通民众与政治脱节 |
| (二)民初政党缺乏远大目标 |
| (三)军人政治扼杀民主政治 |
| 二、孙中山重新规划国家建设方案 |
| (一)颁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
| (二)“建国三程序“的理论依据 |
| (三)“以党治国“方针确立 |
| 三、国民党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从承认民国到敦促参战: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1913-1918（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承认 |
| 二、美国对日本占领青岛的反应 |
| 三、美国对“二十一条”的态度 |
| 四、美国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应 |
| 五、美国敦促中国参战 |
| 六、蓝辛-石井换文以及芮恩施的失望 |
| 结论 |
（3）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 一、“道与世更” |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 一、爱国精神 |
| 二、民主精神 |
| 三、科学精神 |
| 四、创造精神 |
| 五、奋斗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1907-1916年袁世凯与美、德外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美德同盟交涉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美德两国关系 |
| (一)美德的国家特点和处境 |
| (二)袁世凯对美德的认识 |
| 第二节 中美德同盟交涉过程 |
| (一)袁世凯对三国结盟的态度 |
| (二)中美德同盟的结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津镇铁路收回利权交涉 |
| 第一节 与德国首次谈判 |
| 第二节 与德国第二次谈判 |
| (一)谈判前的筹划 |
| (二)二次谈判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初年与美德外交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 |
| (一)袁世凯的复出 |
| (二)清帝退位民国建立 |
| 第二节 与各国恢复外交关系 |
| (一)善后借款交涉 |
| (二)镇压二次革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洪宪帝制时期外交 |
| 第一节 一战爆发后的东亚政治格局 |
| (一)中国对一战爆发的因应 |
| (二)“二十一条”交涉 |
| 第二节 袁世凯复辟帝制 |
| (一)袁世凯帝制的准备 |
| (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行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研究（1911-19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研究问题的由来 |
| 一、选题价值与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章节架构 |
| 第一章:《大陆报》的创办与经营 |
| 一、时代背景:美国新扩张主义与中国的外交方针 |
| 二、媒介环境:上海成为全国报业中心与租界内的言论自由 |
| 三、创办人密勒及其编辑方针 |
| 四、经营运作 |
| 第二章:《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的总体特征 |
| 一、报道总量与频率分析 |
| 二、报道的议题类别分析 |
| 三、《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的主导视角与报道理念 |
| (一) 国际新闻视角下的头版中国报道 |
| (二) 力求平衡的报道理念 |
| 第三章:《大陆报》视野下的民初政局 |
| 一、从革命到共和:古老帝国的年轻转向 |
| (一) 辛亥革命爆发:多方消息来源报道革命进展 |
| (二) 政体更换:君主还是共和 |
| (三) 《大陆报》对袁世凯的身份认同 |
| 二、关注中国现状:民初政治如何转型 |
| (一) 支持“共和国列强贷款” |
| (二) 国会—尝试共和的想象与幻灭 |
| (三) 报刊如何看待二次革命 |
| (四) 《大陆报》对袁世凯的形象塑造 |
| 三、《大陆报》视域下的帝制运动 |
| (一) 帝制筹备期报刊对袁世凯与帝制的看法 |
| (二) 公开称帝期:报道各地情况、观望局势发展 |
| (三) 取消帝制后反袁声浪高涨 |
| 第四章:《大陆报》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建构 |
| 一、“分离中国领土的开始”:报刊对中俄蒙古问题的报道 |
| (一) 持续报道事件进展、关注政府因应措施 |
| (二) 反映公众对俄情绪 |
| (三) 揭示俄国目的:“开辟在华特殊利益领域” |
| 二、报刊对日本的否定态度 |
| (一) “强大而霸道的邻国”:中日南京事件与直隶事件的报道 |
| (二) “远东悲剧的第一幕”:报刊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报道 |
| (三) 批判日本对华的巨额索赔 |
| 三、报刊对美国正面形象的塑造 |
| (一) 非常事态的介入:灾荒救济中“美国帮扶”的形象塑造 |
| (二) “道德影响”:美国退出六国银行集团 |
| (三) 建构中美“特殊关系”:美国承认中华民国 |
| 第五章:报刊与西方文化生活观念 |
| 一、西方视野下的休闲生活与时尚 |
| 二、提倡西方教育 |
| 三、宣扬基督教文化精神 |
| 第六章:“致力于中国发展”—《大陆报》报人的努力 |
| 一、支持中国禁鸦片运动 |
| 二、关注城市边缘人生计 |
| 三、主张废除妾室制度 |
| 第七章:结论 |
| 一、美国报业传统的移植 |
| 二、美国“精英”的中国观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需要说明的事项 |
| 第一章 立宪政治下审计制度的塑造 |
| 一、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的历史演变 |
| (一)审计制度的发端 |
| (二)审计制度的兴起 |
| (三)立宪政治对审计制度的改造 |
| 二、立宪政治中的审计权型构 |
| (一)审计权的立法配置模式 |
| (二)审计权的司法配置模式 |
| (三)审计权的行政配置模式 |
| (四)审计权的独立配置模式 |
| 三、审计制度对立宪政治的支撑 |
| (一)审计制度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践行 |
| (二)审计制度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
| (三)审计制度与代议制的关联 |
| (四)审计制度对税收的合法性控制 |
| 第二章 晚清立宪的筹谋与审计制度之构想 |
| 一、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生基础 |
| (一)君主立宪的时代背景 |
| (二)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传统资源 |
| 二、预备立宪对于审计的制度需求 |
| (一)立宪政治对审计的诉求 |
| (二)统一财权的刺激 |
| (三)治理贪腐的迫切需求 |
| 三、晚清政府对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权衡与选择 |
| (一)晚清政府对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权衡 |
| (二)晚清政府对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选择 |
| 四、预备立宪中的审计制度设计思路 |
| (一)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的总体设计思路 |
| (二)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的具体设计 |
| 五、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超越与缺憾 |
| (一)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超越 |
| (二)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缺憾 |
| 第三章 共和立宪与审计制度的再造 |
| 一、共和政治的初定 |
| 二、审计制度设立之曲折 |
| (一)审计制度缺失的缘由 |
| (二)审计制度重置的起因 |
| (三)审计制度的再现 |
| (四)审计制度入宪的尝试 |
| 三、宪制中审计制度的引入 |
| (一)宪制的变化 |
| (二)审计制度的宪法初创 |
| 四、立宪风潮下审计制度的起伏 |
| (一)“曹锟宪法”中审计制度的变化 |
| (二)审计制度的演进 |
| 第四章 五权宪法下审计制度的嬗变 |
| 一、五权宪法体系的构思 |
| (一)五权宪法体系的架构 |
| (二)五权宪法体系中的审计制度构想 |
| 二、从“监审合一”到“监审分立” |
| (一)“监审合一”制度的初现 |
| (二)“监审分立”制度的重置 |
| 三、“监审合一”制度的续演 |
| (一)“监审合一”制度的重现 |
| (二)“监审合一”制度的延续 |
| (三)“监审合一”制度的确定 |
| 第五章 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生长的思考 |
| 一、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贡献与反思 |
| (一)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贡献 |
| (二)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反思 |
| 二、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对我国现行审计制度的可能性启示 |
| (一)我国现行宪制中的审计制度现状检视 |
| (二)我国现行宪制中的监察制度重塑对审计制度的影响 |
| (三)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对我国现行审计制度变革之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美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近代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与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 |
| 2.1 近代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脉相承 |
| 2.2 革命党人对列强的示好 |
| 2.3 美国对辛亥革命的主要态度 |
| 第三章 塔夫脱政府的中立与协调一致 |
| 3.1 对辛亥革命的预见性 |
| 3.2 对革命的定性与保护侨民 |
| 3.3 拒绝支持孙中山 |
| 3.4 扶植袁世凯 |
| 3.5 美国“拥袁贬孙”的原因分析 |
| 3.6 塔夫脱政府后期的对华政策 |
| 第四章 威尔逊政府的单独行动 |
| 4.1 威尔逊及其思想 |
| 4.2 退出六国银行团 |
| 4.3 率先承认中华民国 |
| 4.4 谋求在华长远利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总命题: 否定、替代与建构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命题的出场背景 |
| 一、近代以来学习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失败 |
| 二、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
| 三、甲午战后新兴知识分子的出现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人的生存危机的加剧 |
| 一、北洋军阀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
| 二、民众的生活苦况与失望的加深 |
| 第三节 对十月革命、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一、对苏俄十月劳农革命的逐步接受 |
| 二、对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一: “人”的发现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人”的发现的铺垫 |
| 一、激烈反传统与“人”的发现 |
| 二、文学革命与“人”的发现 |
| 第二节 探索的核心: “人” |
| 一、“人”的发现的主要内容 |
| 二、“人”的发现观念评析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二: “社会改造” |
| 第一节 从“人”的发现到“社会”的寻找 |
| 一、从“群”到“社会”的演变 |
| 二、“人”的发现转向“改造社会” |
| 三、各种“主义”的兴起与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另造“社会”的实践与失败 |
| 一、工读互助主义 |
| 二、新村主义 |
| 第三节 改造上层政治的理论构想 |
| 一、“好政府”主义 |
| 二、联省自治、联邦制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三: “国民运动” |
| 第一节 从“党派运动”、“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变 |
| 一、辛亥后“党派运动”的失败 |
| 二、“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向 |
| 三、对国民政治觉悟的呼吁 |
| 第二节 国民运动的主要内容 |
| 一、民权(女权)运动同盟 |
| 二、废督裁兵运动 |
| 三、非基督教运动 |
| 四、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五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四: “组织政党” |
| 第一节 从国民运动到组织政党的思考 |
| 一、国民运动的发展到组织政党的需要 |
| 二、“非党”与“造党”的争论 |
| 三、集合高素质的党员 |
| 第二节 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合作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探索 |
| 二、国民党改组 |
| 三、国共合作 |
| 第三节 部分知识精英的追求 |
| 一、鲍明钤对欧美政党政治的追求 |
| 二、梁启超对代议政治的追求 |
| 第六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五: “国民革命” |
| 第一节 国民运动向国民革命的转变 |
| 一、国民运动转向国民革命 |
| 二、“国民革命”思想的发展 |
| 三、国民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一、国民党对领导权的争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 |
| 三、“人的解放”与革命领导权 |
| 第七章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人的解放”悖论与“社会主义”的解困之道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悖论 |
| 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成就 |
| 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困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的解放”之思 |
|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与对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的关注与诠释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应变之道与“人的解放”之路 |
| 一、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多方探索与“社会主义”的应然之道 |
| 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四个自信”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导帝制舆论 |
| 二、巩固中美邦交 |
| 三、联络美国商界 |
| 四、结语 |
（10）“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寻求认同:美国经验与进步主义力量在中国的凝聚 |
| 二、何谓中国?欧美同学会与中国的“民族自觉” |
| 三、“好人政治”:欧美留学生的政治参与 |
| 四、余论 |
四、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D]. 张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从承认民国到敦促参战: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1913-1918[J]. 王笛.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6)
- [3]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1907-1916年袁世凯与美、德外交思想研究[D]. 高海波.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5]《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研究（1911-1916）[D]. 鲍立娟. 上海大学, 2019(04)
- [6]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D]. 冀睿.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美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研究[D]. 陈宗海. 广州大学, 2017(02)
- [8]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 [9]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J]. 承红磊.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2)
- [10]“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J]. 马建标.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