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以后，因为冷战的需要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以公正和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正义原则逐步取代自由，成为西方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随着冷战的结束，在西方国内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平等的诉求从经济向文化领域转移，“承认的政治”理论异军突起。然而，当前美英等国政治实践的右转倾向预示着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复苏的可能。虽然保守主义是对当代自由主义各种激进主张的纠偏，但当它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时，其反全球化等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政治理论；自由；正义；平等；承认；保守主义
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作为学科名称时简写为PT)主要通过对政治价值和政治信念(如民主、权利、义务、正义等)的意义和逻辑进行一种哲学探讨，系统地反映政府的性质和目的，它既涉及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识，又涉及有关如何改变这些制度的观点。[1]578通常情况下，“政治理论”可以与“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等学科名称交替使用，它区别于后来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理论的主要任务更多是从规范性视角对政府的目的进行评价，进而表明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安排。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并拥有与此相适应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讨论政治事务的本质。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政治理论的主流。然而，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变化之快，促使人们怀疑传统政治理论的概念、范畴是否还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某些批评者甚至指出：“政治理论只依赖极富争议的普遍主义和非历史的前提，已经远离当前的历史现实。”[2]225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政治理论必然要作出某些调整或者修正，以适应日趋复杂、多元的西方社会。本文试图从主题演变的视角对当代西方政治理论进行基本的梳理，借此观察其未来的可能走向。
一、《正义论》：政治理论从自由到平等的转向
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产生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君主专制统治和教会的思想束缚，大力宣扬自由、平等、人道等政治价值。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理论完全是围绕着自由等价值范畴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论证自由的理论基础一般有两种——权利(rights)与功利(utility)。第一种思路来自人们的信念或信仰，如人生来自由，所有人都拥有天赋的或与生俱来的(natural)权利等。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同为自然权利理论的重要阐述者，他们都从自然权利发展出关于国家和人民关系的社会契约理论。洛克更是明确提出政府的合法性应当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第二种论证自由的理论是以边沁和密尔(Mill，一译穆勒)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认为，任何人都有一种本能，就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密尔不仅“把功利视为一切伦理问题上的最终归宿”[3]11，而且视自由为“进步唯一可靠和恒久的源泉”[3]82。在密尔看来，自由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导向个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近代自由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功利主义的。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假定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追逐个人私利的动机通过交易行为达成，最终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共同福祉的实现。[4]14-16
可见，“自由”不仅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则。由自由理念派生出的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两大基石。此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及其成败得失也与二者息息相关。
与纵向竞合不相同的是，搜救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或协定之中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明确这一协调权行使的主管机关以及行使的必要规范。然而，无论做何种规定，这种协调权都不可能逾越条约或协定，产生出另外一种不同维度的权源。在同一协定之中，国家可能根据实际的救助需要组建一个合作组织，并规定缔约国协调权限的范围。一般而言，这种协调权均是平等地、无差别地赋予条约或协定内的任何一个缔约国。例如，《1979年搜救公约》和《北极航空和海上搜寻与救助合作协定》的行文都使用了“各缔约方应”或“各方应”这样的词语，表明从事海上救助各方参与的平等性。[7]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界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导致政治理论的日渐衰微，并从政治学研究领域中逐步退却。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在这部名著中，罗尔斯宣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社会正义原则“规定了在社会的基本体制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同时规定了对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5]3-5。据此他提出两个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基本自由权。第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the least advantaged)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saving)原则；(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5]330这两个正义原则与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基本制度)相配套，第一项原则用于确定与保护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第二项原则侧重于规定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条件。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要旨在于：机会平等前提下保证利益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
罗尔斯理论是对以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批判性发展，是一种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正义理论：主张以权利原则代替功利原则，或者说赋予正当(right)对于善(good)的优先性。在方法论意义上，罗尔斯发明了原初状态(the original position)这一理性设计(与自然状态相似)。在原初状态中，“各方处在一种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背后。他们不知道各种可供选择的原则会怎样影响他们的具体情况，他们不得不完全按照一般的考虑来评价原则”[5]150。人们会因为“无知”而选择上述正义原则，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
此处若将like mushroom译成“像蘑菇一样”虽然遵循了直译翻译策略，忠实于源语，但放在译入语中就显得生硬难懂，比喻不恰当；而此处译成了“如雨后春笋般”，是一种对源语的权变，应时变通，正好符合译入语语境，使译文通俗易懂，恰当地表达源语信息。这也是一种动态的对等，没有固守于经，是一种制宜之变。
基于超星学习通和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采用的是“5+5”互动流程，如图1所示。即教师的“备课”“授课”“布置作业”“批改作业”“改进教学”和学生的“预习”“上课”“完成作业”“查看反馈”“改进学习”，这十个环节教学内容相互穿插、师生相互互动，组成完整的渐进式教学模式与过程循环。[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西方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社群主义主张，要理解个人的行为，必须将个人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来考察。社群主义不承认自由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规范的普适性诉求，相反，它强调传统和社会环境对于道德与政治理性的重要性。这一辩论“揭示了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对社会团体联系和将个体仅仅视为个体这种诉求的抽象化。因此，它也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挑战，即自由主义理论是否应当和如何把对社会与文化团体差异这种具体背景的认知包含于其中”[6]701。
过去的许多政治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正确地假定了一种文化上具有同质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他们确信所提出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原则能够适用于所有人，或者至少适用于大部分公民。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做出这种假设。部分公民，例如原教旨主义者、道德怀疑论者和哲学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会依据自身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基础。[7]732可以说，主流自由主义政治理论面临的最直接挑战，来自因现代社会的文化多元性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老旧意识形态的僵持逐渐松动、各种社会议题逐渐暴露、弱势群体开始发出声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一反先前弥漫的同质化与自满姿态，进入了一个以质疑、对抗、解放为主调的多元时代。”[8]3
二、平等的拓展：多元文化背景下“承认的政治”
出于冷战的需要，西方政治理论在较长时间内呈现一种一元化的态势，即自由主义居主导和支配地位。冷战的结束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振奋，甚至狂妄地宣称“历史的终结”。自由主义真的如某些乐观派认定的那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了吗？姑且不论后冷战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潮的持续涌现，即便是西方国家内部，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种种挑战其实才真正开始。其中，除了社群主义之外，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倡导的“承认的政治”理论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西方国家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过程中，不仅要应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如自由竞争所引发的贫富悬殊，而且要标榜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然而，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的“滞胀”危机，意味着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由此，涉及贫困问题的社会正义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正义论》的发表，正好顺应了当时国际关系和西方国内政治的客观形势需要，此后，西方政治理论的主题基本上围绕着正义问题而展开。而在政治实践中，“福利国家”的种种政策也相应地得以实施。
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银行理财产品也出现收益减少，甚至出现负收益现象，众多投资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为银行和客户带来多方面影响。同时在银行产品销售过程中，客户对理财产品的构成及和风险了解不够深入，对理财产品在金融市场中的投资结构、收益情况不同，而作为银行的产品设计者和发行者对其宣传也重视优势介绍，对其风险情况没有明确说明，过分强调预期的收益，没有对收益进行明确披露。同时，银行销售人员管理不足，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投诉处理机制不够完善，加大了银行理财业务风向。
在此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内部产生了针对特定群体并涉及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的对“少数人权利”(Minority Rights)的强烈诉求。[9]17-3820世纪后半期目睹了各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如女性主义、黑人民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美国印第安人运动。这些运动的理由是针对特定社会群体遭受的不公，而它们的目标是捍卫特定群体的身份或认同(identity[注]英文identity可译为“身份”或“认同”，本文依据不同的语境交替使用这两种译法。)。身份政治与某些社会群体受到压迫的理念密不可分，即一个人作为女性或美洲土著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文化帝国主义、暴力、剥削、边缘化、无权的伤害。
根据查尔斯·泰勒的界定，“认同”一词表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是谁，以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10]290。“身份的政治”或“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则关注个体的本质以及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然而，“共同的公民资格权与民族整合之间的联系现在正受到攻击。越发清楚的是，许多群体——如黑人、妇女、土著人、种族少数群体、宗教少数群体、男女同性恋者——即使他们享有共同的公民资格权，仍然有被边缘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使然，也还因为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的‘差异性’”[11]344。
多元文化主义者相信，传统自由主义由于无法正视社会上各类特殊群体的文化差异，因而成为少数群体构建其完整的自我认同与追求平等地位的障碍。针对当代政治理论中这一关于“认同”和“差异”(difference)等范畴的重新诠释，查尔斯·泰勒提出“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理论。“承认的政治”这一命题试图表明：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的扭曲的承认，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认同，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建立在一种对话关系之上，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公正地提供对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承认”，它就构成了一种压迫的形式。[10]290-291
从政治理论的发展历史看，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高于平等，平等原则只涉及政治领域的范畴(如公民权和选举权)。罗尔斯等康德哲学的当代传人则将平等原则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强调那些由于贫困而无法行使其大部分公民权的人实际上已经降为二等公民，因此必须采取平等化的补偿措施。而泰勒所提出的“承认的政治”则继续将平等原则扩展到文化领域，认为文化族群以及移民全体在政治共同体内始终得不到平等尊严，因此必须“假设所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有价值的”，都必须得到同等的尊重与承认。[12]9泰勒关注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承认的政治”把“差异”看成是植根于个人天性中的本质属性，并谋求对于种族、族群和性别等方面差异的承认。
云南省某矿山已生产40多年，核定产能90万t，保有储量约1.2亿t。其排土场呈南北向，堆高约200 m，东西长约900 m，拟建监测监控物联网，监测监控排土场安全运行情况。另外，该矿山磅房的称重数据需要实时传输到矿部和集团公司，监控称重过程的视频影像也要实时传输到矿部、集团公司。
需要提及的是，”承认的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试图将对话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模式。所谓协商民主，即“民主程序通过运用各种交往形式而在商谈和谈判过程中被建制化，而那些交往形式则许诺所有按照该程序而得到的结果是合理的”[13]377。通俗地讲，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14]协商民主并不像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那样预先设定某种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个人和群体的“善”或“正义”的标准，而是“以主体间性作为思维方式，以公共理性作为协商依据，以公共利益作为价值取向，以达成基本共识作为具体目标。公民、社会组织甚至不同民族之间在公共领域进行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通过商谈和辩论形成的非正式意见影响正式建制国家机构的具体决策”[15]104。
三、回归保守：西方政治理论的未来走向？
西方政治理论的历程其实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发展史。自由主义在形成、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话语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挑战。有些挑战来自自由主义内部，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提出。而文化多元主义则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根基。对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的追求，既是对西方社会是否存在一个政治价值的统一基础的怀疑，也表明平等的诉求从政治、经济向文化领域的转移。然而，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西方的现实政治似乎出现了右转的苗头，保守主义理论呈现复苏的态势。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保守主义表现为对秩序尤其是等级秩序的青睐。柏克之所以言辞激烈地批判法国大革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本人不愿意看到封建贵族制或等级制的崩溃。今天，任何的“主义”都不可能公开地主张贵族等级制或种族理论，而保守主义通过拒绝“承认的政治”和“政治正确”原则来表达它对“秩序”的理解。
关于保守主义的定义有很多种，比如认为保守主义的重大特色就是轻视抽象的理论，注重实践和经验；或者突出保守主义对传统的尊重和对现状的维护；或者强调保守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法治的捍卫；等等。这些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某些方面揭示了保守主义的内容，但是它们难免会与对其他政治理论的界定相混淆。虽然英美保守主义与其他政治理论会有一些交叉重叠之处，但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肯定拥有某些自己的专属特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它为“不平等”所做的辩解。[17]ch.1
在经济领域，保守主义表现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固守和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反对。这时，保守主义试图保守的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当时的经济萧条，里根政府、撒切尔夫人内阁纷纷实施了带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改革。今天，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冻结雇佣联邦雇员、取消奥巴马医保改革和为中产阶级减税等，同样是保守主义改革的延续。他们共同地认为，激进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力图调节人们收入的差距，得到结果平等，这反过来必然危及机会平等和人们自由竞争的权利，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另外，平均分配财富，无法实现奖勤罚懒，也有违道义原则。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是建立一个良性、有序社会的最基本保障，而自由导致的不平等恰恰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
保守主义原本是英国人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思考并被后人命名的一种政治理论。在哲学认识论层面，保守主义持有一种经验主义或怀疑主义的立场[16]200。对于理性主义者认为凭借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并能够在此类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完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主张，保守主义完全加以排斥。由怀疑主义立场可以推导出保守主义的首要理论前提——人类的不完美和差异性。[17]ch.1保守主义相信，人类在生理、理性、智慧、德性等方面都有着先天的不完美。与此同时，不同的个体、群体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并非所有的差异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加以改变。一个社会，其制度安排必须接受和尊重类似的差异，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回报。
可以看出，权利依然是罗尔斯理论的关键词，但罗尔斯对于权利的强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公民政治权利转向分配领域，突出的是以公正和平等为核心的社会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在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基础上提出的差别原则，赋予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一种全新的含义。他试图调和传统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努力，为西方国家“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不管罗尔斯本意如何，绝大多数学者将《正义论》解释为它极力主张政府扮演一种积极的干预角色，不仅要促进自由，而且要带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6]680
在西方国家，“政治正确”原则是随着“承认的政治”兴起而逐步深入人心，并成为制约几乎所有人言行的政治规范。“政治正确”原则的焦点，是反对任何针对种族、性别的歧视语言和行为，同时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然而，在西方国家多年来“政治正确”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渐渐走过了头。它在强调一个群体的权利时，忽视了其他群体的诉求，结果引发了区别对待和另一种不平等。另外，随着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背景的恐怖活动的升级，以及外来移民犯罪率的上升，美国很多白人内心愈益不满，而“政治正确”原则使他们觉得自己失去了批评的权利。
在教学改革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传授政治基础知识外，还要注重对学生创造能力、探索精神的培养，确保每位学生的综合素质都能够获得提升。对此，教师应该尽快转变思想观念，将现代化教学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予足够尊重。
2016年的美国大选过程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不断发表性别歧视、反移民等有违“政治正确”原则的言论，结果强调“政治正确”的民主党在竞选中以失败告终。特朗普的意外获胜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成功利用了普通白人对“政治正确”的反感。在今天的保守主义看来，无论是“承认的政治”抑或“政治正确”的原则不仅完全抹杀了人与人之间先天或后天的差异，而且企图通过人为的努力建立一个所有人绝对平等的“完美”社会。
郭永旺：自古以来,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就有着不懈的追求，在农业不同的发展时期，农产品质量安全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数量，这对农业绿色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农药科学使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需要警惕的是，保守主义理念同样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并表现为一种反全球化的思潮。冷战后的全球化秩序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所遵循的是自由贸易和平等互惠原则。发展中国家曾经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运动颇有微词，然而时至今日，特朗普却指责中国等国家搭了美国的便车，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于是，美国政府利用一些本国民众对移民和全球化的焦虑，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的政策，比如宣布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至于英国，它虽为欧盟的一员，但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疑欧”传统。这一传统源于英国和欧盟之间大量的、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差异，英国民众因此对欧盟缺乏长期稳定的认同感。近年来，在欧债危机、移民浪潮和恐怖活动的反复冲击下，英国民粹主义思潮东山再起。而德、法对欧盟的强势领导，更加剧了英国的不满与猜疑。于是，右翼势力不断诉诸地缘政治的需求，在安全、主权、移民等问题上大肆渲染，以争取选民。民众情绪被调动起来，整个英国社会的疑欧、反欧的诉求不断得到强化。2016年6月，英国最终以公投的方式决定脱离欧盟。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传统财务会计的存在，已经无法满足数据时代的要求。因此，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是十分有必要的。对于企业设置管理会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型会计能够具备财务会计最基本的会计技能，方便处理财务数据；另一方面，管理型会计能够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能力，可以实现相应的管理，另外管理型会计的存在还能够对数据进行预测分析，能够避免投资风险，降低企业运行的成本［1］。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意味着西方的政治实践正在向传统的保守主义回归。如果说西方国内政治中保守主义思潮的复苏尚有些许合理说辞的话，在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趋势下，英美等国的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卷土重来，终归是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
四、西方政治理论的局限
通过对西方政治理论主题演变的基本考察可以看出，自由、民主、平等、承认等理念或价值竞相走向历史舞台，成为某一时段的主旋律，此乃不同时代特征的反映和需求。恩格斯有句名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政治理论的演变发展，说明实际需要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政治理论主题的演变发展，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揭示了政治理论自身的固有局限。
每一种政治价值不论听起来多么美好，理由多么高尚，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或相对性。即便某种政治价值真的能够实现，其他的政治价值或诉求也有可能受到损害。没有完美的政治理论。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效率、利益与美德等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而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始终是政治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众所周知，自由市场经济确实能够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它同时也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并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social injustice)。反过来说，如果政府通过干预个人经济自由的方式和政策来实施社会正义，又可能侵犯个人的财产权。
可见，各种“善观”(conception of good)之间的冲突在理论或逻辑上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而且没有绝对的理由说明某种善观一定优越于另一种善观。那么，理论上无法化解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呢？这时，保守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前所述，保守主义不太相信凭借人类的理性或抽象理论可以构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它更愿意依赖人类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保守主义的实用主义欢迎增量式的改革，逐步改变原有的行事方式，如果有证据表明这些是必要的。必须牢记在心的是：没有人能确定地知道任何事情，更不要声称掌握了绝对真理，尤其是涉及提出各种大胆的社会计划或为维持现状而作出辩解的时候。相反，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他们的祖先为了应对各种难题而创造的‘暂时性’真理，并且以所谓传统的形式存在，然而这些‘真理’依然要经受当代经验的检验。”[18]2
总而言之,替格瑞洛应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在发挥显著疗效的基础上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值得应用及推广。
这一实用主义就是要在诸如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革命与维持现状、多数统治与精英政治等不可调和的两端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有时候甚至表现为解决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采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但其背后，隐藏的是保守主义持之以恒的政治理念：一个有缺陷的社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能通过渐进的改革而非激进的措施来消除这些缺陷。
然而，当保守主义思路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并表现为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的政策和实践时，它的“反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政治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其他弱小民族的侵略和掠夺。即便在今天，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的压迫、强权和不公也绝非罕见。可以说，西方国内政治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根本就没有兑现。保守主义在面对国际关系时，完全不同于其所面对的国内政治情境，它目前的种种诉求，实质是一己私利的表现。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秉持着这样一个传统：人要过一种良善生活(good life)。然而，哲学家们对于何为良善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见解或界定。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每一种选择，都可能在其他方面付出一定的代价，任何政治理论和解决方案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进程，但在今天，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复苏，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会主导未来西方政治理论的走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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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9)03-0272-06
收稿日期：2019-03-12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政治哲学的回归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13YJAGJW010)。
作者简介：张旺，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欧美国家边界争端与化解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 超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社会论文; 法律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政治哲学的回归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13YJAGJW010)论文;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