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水崇拜民间信仰，是云南水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龙王庙是官府祭祀及广大民众遇旱祈雨、久霖祷晴的地方，香火十分兴盛。本文拟从有关云南禹庙、龙王庙的史料文献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寻找云南各府州县龙王庙变迁脉络，重现云南古代先民如何以龙王庙祠祀活动为主体，礼敬自然，保护生态的水历史文化观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价值观，为当今水文化遗迹保护传承提供史鉴。
【关键词】禹庙 龙王庙 水文化遗迹 保护传承 云南省
1背景
巴黎时间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此事给国人的最大启示是：无形遗产属于全人类，谁重视谁优先。
古云“圣人治于世也，其枢在水”[1]。作为人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社会的生产之基、生活之要，水在改革发展、治国安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历代水患与人类文明的兴起、王朝命运发展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为巩固治水成果，夏朝时就将含水在内的“五行”，列为治国的根本大法，并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当前，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水危机挑战，水环境恶化给人们带来的切身痛处日益显现。云南是全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但前几年的持续干旱对全省人民生产生活的严重影响，至今记忆犹新。如何学习借鉴古代云南先民敬水护水的环保意识，挖掘利用云南水历史文化？形成良好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用机制，既可继承和发扬古代先民的水智慧，为当前水资源保护做出贡献，更可依托传承数百年的龙王庙祠祀活动，探讨水对国家社会治理、人类精神活动、宗教习俗、文化传承的关系及其影响，结合时代需求，做好水文化遗迹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本文拟从有关云南禹庙、龙王庙的史料文献记载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介绍，寻找云南各府州县龙王庙变迁历史脉络，重现云南先民如何以龙王庙祠祀活动为主体，礼敬自然，保护生态的水历史文化观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价值观，为当今水文化遗迹的保护传承提供史鉴。
由图7可以看出，随着压缩机排气进入储罐，储罐压力(表压)出现一定的上升，从最初的0.39 MPa上升到0.43 MPa(20 min这段时间忽略储罐漏热引起的储罐压力变化)，液位在247～255 mm之间震荡，这主要是由于BOG气体的进入对液位产生了轻微的扰动。
2云南的“禹庙”
中国远古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治水13年，足迹遍布九洲，有关大禹的遗迹和纪念庙宇，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多。据史料记载，禹庙兴起于秦汉，盛行于唐宋，普建于明清。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2]。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十二月立有《汉禹庙碑》，“字画浅细，故磨灭尤甚，其事迹岁月皆不可考。略见者云皮氏长安定苏，而名字亦不辨矣”[3]。唐宋时期，禹庙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唐太宗贞元十二年(638年)春二月乙丑，“自新桥幸河北县，祀夏禹庙”[4]。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5]。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丙午，“诏吴越立禹庙于会稽”[6]。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秋七月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合脱因代祀”[7]。将禹庙与尧、舜、汤、伏羲、女娲等庙并祀，“禹庙，在河中龙门，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8]。明清时代，祀禹制度更加完备，祭禹大典最为隆重。从此各地禹庙随之增多，都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著名的历史古庙。大禹以其治理滔天洪水，划定九州国土的传世奇功赢得万民景仰，被人们奉为神灵，四时祭祀。其核心价值就是爱国主义，核心精神就是献身、负责、求实。
1995年4月20日，“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典礼”举行，标志着官方恢复了承传4000年之久的祭禹礼制。2006年5月，“大禹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每年谷雨的公祭大禹陵活动，成了中华儿女和八方来宾的共同节日。2018年至2019年，浙江先后发布《绍兴禹迹图》、《浙江禹迹图》，在大禹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播、弘扬上作出重要的创新和示范。
秦环龙表示，在新医改形势下医院成本管理体系建设的意义，在于以“转型发展、结构调整”为导向的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一体化建设，强化预算管理正向引导作用，把医疗成本控制在目标成本范围内，反映预算与成本的“价值链”管理作用，将成本核算的结果与成本预测、成本分析、成本控制、成本管理评价相结合，为医院的经济运营决策起到引领作用。以加快推进医院“转方式、调结构、转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规划目标，为政府按病种、DRGs支付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基础。真正反映了集智慧、风险的医疗行业的公益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充分发挥了医务人员的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为纪念这得之不易的“芜湖户口”，纵然移居合肥多年，也不愿将户口自芜湖迁出——这小小的城市户口，曾经搭进去一个父亲多少尊严？
旧方志考征文献，首及天文。天文又多述分野、祥异、气候。《春秋》有灾必书，盖示恐惧修省之深意。故后世史志，莫不有灾祥之纪。历史上，云南曲靖陆凉州曾多次遭遇大水，明清有史记载不下15次，甚至有因大水为害不得不迁城之举，“永乐四年丙戌(1406年)，大水由西北淹城，建城方经八年而水患屡侵，故议迁今城。永乐六年戊子(1408年)，迁城今址，以石递年修筑，经二十余年工始毕”[23]。
(2)禹王碑残石(二)[10]：原立于大理市城邑乡龙凤村。已毁，存残石二块，在龙凤村龙王庙内。其一高51cm，宽58cm。其二高52cm，宽67cm，直行篆书，文8行，行3字。杨慎释文，明嘉靖间立。“(上阙)衡。宗疏事裒，劳馀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下阙)”
古往今来，云南在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地位。究其原因，就是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川江河优势所决定。水崇拜民间信仰，是云南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敬水就要保护水环境，畏水则要通过宗教祭祀等途径来达到与自然的沟通。古代以农历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为“上巳”，旧俗以此日在水边洗濯污垢，祭祀祖先，叫作“祓禊”“修禊”。魏晋以后，上巳节固定在三月三日。云南嵩明民间将此节称之为三月头龙节，即农历三月第一个属龙的日子所举办的节日。
云南虽僻处边壤，但雄奇瑰丽的山川和富饶丰富的物产，赋予其敬畏天地之赐的感恩之心，对大禹治水之精神亦备至推崇。明新都杨慎谪居云南大理时，曾将南岳衡山《禹王碑》摹刻于大理弘圣寺，并作一古歌行，亲笔书写，他人摹刻为碑。故云南现存3块禹王残碑，皆系嘉靖十六年(1537年)杨慎摹刻。“禹王碑，一塔寺前，嘉靖间成都杨慎摹岣嵝碑刻之”[9]。
国内科研工作者赵钦新[4]等研究了各种常用耐候钢在一定气氛下的硫酸露点腐蚀特性，研究发现不同钢材的腐蚀曲线存在相似的变化趋势，但是转折点有所不同；理想的烟气冷却器装置壁温应高于65℃，且装置材料首选ND钢。
(3)禹王碑(三)[10]：原立于昆明安宁市温泉岩洞内。高192cm，宽125cm。正文部分，直行篆书，文77行，行11字；释文部分，直行楷书，文3行，行9-42字。杨慎释文，段世忠书。“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一行)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二行)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三行)。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四行)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馀(五行)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六行)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七行)。”
对于像昆明母亲河滇池流域附近影响大、信众多的龙王庙，还曾多次受到朝廷敕封，“龙神祠，旧《云南通志》：在城西门内菜海子旁。雍正六年(1728年)，奉旨勅封‘福滇益农龙王’，内府造像辇送至滇，建祠以时致祭，月吉瞻礼”[19]。又，“龙王庙，《安宁州志》：旧在州治西，今移建于城东河岸，与盐井相向，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敕封‘灵源普泽龙王’，春秋致祭”[20]。又，“龙王庙，《云南府志》：在城北海门村牛舌洲上，明洪武末建，敕封‘总督惠济龙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总督范承勋、巡抚王继文捐修”[20]。又，“龙王庙，一在府城西南罗汉山下；一在府城东白龙潭；一在府城北黑龙潭；一在昆阳州北海门村牛舌洲上，明洪武末勅封‘惠济龙王’；一在嵩明州西十五里，嵩境田亩，全资各处龙泉灌溉，惟此龙泉利润更溥，明知州余化龙详请以季春辰日致祭，若知州弗与祭，辄多亢旸”[21]。又，“龙王庙，旧《云南通志》：在城西南十里，每岁季春辰日，有司致祭，郡有水旱必祷。《南宁县採访》：嘉庆二年(1797年)，黔苗不法，巡抚江蘭驻曲靖，时旱诣祠，祷祈雨降，是岁大熟，事闻，奉旨勅封‘巡抚龙王’”[22]等等。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湖南衡州时曾亲见禹碑：“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初一日……(石鼓)山在临蒸驿之后，武侯庙之东，湘江在其南，蒸江在其北，山由其间度脉，东突成峰。前为禹碑亭，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其刻较前所摹望日亭碑差古，而漶漫殊甚，字形与译文亦颇有异者”[15]。当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二十六日，徐霞客到达云南安宁曹溪寺时，曾有幸一睹杨慎所摹刻禹碑，“寺门东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觅圣泉，见殿东西各有巨碑，为杨太史升庵所著，乃拂碑读之，知寺中有优昙花树诸胜，因觅纸录碑，遂不及问水。……二十七日，晨起，寒甚。余先晚止录一碑，乃殿左者，录未竟，僧为具餐，乃饭而竟之。有寺中读书二生，以此碑不能句，来相问，余为解示”[16]。也是中原雅士与云南学子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3云南的“龙王庙”
山有仙则名，水有龙则灵，历史上龙王庙都是官府祭祀及民众遇旱祈雨的地方，香火十分鼎盛。中国远古有禹王舍家治水，民间有龙王崇拜，他们都成为华夏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洪武元年(1368年)，令天下郡县置山川坛。三年(1370年)，革前代岳渎封号，惟以山川本名称其神。六年(1373年)，礼部议祭风云雷雨及境内山川城隍，共为一坛。春秋二仲上巳日祭，各郡县同。嘉靖九年(1530年)，奉制更神之序，曰云雨风雷”[17]。自此全国由礼部议祭风云雷雨及境内山川城隍，春秋二仲上巳日祭，各郡县同。各府州志所纂《祠祀志》皆设“云雨风雷山川坛”，记载地方官吏定期率绅众致祭之礼。朝廷最高统治者颁布命令，中央部门亲自管理，各级地方官吏依例遵循，从而形成一整套礼敬自然、尊崇山水的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一直沿袭至清末民初。
(1)禹王碑残石(一)[10]：原立于大理市弘圣寺。大理石质，高196cm，宽178cm。直行篆书，文9行，行9字。“承帝曰咨：翼辅佐卿。州(一行)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二行)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三行)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四行)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五行)，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六行)馀神禋。郁塞昏徙，南渎(七行)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八行)宁。窜舞永奔(九行)，(下阙)。”
云南历史上为安放神祇，各地建有很多宗教性建筑，以供信徒膜拜，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据《云南金石目略初稿》[18]题录，可知楚雄黑盐井龙王祠原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提举王策撰，岁贡杨璿书《七局村龙神祠碑》拓片，惜未访得。今存有武康臣撰、施光灿书、道光十七年(1837年)立的《重修七局村龙神祠碑记》，是现存对云南龙王塑像描述较详细的碑文。该碑文记述楚雄黑井西北有七局山，山顶有龙潭，碧水一泓，灌田千顷，原建七局龙祠一所，内祀龙王，其形九首，或曰即所谓九头金介如意大自在龙王也。左女像，亦九首，或曰龙女也，右有神，青面赤目，或曰螚神也，兴云沛雨，泽被一方，相传为井主龙。始建于元代，旧有修建碑铭，历年既久，剥落摧残，道光十七年(1837年)，西江名进士邑侯刘石生倡修，经三月余而竣事，使龙之灵有以安其宅。
云南有关禹王传说见于记载的还有：“风雨二碑，《昆明县志略》：在城西玉案山，每久雨则立风碑仆雨碑即晴，久旱则立雨碑仆风碑即雨，相传为大禹王所制。道光六年(1826年)粮储道春庆捐修石垣护之”[11]，“禹王庙，在副官村”[12]，“禹王宫，在蒙姑，清道光年间建”[13]，“虎跳滩，相传为夏禹王所凿，虽无可考，但因石鼓附近山顶螺壳堆中，曾发现一段朽木，中嵌尺余铁钉，时人皆断定其为古代船木，则夏禹或其部从治水之人尝度乘桴至此，亦未可知。此事系丽江周兰坪先生所谈。先生为滇西理学大家，平生未尝妄语者”[14]。
云南民间则普遍设有海神祠、龙王庙、神泉庙，如澜沧江滨有“黑水神祠”，以有风涛覆溺之患，建祠以祀江神；大理有“洱水神祠”，以祷雨防旱。其中尤以龙王庙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统计，清末云南全省各地分布有各种龙王庙(祠、神)共160余尊。
大禹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日本的禹王信仰和禹王遗迹普查工作却不甘落后，做得可谓风生水起。据统计，日本现有大禹遗迹132处，还绘制有各地分布的大禹遗迹图，对大禹治水研究，可谓资料做得很深很细，涉及面又很广。同时成立“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利用“禹王峰会”召开，吸引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赴日考察交流。日本研究大禹治水及当代利用的集中体现，弘扬了大禹精神，拓展了多学科、跨区域合作，丰富了大禹文化的国际性内涵。历史经验和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注入现代元素，尽早成功实现现代转型，并得到国际认可，这对于中国开展水文化遗产遗迹保护有借鉴意义，不能总在失去时方知珍贵。
“风云雷雨山川坛”的设立及“龙王庙”的祭祀，无论是官方行为，还是民间意愿，其目的都是妥神安民，祈盼风调雨顺，更多的是警醒地方官吏内修，衡量其执政能力、环保意识和服务大局。云南历史上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大涝大旱之年，官吏甚至带头赤足前往，或跪地而行，或禁食多日，以示祈祷虔诚，留下大量祈雨告文，如明杨士云撰《祷雨文》，明云南巡抚顾应祥撰《告海口龙王祠文》，沈懋价《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东山箐殊夷龙王》、《菖蒲潭龙王》，清朱若功《太华山龙王庙祈雨题匾》，清王昶《祭山川风雨神文》，甚至一人多篇，如清周钺先后撰《祭赤龙溪文》、《祷雨告龙王文》、《又祷雨告龙王文》、《告赤龙溪文》、《又告赤龙溪文》、《祭境内山川龙王之神》、《再祷雨》、《又再祷雨》、《谢雨文》、《求晴文》等篇。明清云南地方要员关于雨水丰沛、瑞雪兆年的奏折，更是多达百余篇。
遍布云南城乡村寨的“龙王庙”祠祀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亦不一。“楚郡城内外，有龙神祠三，皆列祀典”[24]。“龙王庙，在府城西南罗汉山下，其神曰灵伏仇夷滇河圣帝，其在各州县者甚多，唯呈贡黑、白二龙祠最称灵应，每三月上辰日，有司致祭”[25]。“龙王庙有二：一在府治西五里即西龙潭，一在府治西北十里即北龙潭。永乐十一年(1413年)土知府高兴重建，郡人凡有旱涝，必往祷焉”[26]。海口龙王庙，在滇池西海口，主祀水神，始创年月不详，弘治十六年(1503年)巡抚右副都御史陈金重修[27]。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游经此地，记曰：“戊寅十月二十五日……峙其上者，为龙王堂(今已不存)。……堂当川流之中，东临海面，时有赛神者浮舟而至，而中无庙祝。后有重楼，则阮祥吾所构也。庙中碑颇多，皆(成)化、(弘)治以后，抚按相度水利，开浚海口免于泛滥，以成濒海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云”[16]。
云南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原著少数民族藏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布朗族、基诺族、佤族等流传下来大量关于水的传说、宗教信仰和对水的祭祀仪式，有供奉原始宗教的山神、水神(龙王)、风电雷雨神，又有江河、湖泊、龙潭等，有的设庙祭祀，有的立碑警世。西双版纳一带有井塔，即在水井上建塔形小屋以保护水源，“普济众生”。巍山县有《巍宝朝阳洞玄极宫新置常住水磨碑记》，称“永支水磨，为香灯之举”，水资源的循环管理，成为当地佛僧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源于少数民族语言保留下来的水名、风俗习惯、祭祀活动、约信盟誓等，也丰富了云南水文化内涵，“托诺河，在城西南二百五十里，下流入府境，夷谓松曰托，沙石曰诺，以河畔有松树、沙石，故名”[28]。
现阶段，多数的上市公司为了提升自身利益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有选择性，没有根据规定要求披露一些会产生影响的信息内容。导致披露的信息缺乏价值，这样不仅仅破坏了信息披露的规则要求，无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制约了公司的持续发展。
敬畏山水的自然生态观，丰富了云南各民族宗教文化，形成了多元多层次的云南宗教文化特色。尤其元明清时期，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汉传佛教、儒道释家文化也随之融入到云南各民族地区，与云南原始宗教和地方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独具云南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宗教文化特色，对当地生产生活和文化教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各民族间的互相尊重，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宗教和谐，如禄丰黑井镇三道河上村有《永警于斯碑》，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村民文杨芳自立，检讨误将“豚菜”拿到“阖村吃水沟内泡洗”，有违当地回民风俗，被罚银叁拾两，并“垂石以警”。
4结语
综上所述，为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彰显其生命力，尊重水历史和水文化遗产，发挥它们在当代水管理、水环境建设和水教育中的积极引导功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建议尽快完善龙王庙等水文化遗迹的摸底调查、建档立卡。有条件的地方恢复“龙王庙”祭祀等民俗民间文化节日，增强各级政府及当地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观。通过对以“龙王庙”为代表的水历史遗迹的普查、登记、整理、研究、宣传，丰富主题公园建设，修建水文化保护遗址，开展保护环境、节约用水等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民间文化活动，唤醒深藏在广大人民群众心底的乡愁情结，掀起一场爱国爱乡的文化遗迹保护和启迪民智的宣传教育热潮。进一步拓展水历史文明的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提升文化自信，推进云南多民族和谐的文化繁荣兴盛，更好地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促进公民素质和社会主义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新形势下的森林保护就是指依靠人工干预的方式，使树木在生长的过程中减少因病虫害、森林火灾、或者认为滥砍滥伐等行为造成的影响树木生长的因素，增加森林面积，保护我国的森林资源的一种工作方式。
参考文献
〔1〕出自《管子·水地》：“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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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阮 元，等修，王 崧，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九十一《祠祀志二之一·俗祀一·云南府》昆明县.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第5页.
〔12〕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九十二《祠祀志二之二·俗祀二·昭通府》永善县，第18页.
〔13〕〔民国〕陆崇仁修，汤 祚等纂，康承瀛点校.民国《巧家县志稿》卷二《舆地·坛庙》《昭通旧志汇编》第二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6页.
〔14〕〔民国〕段绶滋.民国《中甸县志稿》卷末《名胜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83》.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9年据民国二十八年稿本之钞本影印，第58页.
〔15〕〔明〕徐弘祖，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增订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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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明〕刘文征，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卷十六《祠祀志·祀典·云南府》[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543.
〔18〕〔民国〕李根源编，李希泌校.《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卷三.1935年苏州葑门曲石精庐铅印本，第10页.
〔19〕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八十八《祠祀志一之一·典祀一·云南府》昆明县，第7页.
〔20〕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八十八《祠祀志一之一·典祀一·云南府》安宁州，第33、35页.
〔21〕〔清〕鄂尔泰修，靖道谟纂.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云南府·群祀》.清乾隆元年(1737年)刻本，第4页.
〔22〕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八十九《祠祀志一之二·典祀二·曲靖府》南宁县，第36页.
〔23〕〔清〕沈生遴，陆良县地方志办公室据乾隆十七年(1752年)石印本校注.乾隆《陆凉州志》卷五《杂志·祲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313.
〔24〕陈璜纂.嘉庆《楚雄县志》卷九《艺文志中·古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59》据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刻本影印，第21页.
〔25〕天启《滇志》卷十六《祠祀志·群祀·云南府》，第549页.
〔26〕正德《云南志》卷十《鹤庆军民府·祠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据明正德刻本影印，第9页.
〔27〕参见正德《云南志》卷二《云南府·祠庙》，第22页.
〔28〕参见雍正《云南通志》卷三《山川·昭通府·镇雄州》，第35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以前云南水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批准号13BTQ041)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207∶K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1809(2019)05-01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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