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研究
摘 要：“湘南模式”是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湘南起义的实践中发展、完善和形成的既有开创性又有典型性的武装斗争模式。“湘南模式”的核心可以概括为“1121”四个原则，即：坚持一个主题——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确立一条主线——独立自主地开展中国革命；推进两个赋能——军队作战和建设的赋能；达成一个目标——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关键词：朱德；武装斗争；湘南起义；湘南模式
1958年8月1日，朱德在《人民军队 人民战争——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1周年并序〈星火燎原〉》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的大部分历史，就是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历史。我们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1]本文提出的“湘南模式”就是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湘南起义的实践中发展、完善和形成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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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爆发的湘南起义，历时三个多月，由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南昌起义军在宜章首义，而后在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起义席卷了湘南的20多个县，约有100多万人参加了起义。湘南起义亲历者肖克总结说，湘南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人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2]在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从星星之火到势成燎原的历史进程中，湘南起义独树一树，特点鲜明，所以，提出“湘南模式”这一家之言，既是研究者用全局视阈对这一里程碑事件的思考，又是用不同维度对其重新诠释的尝试。
人格特征对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王丽娜等人调查结果表明，人格特征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间接效应，神经质和外倾性特征对其心理健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外倾性可正向预测，神经质产生反向预测[11]。空巢老人还易出现“空巢综合征”，促使人格特征产生不同程度的偏离常态，合理调适十分必要，避免出现人格障碍。
一、坚持一个主题
献身革命、矢志不渝——这是以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投身革命以来历久弥坚的信仰。在中国革命跌入低潮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遭受重大挫折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绝无在湘南起义的可能性。
概略地讲，“湘南模式”的核心是“1121”四个原则，即坚持一个主题——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确立一条主线——独立自主地开展中国革命；推进两个赋能——军队作战和建设的赋能；达成一个目标——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10月3日三河坝战斗后，朱德率二十五师与潮汕失利余部在饶平会合。在分析敌我态势后，为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于10月7日从饶平开始向闽西、赣南地区转移，经历武平和石经岭战斗后，部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追兵。此时，各种不利条件在主客观因素的不断发酵后演进为一个亟须作答的问题：路往何处去？
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独立自主，又顺利完成了作战和建设的重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南昌起义军播下的这颗火种即将引发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
朱德的答案则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是“‘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4]75“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朱德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回答，绝非一日之功。从下定决心不为朱家“挺门房”，从四川步行到云南报考讲武堂开始，而后追随蔡锷，面见孙中山、亲访陈独秀，再到三十六岁远赴德国，他始终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入共产党后，他有了清晰而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献身革命、矢志不渝。自此，这成为了他的毕生信仰。
（53）小叶拟大萼苔Cephaloziella microphylla（Steph.）Douin，men. 李粉霞等（2011）
二、确立一条主线
独立自主地开展中国革命——这是以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选择的必由之路。如果不坚持这样的道路，南昌起义后的这支孤军不但不可能发动湘南起义，连生存都是问题。
独立自主地开展中国革命的首要因素是人，首要因素的首要方面是领导人。领导人必须既要有威望，又要有才略。
在充分权衡各种主客观因素后，1927年底，朱德率部经仁化前往宜章境内的蟒山洞继续进行休整。在此期间，根据整体形势、当前态势、自身条件和当地基础，朱德判断，“打起红旗大干一场”的时机已然到来。基于南昌起义以来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可以用“植被”和“土壤”的关系来考察这种判断和相应的后续行动的要义：那就是力量的壮大需要根植于适合的土壤，政权的巩固需要植被的拱卫，两者相辅相成。湘南起义建立的工农武装割据正是这两者综合作用的必然指向。
朱德的才略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无论是滇军名将的身份，还是在苏联学习军事的经历是朱德作为军事指挥员的雄厚根基。而在从广东到湘南的千里转战中，正是因为朱德的才略，才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为革命保留下了南昌起义的火种。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当属通过范石生实现部队的休养生息一事。部队到达大庾后，极度疲惫，亟待休息；武器弹药和被装十分匮乏，亟待补充。此时，驻扎在附近的范石生派员与朱德联系。朱德深刻地洞察了当时局势，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作出了决策，命令部队在“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暂用范石生部一四零团的番号完成了补给和休整，为湘南起义奠定了基本和直接的行动基础。
纵览湘南起义的历程，智取宜章不仅打开了局面，还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坪石战斗不仅痛击了“马日事变”的元凶许克祥，还成功地以游击战达成了以少胜多的战果，正规军得到补充，农军完成了扩编，从而震动了整个湘南乃至湖南全境。此后耒阳等多个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部队得到扩充，民军得以组建，游击战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在以耒阳查标分田运动为代表的土地革命中，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得到了空前的满足，精神上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植被”和“土壤”良性互动，湘南的整体格局焕然一新，湘南人民的斗志得到极大振奋，“工农武装割据”成为范例，由此开始迅速复刻。粟裕回忆说“起义的烈火，又迅速在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等县的大部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燃烧起来”。
三、推进两个赋能
顾名思义，赋能意为赋予某个主体能力。军队作战和建设的赋能——这是以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建军初期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南昌起义军经历了作战和建设的赋能后，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为湘南起义提供了力量保障。
军队作战的赋能主要是指：经过正规化训练后，部队具备了遂行游击战的能力。朱德的恩师蔡锷所编纂的《曾胡治兵语录》中辑录了胡林翼的观点，“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则无补救之方。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8]108。朱德深受这一看法的影响。从南昌起义前朱德在军队的任职经历来看，他一直非常重视部队的正规化训练。早在1921年，朱德就在滇军担任过负责部队正规化管理的陆军宪兵司令一职。1927年他又在江西创建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教育团，以为革命培养军官为己任。1927年年底，部队驻犁步头期间，朱德还决定制订军事教育计划，并编写新的军事教材。朱德对游击战的认识比较早。1925年7月，他在苏联学习军事期间，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9]134回国后，他在军事实践中也有非常直接的运用。侯镜如①回忆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大庾整编后，部队进入上堡、文英地区，朱德创造性地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一方面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打土豪；另一方面开展游击战。朱德回忆说，“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打游击)，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4]86。在范石生部期间，朱德更是珍惜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训练，部队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基本具备了遂行游击战的能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英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后，已是深秋，部队均着单衣短裤，风餐露宿，疾病肆虐，生存条件极端艰苦，官兵普遍悲观动摇，不少人离队逃跑，部队面临瓦解。虽然部队绝大部分不是朱德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相当困难，但朱德以他数十年上下求索而得之的信仰为部队在黑暗中指明了“大道”，坚定了官兵的理想信念，为湘南起义创造了思想上的出发点。
军队建设的赋能主要是指：经过整顿后，部队的政治素质焕然一新。与“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的军事素质相较，政治素质的提高着实不易。早在南昌起义起义后，表现“真是糟到极点了”的二十军，以及未经作战就损失一半的军官教育团，无疑会让朱德注意到提高部队政治素质的重要性，但全面整顿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自起义军从南昌出发南征，再到三河坝战斗，直至部队摆脱追兵，进入赣南山区后，朱德和陈毅才以天心圩、信丰和大庾的“赣南三整”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重塑。其中，“整顿组织”这一开创性的做法影响深远。陈毅回忆说，“赣南三整”之前，“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现在他又来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政治工作不到位导致官兵的不信任，与政工力量的薄弱有直接关系。通过整顿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由于部队党员人数较少，只有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难以实现将支部建在连上，但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客观上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提高了党对部队的领导，部队的政治素质由此开始重塑，从此后的情形来看，这种重塑是成功的，在范石生部期间，部队不仅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自主，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政治上影响范部。如严中英②曾回忆说，朱德常以十六军总参议的身份与范会晤，有时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谈得十分融洽。此后，范的表现有一些不同。而一四零团普通官兵对范部的震动也是很大的，“在服制装备方面，与范军没有什么区别；但在精神态度上，却与国民党的部队截然不同，尤其引我注意的是，在队伍中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大家说说笑笑，亲如家人，我见了感到新奇”。
这一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在1927年中国革命基本态势日趋严峻的格局下，有人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比如，向广东方向南征的南昌起义军出发不久，时任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就“用脚投票”，在进贤率部脱离部队；起义军到达海陆丰后，时任一师师长的贺锦斋也经历了从严重犯错到幡然醒悟的曲折历程；纵使在“赣南三整”后，时任七十三团七连连长的林彪仍然“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3]524-525笔者虽没有一一考察他们的心路历程，但从逻辑上讲，这些翘楚之辈的选择应该是深思熟虑的，也是颇具代表性的。
四、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建立工农武装割据——这是以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自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指向。
朱德的威望不是一蹴而就的。回顾南昌起义以来朱德的足迹，发动南昌起义时，他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和牵制敌军工作[5]49-50；起义军南征时，“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6]112；南征途中的壬田战斗、会昌战斗和三河坝战斗中，朱德都只是一线指挥员。朱其华回忆，壬田战斗中，“第九军军长朱德只有一连人”[7]325。朱德始终没有出现在核心决策层中，直至饶平会合后才以第九军军长的身份成为部队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名正方能言顺”，转战征途中，朱德以革命家的胆识教育部队，以普通一兵的面貌感染部队，用扎实到位的工作稳定部队。在天长日久的朝夕相处中，朱德赢得了广大官兵的信任。1927年10月下旬，朱德在信丰主持召开全体军人大会，首先宣布这支部队由他和陈毅同志领导，而后用俄国革命的例子和国内形势解开了官兵的心结，激励了部队的斗志。粟裕认为，“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4]80。粟裕的看法正是官兵的真实心声。
时代选择了朱德，革命领袖朱德也开创着时代。在部队冠名范石生部一四零团后，凭借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有利因素，朱德深刻地影响着范石生。李奇中回忆说，朱德曾与范石生商定，将范部移防至“高雷八属”——即雷州半岛一带地区后，沿广东越南和广西越南边境向西发展，在这一边境地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进入云南向西南地区力求大发展，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宏伟计划。同时，朱德还与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并与井冈山建立了联络。从这一时刻起，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火种开始不为各种错误认识所掣肘，而是独立自主地根据大格局和小环境的实际情况开展革命斗争。如果没有独立自主，湘南起义就没有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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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既要与“文化决定论”划清界限，而且应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形态之间建立适当的张力。强调文化自信，既划清与“唯经济论”的界限，也不能被误解为是任何形式的“文化决定论”。历史上，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潜在着一个不言自明的预设：文化可以决定一切，从而把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都归咎于历史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本位论”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背后就潜在着“文化决定论”意识。然而，中国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历史文化传统。十九大报告强调，培育文化自信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具有深刻的历史反思蕴涵。
1928年3月，湘南形势与发动起义之初已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当面之强敌已经进逼，在湘南坚持斗争的压力陡然增大。朱德以战略家的视野敏锐观察到湘南的机会窗口正在关闭，果断决策率部向井冈山转移。从时间节点来看，起义已经结束，但毋庸置疑的是，湘南起义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革命武装已经从1927年10月时的800多人扩充到一万多人，而工农武装割据从根本上让中国革命的主体——农民——意识到了革命的意义。
“湘南模式”不是完全孤立地在湘南起义中横空出世的，而是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湘南起义中的厚积薄发，它不仅成就了湘南起义本身，还为今后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成熟样本。“没有湘南起义，就没有井冈山的朱毛会师；没有湘南起义，就不会有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一论断不仅是对湘南起义本身的评价，更是对“自己流血的经验”的尊重。
注释：
① 侯镜如，时任贺龙部二十军教导团团长。
② 严中英，时任范石生部军官团教官。
参考文献：
[1] 朱德.人民军队 人民战争[M]//朱德，聂荣臻，等.星火燎原(0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1-5.
[2] 崔向华.从南昌起义到朱毛会师——试论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的历史意义[J].军事历史研究，2008(3)：52-58.
[3] 张侠.南昌起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 粟裕.激流归大海[M]//朱德，聂荣臻，等.星火燎原(0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73-9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朱德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
[7]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M].上海：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
[8] 蔡锷.曾胡治兵语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9] 李新芝，谭晓萍.朱德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OntheRevolutionModeinSouthernHunan
DING Wei-hua
(TheResearchCenterofPeaceandRich,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Abstract:The revolution mode in southern Hunan is a pioneering and typical mode of armed struggle developed,perfected and formed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such as Zhu De in the practice of leading the southern Hunan uprising.The core of the mod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ur principles of “1121”.The first “one” means sticking to one theme——commitment to the revolution and vowing to adhere to a chosen course.The second “one” means establishing a main line——independently carrying out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wo” means advancing two types of capabilities——fighting capability and construction capability.The third “one ”means achieving a goal——setting up a separatist regime by force of armed workers and peasants.
Keywords: Zhu De;armed struggle;the uprising in southern Hunan;revolution mode in southern Hunan
收稿日期：2018-12-24
作者简介：丁卫华(1977-)，男，陕西宝鸡人，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研究员，军事学博士，主要研究美国军事问题、军事历史。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9)03-0057-04
[责任编辑：杨和平]
标签：朱德论文; 湘南论文; 部队论文; 南昌起义论文; 起义军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论文;